Class In Hong Kong: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pdf)

社會分層的再思 論階級分化與香港教會 階級政治在香港一直並沒有甚麼影響力。在六十年代末，有一群親北京的群 體曾影響應文化大革命的呼召，要在香港發起一輪階級鬥爭。可是，殖民地政府卻 對他們眼中的暴徒施以鐵腕政策。而一群忠於毛主席的傳統左派，最終都在周恩來 總理的命令下鳴金收兵。自此以後，階級政治在香港失去了力量，其鼓吹者亦被邊 緣化。有學者甚至認為階級分析已成明日黃花1。

可是,在近幾年，香港各階級都逐漸團結起來，為著階級的共同利益而努力。 在○三年七一大遊行後，有不少評論均指這是香港中產力量的的興起，有樂觀者甚 至對中產的興起寄以厚望。不過，我們發現在七一後被燃起的新勢力，亦有不少是 源自基層。長毛當選立法會議員是其中一個例子。而盧少蘭以司法覆核阻撓領匯上 巿2， 亦為基層巿民衝擊政府的行動之一。可是，事情卻引起了一群保守中產的反 撲 。他們就著領匯事件的風波，發起了「反政客亂港大遊行」，矛頭直指部份支持基 層的議員。這些中產人仕對政府扶貧深感不滿，認為政府向中產徵稅而對貧窮人提 供福利的做法對中產並不公平。 他們自覺被其他政黨孤立，故自組中產政團「中產 之聲」。香港的政治光譜，已逐漸由昔日的民主派保皇黨二元對立，轉變成不同階級 之間的互相對立。

對於香港政治近期的發展，不同在仕各有不同的見解。有論者認為階級政治 的興起對香港政治民主化會有正面影響 3，亦有人持不同的見解4。不論如何,階級政 治已經成為香港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倘若我們要真正認識香港政治，我們不能 不對階級理論有一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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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堃: <八十年代香港社會內部衝突的新形勢>，呂大樂與黃偉邦編:《階級分析與香港》(香港:青 文書屋 1998),頁 213-31 領匯上巿:房屋委員會為減財赤,決定以領匯基金的模式售旗下商場及停車場業務。有公屋居民認 為提供商場與居民生活所需是房委會的義務,立擔心私有化對生活質素有不良影響。 參陳智遠、黃鶴回: <階級矛盾翻騰、民主浪潮再興?>,《明報》論壇,2005 年 2 月 3 日 參拙著:〈商人治港這未來:以葛蘭西的權力論作分析>,《時代論壇》,915 期,2005 年 3 月 13 日,版 10

1、階級理論簡介 縱然現代社會對階級有不同的見解，他們的理論中不免有兩位社會學奠基人 之影子。 《資本論》的作者馬克思(Karl Max)與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均提出過不 同的階級理論。兩人之經典著作至今仍未顯得過時，對當代的社會學者仍然有指導 作用。在下文筆者會簡要地介紹他們的理論。除此以外，本文亦會介紹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的社會分層理論，讓大家可以瞭解近代社會學家在階級問題上 的新觀點。

a.馬克斯的階級理論 馬克斯的哲學是唯物主義(Materialism)的。在馬克斯眼中，物質條件是構成人類社 會的終極基礎。人類的意識，以及一切的社會政治文化，最終是物質基礎的產物5。 人類必須先擁有維持生命的物質條件，才可能發展出各種文化，馬克斯的講法針 對著在十九世紀風行的理想主義(Idealism)。 理想主義者認為藉著改變人類的思想及 文化，便可以為社會帶來改變。馬克斯認為這不過是空想家的空談。

而所謂的物質基礎 (Base)，是由社會的生產活動所組成。這些活動有其生產 模式 (Mode of Production)，而每種模式均有其獨特生產工具 (Means of Prodution )。 能否擁有生產工具則決定了一個人的身份與命運。沒有生產工具的人需倚靠他人的 協助維持生計，那麼生產工具的擁有者便能主宰、以至是剝削其他人。不同的生產模 式決定了社會的權力結構6。

　　在人類社會中，不同人與生產工具有不同的關係。與生產工具的關係一樣的人， 馬克斯稱之為一個階級（Class）。比如有生產工具的屬一個階級，沒有生產工具的 大眾則屬另一個階級。馬克斯認為不同階級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衝突，而人類歷史也 正是階級鬥爭的歷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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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K, Preface to A Contn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tical Economy, In Karl Marx :Early wnt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5) p.452 縱然馬克斯認為物質條件是文化的終極基礎,可是他並不認 為文化生活可輕易的還原為物質上的因素。對於一些奉行經濟決定論的 (Econmic determinism)的 門徒,馬克斯說了一句名言:「我不是馬克斯主義者!」 (I am not a Marxist!)」 Marx ,K , Capital ,Vol. 3(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p.791 Marx ,K , Engels, F.,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amondsworth: Penguin, 1969)

　　而在現代工業社會的生產模式中，社會的生產工具：如土地、機器以及最重要 的資本，都只是由少數人掌握。他們被稱為資產階級(Capitalist)。而社會上大部份人， 都沒擁有生產工具。在古代的生產模式中，他們需要成為奴隸，由擁有生產工具的 奴隸主供養。可是在現代工業社會中，他們則須在勞動市場中向資產階級出售勞動 力。這群人我們稱之為無產階級(Proletariat)。無產階級並不擁有他們創造的產品，他 們只會得到少於其生產總值的工資。兩者之間的差額(Surplus value)則成為了資產家 的利潤。8馬克斯本身並沒有一套國家權力的理論。他認為國家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工 具，只會為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而服務9。不過，馬克斯亦認為國家體係在某些特定 條件下有一定的獨立性10，亦曾以功能主義的角度解釋國家11。馬克斯似乎並未能整 理出國家權力的理論，為後來的馬克斯主義者帶來不少爭論的空間。不過，,我們可 以肯定馬克斯會認為資產階級會有政治上的優勢。即使在最強調國家體系獨立性的 馬克斯主義理論中，國家可以成為一個獨斷獨行的威權體系12，他們仍然必須為資 產階級的利益服務13。

除了政治權力的優勢外，馬克斯亦強調資產階級於意識形態上的控制。現存 的文化及思想都受到資產階級的主導，並在無產階級的腦海中製造虛假意識 (False Consciousness)。虛假意識令無產階級忘記自己的階級身份，使他們看不見資產階級 的剝削，亦令他們喪失團結反抗欺壓的力量。馬克斯認為資產階級藉著控制意識形 態，進一步鞏固他們的主導14。

馬克斯的理論並不是一套靜態的學說，而是一套行動的綱領 15。馬克斯認為 無產階級可以透過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主導，而人類歷史亦是朝著有意義的方向 而進化16，而資產階級主導的生產模式─資本主義亦會像奴隸制或封建制度一樣成 為過去。無產階級在省覺自已於社會上的位置並產生階級意識(Class Consciousness)後，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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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Giddens, A , Sociology (Cambndge: Polity Press ,1997), pp.224-5 Marx , K, Edited by Mclellan, D , Selected Writings (Oxford: Oxford Universety Press , 1977), p.223. Engels,F, The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8),p.208 Marx ,K. Capital ,vol. 3, p.384 Poulantzas, N. State , Power, Soc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 1978) pp. 203 –39 Offe ,C,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1984) Marx ,K., Engels, F, The Geman Ideolog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0),p.64 Marx, K, preface to a Contn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tical Economy Lawith, k , Meaning in History (Chicago: Chicago Unversity Press, 1949)

便能去團結一致去改變現狀。馬克斯預言資本主義經已陷入危機，由無產階級主導 的社會主義將取而代之。

馬克斯的階級論告訴我們，這個世界的權力與財富只是集中於某一個階級之 中。這方面與社會學於後來的發現是一致的。可是，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預言不 單落了空，已實行社會主義的政權卻在「蘇東波」中相繼倒台。.很多時社會主義政權 所帶來的，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新精英階級的專制管治17。馬克斯對人類歷 史進化的看法，很大程度是受了黑格爾 (George Friederich Hegel)「正、反、合」的辯證 法所影響18，是哲學思潮而非從社會觀察得來的結論。

此外，馬克斯理論對國家權力的分析亦不夠透徹。馬克斯認為只要能夠掌握 生產工具，就能夠得到權力。可是事實上，經濟上的成就並不一定能夠換取政治上 的優勢。大家可以想像二十世紀初的猶太人、或是東南亞華人的情況，他們都是有財 而無勢的，而馬克斯將文化視為經濟產物的看法，亦大大低估了文化及精神力量對 社會分層所起的作用。

要解析現代社會的階級現象，單靠馬克斯的理論似是力有不逮。我們需要參 考其他理論的看法，而當中又以韋伯的理論至為重要。

　ｂ．韋伯的社會分層理論 　　　韋伯的階級理論与馬克斯的理論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不過，韋伯並不採取唯 物主義的觀點，亦沒有馬克斯那種歷史進程的觀念。

　　　而韋伯對階級的定義與馬克斯稍有不同。馬克斯以與生產工具的關係定義階 級，韋伯卻將階級定為一群擁有類似生活機會（Life Chance）的人。而一個人的生 活機會，則取決於其市場地位（Market Position ）。一個人的市場地位並不只由其擁 有的資產決定，他的技能亦能造成影響19。比如說一個擁有百億身家的富豪，在馬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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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ilas , M ,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 Praeger, 1957) Dunleavy,p, O’Leary, B , Theories of the state-The Politics of Liberal Democracy (London: Macmillan ,1987),pp.205-6 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 p.312

克斯及韋伯的定義中，均是屬於比較高的社會階級。現在我們想到有一位出身草根 而苦學成村的律師，以及他小學同學─一位少年輟學養家的清潔工人。根據馬克斯 的理論，他們都並不擁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工具─資產，是以他們都是無產階級。 這個結論其實並沒有甚麼問題，只是倘若我們接納這個結論，我們便很難解釋這兩 小學同學於生活上的差異。那位律師可能很有聲望，天天喝紅酒吃法國餐，並與億 萬富豪於會所中打高爾夫球。而他的小學同學則要省吃儉用，只能偶然上一上大牌 擋，工作還要遭人白眼。而根據韋伯的定義，律師雖然沒有資產，但其專業資格卻 令他擁有有利的市場地位。這樣，他便與富豪一樣，均是處身於最高的精英階級。 而 清潔工人既無資產亦無特殊技能，處於不利的市場地位，亦因而是低下階級的成員。 在韋伯的理論中，這兩位小學同學間的差異就顯得一目了然。

在階級以外，韋伯還提出了另外兩個社會分層的概念：名望 (Status)與政團 (Party)。名望是指一個人在社會上的聲譽及威信。一個人的名望不一定與其階級身份 相稱。比如說一位暴發戶的名望往往比不上家族財富的繼承人。而反過來說，處於低 下階級的人亦可以擁有崇高的名望。舉例來說，英國貴族的後人可能已散盡家財、 成 為低下階級的一份子，卻仍能享有貴族的尊榮20。一些宗教領袖過著刻苦的生活， 只靠微薄的奉獻維生，按定義是低下階級的成員。可是他們在所屬的社會中，卻可 以擁有無上的權威。擁有相同名望的人通常都會留意到自己的聲譽，並刻意地過著 同樣的生活。他們會很在意別人與自己於名望上的差別，並以種種手段限制外人得 到與自己相同的名望。這種過程我們稱之為社會排除(Social Closure)。名望分層最極 端的例子，可以說是印度的種姓制度21：印度人生而擁有一特定的名望，他們的名 望通常至死不會改變。名望不同的人不能通婚，也不能過相同的生活。

不過，階級與名望並不是完全沒有關係。處於較高階級的人通常都會爭取更 高的名望，從而將他們以經濟方式得到的權利合理化。與此同時，階級較高的人亦 通常比他人更有機會奪得列高的名望。反過來說，名望較高的人亦能將其聲譽及權 威轉化為經濟上的優勢，從而令他們學上更高的階級。總體而言，階級與名望的階 梯往往是重疊的．階級越高名望越高，反之亦然。 20 21

Giddens, A , Sociology , P. 246 Weber, M , Edited by Miss, C.W. Gerth, H ,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48), pp.188-90

而 政 團 則 是 指 一 群 有 相 同 政 治 目 標 的 人 所 組 成 的 理 性 組 織 (Rational Organization)。這包括了現代社會的政黨及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政團 與名望及階 級並不必然是重疊的。中產階級不一定是民主派的支持者，富有階級也不定支持保 皇黨。可是在統計數字上，政團與階級或名望有一定的關聯。比如說在英國，富有階 級傳統上支持保守黨，低下階級傾向支持工黨．可是政團與階級或名望的重疊度， 遠不及階級及名望之間。比如說在八十年代，英國有愈來愈多的工人「倒戈相向」支 持保守黨22。

c. 布迪厄的社會分層理論 在回顧了兩位經典社會學家的理論後，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首先，馬 克思的理論過分注重經濟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其他因素對社會分層的影響。這種金 字塔式的社會分層論，有欠立體。而韋伯的分析，也大體上維持了這種金字塔式的 視野。韋伯理論的傑出之處，在於加入了名望與政團這兩個分析概念。可是我們還是 可以嫌韋伯尚未能考慮到所有社會因素。而政團這個概念，嚴格來說只說明社會上 存在著懷有不同政治目的的團體，而不是說明社會分層的問題。

近代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對社會分層的看法，或能對當代人提供一個更廣闊 的視野。

布氏認為，我們身處的社會是由多個不同的場域（field）所組成。場域即是 社會中的關係網絡，而這個網絡的不同成員之間有著權力宰制的關係。而誰人能某 場域中到更多的權力，則由場域中獨特的遊戲規則所決定。23而在這場遊戲中的勝 負，則由個人所擁有的特定資源（或曰資本）所決定。在不同場域中，決勝的資本 亦不同。

布 迪 厄 將 這 些 資 本 分 為 四 大 類 ： 經 濟 資 本 (Economic Capital) 、 文 化 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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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ton, T.etal, , Introductory Sociology (London: Macmillan 1996), p.307 L. D. Wacquant,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A Workshop with 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cal Theory, 7 (1989): 39.

(Cultural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與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24經濟資本代 表著一個人所擁有的生產工具與財富，亦即經典社會學理論最常提及的部分。文化 資本代表了一個人所有的知識能力，包括了制度化的學歷與個人的言行舉止。社會 資本代表的，則是一個人的社會支援網絡。而象徵資本，即類似韋伯理論中的名望 。 25

在不同的場域中，其著重的資本也不同。比如說在經濟場域中，比如說是商業社

會中，人們看重的是經濟資本。可是在另一個場域中，比如說是教會，經濟資本未 必可以換來權力，反而象徵資本（如信仰虔誠的程度、於信仰路上的資歷等）會顯 得更為重要。

簡要而言，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場域，透過不同的資本攀上更高的社會階 層。當然，處於較高階層的人通常可以累積不同的資本。比如說，一個在經濟場域中 的成功人士可以透過給教會的奉獻，增加其在宗教場域內的象徵資本。可是，即使 是同屬某個社會階層的人，其不同的資本結構卻可以令他們有不同的社會行為。舉 例來說，在法國的高上階層中，經濟資本比重較多的人多支持右派，而文化資本比 重較多的則支持左派。26 布氏社會分層理論的特色，在於他重視社會分層與文化間的互動。一方面他 指出了上層階級透過其權力塑造了社會的文化，27另一方面，高上階層也透過了其 對子女於文化上的薰陶，使他們能在教育制度中出類拔萃。28在文化資本上的投資 是階級延續（reproduction）之重要機制。

我們可以透過布迪厄的理論，更立體地分析社會分層的實際情況。比如說， 文化資本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看到教育與社會階級間的互相影響。而社會資本的概 念亦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人際關係網絡對社會分層的影響。

可是，我們若要將布迪厄的理論套入香港的情況，恐怕會有不少困難。畢竟， 香港與法國的社會環境有不少分別。究竟香港社會是否可以分為不同的場域？香港 24 25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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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Bo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London: Polity, 1991), pp. 229–31. P. Bonnewitz 著，孫智綺譯：《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台北：麥田，2002），頁 73。 P. Bourdieu, Raisons pratiques: Sur la théorie de l’action (Paris: Le Seuil, 1994), 21. P. Bourdieu and J. C. Passeron,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1977), xi. 同上書，頁 60。

又有沒有文化資本比重較多的高上階層？這些都是尚待解決的問題。再者，關於文 化資本、社會資本與象徵資本的本土研究，亦有待學者們繼續努力。29亦因如此，下 文的討論將會採用已於香港運用多年的韋伯理論作為分析的框架。

2、香港的社會分層　 　　在回顧社會學大師的社會分層理論後，我們可以將焦點放在香港社會的實現上， 並嘗試以理論解釋香港階級現象。

可是在開始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需要先搞清楚一些基本的社會研究原則． 前文所述的階級、名望及政團，均是抽象的概念。社會人仕並不會在額頭上「我是無 產階級」一類的大字。我們需要在社會人仕身上找出一些標記(Indicator)，從而瞭解 他是屬於概念（Concept）上的那些級別30。不過，標記指向概念、卻並不是概念本身． 選擇不同的標記，可以使我們的分析走向不同的方向。

下文的討論中，我們會以「住戶收入」及職業「職業」等作為標記，用以識別那 些香港人是屬於那一階級。這個選擇會使本文的討論集中於經濟上的社會分層。讀者 們需要留意香港的社會分層並不只限於經濟方面。性別與族群等非經濟的社會分層， 皆是研究香港社會時不能忽略的一環．只是礙於篇幅，本文不會作進一步的討論。

　ａ．香港的低下階級 一直以來，香港社會都有不少不平等的現象。香港的社會制度令社會上有一 大部份人分享不到香港經濟發展的成果，淪為經濟力量微薄的低下階級。殖民主義 的巧取豪奪是造成這種社會現象的原因之一31。此外，在戰後的香港社會，有不少 新增人口是逃避中國內戰的難民。他們當中有不少要有戰亂中失去一切，成為無產 階級的一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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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曾就此詢問過研究階級的呂大樂教授，他表示至今仍未有學者能成功地用布迪厄的理論整 全地解釋或分析香港的社會分層。 Mc Neill p., Research Methods (London: Routledgde, 1989), p. 24 張華保:《社會階層》 (台灣:三民書局,198), 頁 92 Hambro ,E.,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 Leyden: A W Sijthoff, 1995)

　香港的低下階級並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消失。在九十年代初，全港有 11.7%的 人口居住於入息低於中位數一半的住戶。到了 1998 年，這個比率增加到 16.3%33。倘 若我們透過恩格爾系數（Engels Index）34去定義低下階層，香港有 28%的人身處於 僅僅能應付食物開支的低下階級35．他們大多是長者以及低技術的工人36。

有論者認為低下階級的困境只是相對性的，這種成見實在值得商確。在九十 年代末，香港有十一萬個住戶連公立醫院的營養餐也負擔不起37。此外有研究顯示 有近四成低下階級的成員入不敷支38。他們的經濟情況影響著他們的社交生活，使 不少低下階級成員受到親友的排斥39。在關於領取社會福利人仕的的研究中，我們 會發現有不少低下階層為了節儉而食用不新鮮的食物，亦有人因為負擔不到交通 費用而減少外出40。有人或會反唇相譏，認為晚上到街巿撿拾飯菜．或是每天步行 上班上課都沒有甚麼大不了。沒錯，與埃塞俄比亞或是蘇丹的情況相比，香港低下 階級的苦況的確是比不上。可是我們亦要面對另一個事實：低下階層的兒童已陷入 了營養不良的情況41。

此外，我們亦需留意低下階級與其他人的財富差距亦不斷在擴大中。香港在 八十年代初的堅尼系數為 0.45442，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更升至 0.51843，收入差距的程 度與非洲及拉丁美洲不相伯仲 44 。在九十年代中，最富有的 10%住戶享用了全港 41.8%的收入，而最貧窮的 10%則只分到 1.1%45。在回歸前後的經濟衰退期，最窮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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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 , H, W , Poverty in Hong Kong (HongKong: Hong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rice ,2002), Slide 11 恩格爾系數代表了食物開支佔住戶開支的比例。粗略來說,其數值愈高,代表住戶的生活愈拮据。 黃洪、李劍明:《香港貧窮線研究》(香港: 香港城市大學,2002),頁,3-4. 需要留意的是, 這項研究有獨 特的方法論,而不是簡單地以恩格爾系數的高低制定貧窮線。 黃洪、蔡海偉:《香港彽開支住戶開支模式研究》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樂施會,1996) 頁 31-7 黃洪、李劍明:《香港貧窮線研究》,頁 6 Ibid. p. 8-9 史文鴻、吳俊雄 : 《香港貧窮不同面貌研究》 (香港:明愛青少年與社區服務,1997), 頁 70-8 《綜援家庭的生活狀況》(香港:天主教正義委員會、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天主教大專聯會,2000), 頁 12-6 Macpherson, S, A Measure of Dignity :Report of Public Assistance rates in Hong Kong (HongKong: Hong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rice , 1994) 堅尼系數 (Gini Coefficient ) 是一套量度社會財富分佈的基準。基數值愈高,代表社會的財富集中 於少部份人手上。 政府統計處: 《1996 年中期人口統計簡要結果》 Everyone’s Miracle? Revisiting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East Asia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 1997) 政府統計處:《香港人口普查報告》 ,1996 年

五分之一工作人口的入息下降了 6%，可是最富有的五分之一的收入竟增加了 9.4%46！我們可以想像到一幅圖畫：香港的財富不停的從貧民的口袋、流進富人的 金庫。馬克斯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理論，縱然有將問題過份簡化之嫌，卻不失 為香港低下階級際遇的寫照。

b.香港的中產階級 在討論香港的中產階級之前，我們在必要先瞭解何謂中產階級。.在社會學的 討論中，中產階級的定義頗有爭議性。但一般來說，大部分人都會同意專業人仕及 行政管理人員是中產的份子。按韋伯的階級理論，中產階級會是市場位置介乎無產 階級及資產階級的一群。但是比較二元化的馬克斯理論卻在解釋中產現象時遇上困 難47。有馬克斯主義的學者補充了馬克斯的理論，提出了「矛盾的階級位置」這個概 念48，可是他們的理論或多或少有著韋伯的影子49。

在六、七十代，香港逐漸由一個工業城巿發展為國際財經中心，行政管理人 員的職位空缺大量增加50。不少工人在這段時期都能夠晉升至管理職位，成為中產 階級的一員。如下文所述，這段時期社會機會的迅速增加，對香港主流意識形態有 深遠的影響。

與此同時，有不少香港人透過教育而晉身中產階級的行列。香港的教育制度 提供了一個相對上(或表面上)公平的環境，容許低下階級的巿民透過競爭擠往中產 之路51。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中產階級還是廖廖可數，在八、九十年代他們卻已興 起成為社會上一個不容忽視的力量，在九十年代初，香港約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處 於中產階級52。(當然，晉身中產的機會，只是相對地增加。未能成功經歷社會流動的 不屬少數。見下文。)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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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週年建議書 2000》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00 ), 頁 8 嚴格來說,馬克斯並不是完全的兩極化,認為資產主義社會只有兩個階級。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的 兩極化,是資本主義崩潰前發生的現象。馬克斯本身其實意識到中間階層的存在,比如是小布爾喬 亞 (Petit Bourgeoisie )或是富農等。 馬克斯主義學者胡禮 (Elik Olin Wright )認為,社會生產可以細分為兩個層次:對資金的控制及對人 力資源的控制。資產階級兩者皆有,而無產階級兩者皆無。中產階級能控制人力、卻控制不到的資金, 故處於矛盾的位置。Wright , E . O, Class , Crises and th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 1978) Wright , E. O. et al , The Debate On Classes (London :Verso, 1989) 呂大樂、王志錚:《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 (香港:三聯書店,2003) 頁 37-9 Ibid, p. 51 Ibid, p. 40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末，香港的經濟因經濟轉型、工業北移、亞太金融風暴及政 府管治失誤等種種原因而江河日下，昔日獅子山下遍地機會的年代已成為過去。中 產人仕的收入亦不再穩定、裁員、減薪的威脅揮之不去。企業的架構重組，亦令中產 人仕的前途大受影響53。而禍不單行的是，香港地產巿道在回歸後長時間欠佳，亦 令不少中產淪為負資產，需要長期繳交樓宇按揭款，有不少中產人仕因週轉不靈 而申請破產54。縱然中產階級的生活及抗逆能力亦遠比低下階級為佳55，中產人仕的 安全感卻大受打擊，並有自保的的傾向。 c.中產與港人身份認同 中產階級在香港的興起，早已成香港大集體的一部份。六十年代以後香港的 經濟發展，使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亦造就了「香港遍地黃金」的香港夢。

縱然香港的貧富差距一直巨大，香港的階級矛盾卻沒有增加。縱然香港曾發 生過工人暴動，可是這些現象在七十年代起已不多見。香港的低下階級並沒有沒在 經 歷 到 馬 克 斯 所 預 言 的 階 級 覺 醒 ， 沒 有 一 套 意 圖 推 翻 建 制 的 階 級 意 識 (Class Consciousness )。中產階級的堀起並沒有為低下階級帶來威脅，反而是低下階級盼望 的泉源。這是由於中產階級的興起是機會增加的結果，而非來自對低下階級的剝削。 低下階級眼見中產階級能迅速興起，亦產生了社會流動的希望：他們深信只要繼 續努力，總有出頭天56。這造成了一些學者所講的隧道效應：就像在遂道塞車的司 機看到旁邊的汽車開始流動，便會覺得自己的行車線將會變得暢通57。

由於香港的社會機會曾經暴增，而社會競爭的機制亦相對公平，香港人普遍 相信多勞多得的神話。大部份的香港人都相信能者多得就是公平，而成功的因素則 有賴於個人的努力58。香港人不是不察覺到社會上的不公平，可是他們始終樂觀地 認為個人努力主宰一切，如非必要，香港人並不傾向以社會改革解決困難。 53 54 55 56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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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 pp.67-71 Ibid,.pp. 101-7 Ibid, PP.78-82 Ibid, pp. 52-3 Hirschman A. O., “ The Changing tolerance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Essays in Trespass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呂大樂、王志錚 :《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頁 55-7

在幾年前，香港前財政司司長曾以經典劇集 <獅子山下>的主題曲勉勵港人。 該首歌曲鼓勵港人「攜手踏平崎嶇，我地大家用難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社 會上迅速掀起了一鼓熱潮，<獅>曲擠上卡拉 ok 的熱唱榜，而香港電台亦需重播<獅 >劇作為回應。當<獅>曲的主唱羅文及填詞人黃霑相繼離世，社會上便掀起一股懷 舊的旋風，而社會各界對黃羅二人之輓文中，不乏回憶香港發展的篇幅。憑個人努 力白手興家的香港故事，早已成為香港社會的霸權論述 (Hegemonic Discourse) 59 ， 並在香港經濟完全轉型後的今天仍歷久不衰。

反過來說，香港人對未能成功的低下階級缺乏同情之心，認為一切都是窮人 咎由自取。縱然香港濫用福利的情況並不嚴重60，香港人卻普遍相信「綜援養懶人」， 而傳媒亦傾向將相別的濫用個案放大處理。對於福利社會，香港人亦普遍持負面的 看法，認為「過量」的福利是「共產主義」或「劫中濟貧」。即使是窮人本身，亦傾向認 貧窮是個人的問題，羞於向社會索取支援61。

香港的主流價值建基於中產階級崛起的年代，可以說香港的核心價值就是 中產價值，而貧窮人仕則受到主流社會的歧視，因貧窮而領取福利的人會受到社會 的懲罰。按韋伯的講法，中產階級處於特別高的名望，而窮人則處於最低的名望， 飽受種種偏見62。

香港的經濟在亞洲金融風暴後，大不如前。即使香港在 CEPA 及自由行帶動 下重新振作，<獅子山下>的時代亦早已成為過去。可是，香港人仍然迷信著昔日的 香港夢，亦對香港的中產有不切實際的期望。在 2003 年七一遊行後，「中產政治興 起」的聲音高唱入雲，不少人都寄望中產階級能為民主進程帶來新氣象63。可是低下 階級公民運動於同一時期的興起，卻使不少中產階級感到受威脅。中產與低下階層 之間的矛盾，愈積愈大。 59 60 61 62 63

參拙著: 《商人治港的未來》 馬碧容: 《貧富懸殊──人種學角度: 香港的貧窮含意》 (香港:明報出版社,2004),頁 35-8 《綜援家庭的生活狀況》,頁 18-9 , 黃洪:《綜援養懶人並不成立》,《蘋果日報》,2002 年 10 月 16 日 參拙著: 《扶貧路遙遙──論香港貧窮問題及其迷思》,《時代論壇》網上版,時代講場,2005 年 1 月 即使是筆者了受到這種樂觀情緒感染。參拙著:《後七一的政治實踐》 《時代論壇》 , 網上版,時代講場, 2003 年 8 月

d.香港的社會流動 縱然我們已經知道香港有嚴重的貧富差距，亦未能充分說明香港是一個階級 分化的社會。要瞭解一個社會階級分化的程度，我們還需要理解該社會的社會流動 性 (Social Mobility )。所謂的社會流動性，其實是指社會人仕轉變階級的普遍程度。 社會流動性愈大，即社會階級分化程度愈低。而社會流動低的社會，低下階級發奮 翻身的機會亦比較少，該社會便趨向階級分化。

如前文所述，香港於六、七十年代的機會比以往增加不少，上向的社會流動 (Upward Mobility)亦隨之而增加。可是，我們並不能直接的說香港有很高的社會流動 性。首先，香港人的社會流動多是短距離的。向上流動的低下階級通常都會成為主管、 技術人員或小生意的經營者。要再上一層樓其實並不容易，白手興家的故事並不如 想像中普遍。此外，社會流動的能力往往受到所屬階級的影響。身處更高的階級，向 上流動的機會愈多，抗拒向下流動的能力愈大64。比如說，中產階級要留在所屬的 階級，要比工人階級晉升為中產容易 10.2 倍65。香港的社會流動性並非特別高，若 考慮到香港人的財富差距，我們可以肯定香港是一個不公平而偏袒富人的社會。

究竟是甚麼因素影響了香港社會的流動性呢?如前文所述，教育制度是低下 階級向上流動的主要途徑66。一個人受的教育愈多，他的經濟地位亦會較高。可是， 港人受教育的機會，受到其所處階級的影響。教育制度的公平，只是在表面上的。 不 少教育質素較為理想的名校，其門檻往往將低下階級排除於外。香港學校的收生程 序，會优待校友或學生的親屬。這樣，不少與名校有特殊關係的人仕往往能優先入 學，而他們有不少都是來自中產及以上的階級。這達成了教育機會上的世襲現象。 此 外，課外活動及特殊技能 ( 特別是音樂技巧 )亦能增加一個人的教育機會。可是，課 外活動對不少低下階級的人仕來說是奢侈品，而學琴、學畫的學費亦不是人人負擔 得起。這樣便造成了間接的歧視。更明目張膽的階級排斥亦十分常見。在名校的面試 64

65 66

Wong ,T. , Lui, T. L. “Reinstating class : A Stmctural and Derelopmmtal study of HongKong soaety” , Occasional PaPer No.10 , Social Suence Research Centre ,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1992, Tsang W.K, “ The Class structure of Hong Kong”, Occasional Paper No.17, HongKong Institute of Asia-pau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Kong,1992 Wong and Lui, “Reinstating class,” 54 Lui , H . K.,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kong press , 1997)

中，考官很多時會問考生乘甚麼交通工具來面試，在極端的個案甚至檢查學生內 衣褲的牌子!67

此外，香港最富有的階級亦會透過種種方法維持優勢。富有的家庭往往透過 結義或婚姻，建立一個互相支持的網絡68。而出身寒微的外人並不容易打進這個圈 子。而富有階層往往會將大量資源入在子女的培育上69。即使富家子弟分不到家財， 亦能有足夠的技能及人脈關係，使他們維持在較高的階級。富有階級通過以上的方 式進行社會排除，其他人要登上最高的社會階級，殊不容易。

e. 香港的政團與階級之關係 一直以來，香港的政治權力均主要集中在殖民地官員與富裕階級之身上。縱然 香港的殖民地制度一直都不容挑戰，它卻容許本地精英在特定的框架下分享到管治 香港的權力，比如港督會將顯赫的商界領袖引入行政局。此即金耀基所言「行政吸納 政治」(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70。直到七十年代，香港的行政局及政府 的咨詢機構，都是由公務員體系及商界精英所主導 71。行政主導的格局，在近幾十 年的政制半民主化後仍未改變。而在回歸後，富裕階級仍然主導香港的政治。在負責 選出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中，來自工商金融界的代表佔四分之一 72，遠超過他們 在香港人口所佔的比例。而在立法會中有一半亦為功能議席，主要為工商界精英所 佔據73。在政府的決策體系中，商界的代表也是不成比例地高74。 而香港的選舉政治與利益團體活動，看上去與階級並無關聯。主導這些政治活 動的，是民主／親中的二元對立而非階級分歧。可是實際上這些活動並非階級中立， 而中產階級可謂是備受青睞的寵兒。中產階級與香港民主運動的關係，是常被論及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何強星:《教育機會均等狀況》, 收錄於謝均才編《我們的地方,我的的時間:香港社會新編》(香港: 牛 津大學出版社,2002)頁 165-71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華人家族企業個案研究》 (明報出版社,2004) ,頁 48-72 同上, 頁 130-51 King, Ambrose Yeo-chi,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in Hong Kong: Emphasis the Grass Roots Level”, Asian Survey, Vol. 15 (1975), pp. 422-39 Davies, S.N.G., One brand of politics Rekindled, Hong Kong Law Journal, Vol. 7(1), 1977, pp.44-73 蔡子强：〈從殖民地官僚政體到特區民粹專權政治〉，收錄於謝均才編：《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 間》，頁 260 同上，頁 263-4 根據筆者一份尚未完成的研究，回歸後華人商界在行政會議的比例是不尋常地高。在 1998 至 2002 期間，華人商界在行政會議的比例長期多於 50%，這種由單一背景精英獨大於行會/行政局 的情況是近年罕見的。到了 2002 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後，這個比例才降至 32%，接近回歸前 的水平。

的課題。有論者認為香港的中產階級普遍認同民主自由的理念，其中產階級激進主 義可以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主力 75。有論者則再進一步，認為民主運動的挫敗(如爭 取 1988 年直選失敗)是中產的政治挫敗，亦是中產移民潮的起因76。到了 2003 年七 一遊行後，中產階級的政治力量再度成為焦點，不少人甚至期許中產階級可以成為 進步的社會力量。 只是這些對中產階級的評論，大都只是基於一些人的良好意願。參與香港政治 運動的人多為中產，並不代表中產階級大體上都熱衷於政治 77。縱然中產階級在面 對政治轉變時可能成為進步的力量，他們大都傾向以個人方法解決問題，令他們 更可能具有政治上的保守性格78。中產階級如何作政治的抉擇，至今仍然是一個謎。 只有一點我們是可以肯定的：香港中產階級既不喜歡內地的威權政治、也不是熱血 的民主鬥士79。他們往往以實際的眼光看待政治：香港中產之所以移民，與其說是 對民主抗爭失敗作出控訴、倒不如說是為了購買一份政治保險80。在領滙事件發生後 中產等於進步的神話不攻自破，中產人仕的保守性格於事件中表露無遺。有論者認 為不論如何，中產人仕在領滙事件中為自己的利益吶喊的舉動，可促成民主運動 的再興81。可是，倘若中產意識乃是如前文所述那般，只會將不平等的問題歸咎於 個人，那筆者便無法認同這種樂觀的論調82。 沒錯，中產昔日曾支持「民主抗共」，可是他們很可能是抗拒社會主義，多於全 心支持民主。當民主很可能意味著低下階級的興起，或是福利社會的建立，中產階 級會毫不猶豫的放棄民主83。在領匯事件後，保守中產走上街頭，如「中產之聲」一 類的保守團體亦逐漸興起。而親建制政黨民建聯近日吞併親商政黨港進聯，似有進 軍中產之勢。筆者預期，有好一大部份中產將會與保守的政治力量結盟，成為香港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張炳良：〈新中產階級的冒起與政治影響〉，《階級分析與香港》，頁 59 Scott, I.,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London: Hurst, 1989), pp.292, 317 呂大樂：〈香港新中產階級的特色與前路─與張炳良先生商確〉，《階級分析與香港》，頁 101 同上，頁 102-5 Lui, T.L., “Rearguard Politics: Hong Kong's Middle Clas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XL1-2(June 2003), p.176 Ibid. 參陳智遠、黃鶴回：〈階級矛盾翻騰、民主浪潮再興？〉，《明報》，論壇版，2005 年 2 月 3 日 徐承恩：〈商人治港之未來：以葛蘭西權力論作分析〉，《時代論壇》，915 期，2005 年 3 月 13 日 版 10 同上

民主發展的絆腳石84。 不論如何，中產有著重要的政治地位，卻是不爭的事實。在過渡期間，中國政 府已經視中產為重要的統戰對象 85。而前文提及的中產移民潮亦令中產階級備受矚 目。舉一個最近的例子來說，香港最大的政黨民建聯，本建基於基層。可是在今年， 它首先吞併了親商界的港進聯。而該黨在近日的宣傳中，標榜自己是跨階層的政黨。 在這些宣傳任代言人的，都是中產形象的專業人仕 86。其希望吸引保守中產之心頗 為明顯。 相比之下，代表低下階級的政團則顯得甚為遜色。與台北的工人階級相比，香 港的工人階級有較大的階級自覺，可是卻並不熱衷於勞工運動 87。而根據統計學的 分析，香港人整體的階級意識亦不及台北 88。前文提及的中產價值主流論述，是令 階級意識及階級抗爭疲弱的原因。而香港的工會亦未能如外國般成為團結低下階級 的政團，而僅能就個別事件作出機緣性(Conjunctural)的抗爭。香港勞工運動在七十 年代的政治挫敗，大大打擊了低下階級政治抗爭的能力。當年香港的勞工運動主要 是受到中國內地政治潮流所鼓動，可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以及四人幫的倒台， 這些勞工運動亦陷入理想幻滅的危機。不少勞工運動的領袖相繼離去，使後來香港 的勞工運動變得疲憊不堪89。 總括而言，能主導香港政制的政團，都是具在富裕階級背景。而在野的政團， 則以中產階級的利益為主導。低下階級不是沒有代表其利益的政團，可是它卻為社 會主流所邊緣化。

f. 總結：階級分化對民主發展的負面影響 在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香港不同階級的分化日趨嚴重。貧者愈貧， 84

85 86 87

88 89

同上。另參拙著:〈八載風雲、誰主香江──論回歸前後權力集團之興衰〉 《時代論壇》 , 網上版,時代講 場,2005 年 4 月 呂大樂、黃偉邦：〈導言：關於香港中產階級的討論〉，《階級分析與香港》，頁 11 〈民建聯銷專業形象爭中產〉，《明報》，2005 年 9 月 19 日 呂大樂、梁懿剛、王志錚：〈階級認同與階級意識：香港與台北的比較〉，劉兆佳等編：《華人社會 的變貌:社會指標的分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1998)，頁 294-5 同上，頁 303 黃洪：〈香港勞工階級的形成：宏觀、微觀及中程之分析〉，收錄於劉兆佳編：《市場、階級與政治 變遷中的華人社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 495-526

富者愈富，而階級間的障礙亦不容易衝過。香港人篤信不疑的多勞多得哲學，歸根 究底不過是一個神話。

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 香港的經濟大如前，除了最富有的階級外，其他人 卻要面對生活上的艱難。可是這並沒有令各階級團結一致，同仇敵愾的對抗剝削大 眾的富有階級。反之在這個過程中，中產階級與低下階級的矛盾卻愈來愈深。而在這 過程中，中產階級為求自保，有不少都轉向較保守的的政團尋求幫助。

可是，不少香港人仍然看不到經濟環境的轉變，仍然堅信昔日白手興家的香 港夢。這種多勞多得的神話，至今仍是香港的霸權論述。在這种意識形態下，低下階 級的際遇尤其悲慘。他們不單是被中產階級排斥，也是被全香港排斥，很多時連他 們也接受不了自己。香港人已習慣怪罪受害人 (Blame the victim)，將低下階級抹黑為 懶惰及有問題的一群。當低下階層嘗試為自己爭取權益，就會像盧少蘭那般成為眾 矢之的。香港的低下階層不只屬於低下的階級，亦擁有極差的名望。而代表低下階層 的政團，則遭受邊緣化。

事情如此發展，已經成為香港政治發展的悲歌。香港的低下階級及中產階級 非但不能團結地為香港爭取民主，後者中的部份人仕甚至甘於淪為保守力量的棋子。 最終，香港的政治仍然把握在富有階級的手中，而民主運動的力量，則為無盡的階 級抗爭所削弱。

表一：本文討論之總結 低下階層

中產階層

富有階層

階級 (Class)

低

中

高

名望 (Status)

低，被社會污名化

中產意識為香港的

受惠於主流資本主

主流論述

義意識形態

被邊緣化的草根團

公民社會的中流砥

主導社會建制

體

柱，部份人士有走

政團 (Party)

向保守的傾向，被 各政治勢力所重視 背景 經濟狀況

老弱傷殘，低技術

專業人士及管理階

人士

層

收入不斷減少

受經濟衰退影響，

商界及富裕家庭 收入不斷增加

不少人士淪為負資 產，甚至破產 社會流動

向上流動機會較少

透過教育抗拒向下

透過遺產、教育、姻

流動

親關係及人際網絡 抗拒向下流動

3、基督教的反思 a.中產化的香港教會 香港教會是一個中產化的群體。從事專業或管理工作的人仕，佔了信徒總數 的四成。也許是由於香港教會辦了不少學校，香港基督徒的學歷普通上都比較高90。 這樣，香港基督徒便可以憑學歷晉身比較高的階級位置。

香港基督徒的中產背景對他們的信仰實踐有不少的影響。不少基督徒像一般 中產階級一樣，只求安定及自保，卻對社會的不公平視若無睹

90

91

91

。他們可以耗資數

李均熊:《香港、教會與新中產階級──從階級分析看香港教會之中產化》,收錄於陳慎慶編:《時代 的把脈──福音與香港社會的邊緣人》 (香港基督徒學會,2000)頁 25-6 陳慎慶:《社會發展與宗教的角色》,載於龔立人:《解放神學與香港困境》 (香港: 香港基督徒學會, 1999) 頁 95

百萬植堂而面不改容，卻不肯將同樣的資源用在扶貧之上92。他們對於低下階級， 像一般的中產階級一樣存在著成見。有論者甚至認為，目前的社會政策根本不存在 所謂的對與錯、正義不正義。93

在階級日趨分化的香港社會，香港基督徒是否只能義無反顧的站在中產的 立場，甚至不惜與保守派政團結盟？當應該崇拜上帝的基督徒不假思索的全盤接 納多勞多得的神話，這又是否一種偶像崇拜？基督徒的信仰實踐，是取決於其階 級位置,還是取決於其信仰？

b.從腓利門書反思階級關係 或許，基督徒在處理階級問題時，應該先參考聖經的意見，而根據筆者有限 的聖經知識，階級問題令筆者聯想起腓利門書的記載。腓利門書是使徒保羅給腓利 門的書信，內容是保羅替從腓利門家出走的奴隸阿尼西母求請，希望腓利門接納這 位已歸信基督的奴隸。

奴隸制度是昔日羅馬社會的生產制度，整個社會在這制度下，分為奴隸及自 由人。前者是後者的私有資產，很多時奴隸都不被當是人看待：他們只是自由人的 工具。倘若奴隸像阿尼西母那般逃跑，主人有權對他們施以酷刑，甚至把他們虐待 至死

94

。按照馬克斯的講法，奴隸制度是一種前資本主義的制度，將人分為奴隸及

奴隸主兩個階級。後者完全的擁有前者，並驅使前者生產供其剝削的剩餘價值。奴隸 制度與資本主義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以赤祼的權力進行剝削，而後者則透過對生 產工具的私有產權及金錢交易達到同一個目的

95

。而根據韋伯的定義，由於奴隸及

自由人擁有不同生活機會，兩者分屬不同的階級。此外，前者亦擁有極低的名望， 而幾乎所有政團都會與這個階級敵對。

很多批評家都對保羅不直接遺責奴隸制度而感到不滿 96。可是，這並不代表 92 93

94

95 96

參拙著:《基督教與香港貧窮問題》,《中國神學研究期刊》,第三十一期,2003 年 7 月,頁 203 參羅民威採訪:《扶得起的貧窮:香港需要怎樣的扶貧政策》 《時代論壇》 , ,913 期,2005 年 2 月 27 日,版 1 Barclay. W 著,文國偉譯:《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腓利門書注釋》(香港: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7), 頁 320-1 Dunleavy, P , O’Leary, B, Theories of State, pp.206-7 Barclay, W., 《腓利門書注釋》,頁 322

保羅肯定奴隸制度。在十八、十九世紀，有不少基督徒以種種神學理由支持奴隸制 度97。可是這些理由卻是荒謬的詭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中指出，基督徒不分男女、 奴隸或自由人，都是屬於一體98。在加拉太書及歌羅西書中，保羅都有類似的教導99 此外，保羅亦認為自主比作奴隸好100。我們有理由相信保羅並不認同奴隸制度，亦 有理由相信反對奴隸制度的基督徒作的是上帝喜悅之事101。而保羅在腓利門書中很 可能暗示腓利門要還阿尼西母自由之身102。

縱然保羅沒有直接言明反對蓄奴，他對奴隸制度的看法卻與當時的自由人 大相涇庭。保羅要腓利門視阿尼西母為基督里親愛的弟兄，遠遠高於奴隸103。保羅甚 至要腓利門將阿尼西母的虧欠歸在他身上104。這句話似乎是要說明：縱然阿尼西母 虧欠了腓利門105，腓利門也欠了保羅福音的債 106。歸根究底，阿尼西母與腓利門在 上帝的眼中都是欠債的人：他們原都是平等的。基督徒的奴隸主要視奴隸是與他一 樣的人，要稱奴隸為「親愛的弟兄」。這做法在邏輯上是反奴隸主義的：奴隸主義的 基本前提，就是視奴隸為非人化的貨物。

可是，為甚麼保羅又不直接地宣示反奴的立場呢？一方面這是因為保羅不 願掀起一場暴動，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保羅接納一定程度上的社會分工 107。倘若我們 要領略箇中的智慧，我們可以將保羅的教導與馬克斯主義作一個比較。馬克斯要令 無產階級產生階級覺醒，掀起武裝起義達成無產階級專政。可是，我們要問兩個問 題：在無產階級的革命，誰會掌握國家的權力？ 而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度，社會 分工會怎樣進行？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Hexham, I., 《奴隸制度》, 收錄於楊牧谷編譯:《當代神學辭典》 (台北:校園書店,1997)頁 1080-2 《聖經》.《哥林多前書》12:13 《聖經》.《加拉太書》3:28;《哥羅西書》3:11 《聖經》‧《哥林多前書》7:21-23 反對奴隸制度的基督徒之見證,可見於:張文亮:《兄弟相愛撼山河:威伯福斯與克拉朋聯盟》 (台北: 校園書房:1997); Woolman, J, The Journal and Major Essays of John Woolman (Richmond, Indiana: Friends United Press, 1989) Wright, T 著,賀安慈譯:《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台北:校園書房,1994), 頁 169 《聖經》.《腓利門書》16 《聖經》.《腓利門書》18-9 根據《腓尼門書》,阿尼西母在逃走後曾與保羅見過面,很可能已身在羅馬。而腓尼門應該是愛琴海 地區的居民。有學者推斷阿尼西母應該偷過主人的財物,才可能有盤川穿州過省。Wright, T 《腓利 門書》,頁 192 Barclay, W 《腓利門書註釋》,頁 336 同上, 頁 322

倘若我們回顧實踐馬克斯理念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不少難以解決的問題。在 發動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支持革命的群眾會將他們的權力交到革命黨的手中，以 給予革命黨可以動員一切力量的能力。可是在革命成功後，大權在握的革命黨卻會 以「多數人利益」為理由，樹立一元化領導的絕對權威108。暴力革命是一種容易失控 的手段。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能夠發起無產階級革命的機制，往往也能同一種能 力欺壓人民，從而成為另一種奴役。 此外，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下，出身於資產階級的人會喪失其政治權利， 從而造成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壓制109。在最壞的情況下，這種壓制會造成獵巫 (Witch Hunting) 式的赤色恐怖，文化大革命中連綿不絕的批鬥乃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後期 的馬克斯亦發現社會要正常運作，社會分工是不可避免的 110。問題在於我們如何能 令社會分工要變得公平，而不要將一切社會秩序打個稀巴爛。而對資產階級的暴力 壓制，卻容易將一切現狀不分青紅皀白的砸爛，將嬰兒與洗澡水一併倒掉。

保羅之所以不將「解放奴隸」四個字宣之於口，很可能是為了避免暴力革命的 後遺症。保羅希望將奴役人的制度廢去，並以基督中的相親相愛取而代之。他並不希 望以另一種奴役取代目前的奴隸制度、亦不希望社會陷入無秩序的狀態。保羅相信只 有在基督的愛中，讓奴隸與主人互相和好，才能夠為全人類帶來自由。在基督的愛 中，奴隸主能放棄欺壓追尋公義，而奴隸亦能饒恕主人的過犯，社會亦能達到和平 與公義。

有人或會認為阿尼西母與腓利門均是基督徒，故保羅在 <腓利門書>的教導， 並不適用於涉及非信徒的奴役。筆者認為這講法是站不住腳的。倘若我們將保羅的思 路再推一步，我們便可以說普天下的人都是上帝的創造，都是有待基督拯救的罪人。 所以，沒有人應該成為另一位罪人的奴隸。眾人都虧欠了上帝，所以他們都只能做 上帝的奴僕，而不應互相奴役。此外，保羅在其他書信中，亦要求信徒以人道對待 奴隸，而不管他們是否基督徒111。 108 109 110 111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 142-4 Beetham , D , Bureaucracy (Milton Keynes : Open Unversiity Press , 1987) p. 91 ibid , p. 89 《聖經》.《歌羅西書》 4.1

那麼，<腓利門書>對在當代階級矛盾中的基督徒有何意義?至少，他們都應 該視各階級的人為上帝創造的人，不將其他階級有人視作他者，併嘗試以他人的角 度瞭解他們。基督徒應該摒棄中產中心的自保思維，並省察自己有沒有自覺或不自 覺的奴僕他人。基督徒應該是不同階級間的和平使者，以和平的方法改變社會上奴 役人的制度。一切為階級矛盾煽風點火的政治勾當，基督徒不要沾手，並要以公義 對抗這一切惡行。

四.總結 廿一世紀初的香港社會，階級分化的情況日趨嚴重。低下階級困在社會的底 層難以翻身，亦備受社會主流論述的歧視。中產階級在亞洲金融風暴後，已被弄得 五癆七傷，前景亦變得黯淡。唯有最富有的階級，才可以在經濟及政治上獨領風騷。 低下階級與中產階級共對逆境，卻只能互相仇視。不同政團則在此形勢下煽風點火， 以求撈取更多政治資本。

在這多事之秋，基督徒卻身負重大的使命。他們既是叫世人與上帝及他人復 和的和平使者，亦是追隨上帝的公義之子。一方面他們應該反對一切的奴役，反對 造成社會不公平的建制。另一方面，他們亦要促進不同階級間的瞭解及和平，並反 對一切暴力的壓制及反抗。

要以和平追求公義，實在是一條不易行的窄路。可是，這條窄路亦是蒙召者 難以避免的道路。基督徒要放下中產心態，走出有形教會的四堵牆，在聖靈的光照 下走那耶穌基督行過的公義復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