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istians And Poverty In Hong Kong

基督教與香港貧窮問題 徐承恩

（一）引言 近幾十年來，香港經濟一直蓬勃發展，可是香港的貧窮問題也日益嚴重。在九十年代初的經濟 高峰期，已經有學者及壓力團體指出這個富裕社會背後的貧窮問題不容忽視，然而要到九十年代 末，香港遇上了亞太金融風暴與經濟不景的連串衝擊後，貧窮問題才開始成為群眾關注的焦點。 而一直以來，香港的基督教會參與了不少關懷窮人的社會工作，並曾倡議投入一些社會運動 。 1

到七、八十年代，福音派群體的更新運動2使一群本來不關心社會的基督徒踏上了關社之路。教會

的社會意識隨著思潮的開放日趨強烈，期間興起了不少活躍的服務機構，亦發起了越來 越多的社會運動。到了貧窮問題浮現，市民對前景人心惶惶的九十年代末，教會更高調地發起扶貧 與反失業的運動。縱然這些仍在進行中的運動未必很有成效，對教會而言，畢竟仍是可喜的現象。 在本文，筆者會首先簡介香港的貧窮狀況及基督教的回應，繼而評論教會的行動，並嘗試提 出一些可行的建議。

（二）香港的貧窮狀況 在九十年代初泡沫經濟的假象下，市民對香港的貧窮狀況缺乏認識，甚至沒有察覺社會存在 著貧窮問題。直至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紀初，香港經濟不景，市民才終於感受到貧窮的威脅，然 而一般人對貧窮問題卻存有不少誤解。比如說，不少人以為貧窮問題只是近年的經濟不景所引致， 若經濟好轉，問題便會迎刃而解。3此外，有些人認為香港的貧窮問題是相對性的，窮人並沒有絕 對上的缺乏；有些則認為貧窮問題主要是受新來港人士的拖累所致，亦有人相信問題是出在窮人 本身的素質上……。這些看法其實都帶有誤解。 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有必要先行了解香港貧窮問題的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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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社會運動主要指如議政、論政、參政、示威、請願等試圖改變建制的行動，社會服務則指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救 濟及服務的行動。 2 這包括了《突破》的創立，以及各大專團契的信仰反思運動。讀者如欲更了解福音派於七、八十年代的更新，可參郭偉 聯：〈七十年代香港福音派青年基督徒之社會參與〉，《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 32 期（2002 年 1 月）：145–88；梁 家麟：《走過從前》（香港：基道，1997）。 3 鄧樹雄：〈漫天風雨待扶貧〉，《信報財經月刊》（2000 年 11 月）：3–8。

1. 香港有多少窮人？ 有些人以為香港人大部分都是富足的，真正的窮人並不多。這種講法其實只是基於對香港繁華 表面的觀察而有的印象，並不反映實情。 即使在經濟旺盛的九十年代初，香港的貧窮問題經已十分嚴重。在 1991 年，有為數達 190,788 的住戶每月收入低於港幣 3,999 元，佔全港住戶的 12%。4在同一時期，香港的一人住戶與二人住戶 的收入中位數分別是港幣 4,800 元與 9,000 元。倘若我們考慮到住戶人數的影響，保守估計低收入 住戶的數目約有廿三萬戶之眾，佔全港住戶的 14.9%。 5 假如以受影響的人數計算，同年則有 652,000 人居住於入息低過住戶工資中位數一半的住戶，佔全港人口 11.7%。6 除了按住戶收入的中位數來計算窮人的數目外，我們也可以根據生活素質來估計，其中一個 方法是計算不同階層的恩格爾系數（Engel Index）。恩格爾系數其實代表了食物開支佔住戶整體開 支的比例。由於食物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其數值越高，即代表住戶的生活越拮据；我們 可以透過恩格爾曲線（Engel Curve）7的轉折點（inflection point）8訂出貧窮線。以這種方法計算， 在 1999 至 2000 年期間，香港有 28%即共 449,000 戶人家活在貧窮之中。9透過計算恩格爾系數，我 們也發現香港有住戶連最基本的食物開支亦無力支付，陷入赤貧狀態。在 1994 至 1995 年間，全港 約有 15.5%（即廿五萬）戶這樣的人口。10 到了九十年代末，香港的貧窮問題更趨嚴重。在 1998 年，有 1,093,000 人居於入息低過住戶工 資中位數一半的家庭，佔總人口 16.3%，11比 1991 年多 3.6%。而在 2000 年，有 178,000 戶的入息 低於港幣 4,000 元，12比 1999 年同期高出 9%。我們若考慮到這十年間的通脹及經濟增長，上述數 字足以顯示香港窮人的數目正在不斷增加之中。 2. 香港的窮人是怎樣的人？ 不少人認為新來港人士是令香港貧窮問題惡化的重要原因，又或領取綜援的人大都是貪圖福 利、不肯工作之輩。這種想法不時會為傳媒所渲染，社會上亦有不少附和的言論，然而這樣理解香 港的貧窮問題，實在有欠客觀。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1991 Population Census: Main Report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t., 1993), 62. 5 呂大樂、黃洪：《去權與充權──關於香港低收入住戶的探索性研究》（香港：樂施會，1995），頁 7。 6 Chua Hoi Wai, Pover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2002), slide 11. 7 即表達恩格爾系數與住戶人均收入之間關係的曲線。 8 當住戶的收入低於轉折點，住戶的恩格爾系數會隨收入上升或停滯不前，即代表住戶在購買食物後便沒有多餘的錢 購買非必需品。反之，當住戶的收入高於轉折點，恩格爾系數便會隨收入下降，代表住戶有多餘的錢購買非必需品。 9 黃洪、李劍明：《香港貧窮線研究》（香港：城市大學，2002），頁 3–4。 10 黃洪、蔡海偉：《香港低開支住戶開支模式研究》（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樂施會，1996），頁 29。 11 Chua, Poverty in Hong Kong, slide 11. 12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週年建議書 2000》（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00），頁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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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新來港人士對綜援的支出其實並無決定性的影響。在 1995 年，只有 13.2%申請綜 援的人是居港少於五年的新移民，13佔五年內新來港人士的 8%，14然而領取綜援者有 62%是已在 港居住二十年以上的本地人士。15到了 2002 年，新移民16領取失業綜援的個案只佔所有綜援個案的 6%。17若綜合領取綜援及沒有領取綜援的貧窮戶來看，我們可發現在 1999 至 2000 年間，貧窮戶中 有 71.3%並無任何新移民成員。18縱然新來港人士比本地人更易於陷入貧窮，我們仍然可以推論出 香港的貧窮問題與移民關係不大。也就是說，香港大部分的窮人都已居港多年。 此外，申請綜援的個案主要是老弱傷殘，而不是無業人士。在 1991 年，只有 2%的社會援助個 案是失業者。19到了失業率高企的 2002 年，失業人士也只佔所有綜援個案的 15%。20另一方面， 1995 年領取綜援者，有 42%是殘疾人士，有 34%需要照顧家人。21到 2002 年，領取綜援者有 54% 是老人；此外，因傷殘或患病而領取綜援的佔 13%。22事實是：貧窮問題並不是由於窮人貪圖綜援 金、不肯工作所致；起碼在 1999 至 2000 年間，便有 57.7%的貧窮戶並無接受任何社會保障援助， 而 74.3%的貧窮戶是有家庭成員正在工作的。23 假如我們把沒有領綜援的赤貧個案放在一起來看，我們會發現赤貧的一至二人住戶大都是長 者或退休人士。在赤貧的一人住戶中，有 56.3%是退休人士，2487.5%是六十歲以上的長者。25在居 於二人赤貧戶的 39,000 人中，26則有 28,000 人的年齡是在六十歲以上，其中 18,000 人是退休人士。 27

至於三至四人的赤貧戶，大部分都有收入；只有 12.5%的三人赤貧戶及極少數的四人赤貧戶沒有

收入。28這些家庭大都有長者或兒童，29成員的學歷也往往較低。有 56.9%的四人赤貧戶成員，教育 程度在小學或以下，30且大多從事雜工、技工、文職、服務與銷售等低收入工作。31由於缺乏良好的學 歷，縱然他們在勞動市場中有所付出，收入往往仍不足以養活家中的老少，以致容易陷入赤貧的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Study of CSSA Recipients 1995, 16. 莫泰基：《香港滅貧政策探索——社會發展的構思》（香港：三聯，1999），頁 13。 15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Study of CSSA Recipients 1995, 16. 16 在此指居港年期少於七年的香港居民。 17 社會福利署於 2002 年 6 月的統計數字。 18 黃洪、李劍明：《香港貧窮線研究》，頁 5。 19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Annual Digest of Statistics, editions 1981 to 2002 (Hong Kong: Census & Statistics Dept., 1981–2002). 20 社會福利署於 2002 年 9 月的統計數字。 21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Study of CSSA Recipients 1995, 16. 22 社會福利署於 2002 年 9 月的統計數字。 23 黃洪、李劍明：《香港貧窮線研究》，頁 5。 24 黃洪、蔡海偉：《低開支住戶開支模式》，頁 31。 25 同上書，頁 30。 26 同上書，頁 29。 27 同上書，頁 31。 28 同上書，頁 36。 29 同上書，頁 34。 30 同上書，頁 35。 31 同上書，頁 37。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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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境。 3. 香港窮人的生活 有時我們也會聽到一些講法，認為香港的窮人並不比落後地區的人悲慘。這講法有其道理，可 是香港窮人的生活絕不輕鬆簡單。一方面，貧窮的主觀經歷是相對性的；另一方面，香港的貧窮人 確實面對著相當的困境。 在 1999 至 2000 年間，香港的貧窮戶每人每日用於食物開支的，平均只有 35 元。32在最窮困的 十一萬戶中，人均食物開支更低至 24 元。33這個數目只及公立醫院營養餐費用的一半，34要用來在 廉價快餐店吃兩餐也十分勉強。此外，有 39%的貧窮戶處於入不敷支的困境，35需靠積蓄或借貸過 活。 除此以外，香港的窮人大多孤獨無援，沒有多餘的金錢從事社交活動。普遍來說，他們與親人 和朋友的關係並不融洽，甚至會遭受排斥。36他們的親友本身也大部分有經濟問題，無力施以援手 37

大多數窮人對前景都感到悲觀，對現狀亦不滿意；38有 49%的窮人感到生活艱難。39至於有孩童的

貧困戶，則將一切希望放到下一代身上。然而，由於沒有充裕足夠的經濟能力供下一代到條件較好 的學校唸書，競爭能力又不如人（比方沒能力請私人補習老師或上補習班），加上兒童的成長環 境大都極為惡劣，因此窮人能否藉下一代脫困，實在很成疑問。 低學歷人士佔了赤貧人口的大部分。政府及輿論時常認為只要他們接受再培訓，便可走出困境， 這在現實中卻有不少困難。從國際經驗來看，低學歷人士往往缺乏進修的機會，40而香港在公餘進 修的低學歷人士只佔極少數。以 1988 年為例，只有 0.1%小學程度或以下的成年人於公餘進修，遠 低於同期全港十五歲以上人口中，有公餘進修的平均數字 2.3%；41由 1998 至 1999 年間，自願於 公餘修讀課程的人士中，具小學程度的低學歷人士不足一成。42 低收入人士之所以缺乏動機去進修，是因為他們根本欠缺進修的機會。長而不穩定的工作時間、 不易負擔的進修費用、有欠理想的低回報……，這些都會令他們不願進修。43至於僱員再培訓局的 黃洪、李劍明：《香港貧窮線研究》，頁 6。 同上。 34 莫泰基：《香港滅貧政策探索》，頁 13。 35 黃洪、李劍明：《香港貧窮線研究》，頁 8–9。 36 史文鴻、吳俊雄：《香港貧窮不同面貌研究》（香港：明愛青少年與社區服務，1997），頁 70–78。 37 黃洪、李劍明：《香港貧窮線研究》，頁 9–10。 38 史文鴻、吳俊雄：《香港貧窮不同面貌研究》，頁 70–78。 39 黃洪、李劍明：《香港貧窮線研究》，頁 8。 40 Labour Market Policies: New Challenges – Lifelong Learning to Maintain Employability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7). 41 Social Data Collected by the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 Special Topics Report No. 5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89). 42 余雲楚、何國良、王志錚：《「全人發展、終身學習」研究報告 2000》。 43 《社會服務聯會週年建議書 2000》，頁 12。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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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都要求學員懂英語及有初中程度；部分提供再培訓課程的機構也傾向招攬學歷較高及年 紀較輕的人修讀。44此外，不少僱主並沒有任何措施鼓勵員工進修，45即使有，也是傾向培訓高薪 或高學歷的員工。46低學歷人士進修的機會不僅有限，就算他們成功完成再培訓，前景也不樂觀。 低學歷人士往往只能選擇關於基本技術的課程，但這些課程卻不能令他們更易就業或增加收入47。 窮人到了晚年，也不一定能過得安樂。赤貧戶中不少都是有老人家的家庭，或是由長者組成的 一、二人住戶。前者的存在，說明了有不少貧窮家庭在供養長者方面遇到困難。而在一、二人住戶中， 六十歲以上的長者，約有三分之一仍在工作；在一人赤貧戶共約 14,000 名的長者中，只有約 9,000 人退休；48而在二人赤貧戶共約 28,000 名的長者中，有約 10,000 人仍在工作。49數字說明不少 貧困的老人仍需工作來養活自己，未能退休。至於在貧窮家庭中的老人，縱有家人供養，生活仍會 困難。總而言之，有為數不少的貧困老人未能安享晚年，他們的心態也往往比其他赤貧人士更為悲 觀、絕望。50 4. 經濟發展能使窮人受惠？ 有論者認為只要有良好的經濟發展，貧窮問題自能迎刃而解。他們認為改善福利只會浪費資源， 改善營商環境才是滅貧之道。51但這想法正確嗎？ 無疑，經濟發展可以增加全香港的財富，但並不代表這些財富會惠及窮人。要了解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透過計算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來看看香港貧富懸殊的嚴重程度。521981 年，香港 的堅尼系數是 0.454，到 1996 年升至 0.518；53這十五年正是香港經濟急速發展的時期，可是財富 的分配卻越來越不平均。那麼，究竟 0.518 這個數值代表了財富的分佈不均有多嚴重？1996 年，已 發展國家的堅尼系數是 0.34，東亞地區的平均值是 0.38，至於以貧富懸殊見稱的非洲及拉丁美州， 其數值分別是 0.47 及 0.49。54可見自稱為亞洲國際都會的香港，貧富懸殊的程度遠超發達國家與鄰 近地區，甚至比一些落後國家還要來得嚴重。 香港的經濟自七十年代起飛後，財富分佈不均的情況越來越嚴重。1971 年，香港最貧窮的 同上書，頁 13。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調查所得。 46 .C. Kapsalis, Employee Training: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anada: Statistics Canada, 1997). 47 W. Chan. and W. Suen, An Evaluation of the Hong Kong Employees Retraining Programme (Hong K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48 黃洪、蔡海偉：《低開支住戶開支模式》，頁 31。 49 同上。 50 史文鴻、吳俊雄：《香港貧窮不同面貌研究》，頁 73。 51 鄧樹雄：〈漫天風雨待扶貧〉，頁 3–8。 52 要計算堅尼系數，先要以住戶收入的累積百分比相對於住戶數目的百分比來劃一條勞倫斯曲線（Lorenz Curve）。堅 尼系數就是勞倫斯曲線與 45 度線之間的面積，除以 45 度線以下的總面積，由此而得出的數值。堅尼系數數值介乎 0 與 1 之間，系數越接近 1，便代表社會的財富分佈越不平均。 53 政府統計處：《1996 年中期人口統計簡要結果》。 54 Everyone’s Miracle? Revisiting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East Asi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7). 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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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住戶，其全年收入佔全港住戶總收入的 2.3%，到 1996 年只得 1.1%；最富有的 10%住戶，則 從 1971 年的 34.6%，上升至 1996 年的 41.8%，55兩者相差達 40 倍。而在 1996 至 1999 年初之間， 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就業人口，入息下降了 6%；另一方面，同樣經歷經濟衰退，收入卻是最多 的五分之一就業人口，其入息竟上升 9.4%！56假如以家庭入息計算，最窮的五分之一家庭，在同 期收入減少了 27.7%；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卻增加了 4.2%。57此外，正如前文所述，近十 年香港的貧窮狀況一直沒有改善，但在 1991 至 1997 年間，香港的生產總值增加了 36.53%。58由此 可見，即使香港有強勁的經濟增長，大多數財富仍只會流入富有人家之中，窮人基本上不能受惠 於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社會富裕。 有人或會提出質疑，認為香港社會有不少向上爬升的機會，因此這些反映財富收入不均的數 據並無意義。無疑，階級間的流動可紓緩貧富懸殊的壞影響，可是香港的階級流動性事實上並不如 人們想像中那麼強。59舉例來說，服務業階級的家庭要維持本身的階級狀況，比勞工階級家庭想晉 級至服務業階級要容易 10.2 倍。60我們有理由相信，大部分的貧窮戶都是一直處於貧窮之中，並未 能分享到社會發展的成果。 5. 小結 透過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察覺到香港的貧窮問題極其嚴重。全港有百分之十以上的人陷於赤 貧狀態，只能勉強維生。香港的貧窮人士大都已在港生活多年，且是老弱殘病及需要供養家人的低 學歷人士。他們一直未能分享到香港多年經濟發展的成果。 為甚麼他們會陷入這般的困境？原因不是因為他們懶惰，也不是由於香港的經濟持續差勁。香 港之所以有越來越多的窮人，是由於社會結構令財富流向富裕的人。指責窮人懶惰或迷信經濟發展 可以滅貧，對解決香港的貧窮問題根本無濟於事。 上文的討論，大部分都是以九十年代的統計數字為根據。61踏入二十一世紀，香港的經濟受到 九一一事件的進一步打擊，經濟陷入谷底，窮人的困境相信只會益發惡劣。

政府統計署：《香港人口普查報告》，1971 至 1996 年。 《社會服務聯會週年建議書 2000》，頁 8。 57 同上。 58 Hong Kong Annual Digest of Statistics, editions 1981 to 1998. 59 Thomas Wong and Tai-lok Lui, “Reinstating Class: A Structural and Development Study of Hong Kong Society,” Occasional Paper No.10,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2; Wing-kwong Tsang, “The Class Structure of Hong Kong,” Occasional Paper No.17,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2. 60 Wong and Lui, “Reinstating Class,” 54. 61 這主要是由於廿一世紀初的數據仍未齊全，這個時期的香港經濟問題因此未能蓋棺定論；要深入探討的話，相信仍 要多等幾年時間。然而筆者相信單憑九十年代及以前的數據，已可以說明香港的經濟結構對窮人不利。 5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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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會的相應行動 在教義上，基督教是一個同情窮人的宗教。遠在基督降生之前，律法書已記載有保護窮人的吩 咐。62先知阿摩司曾責備以色列人為私利欺壓窮人及有需要的人，63並指出這些行為會招致上帝的 懲罰。64除阿摩司外，耶利米及彌迦等也曾作過類似的批判。65 耶穌基督自己常與窮人為伴，並重視貧苦困乏人的需要。66使徒教會救濟過捱飢抵餓的人，又 有援助寡婦等弱勢者的制度。67對教外人士的貧窮問題，基督教亦十分關注；使徒在新約聖經中多 番勉勵基督徒要行善，68並肯定關懷弱勢社群的屬靈意義。69聖經也批判徒具空言而沒有實際行動 的愛。70若按此推論，基督徒對非信徒不單負有福音的使命，也有社會的責任。 自基督的教會成立，一直都有人參與扶貧的工作，就像投身傳道事工那樣積極。71在香港也是 如此，自開埠以來，不少基督徒便已為困苦無依的人提供資助和服務，又或為他們仗義執言。然而， 我們必須承認許多基督徒並不關心窮人。比如說，福音派教會是香港基督教會中比較大的群體，但 是因著神學上的爭辯，他們過往對社會關懷並不熱衷。72到了 1974 年，全球福音派教會於瑞士洛桑 通過了〈洛桑信約〉，肯定了福音派教會的社會責任後，73香港的福音派教會才逐漸關心社會。 當代仍然有不少基督徒關注貧窮的問題，不僅提供服務及救濟，並透過社會運動替弱勢社群 仗義執言。福音派的參與，在〈洛桑信約〉後也越來越吃重。本港更正教教會主流之一的福音派教會， 74

近年的社關行動更日趨高調。福音派於短短幾十年間，由對社會漠不關心，一變而為積極關注，

這轉變本身甚具討論價值，下文的討論因此較著重福音派的事工。在分析近期的扶貧事工時，筆者 亦將集中討論有較多福音派參與的兩項行動：「基督徒關懷貧窮行動」及「教會關注失業行動」。 1. 香港基督教社會福利服務簡史 自香港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埠之始，來港傳道的宣教士已積極參與社區工作。他們致力建立 學校，提供醫療服務，並興辦為數不少的福利事業，令基督教成為替港人提供社會服務的重要媒 申十五 1~3、7~11，廿四 19~21。 摩二 6~8。 64 摩四 1~2，八 1~14。 65 耶廿二 16~17，卅四 8~22；彌六 9~16。 66 路四 18~19，十四 12~14。 67 徒六 1~6；林前十六 1~4；林後八 1~14，九 1~15；提前五 9~16。 68 加六 9~10；腓二 4；提前六 17~18；來十三 16。 69 加二 10；雅一 27。 70 可十二 40；雅二 14~17。 71 Evangelism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 Evangelical Commitment (Exeter: Paternoster, 1982), 19；斯托德（John W. Stott）：《當代基督教與社會》，劉良淑譯（台北：校園，1994），頁 17–22。 72 當時有不少教會領袖認為教會應專注於傳福音，社會關懷是不信派的行為。參薛玉光：〈教會的見證〉，《培靈講道》， 第 13 集（香港：培靈研經會，1961），頁 254–61；王明道：《真偽福音辨》（香港：晨星，1982）；林榮洪： 《屬靈神 學：倪柝聲思想的研究》（香港：中神，1985）。 73 斯托德：《當代基督教與社會》，頁 28。 74 舉例來說，香港基督教新教最大的三個宗派組織，包括香港浸信會聯會、宣道會區聯會及播道會，均屬福音派。 62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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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甚至稱得上是推動社會服務發展的主導力量。75舉例來說，一直領導著香港社會福利事業的香 港社會服務聯會，便是從 1936 年開辦的教會社會服務中心發展出來的。76 在五十年代末，中國大陸的政權剛剛轉移，不少難民湧入香港，令全港人口在 1946 至 1951 年間由六十萬急升至二百萬。77為數目如此龐大的難民提供足夠的食物、教育、醫療、住屋、工作等服 務，是當時香港面對的一個嚴峻挑戰。情況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不少志願組織紛紛來港提供援 助，其中許多都是有基督教背景的。他們不單對難民提供緊急援助，並且積極試辦各種不同的社會 服務，不少大宗派的社會服務組織便是在這段時期建立的。基督教社會服務界於那幾年的努力嘗試， 可說為今天香港的社會福利事業奠下了基礎。78 到六十年代，香港的經濟起步，難民問題得以紓緩，不少救援機構遂撤離對香港的援助，將 資源投放到其他更有需要的地方。雖然不少社會服務組織因而解散，堅持運作下去的卻也為數不少， 政府故此需要重新制訂社會福利政策。可是，當時的香港政府在這方面仍不願多作承擔，在政策上 只將社會服務機構視為政府的工具，藉以替社會爭取福利資源，減輕政府的負擔。79 除此以外，當時教會的意識形態也為基督教的社會服務帶來困難。受華人基督教領袖如倪柝 聲80、王明道81等的影響，屬於主流的福音派及基要派教會，大多對社會服務持否定態度，質疑社 會參與的屬靈意義，甚至認為教會提供社會服務是邪惡的。82相比於外援充足的五十年代及思潮起 伏的七十年代，教會在這段時期的社會服務陷入了低潮。然而，也許是由於當時教會的社會工作大 多由西人主持，基督教整體上對社會服務仍有充足的承擔。相對於港英政府的保守作風，教會對社 會服務的取態可算是十分積極。83 由六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末，香港發生過好幾次暴動，迫使政府不得不正視普羅大眾對社會 福利的需求。841973 年，政府終於肯定志願機構的貢獻及其與政府的伙伴關係，。政府也列明確界 定了志願機構應該達成的目標，並承諾提供資助。85到八十年代，政府進一步全面資助大部分志願 機構的職員薪金及行政費用。86這一政策上的轉變固然紓緩了基督教社會福利機構的財政壓力，令

周永新：《社會福利的觀念與制度》（香港：中華，1990），頁 4。 Paul R. Webb, Voluntary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Chung Chi College 25th Anniversary Symposium, 1977 (Hong Kong: Chung Chi College, 1977), 135. 77 陳昕、郭志坤合編：《香港全紀錄》，卷 1（香港：中華，1997），頁 248。 78 陳慎慶：〈香港基督教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 25 期（1998 年 7 月）：69。 79 周永新：《香港社會福利政策評析》（香港：天地，1984），頁 50。 80 參林榮洪：《屬靈神學》。 81 參王明道：《真偽福音辨》（香港：晨星，1982）。 82 薛玉光：〈教會的見證〉，頁 254–61。 83 陳慎慶：〈基督教社會福利事業〉，頁 72。 84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香港：政府印務局，1967），頁 100、104。 85 香港社會福利署：《香港社會福利發展五年計劃：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八》（香港：政府印務局，1973）。 86 Hong Kong Government, 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 on Provision of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and Subvention Administr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80). 75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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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七、八十年代能有蓬勃的發展，但同時亦令教會喪失了財政主導權，淪為政府的代理人。87 不單是政府，教會本身於七、八十年代也在觀念上有了改變。自五、六十年代起，外國一些福音 派學者已積極擺脫基要派反智及出世的形象。隨著 1974 年的〈洛桑信約〉肯定了社會關懷的價值， 這些福音派的新思維亦逐漸被引入香港，改變了華人福音派的保守作風，促進了更多的社會參與， 88

福音派亦開始在基督教的社會福利工作上佔一重要席位。與此同時，基督教的社會服務機構也日

趨本地化，西教士逐漸退出，轉為由華人信徒精英掌舵，89機構的運作模式亦趨向本色化，期能 以切合香港本土的模式回應社會問題。90 隨著思考模式的轉變，教會關懷社會的方式也起了變化。一直以來，教會主要是透過成立社會 福利機構而提供社會服務，自七十年代起，一些機構開始以社會行動的形式參與社區工作。91到八 十年代，香港面對 1997 的前途問題，基督教的社關組織遂如雨後春筍般應運而生，並且逐漸分為 兩大類型，第一類是提供社會服務的傳統社會福利機構，第二類則是從事政策評論及社會運動的 社關團體，92兩者不時在一些社會議題上互相合作。第二類機構的出現，更促使了不少基督徒投身 政治事務，或議政、或參政。 踏入九十年代，政府的福利政策再度令志願機構陷入財政困境。中英兩國政府在九十年代為福 利政策爭持不下，中方警告福利開支的增長會令香港「車毀人亡」。回歸後，香港政府終於不顧反 對意見，在福利開支上採取一筆過的撥款方式。基督教的社會福利服務因而受制於政府的緊縮政策， 93

偏偏這時社會上的需要卻有增無減。 然而，基督教會並沒有因而退縮，不單繼續昔日的社會服務及社會行動，且高調地以社會運

動回應貧窮問題，包括 2000 年的「基督徒關懷貧窮行動」及 2002 年的「教會關注失業行動」。這兩 個運動的特別之處，是它們都取得了香港福音派前所未有的高調參與，都同時帶有社會服務及社 會行動的特性，並且都希望能盡量動用堂會及信徒的資源去解決社會問題。在下文，筆者會詳細介 紹這兩個行動。 2. 「基督徒關懷貧窮行動」 自香港於回歸後陷入經濟困境，貧窮問題的嚴重性亦開始浮現。2000 年 8 月 12 日，廿三個民 間組織團結起來，成立名為「民生廿一」的論政團體，由盧龍光牧師任召集人。成員團體之中，十一 周永新：〈今後香港教會在社會服務工作的取向〉，《媒介》，第 18 期（1988 年 12 月）：4。 參郭偉聯：〈青年基督徒之社會參與〉，頁 145–88。 89 陳慎慶：〈基督教社會福利事業〉，頁 81。 90 參劉紹麟：〈四九年以後香港教會本土化的經歷──兩個不同個案〉，《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 25 期（1998 年 7 月）：20–23。 91 周永新：〈香港社會福利政策評析〉，頁 203–4。 92 陳慎慶：〈基督教社會福利事業〉，頁 78。 93 除引起不少議論的一筆過撥款外，政府的緊縮政策也包括了服務表現監察制度、資源增值計劃、青少年服務基本開支 檢討等。參盧錦華：《香港基督教社會工作初探》（香港：書山，2001），頁 124。 8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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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具有基督教或天主教背景，其中明光社、工業福音團契、新福事工協會、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 及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都屬福音派組織。在團體成立之初，當中的基督教成員已準備在「民生廿 一」的政策綱領以外，再草擬一份基督教立場的綱領，94並於同年 9 月籌組一名為「基督徒關懷貧窮 行動」（下文簡稱「關貧行動」）作為落實的方案。接下來的 10 月 11 日，行政長官董建華發表了一 份以脫貧為主題的施政報告。 「關貧行動」遂乘勢正式展開，作為回應。95行動的成員包括同為「民生 廿一」成員的明光社、工業福音團契、新福事工協會，以及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施達基金會、禧福協會， 並香港木屋區福音團契96。翌年 5 月，榕樹頭之光協會及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也加入這個行列。如 此多的福音派機構聯合起來，高調回應政府的政策，實在史無前例。 「關貧行動」開始運作不久，即在其研討會中回應施政報告。行動一直尋求堂會在人力物力上的 積極參與，期能於半年內籌得一千萬港元的基督徒關懷貧窮基金，並成立物資支援中心。97然而這 籌款目標一直未能達成。截至 2001 年 9 月止，基金只籌得港幣 2,654,039.05 元；物資中心則回收了 150 萬港元的物資，幫助了 520 戶窮人，另有 352 戶接受現金資助，2500 戶獲贈超級市場食物禮 券。98 除了現金及物資援助，行動亦定期回應政府的扶貧政策，透過舉行記者招待會、刊登廣告及投 稿報刊等等，表達他們對貧窮問題的立場；此外又不時舉辦關懷窮人的活動，如參與電台的送暖 行動、端午節送贈粽子、聖誕節開設愛心筵席等。這些活動一方面直接令窮人受惠，另一方面也促進 了社會對窮人的了解，並鮮明地表達出基督教會對貧窮問題的關注。 總而言之，「關貧行動」的成立及提供的服務，正正是教會針對政府及社會大眾對窮人的忽視 而作的回應。我們或許可以說，整個行動是教會寓社會行動於社會服務的一次嘗試。 3. 「教會關注失業行動」 正當香港陷入經濟困境，貧窮問題日益嚴重之際，這個悲情城市的失業率亦屢創新高。公司結 業、裁員之聲不絕於耳，對香港的窮人來說，更猶如雪上加霜。而就在失業問題日趨惡化之際，一 些堂會展開了實際的回應行動：有的貸款支援失業會友，有的與其他堂會組成支援網絡，有的搜 集附屬組織的職位空缺資料。99雖然這些行動的援助對象主要是失業的信徒，但相信當中有少部分 的受惠者是一般窮人。100 到了 2002 年，香港的失業數字攀升至歷史性高峰。高失業率不單令貧窮問題更形嚴重，也令 甄敏宜：〈推動共融，消除貧窮〉，《時代論壇》，第 677 期，2000 年 8 月 20 日，版 1。 江少貞：〈基督徒關注貧窮運動，高調回應十月施政報告〉，《時代論壇》，第 682 期，2000 年 9 月 24 日，版 1。 96 已易名為「城市睦福團契」。 97 羅民威、江少貞：〈基督徒籌千萬基金扶貧〉，《時代論壇》，第 685 期，2000 年 10 月 15 日，版 1。 98 《基督徒關懷貧窮行動全年工作報告（2000–2001）》。 99 羅民威：〈失業潮下的一杯涼水〉，《時代論壇》，第 571 期，1998 年 8 月 9 日，版 1。 100 龔立人、陳澤群：《福利與信仰：香港教會推行慈惠之果效研究報告》（香港：宗文社，2002)。 9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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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原已存在的社會問題日益惡化。家庭暴力事件及自殺數字在近幾年來的增加，很大程度上便是 與失業問題有關。情況引起了基督教會的關注。廿九位來自不同背景——包括福音派及非福音派的 教會領袖，於 2002 年年初發起「教會關注失業行動」（下文簡稱「關失行動」）。101他們於 1 月 25 日 召開記者招待會，呼籲社會人士「減少裁員、創造職位、開拓空間、共渡時艱」，並在報章發表聲明。 除此之外，他們也宣佈成立創造職位基金，目標是籌集一千萬資金及搜羅一千個職位。 「關失行動」自開始以來，便一直遊說基督徒僱主及機構減少裁員，增加職位。對社會上一些令 人關注的裁員風波，一些成員也會發表評論。102在實際行動方面，創造職位基金籌得了 270 萬元， 並已開放給堂會、機構、私人公司及創新行業申請。截至 2002 年 6 月初，基金已協助開創了八個職 位，同期還有多份申請書在審批中。103此外，行動已為新增的職位進行登記，供人申請，並設立了 支援熱線及分區的支援中心。整個支援系統不僅為求助者尋找工作，還提供就業培訓、金錢援助以 至情緒輔導等服務。104 筆者執筆撰寫本文時，「關失行動」才開展了一年，要詳述行動的成果，似乎言之尚早。到目前 為止，行動的成員仍在摸索未來的方向，例如申請創造職位基金的條件仍在修訂之中，創新行業 的可行性也需要進一步研究。105但我們可以看到，「關失行動」與「關貧行動」一樣，都是希望寓社會 行動於社會服務。換句話說，行動不單要為失業者提供救濟及工作，也希望能透過這些措施，向政 府及社會各界表達出失業人士的訴求。

（四）總結及評論 在本文開始時，筆者扼要地描述香港貧窮問題的實況，澄清了一些對窮人的誤解，並指出貧 窮問題在近幾十年來持續惡化的事實。與此同期，基督教一直都有關注社會的需要，數十年來為香 港提供了不少社會福利服務。到九十年代，教會在面對政府緊縮政策所帶來的困難時，仍發起專門 針對貧窮問題的行動。我們可以肯定，基督教一直都有回應香港的貧窮問題，關心香港貧窮人的動 向。 在餘下的篇幅，筆者將會探討以下幾個問題：究竟基督教在回應香港的貧窮問題時，有何缺 失或可取之處？這些回應如何能夠精益求精，更妥善和更有效？有甚麼可行的辦法沒有？以下筆 者會從思維、策略及資源三個角度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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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九位教牧領袖中，有一些來自福音派的組織，如明光社、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突破機構等，也有一些來自非福音派 的組織，如基督教協進會。 102 如胡志偉：〈重建企業誠信與社群精神〉，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網頁，2002 年 4 月 4 日。該文是對「電訊盈科」裁員事件 的回應。 103 龍成才：〈共闖逆境－－與失業者同行〉，《時代論壇》，第 772 期，2002 年 6 月 16 日，綱上版。 104 參香港教會網頁 http://www.hkchurch.org.hk。 105 同上。 11

1. 基督教扶貧的思維 i. 社關思維未能深化，社關神學需要普及

無可否認，基督教一直都很關注香港的貧窮問題，並為此付出過不少努力。在歷史上，教會一 直都有關顧窮人的事蹟可循，儘管教會內部反對的聲音也一直未曾停止過。今天，教會雖然少了反 對社會參與的聲音，關懷社會的神學思想卻顯然尚未深化，並沒有於佈道、栽培、訓練等事工中 表現出來，不少福音信息及初信栽培教材沒有提及社會關懷，平信徒亦大多未能將扶貧的觀念融 入他們的信仰當中，106教會的社關事工往往只是由一群積極的搞手維持著。比如說，「關貧行動」一 直未能達至它的籌款目標，若將已籌得的款項除以全港約二十萬信徒的數目，107平均每位信徒大 約只捐出了十元。香港的基督徒普遍來自中產階層，108他們其實有能力對窮人作出更大的承擔。 在這方面，神學工作者及堂會教牧可扮演重要的角色。自〈洛桑信約〉簽訂後，一貫保守的福音 派群體開始關心社會，也就是說教會的大氣候是鼓勵基督徒關心社會的。然而，平信徒所持守的， 很可能仍是流傳在他們小圈子中的那一套信仰。除非有人教導他們社會關懷的神學理據及教會在社 關上曾作的努力，不然他們的視野仍將局限在個人的小圈子中，只著眼於個人及朋友的需要，不 會懂得關懷社會上的窮人。要改善這現象，神學工作者可將近年基督教關於社會關懷的討論普及化， 透過書籍、小冊子、影片及詩歌等，將社會關懷的理念推廣開去。堂會的教牧可以在講壇上加強宣講 關懷社會的信息，並在佈道會、福音單張及栽培教材中加入社會性的內容，例如定期舉行社關主日， 為會友策劃一些具社會意識的活動，又或舉行佈道會時，與社區中心協辦社區同樂日，藉此向社 區中的窮人表達關懷，也讓會眾有機會認識社區。 香港的基督教會已擺脫了昔日反對社關的思維枷鎖，當務之急，在於建立社會倫理觀及商業 倫理觀，令信徒曉得如何將社會關懷融入信仰當中。 ii. 需要一套基督教的經濟倫理 此外，香港福音派信徒的倫理觀仍未能適切地回應貧窮問題。香港人普遍相信多勞多得，又或 相信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市場經濟。即使是基督徒知識分子，也會誤解貧窮是個人素質所致， 天真地以為透過屬靈的復興，便可輕易解決問題。109社會對弱勢社群的種種結構性不公義，一般信 徒只有有限的理解，遑論批判。信奉自由市場經濟觀的人，往往盲目相信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是萬 陳劍雲：〈培靈講道與屬靈觀念的轉變〉，《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 25 期（1998 年 7 月）：58–59。 在 1999 年，香港教會有 197,000 名在港會友。參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一九九九年香港教會普查：堂會普查部分簡要 報告》（香港：教新，2000）。 108 李均熊：〈香港、教會與新中產階級——從階級分析看香港教會之中產化〉，《時代的把脈——福音與香港社會的邊緣 人》〔陳慎慶編〕（香港：基督徒學會，2000），頁 25。 109 梁嘉銳：〈關於貧窮的反省〉，《時代論壇》，第 690 期，2000 年 11 月 19 日，網上版。梁氏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 理教授。 106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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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良方，忽視了自由市場中的不公平問題。 筆者相信在商界的基督徒可以擔當積極的角色。他們接收到較多第一手的商業信息，更能知悉 財富的真正流向，因此也更能向教會反映社會財富分佈的實況。他們處身於一個影響窮人生計的經 濟建構之中，亦不能逃避倫理及神學上的反省。究竟基督徒在這樣的環境中該如何行事？在如此的 經濟制度下作基督徒，又有甚麼意義？這些都是任職商界的信徒需要回答的問題。在西方社會，基 督教的商業倫理已在不少機構付諸實行，商界的信徒對此有不少貢獻。香港商界的肢體大可參考他 們的經驗，建構一套切合本土情況的商業倫理，以教導其他信徒如何回應現代社會錯綜複雜的問 題。 2. 基督教的扶貧策略 i. 過分專注社會服務，忽略引致貧窮的社會結構 一直以來，基督教的社會關懷都將重點放在社會服務上，對社會行動比較後知後覺，甚至持 負面的態度，例如認為社會行動有違聖經順服當權者的教導。110這種心態在福音派教會中尤其普遍。 福音派學者賽特（R. Sider）便曾指出近代基督教的社關策略，就像在拯救車禍傷者的同時，又反 對他人提出改善道路安全的訴求。111 在香港，基督教的社會行動到了七十年代始成為氣候，但投入的人力物力比社會服務更少， 且不時遭到高層的掣肘。112即使近期教會開始重視社會運動，其力度仍有待加強。比方「關貧行動」 雖有議政，卻顯得過於溫文，只有言論而沒有請願、示威等行動；所發表的評論，亦大多只針對個 別事件而非社會整體的結構。 重社會服務而輕社會行動的作風，令扶貧工作的成果大打折扣。社會服務只能回應社會問題所 造成的後果，而不能減少社會問題。113如本文第二節所分析的，香港的窮人數目眾多，粗略估計也 至少佔全港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單靠社會服務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絕非明智。基於社會不公平 的經濟結構，香港的窮人並不能受惠於經濟發展。這些因素一日不消除，窮人只會有增無已。社會 服務必須有社會行動予以配合，方可針對貧窮問題的根源對症下藥。 ii. 需要政策研究及針對問題的扶貧行動 正因為貧窮問題源於社會結構上的缺陷，政策研究便顯得十分重要。上文曾指出「民生廿一」剛 成立時，已有成員機構計劃草擬一份基督教立場的扶貧綱領，這無疑是一個可喜的開始。然而，在 社會運動普遍不受重視的情況下，要在政策研究上取得成果並不容易。基督教會很多時只能夠和議 110

然而，聖經中的順服是出於自願，其字義並無屈從權力的意思。參筆者另文：〈順服還是抗命？〉，《時代論壇》，第 768 期，2002 年 5 月 19 日，網上版。 111 Ronald J. Sider, Rich Christians in an Age of Hunger: A Biblical Study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77), chap. 9. 112 羅民威：〈回歸系列二：前線群體演義〉，《時代論壇》，第 511 期，1997 年 6 月 15 日，網上版。 113 曹敏敬：〈教會與社會〉，《信息》，第 196 期，1997 年 9 月，頁 1。 13

其他團體的政策立場，或只就個別事件發表意見，卻缺乏既植根於信仰，又能顧全整體社會利益 的政策綱領。即使是前述的基督教扶貧綱領，也只是「民生廿一」的大綱領下的小綱領。114教會似乎 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在學界、商界及政界基督徒的同心協力下，作出全面而深入的政策研究。 而本土政治神學的建構，是基督徒回應本土社會問題的基礎，也是不可或缺的。 面對香港日益嚴重的經濟問題，扶貧的方法不能一成不變。教會不單要提供服務或援助，還須 思索如何為窮人爭取更多發展的機會。以「關失行動」創新行業的方案為例，115以及從一些牧者曾提 出的、透過建設社區經濟來紓緩失業壓力116等建議來看，教會目前的方向雖然正確，可行性卻令人 存疑。此外，教會目前的扶貧策略也未能針對窮人的實際需要。香港的窮人多為缺乏積蓄或社會保 障的老弱殘病，以及被迫失業或從事低收入工作的低學歷人士，然而教會的社會服務或社會行動 卻很少是針對這類群體而作。要具體地解決貧窮問題，我們應集中資源去滿足這些群體的需要，比 方替老人爭取退休保障，又或為低學歷人士提供職業培訓及就業輔導等。 商界的基督徒可以在這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在發展經濟及營商上的經驗，正好為制定扶 貧方案提供所需的專業意見。教會不應倚賴政府的資助，卻應自力經營及發展，以適切的方案幫助 不同處境的貧窮人士脫貧，令扶貧行動在有利或不利的環境中都能持續發展下去。 堂會也可在扶貧的新策略中扮演積極的角色，改善與社區的關係，積極參與社區事務。他們可 與區內的居民同行，甚至領導居民爭取權益，又或作為社區扶貧工作的領袖，凝聚區內關懷貧窮 者的力量。此外，堂會也可聯絡區內的貧窮人士，關顧他們身心靈的需要，並讓他們有機會互相認 識，彼此支援。窮人亦可在堂會的協助下，成立互助組織，合力為自己的需要發言。如此既可為貧 窮人充權，亦可避免他們的社會地位被邊緣化。 另一方面，基督教會已負起了政府社會服務代理人的角色，這會否令教會失卻自主權呢？教 會的服務又會否因此失去本身應有的特性呢？在「服務代理人」這角色下，教會須提供政府要求的 服務，以致這些服務往往因而變得世俗化，甚至與一般志願團體的服務無異。117這是我們必須正視 的問題。 簡言之，教會的扶貧事工要取得成就，必須在策略上有所革新，除重視社會行動及政策研究 外，還須拋開政府代理人這角色的陰影。而要做到後者，我們無可避免要觸及下文的資源問題。 3. 基督教扶貧的資源 i. 過分依賴政府資助，喪失主導權 香港教會自七十年代開始逐漸承擔起社會服務代理人的角色，而政府在這方面提供的資助， 114

甄敏儀：〈推動共融，消除貧窮〉 。 參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網頁 http://www.hkcrm.org.hk。 116 麥世賢、甄敏宜：〈讓悲情城市現生機：關注失業行動，教會落實承擔〉，《時代論壇》，第 764 期，2002 年 4 月 21 日， 版 1。 117 周永新：〈社會服務工作的取向〉，頁 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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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使教會傾向依賴政府的資源來提供社會服務。以九十年代末為例，基督教便有 47.3%的社會服務 經費來自政府資助。118然而，隨著政府縮減社會服務開支，119教會的處境將日益困難。有論者甚至 認為，沒有了政府的資助，教會根本不能繼續其社會服務的事工。120 香港的貧窮問題存在著不少結構性因素。若教會積極回應這問題，或會刺激既得利益者透過各 種途徑，以財政手段向反建制的基督教機構施壓。另一方面，若基督教機構繼續倚賴政府的資助生 存，遲早會喪失憑良心說話做事的空間。其實，除了政府外，教會還可以從會眾及社會取得資助。 然而，從「關貧行動」和「關失行動」的例子來看，教會似乎仍未能有效地動員會眾，也未能充分利 用本身已有的資源。比方，截至 2002 年末，兩個行動的基金仍未籌到其目標金額。至於社會方面， 一直也有非政府的資源可供教會申請使用，例如公益金、賽馬會及獎券基金等。問題是賽馬會這個 最大的非政府資助來源，其收益是來自賭博活動，因此雖然也有基督教團體接受賽馬會資助，121 這樣做卻會受到教會人士的非議，且令教會在回應賭波問題一事上情況尷尬。122 ii. 如何為扶貧開源節流 解決資源問題的方法，不外乎開源節流。在開源方面，教會需要開拓在政府以外的資助來源。 除了教導會眾認識扶貧事工的信仰基礎外，堂會還可提供機會，讓會眾更容易參與扶貧的工作， 比如舉辦類似差傳年會的扶貧年會，又或成立堂會本身的扶貧基金等等。堂會在鼓勵會眾奉獻時， 不應只鼓勵奉獻常費或推介福音機構，也應多推介參與扶貧的組織；十一奉獻的對象不應只限於 個別堂會，普世教會及其扶貧事工亦應為信徒十一奉獻的對象。不少基督徒商人有較豐裕的收入， 教會可加強對他們的遊說工作，123如鼓勵他們捐出部分收益予扶貧事工，為失業的窮人提供職位， 投資創新行業，以至將捐助扶貧列為所經營業務的社會責任及經常性開支等。對收入較高和較穩定 的專業人士，教會也可鼓勵他們除捐獻金錢外，尚利用他們的專業技能或創意幫助窮人，又或利 用他們的人際網絡推廣基督教的扶貧事工。 教會亦可考慮幫助貧窮人士成立合作社，讓窮人也有創業的機會，增強他們自力更新的能力。 縱然合作社不一定能帶來大量的經濟收益，也不一定能使窮人自給自足，但至少可讓他們有機會 一展所長，靠自己的技能，彼此合作去改善自己的生活，無須一味依賴救濟。124這可以幫助窮人在 經濟上充權，亦不失為開源的途徑。 118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九九香港教會普查分享交流會參考資料》（香港：教新，1999）。 盧錦華：《香港基督教社會工作初探》，頁 124。 120 周永新：〈社會服務工作的取向〉，頁 4。 121 香港賽馬會：《賽馬惠慈善：香港賽馬會年報》，1999 年 6 月 30 日，頁 150。 122 比如在賭波合法化一事上，不少人便以此指責教會反賭波的雙重標準。參徐珍妮：〈反對賭波，但說不出口！〉，《時 代論壇》，第 724 期，2001 年 7 月 15 日，網上版。 123 事實上教會已經展開這一類的遊說工作。參申文介：〈信徒僱主關注失業〉，《時代論壇》，第 775 期，2002 年 7 月 7 日，網上版。 124 呂大樂、黃洪：《去權與充權》，頁 35。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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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節流方面，教會可考慮減省不必要的開支，將資源改為用於扶貧事工，比如減少非必要的 植堂，125延遲購買堂址或裝修堂會等。126此外，將資源集中運用，也能替扶貧事工注入動力。大部 份部分基督教團體的負責人都非專長於理財，結果只會令資源囤積，又或分配不得其所。要是基督 徒專業人士能發揮所長，協助教會有效調配資源及令資源增值，對扶貧事工定有莫大裨益。 總括而言，基督教應減少對政府的依賴，善用現有資源，並盡力開源節流。基督徒商人及專業 人士可在其中扮演積極的角色，提供並管理教會的資源。 4. 結語 在二十一世紀初的香港，貧窮問題相信會持續惡化。積極參與扶貧工作的基督教會正面對著嚴 峻的挑戰。困境當前，教會有必要檢討其扶貧事工，更新思維，採用多元化的策略，並積極開拓資 源。這正需要各行各業基督徒的參與。

參蔡志森：〈何必再植堂〉，《時代論壇》，第 647 期，2000 年 1 月 23 日，網上版。 比如在 2002 年 7 月，香港某大堂會以 683 萬購址植堂，這數目比當時「關貧行動」籌得的基金還要多。參蕭籌華： 〈為油塘居民感恩〉，《宣道會北角堂週刊》，2002 年 7 月 6/7 日。植堂需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在植堂前教會須充分考慮 各種問題，比如新植的堂會會否與其他宗派的堂會地點接近，以致資源重疊。 125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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