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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 同盟和 全球民 主的挑 战 武藤一羊 Alliance of Hope and Challenges of Global Democracy Muto Ichiyo 希望同盟：1993 年区域网络会议（几内亚，6 月 18 日至 22 日） 全球权力中心 当今世界似乎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方面是掌握在北方国家手里的全球决策 权的前所未有的集中，另一方面是由此导致的全球混乱以及人类和环境的破坏。 在座的各位都很了解情况，我认为没有必要重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银行、关贸总协定、七国集团、跨国公司以及其他由北方国家控制的这些机构的作 用。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里，这些机构给数十亿世界人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 活引入了一个新的 “再次殖民化” （查克拉瓦西 · 拉格哈万 (Chakravarthi Raghavan)语）过程，其中受害最深的就是最弱势群体。在 20 世纪 90 年代，随 着苏联的解体，权力完成了集中。特别的是，这个权力的集中是作为具有双重性 质的里程碑事件出现的。它代表了把贫弱人口从世界资本主义枷锁中解放出来这 一 20 世纪的主要任务出人意料的失败。同时，它也是作为受单一的非资本主义 类型的野蛮的国家权威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体系控制的这些民族的解放出现 的。虽然这一体系刚开始时也具有革命性，但它残忍地囚禁和杀害了大量本国公 民并扼制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解放立即把自由的人民都 推向了其他残忍的统治者的怀抱中。 在这种情况下，理应要求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现存的世界性组织的联合国， 已被请来为北方大国的行为进行合法化论证。这种合法化是必需的，因为全球权 力中心作为一个自封的组织对世界大多数人口的统治从未接受过他们的授权。以 联合国名义进行的海湾战争不仅是对萨达姆·侯赛因而且也是在向可能反对北 方国家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所有人进行的示威。 全球权力中心并没有仅仅把自己限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控制领域。它是一 个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教义的十字军征服者。他们把这个 意识形态，用我的话说就是宗教体系，作为不需质疑的显而易见的观点强加给 我们。这种傲慢确实是令人震惊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肯定会带来混乱，因为它 没有确立调节和谐人类关系的的规范。它是强者有权蚕食弱者的规则，是贪婪的 规则。从全球范围来看，它很方便地巩固了北方国家的统治。 The State of Statehood 国家地位的状态 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也是需要我们改变的全球结构。因为如果不瓦解这个全 球权力中心并代之以另一种人民统治，我们就不能指望保证人类能生存下去、能 把孕育生命的环境传给地球上的后代，更不用说消除世界上巨大的贫富差距了。 1

但是要怎样改变？朝什么方向改变？ 20 世纪的答案就是通过国家：只有通 过国家才能带来实质性的、重大的变化，不论是福利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新 独立的发展主义国家，总归是通过国家。这是 20 世纪不可动摇的信条。但现在我 们认识到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失败根源于国家对公民社会的侵蚀。在上个世纪的 最后三十几年，在使全球权力中心能到处施加影响的资本全球化过程中，作为 万应灵丹的国家方法已开始受到质疑。 不管国家愿不愿意，比如说，它都必须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有利于或不利于本国人民的决策。在这种时候，国家的合法性就受到了侵蚀。在 与全球权力中心的关系中，大多数国家都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当然，好一点的国 家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是即便是努力对人民负责的最好的国家也无法摆脱世界权 力中心的致命控制。甚至在北方国家内部也存在全球化资本和地域性的国家的冲 突。把全球化资本当作一个整体来管理并因此把整个世界当作其势力范围的北方 国家，仍把它们各自地域里的本国国民作为其权力和合法性的来源。资本会向国 家地域以外运动，这是无法控制的。就像实际情况那样，资本在国家地域以外的 运动能引起国内经济耗竭、工厂倒闭、裁员和失业。但是他们不能把资本运动限制 在本国地域之内。换句话说，保护主义是不可能的。这就使他们处于一个非常困 难的境地。每个国家也都试图通过政治方法“解决”这一冲突，努力向别国转移 这种新变化的负面影响。这自然在它内部激起了敌对情绪。而后，世界权力中心 由于不断的冲突出现了分裂，但在南方国家面前它表现得仍像一个权力中心。 这似乎暗示着国家作为最强的也是现代最可行的体系，正逐渐走向它的历 史尽头。 如果不指望国家，那我们又能指望谁成为另一个变化动力呢？这是我们大家 要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是在我们所习惯的存在一个世纪之久的社会变化公式 崩溃之后我们要应对的一个历史性挑战。我们既要有胆量、又要有耐心，因为我 们谈论的是远景目标，一个触及问题根源的新的社会变化范式。 在此，我们需要引入一种把全球结构作为分析单元的新的论述层次。也就是 说，除了改变单个国家的内部结构，我们还需要承担起全球结构本身民主化的 任务。这个任务，尤其是在南北关系的背景下，并不完全是个新任务。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刚获得独立的那些国家的伟大领导人在万隆集会并结成联盟。这个联 盟就曾挑战过这个霸权。在 20 世纪 70 年代，130 个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并通 过国际经济新秩序推动经济差距的缩小和不公平的消除。在这两种情况下，增进 平等的全球结构变化主体都是国家联盟。而且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它们也都 以失败告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国家遭到侵蚀、90 年代全球权力中心失去对抗力 量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期望再次出现一个可行的国家联盟来代表人民有效地纠 正不公平的全球结构，虽然只要在有可能的地方，我们仍应鼓励这样的联盟出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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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人民计划（ People's Plan 21）以及跨国参与式民主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们所需要的是以全球选区——人民自己为基础的全球 民主。这与出现的这样的新情况相适应：全球权力中心在全世界行使权力以及跨 国资本把整个世界当作资本积累的统一竞技场。 1989 年我们提出 21 世纪人民计划时，就是在寻找一条通向这种全球民主 的道路。同年八月，一个日本人民运动和行动团体的联盟主持了第一个 包括 19 个国际研讨会、会议和庆祝活动的 21 世纪人民计划项目。其中大部分活动都是在 社区举行的。来自亚太地区以及其他洲的 360 个活动家在这里与成千上万的日本 活动家会面并制定了水俣宣言。参与者与共同参加这个项目的 17 个区域组织一 致同意把这个项目继续下去。第二个 21 世纪人民计划项目是于 1992 年 11 月至 12 月 在 泰 国 举 行 的 。 来 自 基 层 和 国 际 的 参 加 者 都 有 所 增 加 ， 并 通 过 了 Rajchadamnoen 宣言。在此前的 1992 年 8 月份，来自六个中美洲国家的人民运动 代表在新组织起来的中美洲 21 世纪人民计划的赞助下与一个日本 21 世纪人民 计划团体在水俣会面并发表了水俣宣言。 在这些宣言里，我们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全球民主概念，并将之称为以全世 界人民为选民的“跨国参与式民主”。我们所设想的这个跨国参与式民主是一个 动态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目标。它是以“当下民主”（ democracy on the spot）为基础的永恒的民主化过程——是家庭、社区、工作场所以及其他生活组 织中日常关系的解放性转变——突破了社会、文化和国家障碍。不管在哪个地方， 都触及、影响并最终控制了全球决策机制。在水俣宣言里，我们宣布“所有人， 特别是那些受压迫的人，都有批评、反对或防止所实施的决策影响他们生活的权 利，不管这些决策是在哪里做出的。”我们宣布这个权利比任何立法或国家机构 都更基本，并意味着人民有跨越所有国家和社会边界和试图控制或毁灭他们的 真正权力之源进行斗争的权利。把这个方针具体化的泰国 21 世纪人民计划要求 在社区、国家和全球层次实行参与式民主。毋庸置疑，全球权力形势要求这种政 治行为和这种全球民主。 希望同盟 但是这种跨国参与式民主怎样才能实施？谁能实施？“世界人民”太抽象， 因为它只能表明全球民主的潜在的选民。实际上没有现成的“世界人民”。相反， 人民被分成了几个时常处于冲突状态的大团体。划分标准多样：南北、国界、性别、 宗教、等级、民族、社区、种族、文化、语言、历史以及大量其他的标准。当人们为了 真正的或被歪曲的切身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甚至会互相屠杀，就像我们在斯 里兰卡、印度、前南斯拉夫、安哥拉、索马里以及其他很多地方所不幸看到的那样。 令人不安的是，沙文主义倾向在北方很多国家也在发展，使少数人遭受到了令 3

人发指的迫害。其中就包括很多妇女受到的残忍的性暴力侵害。全球权力中心装 作它是能够执行法律、维持秩序的唯一权力中心，并利用这种内部冲突来证明自 己的合法性。这是一个荒诞、虚伪的声明，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惟一地） 就是他们的自由市场信条播下了冲突的种子，并因此制造了普遍的混乱。 这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潘多拉魔盒刚被打开，所有的恶魔都跑了出来。里面 还有潜存的希望吗？ 在此，我们必须谈论一下希望同盟。作为跨国参与式民主的主体，世界人 民必须联合数量很大的人民团体，从巨大的多样性和不同的身份中获取信息、丰 富自己的同盟。但这样的同盟有可能出现吗？ 毫不夸张地说，这不仅有可能，而且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以全球权力中 心的控制为特征的新形势会迫使我们所有人都一同生活在单一的全球性分工之 下。但是，这个单一的分工体系把我们分成北和南、赢家和输家、压迫者和受害者 以及无数其他的类别。这些类别的地位是由全球等级控制体系所划定的。换句话 说，这也是一个使人民内部冲突和对抗长期存在的体系。国家使这种形势更加恶 化，因为它是一个具有排斥性的体系，而且会不可避免地就哪个团体能控制它 并通过垄断国家权力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引起政治斗争。我们被推入了这个巨大 的全球组织，现在很少有人能摆脱被迫生活在一起的状况。现在的问题是，不管 喜不喜欢，我们必须生活在一起，而且我们必须找到共存的方式，除非我们愿 意在无法解决的冲突中灭亡。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的底线。这是被迫的共存，而 且还至今仍然无任何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再进一步吗？我深信我们能。因为人民团体相互之 间的敌对关系基本上是由全球体系、历史以及沙文主义误导者从外部强加的。现 在的这种民族关系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能够调节吗？如果能，那是在什么基础之上？在 1989 年的 21 世纪人民计划项目里，我们假设“人民性” （peopleness）是另类民 族关系可能出现的基础。不管这种关系如何命名，毫无疑问有像仇恨一样多的人 类连接可能也确实存在。而且这种关系对个人和社区都起作用，特别是当不同的 人发现他们有共同点时。这种发现使积极的互动成为可能。当人民团体借助于这 种共性开始进行互动并调节他们自己的相互关系时，他们就形成了积极的同盟。 1989 年，我们把这称为“人民之间的自治”，从定义上跨越了团体之间的以及 其他包括国家障碍在内的界限。这种同盟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因为它 通过团体间的互动能不断得到更新。如果互动能得到恰当的激励和组织，它就能 在相关共同体的实践和文化上引起良性互动性的变化；而且通过深化对伙伴共 同体的认识，内部文化发生变化的共同体肯定能改善与其他共同体的关系。这就 是我要说的同盟建立过程。当那种强加的双方关系出现松动并引起内部变化时， 希望同盟就建立起来了。很显然，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自我更新又相互影响的 过程。但这难道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吗？ 事实上不是。希望同盟的建立过程部分反映了在更大范围内正在发生的事情， 也部分反映了我们借以理解和适应这些事情发生的新背景。以尼加拉瓜为基地的 500 年 抵 抗 运 动 (500 Years of Resistance) 领 导 人 莫 娜 · 坎 宁 安 女 士 （ Mi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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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ningham ）在泰国 21 世纪人民计划主论坛的动员基调演说中告诉我们， 500 年抵抗运动是如何开展工作以团结土著人、黑人以及大众运动的。在尼古拉瓜的 大西洋海岸，黑人作为奴隶被带到这里开垦土地。这侵犯了土著人权利，所以土 著人和黑人之间有很深的裂痕。让他们团结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莫娜告诉我们借 助于历史，也就是征服史，把这些团体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理清之后，他们才 最终参与了这个运动。这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在团结运动、非政府组织的工作、 农民运动、组织跨国劳工以及跨部门遭遇中，我们发现了对建立同盟能发挥作用 的要素和“异体受精” （不同文化或理念之间的相互影响。——译者注）。文化 和价值的多样性并不仅意味着独立的、互不相关的组织的共存。 “异体受精”会在一个文明战胜另一个文明的情形被克服时出现。这种情 形已经部分地出现了。源于西欧的人权观念已在与第三世界的现实、亚洲文明、土 著人的文化以及女权主义思想和主张生态保护的世界观发生互动时被极大地丰 富和修正了。人权观念通过此类交锋已经实现其人性化。这个变化是如此深刻以 至于被用作外交力量的美国政府典型的三位一体说教看起来是如此贫乏，而且 与非政府组织关于人权的这些声明——像去年十二月在曼谷举行的泰国 21 世纪 人民计划中的声明以及今年三月亚洲政府区域会议提出的曼谷非政府组织人权 宣言——相比，它显得是一种可悲的傲慢。 国际公民社会 1989 年，我们说过希望同盟意味着数十亿人民的同盟通过跨国参与式民主 取代国家间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设想的希望同盟只是一个处于动态的、辩证的 （通过互动产生）自我衍生过程中的未来全球社会。希望同盟不仅指这种大共同 体之间的同盟，也是为了个人自由、消除压迫而改变相关共同体内部生活的互动 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所说的“国际公民社会”似乎与我所说的希望同盟在意思上很 相近。虽然我们理解强调公民社会时是在反对国家，但是我对把希望同盟称为国 际公民社会是有保留意见的。首先，公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产 物。它是通过国界划分的并充满了民族主义的内容。这就是你们把它叫做“国家 间公民社会”的原因。难道我们不应该设想超越国界的更广阔的社会关系，而不 是把已经由国家构成的公民社会联系起来吗？其次，作为根据欧洲经验提出的 概念，公民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欧洲色彩。恐怕我们消除这一欧洲色彩的 努力会变成毫无意义的空想。例如，伊斯兰教穆斯林是公民社会吗？公民社会是 个历史产物——是西方所创造的现代性的产物。难道我们不正面临着现代性所带 来的所有后果吗？再次，公民社会认为某一特定地域上的所有居民都是其合格 成员吗？18 到 19 世纪的工人阶层不就被公民社会排除在外吗？难道在今天的公 民社会里就有他们的位置了吗？“非法”移民劳工是公民社会的成员吗？最后 但也同样重要的一点，难道没有必要变革公民社会本身吗？因为就是这种公民 社会产生了劳工剥削，产生了富人对穷人、父权对妇女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形式的 控制。公民社会路径没有给我们提出一个关于如何变革公民社会的方针。 毫无疑问，公民社会也有它的价值。也就是因为这一点，这种现代性应被 视为与未来全球社会相融合的一个要素。而且它是一个具有很大潜力的传统，并 5

将通过对外开放和与外界的互动积极地展示出来。但我担心如果经过缜密的重新 定义，把它当作全球社会的单一模式可能会把我们束缚得太紧。我把它称为希望 同盟是为了使它更灵活、更开放。 接下来，我想谈论一下我们所选择的这种建设另类社会的路径出现的问题， 不管我们把这一路径叫做国际公民社会还是希望同盟。 范式的变化：超出国家以外 这一新的路径和视角表明了可能出现的新领域和行动的新方向。 谈论希望同盟意味着我们不再把 20 世纪以国家为中心的路径作为我们全球 社会变革的策略。以国家为中心的路径假定革命性的全球社会变化以下列方式出 现：(1)主张代表工人阶级并在国家领土范围内把国家的强制力量作为全面变革 社会的主要途径的先锋党夺取一个又一个的国家权力； (2) 建立一个又一个的革 命性国家，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使之成为支持别国革命运动的基础； (3)在革命 化的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形成一个国际联合阵线以推进全球结构的民主化。 国家是这个战略的关键，无论是对社会内部变革还是对全球民主化而言都 是如此。现在整个范式都受到了质疑。 旧视角假定一个国家真正的社会变化在夺取国家权力之后才能发生，而新 视角则假定国家性质改变之前的社会运动会自动为另外一种社会关系和体系作 准备。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社会会在现存的国家下出现，也不意味着国家会 让这种变化不经过任何阻力就能出现。在此，我们应该强调一下在任何可能和可 行的地方我们都应该追求像国家这样的方法。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要作为任 何重大社会变化的前提条件来追求，尤其是在这样的地方：国家在与公民社会 的关系中失去其合法性并完全通过暴力来把自己强加于社会。比如说缅甸、海地 和危地马拉这些没有民主空间的地方，不首先解除军事化的国家结构，就不会 有任何好结果。为了重新获得独立和国家地位，东帝汶人民与印尼侵略作斗争。 这是永远都不能跳过的一个关键任务。甚至在很多此类情况下，我们看到人民以 及他们所在的共同体仅仅为了生存就组织并开始构建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 他们知道如果不能生存，就不能坚持政治斗争。在其他民主空间稍多一些的地方， 变化可能会以更渐进的方式发生，并把重点放在改变公民社会的现存关系上。不 管是哪种情况，关键是我们界定新社会的另类体系在“夺取”国家权力之前， 虽然只是部分地，已经开始组织并运转起来。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世界 上新的人民运动激增，尤其是在所谓的第一世界。这些运动——只举其中几个例 子，如黑人权力运动、美洲土著人运动、反战运动、法国五月风暴、学生运动，还 有最后一个但也同样重要的妇女解放运动——不仅行动上而且在观点上都很激 进。虽然并非所有这些新运动都成功实现了其直接目标，但它们为社会运动开辟 了新的前景并永远改变了我们的政治观。我们的新发现就是政治存在于日常生活 中，即我们所出生并受到培养的社会关系中。就像女性主义的口号所恰当阐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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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继 20 世纪 70 年代激进主义退潮之后，生态主义运动 又开始了。 当然，幻想着重复同样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如果忘记了这些经验给我 们的特别教训，我们将因为忘恩负义而受到惩罚。其中一个教训就是具有压迫性 和剥削性的社会关系应该，而且能够，在此时此刻被改变，而不用把它推迟到 未来当国家通过革命的或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式成为“我们的”国家时的遥远 的那一天。当此时此刻社会运动开始改变现存的关系时，它们此时此刻就已经开 始建立另一个社会了。而且如果正出现的社会在部分上是一个另类社会，那么社 会运动必须把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建设与完整的社会建设过程统一 起来。 中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曾给人以巨大鼓舞，也曾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 大事的焦点之一，现在似乎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萨尔瓦多民主联盟主席鲁本· 萨莫拉（Ruben Zamora ） 在去年八月在马那瓜举行的中美洲 21 世纪人民计划 会议上提出了建议。他通过明确克服“中央集权主义倾向”以及重新界定国家和 大众运动之间的关系，规划出了 21 世纪革命类型的新前景。他的观点是社会运 动、而且在这一点上也包括公民社会应该保持它们的自主性并培养自己解决问题 的能力。“在大众运动中，我们必须努力重新获得自主权以及在国家之外做事和 建立组织的能力，也只能时不时地有限制地利用国家，”他说道。只要国家存在， 政党就是必须的，但大众运动不应该受政党控制。大众运动“必须在使大众运动 摆脱政党政治这个意义上实现非政治化”，而且通过选择某些社会目标（这些 目标是社会必然发生的变化过程的一部分），大众运动必须找到表达其政治作 用的新方法。”鲁本把这叫做大众运动的“重新政治化”。这显示出成为政治的 一种新途径。 这使我们认识到了对社会运动的理解需要发生哥白尼式变化的另外重要一 点，即从有助于夺取国家权力到作为建立一个另类社会的过程的社会运动概念 的转变。可进行的社会运动，不管它是工人运动还是其他运动，都代表对人民的 赋权，并且是由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即刻产生的。但是，在旧的以国家为中心的范 式下，人们认为即刻发生的社会变化是偶然的，而且认为只在有助于实现夺取 国家权力这个最终目标时它才是有意义的。政党被视为国家的工具，社会运动的 成败与否更多地是通过它对建立政党做出的贡献（普遍解放唯有通这个政党才 能实现）而非通过它在现实中的成就来衡量的。政党被认为是唯一与普遍解放有 关的组织，而社会运动则被认为是与个别解放有关。作为一种前国家状态，政党 必须依据国家模式形成。它实行垂直管理，并且它对大众运动的领导权具有排他 性和垄断性，因为国家本质上就是一个垄断组织。在现实中，不只一个政党存在。 代表人民不同利益的政党必须联合成一个统一阵线以成为统治的单一主体。但是 统一阵线从来都不能长时间和谐运转，就是因为其潜在的原则是垄断、形成纽带 的因素以及存在共同的各种直接利益。团结的动力是功利性的，所以只要直接目 标一实现，团结阵线就会解体。激烈的混战也就接踵而至。这是一个实利的联盟。 在此，我们需要强调的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人民团体和共同体之间的相互 关系不是直接形成的，而只是通过垂直组织的政党中介形成的。 希望同盟路径尝试着否定这种工具性并试图恢复所有大小共同体之间的直 7

接关系，以保证它们在此时此地开始构建一个另类社会，虽然只是部分地。 在此，我们需要，虽然只是简单地，指出新范式的另一个几乎同等重要的 方面——经济因素与大众运动的融合。如果我们应在此时此地建立一个新社会， 我们需要有发展一个另类的人民自己的经济体系的视角。在这方面，我们拥有丰 富的经历。南方和北方的非政府组织已有多年从事与在农村发展自给自足的经济 基础的经验。亚洲的农民已经组织了水牛银行、大米银行以及信贷联盟。与此同时， 自我管理的“非正式经济”已经由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里的贫穷城市的社区成功 组织起来。在北方，消费者合作社、工人生产合作社、非传统贸易以及其他备受关 注的新举动也得到了发展。在日本也是这样。我们与菲律宾的贫穷农民社区发展 了香蕉贸易。在这些贸易中，不仅把部分日本所剥削的财富返还给被剥削国家的 贸易体系（合作社成员所支付的是市场价格的三倍）发展了起来，而且这些贸 易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了地区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计划。 但是在一般的社会运动观点中，这些经济冒险被正确看待了吗？它们是新 政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吗？我认为在这个问题领域有很多事情要做，特别是 在作为希望同盟构建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非传统的经济体系的地方性和全球性 组织这方面。 调解与非政府组织 但是，希望同盟不会自动建立起来。要想启动这个过程，就需要调解，而且这 个调解得导致普遍变化。我们在此讨论的就是用一个新的普遍化主体取代政党这 一唯一的、有特殊权利的普遍化主体。或者说，我们正讨论的是改变我们对普遍 性的认识。 我们的假定，还有认识，是促使我们把“我们”这个概念扩大到现有的安全 界限之外的的因素。它在每个社会运动内部发挥作用，是一个激进的因素，是对 联系的推动。它包括对人类平等的推动，也会促进智慧。我们尚未给它命名。过去 在水俣时我们将之称为“人民性”（ peopleness），但这只是暂时性的。当然， 对于这个因素，伟大的宗教教义都有它们自己的名字。因为如果滥用的话，这些 教义可能会变得平庸。可能我们最好还是在它起作用的时候再用它。 它在伦理、文化、本体论以及功能层次都起作用。在功能上，南北之间以及 南方国家内部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开展了自愿性的团结运动。非政府组织正在世界 范围内为了草根赋权而工作。在其中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意味着生活在差别 很大的、不平衡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的人，每个人享受着同样的欢乐，忍受 着同样的痛苦。 问题是当内部关系链扩展，人们从每个伙伴团体的角度来看待“世界” 时，“世界”上就有了人民性，同时也被扩展了、丰富了。它从一个囿于直接利 益圈、契约以及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抽象认识的贫乏的关于世界的最初印象转变为 由可识别的伙伴构成的日益具体化的世界。人们对世界的印象肯定会根据不同的 共同体在整个结构中所占的位置而有所差别，但是这些印象同样会反映同一个 全球共同体，当越来越多的共同体被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链作用时。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对世界结构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不是作为“客体”对世界结构进行枯 燥的、描述性的分析，而是作为活生生的整体（每个共同体都赖之以存在）。这 样，世界就不再是冰冷的客观存在的巨石，而是一个或多或少可改造的关系的 8

整体，是我们通过努力能够改变的。 我的意思是被调解的具体的普遍性。就像蜻蜓的复眼一样，它由成百上千的小 眼组成。每个小眼都从各自的角度反映了同一个环境。这是解决整体的普遍性问 题的新途径。因此调解之后，人们就把普遍性从天上拉到了地上，从垂直的变成 了水平的。普遍性开始意味着生存的人类整体，而并不再是对人类整体的抽象。 与以国家为中心的路径不同，新路径使我们不用离开共同体就可以引起普遍的 变化，或者说行动既是地方性也是全球性的，而思考是全球性的。 那么，谁来充当调解者呢？在旧传统中，要不顾以普遍性为导向的激进主 义分子的背景，把他们组成一个专业化的普遍性组织，以政党为典型。在此，我 们放弃了这一旧传统。最基本的是，调解者共同体中存在调解者，他们促进人们 相互沟通并促进整个共同体内部的互动。 只有在这个背景下，非政府组织才能起到其调解作用。我们不应把它们看作 专门的普遍化中介，这个中介享有封闭的特权空间。在第三世界工作的欧洲非政 府组织仍致力于欧洲的社区和文化服务。日本的非政府组织也是为日本本国服务。 第三世界的非政府组织主要来自城市中间阶层。这些非政府组织不只是为了基层 社区而工作，也不是只和他们一起工作。他们不是代表别人的转化中介，也不是 普遍空间里的居民。只有当它们也为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以及他们所来自的国家而 工作时，它们作为调解者才能起到重要作用。作为非政府组织，他们通过让双方 共同体进行富有成果的、动态的以及辩证的互动，找到方法、发展策略、确立制度 以减少令人愤慨的不平等，并以此帮助希望同盟逐渐建立起来以实现其调解作 用。 全球大众代表机构 要使希望同盟普遍成为人民新的全球治理机构，我们还需要中间步骤。其中 一个步骤就是非政府组织联盟在联合国舞台上在转变世界事物的方向上已经成 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行为主体。实际上 1992 年里约峰会已经确定性地产生了一个 新的行为主体。毫无疑问这就是这个阶段的世界人民在全球权力中心面前表达他 们的要求、志向、以及力量的方式。 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似乎是非政府组织的危机时刻。只是因为面临 着在发展和环境领域推行的计划的客观上已经不再可能，所以全球权力中心开 始吸收、驯服非政府组织并攫取其地位。非政府组织在多年实践中提出来的大多 数最好的口号都被全球权力中心的机构窃取。如今的世界银行看起来好像爱上了 非政府组织，但它却从未放弃那些具有破坏性的原则。非政府组织开始有安逸的 倾向，并开始满足于通过多年努力获得的威望和地位。我并不是说这已经出现了。 但是我们要警惕这个潜藏的危险。 非政府组织作为一个全球性行为主体，其势力的崛起只有在它能在争取一 个更远大的目标上取得突破时才有重要性。这个目标就是使世界人民在世界舞台 上能够自己代表自己，比如说以直接根源于希望同盟的世界人民大会的形式。为 了消除误解，我随即补充道我不是建议在不远的将来就举行这种大会。匆忙召集 的全球大会最终只会成为另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全球会议。这样做只会欺骗我们自 己。但是作为我们的目标和指导方针，我认为如果仅为了减少非政府组织退化成 9

团结起来保护自己利益的排外俱乐部的可能性，那么谈论这个问题就是有意义 的。非政府组织对于泰国 21 世纪人民计划所提到的“把人民自己显现出来”这 个过程是有帮助的。 我们的观点不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以急剧的方式废除国家。我们必须和不断 退化、不断自我保护和不断衰退的国家共存，并在推进我们的希望同盟构建工作 时使国家逐渐消亡。因此我们设想通过希望同盟最终废除国家并通过希望同盟使 跨国参与式民主全面运转起来。这肯定会是个延续到下个世纪的长期过程。同样， 联合国也将继续作为全球性的国家大会存在。我们必须在很长时间内和它共存。 但是，我们都很清楚国家以及联合国因此不能再代表世界人民。世界人民代表大 会这个概念会在这个相对长期的过渡阶段影响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首 先建立起与之抗衡的全球性的人民力量，然后使联合起来的世界人民进入国家 间体系并架空它。 在采取实质性的步骤召集这种全球人民大会之前，应该首先在基层进行建 立希望同盟的基础性工作。现在召集这种大会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构想这种大会 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这样我们能避免潜藏的危险并确定我们的近期目标，即 稳定但系统地用人民组织取代非政府组织作为世界舞台上的代表机构。 挑战 我们在 20 世纪末面临的挑战很特殊。因为全球权力中心支持的资本全球化 不仅让世界变得更小，也浓缩了从过去的几个世纪直到现在出现的重大事件和 问题。这界定了我们应该创造的这个新社会的性质。换句话说，在解决当今这些 棘手问题时，我们必须回顾历史并追溯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像过去那样，我们面 临着一个问题综合体。而且这些在不同时代和历史背景下出现的问题融入了到这 个综合体。这些问题遗留给我们时不仅仍未得到解决，还奇怪地融在了一起。因 此分别、依次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简单地说，当前至少出现了 下列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衍生出来的新问题。

1. 男人对女人几千年的控制 2. 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五百年的控制；对“新大陆”人民和文化的征服使一般 的征服概念，即“文明人”对人民的征服和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合法化； 3. 工业对农业的两百年的控制（工业革命）； 4. 现代国家和国家体系对社会两百年的控制； 5. 资本对劳工两百年的控制和剥削； 6. 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两百年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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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发展为名义进行的对自然和多样性四十年的破坏（同质化）。 你们可以继续往下补充历史遗留下来的“现存”问题。关键是这些问题中没 有一个是以它原来的形式存在的。在不同的融合过程中，这些问题就被带入了一 个畸形的综合体。比如说，现代资本主义在第一个问题基础上把第二个和第三个 问题融合了起来，而第七个问题则融合了前面所有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在第一、 三、五、六这几个问题的介入下，以南北半球差距不断扩大的形式产生了第七个 问题。 我们要建立的另一个新世界恰好是解决这个问题综合体的。这些问题是一个 有机整体，并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综合体的过程需要的是一 个单一的过程。“单一”并不意味着“立刻”。我们也不会事先想出一个预言性 的解决方法。它的意思就是尝试完全解决所有的问题。毕竟，如果不顾及其他问 题而单独解决其中某一个，最终甚至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是关键的一点。 例如，如果环境保护主义运动不考虑南部国家的贫困，那它就永远不能成功地 保护自然。 在认识到问题的错综复杂性之后，我们开始分解这个综合体。分解的思路就 是站在上面列举的这些被控制的一方：妇女、土著人、南方国家、农业、（市民） 社会、自然以及多样性。他们已经自己或者以被代表的方式提出了强有力的声音 和要求。我们也有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相当活跃的社会活动。我们追求另一个世 界的起点就是全力工作并根据被控制者——男人、征服者、北方国家、资本、国家、 人类以及同一性——对控制者的要求来变革这个社会。没有被控制者的权利，就 没有一个另类的解放社会。 通过这种最大的努力，我们会发现一个另类的新世界不是将这些努力机械 地堆积而成的。因为我们无法保证由不同部分和不同问题演变而来的其他选择会 形成预定的和谐并形成一个另类的新世界的一幅单一画面。市民竭力要求的新世 界与农民的选择相冲突。女性主义视角可能会引起传统社区的担忧。冲突肯定会 出现。 但是差别，甚至冲突也可以是建设性的。它们可能是构成全面性的另类体系 的推动力。如果冲突以对抗结束，现存的体系就会利用这种对抗继续存在下去。 妥协是推迟对抗的仅有途径。但是如果这些差别通过辩证的相互作用进入这个综 合体的更高层次，那么我们就有一个能应对历史性的问题综合体的希望同盟， 这个同盟有能够不断自我丰富的蓝图和项目。 这就是需要我们迎接的挑战。它确实是一个需要我们为之工作的深刻的变化。 但是我们在这个会议上相聚，就充分证明这个长征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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