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台灣,是世界的台灣
第一章 航向世界的台灣 1. 台灣人要有世界之心 台灣很小,面積只佔世界的萬分之一、人口只有全球人口萬分之三.六七%,但海岸線有世界四 百分之一、海洋魚種類佔全球的十分之一、珊瑚種類佔全球的三分之一…… 這個小國家還有驚人的活力,我們的晶圓代工產值佔世界第一;自行車產值世界第一;蓋出世界 最高的台北一○一大樓;行動電話的普及率達一○六%,佔世界第一;台灣還是整個太平洋南島 語族最早的起源地…… 這裡還有,調酒世界冠軍的龔惠君、連續兩年在大聯盟投出十九勝的強投王建民、挑戰四大極地 的超馬巨人林義傑、用聲音征服奧運、感動世界的郭英男、世界棋王周俊勳…… 這樣一個世界的台灣,在過去一百年以來,卻為艱困的國際處境而飽受苦思與困頓。 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無辜的台灣被清國割讓給日本,台灣人在對抗日本殖民政府時,開始萌 生「住民自決」等西方進步思想,也逐漸爭取到局部民主。一九四六年日本二次大戰戰敗,台灣 住民雖然熱切歡迎中華民國,可惜國民黨政府無心建設台灣,台灣被當成「反攻大陸跳板」、 「中華文化復興基地」;加上統治者強力植入象徵「中國法統」、從不改選的國民大會、黨國體 制和特務系統,台灣人因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陰影,噤若寒蟬。 一九七一年,聯合國大會以「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文」(編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 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但取代了中華民國,並且驅逐國民黨 政府代表。接下來各國一連串的斷交潮,經濟與社會發展成果傲視全球的台灣,竟無法以國家的 名義,參與任何國際組織。再加上近年來中國崛起,處處封殺台灣的國際參與空間,就連強調 「衛生、防疫無國界」的世界衛生組織(WHO),多年來都因中國的強硬干預,而無法加入。 即便處在艱鉅的國際處境中,台灣人民還是努力地走進世界。多年來,台灣默默盡了國際成員的 責任與義務。從政府到民間,我們積極投入國際救災工作、扶助第三世界國家與人民、協助友邦 國家經濟發展。我們的民間團體,不管是台灣的雲門舞集、路竹會還是慈濟功德會,都是靠著自 己的力量走到全世界,去幫助世界的人民,傳播台灣人的熱情與愛心。 國際參與是我們的責任,也是基本權益,更是我們的生命線,唯有積極參與國際,國家才有能力 為人民的貿易、旅遊、留學等活動,爭取國際法、國際條約上的保障,讓人民在國際間獲得公平 的對待和公平的競爭機會。 台灣是世界的台灣,這是一個歷史事實,如今也成為國人的共同願景。我希望台灣人民爭取成為 1
國際組織一員的心願,能夠得到世界各國的理解與尊重。
編註: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聯合國第二十六屆大會討論阿爾巴尼亞等十八國提出的「中 國代表權」議案,大會以七十六票贊成,三十五票反對,通過此一提案,成為聯合國第二七五八 號決議案,中共藉此取得聯合國席位。該決議文指出:「聯合國大會基於三原則,恢復中華人民 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第一,聯合國大會考慮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 對於維護聯合國憲章和根據憲章必須從事的事業,不可或缺。第二,聯合國大會承認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理會五常任理事國之一。第 三,聯合國大會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他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 驅逐蔣介石代表在聯合國及其相關機構非法所佔的席位。」
2. 堅持國家安全才能自存 正如我一再強調的:自存是共生的前提。 台灣在思考未來發展時,必須把自我的存續,也就是保障台灣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價值,視為核心 目標。這個基本價值,對外就是保護國家的主權獨立,不要受外國干涉打壓;對內就是保護人民 自由,特別是選擇追求幸福生活方式的自由。 台灣現在面臨的安全問題,主要還是來自於中國。中國有一千顆以上的飛彈對準了台灣,加上中 國透過「反分裂法」對台灣實施的法律戰、心理戰和輿論戰等「三戰」,這都是很實質的威脅。 尤其,中國在國際上孤立台灣,剝奪台灣加入國際社會的權利,包括影響人民健康關係重大的世 界衛生組織也無法加入,這些干擾都嚴重傷害台灣的生存與發展。 有些人認為,因為台灣這幾年爭取要進入國際社會,才造成各種緊張關係,而被指為麻煩的製造 者;但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我認為,中國的飛彈恐嚇是不爭的事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應該忍 受如此的威脅。台灣在國際上被孤立,當然會帶來人民的恐慌,因而要積極尋求加入國際組織以 求自保。這是台灣意識的展現,也是中國挾政經優勢,在國際上處處打壓台灣所激起的;中國才 是真正的麻煩製造者。 因此,台灣要自存,首先必須有效保護自身的安全。我提出以下三個面向: 第一,台灣當然需要最低限度的自衛武力,所以我們必須持續購買防禦性武器,並主張國防的預 算要超過國內生產總額的三%。此外,我們支持「美日安保條約」,也肯定該條約對於維持整個 亞太的和平與穩定有很大的幫助。 第二,台灣需要國際社會的認同,需要國際社會更多朋友的支持。美國與日本都是台灣重要的友 邦,不管在歷史上或民主、自由、人權等理念上,我們都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台灣與美國這幾年 2
來在某些事情上,確實因為有不同的觀點,而有不同的思考和作為;未來我若當選總統,會努力 增進與美國之間的互信,恢復雙方之間的認同。我們希望與中國建立和平穩定的架構,創造雙贏 的機會;與日本則希望能夠針對已有明顯共識的部分,包括國防、文化、經濟、非政府組織或環 保的議題,特別是控制溫室氣體(編註)的排出方面,都希望能夠密切合作。 第三,要保護台灣安全,就必須強化台灣人民對於台灣的認同。只有台灣人民認同台灣,這種共 識才是我們最重要的國防! 二○○八年的總統大選,事實上也牽涉到對「中國認同」與「台灣認同」之間的選擇。必須台灣 人民認同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才能保障國家安全,維持有尊嚴的生存。 編註: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 GHG)包括水蒸汽、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及臭氧等。由於 人類經濟活動的快速成長,讓大量化學品及污染物排放入大氣中。這些氣體加強了大氣的溫室效 應,使地球的氣候變得愈來愈熱。
3. 台灣是正常國家,必須兼顧主體性與開放性 前面提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核心目標,都是必須同時兼顧「主體性」和「開放性」。主體的存續 是開放的前提,如果開放的結果會傷害到本身的生存,那麼再多的開放都沒有意義;反之,如果 開放的結果,能帶給我們更好的生存條件,這樣的開放政策,便是國家應該去追求的。 台灣是海島型的經濟體,與全球經濟脈動息息相關。過去,我們很多中小企業的企業主,即使不 諳外語,也勇敢獨自提著一個○○七型的皮箱走遍世界,到處尋找商機。這樣的精神,讓台商在 世界舞台打下一片江山,也讓台灣的產業逐漸成為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如今的台灣, 我們有全球最大的自行車銷售品牌捷安特(GIANT),每年銷售超過四七○萬輛,在世界各地都有 分銷公司與代理廠商。而宏碁(Acer)在購併美國 Gateway 電腦公司之後,更躍升成為全球第三大 PC 廠,這些傲人的經濟成就都是很可貴的。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國家的競爭力就像企業的產品力一樣,除了要有廣闊的世界觀,去吸收各國 產品的優點之外,更要掌握自己的市場定位,然後規劃出全球的戰略。 我曾聽台灣客家文學家李喬先生的一場演講,他有一個很好的觀念,他用「世界體系,在地主義」 來形容台灣在全球化下的自我定位。他說,我們必須把全球視為一個共同的、互動的生態環境, 吸收屬於世界的進步文化,但也必須回到自己的文化基點來思考和運用。 這些話讓我有許多感觸。國家在面對全球市場,也應該要有這樣的觀念。如果沒有認清自己的立 足點,卻漫談「開放」、「自由化」、「全球化」政策,即使只是一種政治宣傳,都可能讓企業、 甚至國家經濟體系面臨莫大風險。 3
事實上,任何正常而有尊嚴的國家都有兩種面向,一個面向是主體性,另一個面向則是開放性。 台灣因為過去歷史地位的複雜性以及本身國家的特殊處境,導致民眾對於主體性和開放性都有很 多誤解:有人批評主體性是「鎖國」、「鎖島」主張;談開放,就常被質疑沒有國家立場。這其 實都是過猶不及的。 我的理念是主體性與開放性都必須兼顧,沒有主體性只談開放,就像「斷線的風箏」,會帶來迷 失與危險;但是只強調主體性,卻不願開放,就是故步自封,無法迎接未來挑戰。所以,我主張 兩者必須並重、並行,反對沒有主體意識的開放政策。 有很多人誤以為我談主體性與開放性,只針對中國市場,但這其實是有很大誤解。世界上每一個 國家在面對全球化的浪潮時,都必須有主體性的思考。我們所必須念茲在茲的是台灣現在、未來 及長遠的國家利益、人民福祉,一切的政策制定與執行都必須符合台灣利益與福祉,這就是主體 性,也是我在前面所提到「台灣優先」的理念;唯有在優先照顧台灣利益的前提下,才能談開放、 談全球化。 面對中國市場也是如此,我們不能輕忽中國市場的潛力。台灣除了要將中國市場納入全球經貿佈 局的一環,更要提升本身經濟實力,加速產業升級,才能在亞洲地區繼續扮演價值創新及領航者 的樞紐角色,我們的經濟主體性才不會被削弱。
所以我主張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一定要是「主體性」與「開放性」兼具,從固本自主而後走向 自信開放。須以台灣人民的利益與福祉優先,藍綠陣營都應該謹守這個分際。
4. 無論入聯、返聯,台灣要加入聯合國:YES! UN For Taiwan 早在十幾年前,我就和時任外長的蔣孝嚴辯論過台灣認同的入聯公投議題,當時我便主張以台灣 的名義重新申請加入聯合國,而今,這個訴求已是當前民意主流。 過去我們想盡辦法、用盡各種名義,委曲求全地想要參加各種國際組織,卻始終無法得到對岸的 尊重;甚至迄今在種種國際活動場合,針對國旗、名號問題百般干擾、設立障礙,傷盡台灣人民 的感情與尊嚴,也促使台灣人民從錯愕、不滿中,逐漸形成堅定共識:無論「台灣入聯」或是 「中華民國返聯」,台灣人民一定要參與聯合國! 如今,藍綠兩黨不約而同地提出「成為聯合國一員」公投主張,顯見此項政策已是全體台灣人民 不分黨派的目標與共識。無論主張「台灣入聯」或是「中華民國返聯」,中國的阻礙都是意料中 之事;但不同策略背後反映出主權認知的差異,才是關鍵所在。 基本上,返聯的可行性較低,因為從一九九三年起,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即開始著手推動以「中華 4
民國名義參與聯合國及其附屬組織」,到二○○○年後的民進黨政府也曾承續此一路線。從一九 九三年到二○○六年,台灣總共提出十四次「返聯」的申請,但都遭到聯合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代表以「違反聯合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文」為由,橫加阻擾。 而國民黨所主張之「返聯策略」,其論述依據認為: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在一九四 五年至一九七一年為聯合國的會員國和常任理事國。雖然後來被中共取代了「中國」代表權,但 中華民國仍實質存在,也是國際社會上二十四個國家承認的國家,應恢復聯合國對於中華民國代 表權的承認。 然則,仔細檢驗如此說法,不難看出諸多自相矛盾、窒礙難行之處。 首先,從實際面來看,台灣在過去十四年中,已向聯合國提出十四次的「返聯」申請案,均遭否 決,甚至連大會議程都無法排入,已徹底證明了國民黨返聯路線的不可行。 其次,以中華民國名義重返聯合國,在法理上無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奪中國代表席次,此舉已 正面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地位,未免太昧於中國已然崛起的國際事實,顯然與事實不符。 再者,國民黨對於「返聯」的堅持,乃基於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正統性。然而,在國際普遍只接 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的情況下,國民黨與共產黨如果同樣承認「一個中國」,正好讓中國 政府取得統治「中華民國」的充分藉口,將使台灣喪失主體地位。 因此,台灣與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夾纏不休、年年被封殺,倒不如正本清 源,直接向聯合國大會訴求台灣人民的代表權問題。我們主張回歸民主價值,透過國際普遍尊重 的「住民自決」方式,凝聚台灣人民的集體意志,以新會員國名義提出入會申請。如此一來,既 可表達我國對於聯合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文」的尊重,不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執中國席次的 代表權,也不否定中國的國家人格。但我們也要提醒聯合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文只說「中華民 國」不能佔據中國席次,卻未排除台灣人民的國際參與權利。這種方式正符合新的國際法理論要 求:「台灣事實上不可能統治中國,當然談不上對中國有任何主權;同樣的,中國從未統治台灣, 當然中國也不能對台灣行使主權。」 我認為,「入聯公投」並不是造成亞太局勢緊張的原因。相反地,受制於中國反對,台灣不能加 入國際社會、不能獲得認同,才是造成亞太局勢緊張的關鍵。 即使台灣各界對於入聯或返聯在策略上有不同看法,但台灣人民希望參與國際社會、不被孤立的 心情,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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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聯結國際,啟動台灣 1. 以「凡事都為朋友著想」,累積國際互信 外交和國際生存空間不只是台灣人民共同的期盼,也是台灣安全戰略的一環,台灣要持續的生存 和發展,需要有一套完整的規劃和展望,包括建立戰略性的夥伴關係。在成為國際體系成員的同 時,台灣必須重視自己的國際承諾,共同承擔穩定國際秩序的責任。因此,台灣未來國際外交的 發展,要兼顧與相對國雙方間的利益,積極佈建累積互信關係,才能在困難中共創雙贏。 以與美國的關係為例,美國的立國精神是自由與民主;而今天的台灣也是民主社會,具有民主和 自由的共同價值理念,可以在此基礎上和美國建立「共生」和「信任」。台灣一直是民主國家中 的模範生,而台灣與美國在東亞共同的最大利益,也就是以台灣民主轉型為典範,來促成中國的 民主化。因此,我認為,在維護民主價值的領域上,美國應加強與台灣形成夥伴關係,台灣也應 與美國密切配合,共同維護整個亞太的和平與促進民主深化。 而關於國際互信的培養,我認為台灣必須定期與無邦交國家舉行高層會議,以達成資訊完整傳遞 與精確解讀。台灣在做重要決定時,有必要告知相關國家,「凡事都必須為朋友想」,不能任意 作為,避免造成朋友的困擾。並且必須重視誠信、信守既有承諾,一旦承諾,便要用生命去堅持、 去實踐。如此,才能贏得國際朋友的敬重。 民主時代,任何一個政治領袖都必須尊重民意的發展,負責任的政治人物有義務盡力把台灣的情 況,告訴國際社會,並爭取國際間的共同理解。這是不容迴避的天職,也是一大挑戰!
2. 匯集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進步力量 這幾年來,很多國際人士看見了台灣不只有亮麗的政經成就。我們社會充沛的創造力和活力,以 及重視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主流價值,在國際社會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即使官方外交普遍 受到中國打壓,台灣在國際社會中仍扮演著積極、重要的角色。 我始終認為,唯有尊重人權、自由與民主的政府,才能提供有活力與創意的社會環境,發展活潑、 多元的非政府組織。台灣民主社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進步的價值,這種社會力量是台灣遠遠 優於中國之處。 目前,經由許多人士的努力與奉獻,台灣已經逐漸架設起「經貿外交」、「宗教外交」、「醫療 外交」、「文化外交」、「生態外交」的網絡。身處全球化時代的台灣,應該調整過去以國家為 對象的傳統外交模式,積極參與國際非政府、非營利組織活動。未來,我們還要靠更多新興議題 7
來和國際聯結,包括結合民間資源和力量的「全民外交」,以及第二軌道的外交機制等等。這些 網絡讓我們和世界聯結得更緊密,也讓台灣以自己的實力走進世界。 此外,台灣將多方開展、加強聯結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引用世界先進的觀念,共同推動如人權、 和平、婦女等提升人類道德與素質的議題,以及如何面對全球暖化、溫室效應、減碳等環保議題 挑戰。比方說,在「共生」議題上;生物多樣性正是台灣的特點,因此我曾提出先進的「濕地銀 行」(編註)概念,未來應繼續系統化研究、規劃,做更廣泛的濕地救援、修復與修補,力求保護 生物多樣性。有些亦可委託國際非政府組織團隊來做,導入經驗聯結,讓多元的動植物生態在台 灣處處逐漸復育,讓台灣成為更值得萬物留戀的福爾摩沙。 我主張將中興新村建立成「NGO 世界中心」,一方面提供本土非政府組織更多資源;另一方面, 引進世界非政府組織進駐;同時也活化中興新村這個具有優勢地理位置、山水風光、人文薈萃的 中台灣之心。期待以提供適當環境,積極從旁協助的方式,讓台灣能夠成為亞洲的非政府組織中 心,成為世界進步思想的中心,用自發與自主的社會力,和世界聯結。 台灣應該和國際進步力量接軌,讓世人知道台灣是世界進步重鎮,是全球的心靈之窗。
編註:目前營建署已在全國評定出七十五處國家重要濕地,並將於今年辦理首次「SWS(Society of Wetland Scientist)二○○八亞洲濕地大會」,屆時將有來自聯合國「拉姆薩濕地年會」及各項國際 濕地組織會員國之專家學者,與非政府組織領袖共同與會,展現台灣濕地經營之經驗與價值。
3. 發揮本身優勢,台灣也可以融入東南亞區域整合 一直以來,台灣的外交戰略,始終無法突破數字的迷思,總是在「多一個、或少一個友邦」的困 境中掙扎。台灣整個外交資源,也為了維持這些數字而疲於奔命。 我認為,我們的外交工作需要有一個明確的主軸,尤其在亞太地區逐漸邁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同時, 融入亞太地區是台灣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尤其,台灣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的軸承點,北承 帶動亞太經濟的日本、韓國,南接新興的東南亞各國,地理位置極佳,原本應可有相當戰略優勢, 但礙於已然崛起的中國不斷打壓,台灣雖然希望對亞太區域的整體繁榮與發展積極貢獻,卻經常 飽受隔絕。 從亞太國家共同利益來看,我認為,臺灣與亞太各國的區域合作,既符合亞太周邊國家追求穩定 與發展的企盼,也滿足美國對於和平解決台海的期待,更是海峽兩岸追求經貿發展、避免戰爭的 共同利益。因此,任何有助於維持亞太整體安全穩定、促進區域各國發展的措施與作為,都值得 台灣堅持和努力。尤其,針對台灣鞏固自身國防安全及維持台海穩定,更應有效爭取亞太各國支 持協助。 8
在區域經濟趨勢方面,亞洲地區包括台灣、日本、韓國、東南亞國協(ASEAN)、中國、香港加 澳門等,在過去三十年,正進行快速地自然經濟整合,並逐漸形成與北美、歐盟鼎足而立的新經 濟勢力。近十年來,亞洲地區制度化的經濟整合也有很大進展,包括東協「十加一」(東協十國 加中國)、「十加三」(東協十國加中、日、韓)、「十加六」(東協加三,再加印度、澳洲、 紐西蘭)等,都已列入時程表或進行討論 (編註一)。然而,受制於中國的阻擾,台灣一直受到排 擠,難以參與。 我認為,這一波亞洲區域整合的趨勢,主要是受到全球化發展的影響,也是亞洲各國在競爭中求 合作的新經濟發展的模式,將為台灣帶來新的契機,其關鍵,就在於如何擴大視野,加強與亞太 國家以及東南亞國家的聯結。 但另一方面,中國漸增的經濟實力,以及積極參與、甚至企圖主導東亞經濟秩序的企圖心,短期 內將對台灣構成一定的挑戰。台灣必須從體制內、外巧妙找出參與優勢、運用雙邊結盟策略,並 密切關注區域整合的動態發展,以及時作出符合台灣利益的判斷。 台灣產業是全球供應鏈的重要一環,尤其在亞太地區,台商卓越的效率及運籌管理能力,形成台 灣不可取代的關鍵地位。因此,我們應該善用台灣優勢,建立更寬廣、更有利台灣發展的國際經 濟合作關係,以突破困境。台灣雖然無法立刻參與「十加一」或「十加三」的制度化經濟整合, 但和這些國家都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的成員,加上美國、紐、澳等國家公開倡議推動以 APEC 成員為主體的「亞太自由貿易區協定」(FTAAP),台灣應該積極響應此一更大範圍的區域 整合構想,並可以在 APEC 既有的經濟合作基礎上,先行推動與 APEC 成員簽署雙邊投資保障協定、 互免租稅協定等,積極爭取有利台商投資經營的優惠條件,為台灣創造更多的經貿優勢。 另值得注意的是,「十加一」或者「十加三」,核心主體都是這些新興東南亞國家。特別是近年 來,隨著全球經濟發展的整合與產業發展的轉型,東南亞國家已漸展現出旺盛的發展企圖心及活 力。這些國家與中國雖然有邦交,但也有矛盾心結,例如南中國海上的群島,長期以來充滿主權 爭議,而中越之間的領土紛爭更是從未停歇。這種既矛盾又合作的關係,也讓整個區域經濟整合 計畫,充滿了微妙的變數。 台灣在東南亞國家是僅次於日本的最大投資者及技術的提供者,未來應該加強與這些國家的雙邊 、 多邊合作關係,突破無法參加「十加一」、「十加三」對台灣形成的貿易障礙。因此,我們應該 優先與東協國家簽署雙邊經貿協定,並協助台商延伸生產基地進入東協市場,突破關稅壁壘,創 造不可取代的經貿優勢。例如「台菲經濟走廊」,即是成功的案例(編註二)。 特別是中國投資環境的優勢不再,赴陸投資的台商也漸有往東南亞移動的趨勢,而政府在這其中, 更應該扮演協助台商佈局亞太、經略全球的推手,讓台灣可以藉助區域合作的動力,發展成亞太 經濟的軸心。 除了經濟上的利益之外,台灣與東南亞國家之間也存在著深厚的民間基礎。到二○○七年六月為 止,從東南亞地區來到台灣的外籍勞工達二十七萬人。這些人離鄉背井來到台灣從事工程建設、 9
居家看護等等的工作,對台灣的經濟發展、社會照顧等都有著不可抹滅的貢獻。除此之外,台灣 還有高達十三萬東南亞籍的外籍配偶,其中絕大部份是女性。她們嫁到台灣來後,負擔起侍候公 婆、照顧家庭、撫育孩童的重責大任。對很多人來說,她們不但已經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更是肩負著孕育「新台灣之子」的希望。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台灣社會若能善待這些東南亞籍的勞工或配偶,與他們建立起良好的社會關 係,增進彼此的認識與親切感。未來,這些人士都可能在跨建雙方關係上,扮演重要推手,也為 台商進入東南亞區域,累積良好的社會基礎。這種人民之間水乳交融的珍貴情誼,才是台灣與東 南亞國家之間的寶貴資產。 因此,無論從經濟趨勢或社會面向來看,台灣與東南亞區域之間,都有著共生共榮的發展願景。 我們應該積極統合政府與民間的力量,把台灣過去經濟發展的經驗傳承至東南亞各國,也讓東南 亞的社會文化融入台灣。 我認為,在經濟合作上,台灣可以善用本身的經驗優勢,為東南亞各國開班代訓工商管理、生產 技術等人才,也可以公費培養台灣對東南亞地區的語言與經貿專才,提供台商相關的資訊以利評 估投資環境、擴大台商聯誼組織的網絡與功能等;而在社會交流上,我們應重新思考台灣的移民 政策,透過社會輔導教育,幫助外籍配偶儘速融入台灣社會,推廣「新移民」文化節慶等,創造 對於東南亞人民的友善環境。 這些政策,不但有助於我們在東南亞地區佈建人脈關係,廣結善緣,為未來創造契機。更重要的 是,這些實務的作為,將可讓台灣一步步融入亞太區域的經濟整合趨勢中。
編註一:「東協加一」的主導者是中國。二○○一年十一月,中國總理朱鎔基與東南亞國家協 會(由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汶萊、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共十國所 組成,簡稱東協)簽訂了「東協加一」自由貿易協定(ASEAN+1),相約在十年內全面互惠 降低關稅。鑒於「東協加一」成形後,只有日本、韓國、紐西蘭、澳洲及印度、台灣不在其中, 於是亞洲各國紛紛提出「東協加三」( 即「東協加一」再加日本、韓國);或者「東協加六」 (「東協加三」,再加印度、澳洲、紐西蘭)等之議。從影響面來看,單僅「東協加一」對台 灣威脅不大,因為東協與中國產業同質性高,與台灣的競爭性不大;但「東協加三」一旦實現 後,將帶動產業上下整合,有助於日、韓在東協、中國取得原材料的市場優勢,勢必衝擊台灣 經濟成長。 編註二:台灣與菲律賓在二○○五年台菲經濟合作會議中,就蘇比克/克拉克經濟特區與我國高 雄加工出口區之間,簽署「台菲經濟走廊備忘錄」,旨在促進雙方在貨物、人員、金融、運輸 等方面合作,以形成雙方合作無間的經濟走廊。以我國傳統產業與科技產業之發展基礎,以及 產業群聚優勢,結合菲國低廉之勞力成本、土地租金及高素質之英語人才,該備忘錄可為雙方 合作注入一股新的動能。菲律賓是最接近台灣的東協會員經濟體,我國廠商將可透過台菲經濟 10
走廊,延伸生產基地進入東協市場,為台菲雙方創造互惠雙贏的經貿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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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追求「共生」的兩岸願景 1. 處理兩岸目前政治僵局,必須先求台灣內部團結穩定 兩岸關係究竟應該要如何定位和發展,才能夠維繫台灣的安全?這是所有台灣人民迫切關心的重 要議題。 我認為,處理兩岸目前的政治僵局,第一步並不是急著跟對方簽訂任何和平協議,而是必須先求 內部的團結穩定,致力台灣內部的和解共生。當內部產生共識之後,我們才能去建立與對岸之間 的共識。從現實面來看,一個分崩離析的台灣是沒有能力去和中國談判協商的,就算個別政黨或 政治人物片面與中國協商對談,也不會被台灣內部接受。因此,我主張必須「先內後外」,逐步 擴大共識基礎。 有人或許會質疑,我會因此藉故拖延兩岸之間的交流? 我認為,台灣絕不會、也不應該放棄與中國「和平協議」與「對話」的機會,因為這是台灣的最 大利益與保障。但無論是「對話」或「協議」都必須有成熟的條件,不能只是為談而談、為協議 而協議,這樣對台灣反而是種傷害。除了我剛剛提到的內部共識之外,在國際社會上,台灣也必 須追求國際間的協助與參與,促成更多國家加入對話、參與協議。在這些原則下,台灣不會、也 不應拒絕任何有助於兩岸和平、穩定的對話或協議。 因此,我認為,要解決兩岸的僵局,不是要靠什麼「九二共識」,而是兩岸應該先建立「方法上 的共識」。這個共識,包括了「時間的共識」和「程序的共識」。 所謂「時間的共識」,就是兩岸之間並不存在「立刻解決」的急迫需求,而是可以在未來十年、 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來逐步化解內部歧異、增進彼此交流。我認為這個共識很重要。而這個 共識的前提是,兩岸要對自己有信心,兩岸的領導人要相信時間與人民都站在自己的這一邊:中 國毋需擔心會因時間拉長,而使兩岸漸行漸遠;台灣也毋需擔心,中國會以武力壓制台灣的選擇 空間。兩岸當務之急,都應該專注於解決內部的問題,努力創造人民的幸福,有了更高的內部信 心之後,雙方也能談出較好的共識。 另外一個重點在於「程序的共識」,也就是尋求兩岸未來解決方式的共識。簡單地說,兩岸問題 的解決,一定要尊重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的意願。這也是和時間的共識一樣,我們要對人民有信 心,因為隨著對岸經濟繼續發展,會不斷改善對台灣人民的態度,也會陸續改善中國人民的想法, 屆時兩岸的差異或許會越來越小,未來台灣人民的自主選擇,或許就與今天不同。只要是台灣人 民的選擇,我們都應該接受,因為這就是民主的真諦。 和平是兩岸人民的最高價值。如果兩岸人民與領導人可以在「解決兩岸問題的方法」上都有共識, 12
兩岸就可以對話。對話也許不一定立刻有結論,但只要保持對話,兩岸情勢有所緩和,便可以先 處理一些有共識的事務性問題;並從中累積更多未來的共識,更確保兩岸的和平。 有共識的事情先做,沒有共識的,就等營造共識之後再做。這就是我的務實,這也是我推動兩岸 關係和解化、正常化的第一步。
2. 以智慧力開創兩岸願景 無可諱言的,論面積、人口,兩岸之間在客觀上是存在差距的:中國是大國,台灣是小國,且中 國在國際政治、經濟舞台,已然崛起。 強者與弱者之間要創造雙贏,弱者必須以智慧和意志來和強者周旋;而強者也必須以妥協和包容 來面對弱者,如此兩者才能建立互信的基礎。有了互信,才有共生的可能。如果強者堅持己見, 一味要弱者妥協,這是消滅,不是和解,更不可能帶來共生。 所以最近有人提倡兩岸要和平共處,但兩岸和平不是只講給台灣聽,也要講給中國聽。就像羊跟 老虎在一起,只要求羊去包容老虎,這對羊的安全沒有幫助。 台灣很樂見中國發展壯大、和平崛起。事實上,在中國崛起、發展過程中,台灣的企業、人民也 貢獻了很大力量。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中國在處理兩岸問題上的強硬態度,確實也讓更多人懷 疑,中國的壯大會不會變成和平的威脅? 假若,中國放棄以和平的手段解決兩岸問題,或者漠視台灣人民對於民主自決的要求,兩岸之間 必然陷入嚴重的緊張關係,甚至隨時可能發生衝突。其結果受害的將不僅止於台灣,鄰近國家包 括日本、韓國在內的亞太國家也將同蒙其害。國際間將藉此印證「中國威脅論」的觀點,再度聯 手圍堵,最終也不利於中國的穩定發展。 因此,兩岸之間,正如孔子所說:「以小事大要以智,以大事小要以仁。」中國以仁堅守和平, 就會是最大贏家;台灣則應以智慧「度德量力相時」。「度德」是指運用軟性的力量,就是分享 民主、人權、文化等進步價值與進程;「量力」是指不懈怠充實國家硬性的力量,包括國防、外 交、經濟等;而「相時」則是指掌握時機、開創時機。三者結合做充分的利用,就是「智慧的力 量」(Smart Power)。 目前兩岸問題,在於缺少「強者的妥協」。過去九○年代兩岸曾有很好的溝通,因當時對岸比較 弱,願意和台灣溝通,但現在比較強,反而不願妥協。中國崛起若缺少強者的妥協與包容,就會 為亞太帶來緊張與威脅,成為和平的隱憂。 因此,中國也應該學習強者的妥協,這是一種仁者的胸懷,才能化威脅為互惠,為世界創造和平, 普受各國尊重。 13
3. 兩岸經貿政策要優先思考台灣的幸福 無論是面對兩岸經貿政策也好、國內產業政策也好,我的理念始終如一:要透過經濟手段,創造 人民最大的幸福感,這也就是我一直提倡的「幸福台灣」的核心概念。我要以「幸福」作為重新 打造台灣經濟的基本理念,更要以此理念衡量兩岸經貿關係。 目前台灣對於兩岸經貿政策的相關看法,無論是主張管制的「戒急用忍」,或者強調全面開放的 「台灣全區自由貿易島」等主張,都是在天平的兩端做抉擇。很多人擔心若是全面放寬,會掏空 台灣;反之,也有人不斷呼籲,太多管制會掐住企業的發展。 我認為,兩岸經濟發展必須放在全球化架構,以及建立台灣經濟主體性的架構下來思考。台灣在 亞洲產業分工體系上一直扮演樞紐的角色,對中國經濟發展也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面對全球 化及中國經濟的崛起,台灣必須順應趨勢,採取更開放的兩岸經貿策略,讓台灣企業能夠發揮更 大的活力,將中國市場納入全球佈局的一環。另一方面,台灣也必須提升經濟的實力,加速產業 的轉型升級,才能夠在亞洲地區繼續扮演價值創新及領航者的樞紐角色,台灣經濟主體性才不會 被削弱,甚至變成很多人擔憂的「中國化」。 幸福台灣的兩岸經貿主張,是要平衡「國家主體性」與「企業競爭性」,透過「政策的主動性」, 積極追求台灣的價值創新、效率提升和兩岸資源的雙向平衡流動。這種兼顧主體和競爭的兩岸經 貿政策,同時包括了兩岸投資、貿易、金融、人員往來幾個面向,重要的具體政策有── (1) 加強吸引台商回台投資:中國市場經營環境對台商的吸引力已逐漸降低,台灣應該訂定具 體獎勵措施,包括更容易取得土地廠房、鬆綁補充性外勞、進行務實的財稅改革等等,並 利用高雄自由貿易港區的運作模式和經驗,吸引台商回台投資、甚至設立營運總部,擴大 台灣產業在兩岸的主導優勢。 (2) 在優先投資台灣的前提下,彈性審查台商赴中國投資上限:我們要知道,自由化的資金是 隨著利益所趨而全球移動的,惟有將資金流動檯面化,才能有效管理。過去的管理只管到 資金,而且是「齊頭式管理」,部分企業「到中國複製過去成功的經驗」,造成產業外移 及對國內產業的競爭壓力,當然應加強其投資管理。但若是想利用中國市場進行全球佈局 的企業,則不宜受到重重限制,以免競爭力無法提升。因此,我認為應該要重新思考台商 赴陸投資四○%上限的意義,調整為針對不同產業、不同企業的不同階段需求,配合國內 外局勢,進行「個案式動態管理」,取代「齊頭式管理」。從產業完整性、全球競爭力、 對工作機會衝擊等不同面向,進行合理及有效管理,讓政府成為台商經略全球的強大後盾, 也讓企業願意在賺錢之後,優先將資金回流台灣、投資台灣,如此才能真正壯大台灣。 (3) 開放國內銀行至中國設置分行或子銀行,並開放中國銀行來台設置辦事處:由於台商赴中 國投資規模不斷增加,衍生了龐大的金融服務周邊需求,有必要讓國內的銀行優先獲此商 14
機。因此,我主張兩岸應該儘速協商建立金融監理合作機制,並且鼓勵國內銀行在中國設 置分行或子銀行,提供台商相應的服務需求。同時,在兩岸經貿往來衡平的概念下,也應 該先適度開放中國的銀行來台設置辦事處,再視兩岸金融發展狀況,考慮進一步的調整開 放。 (4) 以「擴大包機、多點對飛」逐步開放直航:過去談到直航,兩岸往往陷入國內、國際航線 之爭,互不讓步。我認為「包機」模式是目前爭議最小、可行性最高的方式。我在行政院 長任內擴大實施兩岸包機,創造兩岸合作雙贏。未來,我將持續推動「擴大直航包機、多 點雙方對飛」,從假日包機、每月包機、每周包機,如果一切運作順利,也具有經濟規模, 便可再漸進擴大為每日包機;從務實的交流,營造良性互動,並從逐步擴大實施規模,累 積經驗,如此可以為全面直航逐步排除阻力,奠定可長可久的基礎。 (5) 開放中國人民來台觀光:觀光,是台灣未來發展幸福經濟的重要政策之一,適度開放中國 人民來台觀光,可加速實現台灣觀光升級。「適度」包括以下意涵:必須確保高品質的旅 遊,及旅遊業合理的經濟效益;此外,應逐漸擴大人數,讓配額從每日的一千人逐步提高 為每日三千人,避免擴充太快所產生的供給面品質與數量不足,或供給過剩所導致的殺價 競爭,這才是真正考慮台灣幸福的兩岸經貿政策。 (6) 開放中國人民來台進行投資:兩岸資金必須有來有往,才能夠平衡流動。台商到中國投資 規模愈來愈大,造成資金單向流失,因此,有必要在兼顧國家安全及金融穩定基礎上,逐 步開放中國資金來台,以促進兩岸資金的雙向平衡流動。開放的項目亦須漸進,例如優先 歡迎投入觀光產業及生產事業;至於投資股市,只要比照外資規範即可。房地產方面,投 資商業大樓可不限制,但一般住宅則暫不宜開放,以免炒作造成房市泡沫。 面對兩岸經貿交流,台灣必須先思考本身的利基,更要把眼光放在全球佈局。更進一步地說,就 是要將過去「台灣─中國」的相互依存與「台灣─全球」的產業佈局連成一線,成為「中國─台 灣─全球」依存互賴的經濟治理結構。一方面能夠利用中國市場、原物料,提升台灣在世界經濟 體系的位階;一方面則是讓「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經貿秩序、法規,成為台灣的後盾,以充分 確保台灣在兩岸的經貿關係中一定程度的安全性。 我認為,透過全球體系來管理兩岸經貿,能讓台灣站穩利基,也為兩岸交流奠立更厚實的基礎。
4. 強化台灣競爭力才能留住台商 我在本書第二部第三章「我對幸福台灣的幾個主張」中提過,許多學者專家主張把中國當作世界 工廠,鼓勵中小企業將廠房移到中國,造成台灣目前製造業產能僅占國內生產毛額二三%(鄰近 的韓國占三三%,日本也有三○%);顯見台灣製造業出走的情況十分嚴重,這不但導致台灣嚴 重的失業問題,也違反經濟成果必須由人民所共享的「幸福經濟」價值。 15
台灣不能否認中國市場的存在,但不能只是複製台灣成功經驗到中國、將中國當工廠。特別是, 現在中國要實施「兩稅合一」、「勞動合同法」、「資金匯出課稅制度」等等新制,台商已逐漸 失去經營利基,勢必面臨產業轉型壓力,也必須重新思考,究竟要返台發展,或者遷往中國中西 部「墾荒」,或是繼續移往第三世界國家,過著「逐成本而居」的生活? 因此,從經濟法則來看,當務之急應是改善台灣投資環境,而非禁止台商出外投資。若只重主體 性而都不開放,台商不認同政府政策、暗渡陳倉,反而更傷害台灣主體性。只有壯大台灣,讓台 灣整體財富增加,人民平均薪資才可能上升,因此,吸引台商資金回流、吸引外資甚至中資來台 尋求投資機會,再就哪些可開放、哪些不開放進行管理、管制,這樣對台灣才最有利。在全球競 爭的租稅環境下,如何健全並強化台灣競爭力,並吸引國際資金,包含中資到台灣,便顯得十分 重要。 我在當行政院院長時,曾提出「中長期穩定投資計畫」、擴大工業區土地優惠政策「○○六六八 八方案」(編註),以及讓高雄成為境內香港等方案,就是要讓台灣也有香港的優惠環境。由政府以 訂定「振興中小企業條例」等方式,協助解決土地、資本、勞工問題,工研院協助提升產品品質 及附加價值,政府以這些政策挽留台商,台商就不需出走。 我認為,政府有義務協助台灣的企業界技術升級、產業轉型。其中,對於傳統產業應加強管理、 行銷及資金取得的輔導;對於高科技產業,則應以國家、大學的力量,帶領企業加強技術研發與 專利,如著作權的保護,如此才能落實產業聚落,厚實台灣的經濟實力。再配合投資透明化政策、 降低遺贈稅到一○%以下、放寬政府退休基金、外匯存底投入股市等等政府理財政策,吸引台商 回流,外國資金會逐漸匯入,台灣的資金市場便可以迅速穩健發達。 我有把握,只要提升台灣競爭力,台灣的經濟實力將會明顯壯大,台灣人民也能獲得中長期穩定、 樂觀發展。
編註:台灣為吸引台資回流,工業局於二○○一年起即實施「○○六六八八」方案,也就是在經 濟部所屬的工業區內承租土地或標準廠房者,前兩年免收租金,第三、四年租金六折,第五、六 年租金打八折優惠,以協助廠商降低土地方面的投資成本。作者在行政院長任內,要求釋出更多 工業用地,配合「中長期投資穩定計畫」,加快申請流程:從申請到核准證照只要八十九天。優 惠土地措施結合政府超高行政效率,搭配產業群聚、交通便利、生活機能佳等諸多因素,從二○ ○五到二○○七兩年間,估計吸引了三○五家廠商進駐,增加投資金額一○七○億元,增加年產 值一二八四億元,並創造了二萬一千三百五十二個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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