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eaking Evil

粉碎邪恶轴心 Breaking the Real Axis of Evil

如何在二○二五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

马克．帕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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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出版社 2005

献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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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具有远见和勇气驱逐压迫者的人们

序

全球民主化行动指南 明居正（台大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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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和大陆的一些朋友在聊天，闲谈间大家很自然地就谈起了对于未来中国的憧憬。由于 话题有趣，大家纷纷发言，情况十分热烈。有的说希望中国大陆的言论能更自由些，有的希望政 府管得再少些，有的人希望官员贪腐能受到严厉的惩罚，有的人则表示中国必须有合法的反对 党，与共产党公平竞争，以促使中国进步等等。听到这里我不禁插嘴说：“其实你们讲的无非就 是中国必须民主化嘛！”这时，在座的人全部点头表示同意。 回顾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政治发展，我们的确看到所谓的潮流：王权确立、民族主义、阶级革命 乃至民主政治等。然而时至今日，民主政治已经超越其他而成为无可辩驳的主流价值了。民主政 治的建立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除了精英们头脑中的理想外，它恐怕还 必须要有各种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条件的配合，民主政治才能在该社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仅仅 三十年前民主政体在全世界都还占少数的原因。这个问题在学界也引发了非常热烈的探讨，出现 的书籍与论文不下数百篇，著名的美国政治学者杭亭顿为此还写了《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 化浪潮》一书，历数一九七○年代以来的全球民主化进程的起伏进退，并在该书的最后以“政治 顾问”的身分提出他个人对于推进全球民主化的一些设想。 杭亭顿的剖析止于一九九一年初，然而全球民主化的大浪就正好在这个时间点上怒潮澎湃地发威 了。短短两年多当中，人们非常惊讶地看到，东欧的八个共产政权，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 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竟然就像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地彻 底垮台了。最后，更加戏剧性的是，苏联共产政权竟然也轰然垮台了。这一波的巨变再加上其他 地区的一些变动，使得全世界增加了二、三十个民主政权。 曾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的马克．帕玛先生从年轻时代就关心民主与人权的问题，成年后投身工作 更一直致力于推动各国的民主发展。在他担任驻匈牙利大使的几年当中，他不但亲眼目睹了匈牙 利共产政权垮台的经过，还亲身参与并推动了该国的民主化进程。此后，无论是身在政府还是转 任民间工作，帕玛大使对于全球民主的关切与推动一直未曾间断。更令人振奋的是，现在他将多 年来对于民主化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化为文字，期望因此而能将他的毕生理念与更广泛的人分享并 进而推动其彻底实现。这本书，《粉碎邪恶轴心》，就是他思想的结晶。 帕玛大使在本书中呈现了他独特而引人深思的国际政治观点：即世界政治的本质其实是民主与独 裁专制间的争斗。此外，与别的书最不同的是，本书不只是理念的探讨与咀嚼，它更是行动的指 南。直至今日为止，帕玛大使一直是一位行动派。在书中除了明确点名全世界仅存的四十五名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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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者外，他还剖析了这些独裁者的政治劣迹，然后他更具体探讨了如何去结束这些独裁者暴虐统 治的步骤与作为，包括：加强广播与电视、散发报刊或传单、接触各国民主运动人士、派遣民主 志工、接触各国军队中有民主理念的人士、甚至与独裁者本人进行对话与说服等。从过去经验看 来，这些都是可行而有效的方式。 帕玛大使对于中国的情况特别关注。除了他个人的中国情怀之外，他在书中也相当遗憾地表示， 中国大陆在一九八九年时曾经距离民主非常非常地接近。事后看来，真的是只差一小步，或者说 只要中央政治局当中一位或两位常委改变心意站在赵紫阳而非李鹏那边，中国的情况就完全不一 样了。想想看：中国的十三亿人如果这十六年来生活在民主体系而非共产专制当中，中国会有多 大的不同！两岸会有多大的不同！世界又会有多大的不同！ 当然，帕玛大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设计了许多具体的操作方式，而且他很希望中国能够因此 而在二○一五年就结束专制走上民主。不过，最近我们注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这个发展或许会 令帕玛大使又惊又喜，因为中国共产党竟然可能会提前解体！在二○○四年底到二○○五年初， 北美的华文《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一系列九篇社论《九评共产党》，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共产党的 邪恶本质。文章一出，在华人社会造成轰动，不但人人争相索阅，更引发了一股退出共产党的浪 潮。十个月下来，一共已经有将近五百万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目前仍然以每天二至三万人 的速度增加，而且势头强劲，完全不见转弱的迹象。两个月前，在访问西欧五国时我将这个现象 与各国政界与学界人士分享，惊讶之余有人立刻指出：这显示和平革命正在中国发生，中共解体 在即！ 我们知道民主是世界的潮流，我们更确信中国不会是例外。帕玛大使在本书中展现了崇高的理 念，提出了具体的推进民主化的设计，我们相信，不但一个新的、民主的中国很快就会在我们的 眼前出现，其余的四十多个专制政体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人类的历史舞台上消失，而本书对于 这个历史性的发展会发挥它重大的作用。谨为之序。 明居正 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书于台北

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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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需要关切的国家是中国 马克．帕玛 在这本诉求以和平方式来推翻世界上最后四十五个独裁者的书中，我写到：“其中最需要特别关 切的国家就是中国，因为一旦成功的话，将能为近二分之一现今仍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带 来民主自由。而且中国人民曾经距离民主只有一步之遥，因为根据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消息，一九 八九年五月十五日（编注：六四事件前夕）在中国各省共有一百三十二个城市同时发生示威活 动。 如果当时的中国人民与赵紫阳辖下的大部分政治局委员，都能坚持立场而不被年老的邓小平镇压 成功的话，中国可能已经名列在民主阵营中的先进国家长达十六年了。并且，中国、亚洲与全世 界也将会更安全、更自由、更充满正义；中共与民主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亦将不复存在，一个自 愿性的统合也可望促成；向来倚靠北京独裁兄弟撑腰的北韩独裁者金正日会走入历史，而一个统 一且稳定的民主韩国将能实现；中国也将可成为受欢迎的强权国家，而不是如同现在遭其邻国与 世界各国反对。 自从本书付梓后，中国的民主进程已成为更急迫与现实的目标。这确实应该是国际社会与中国人 自己的当务之急。 中国社会正以惊人的步伐加速改变中，对于腐败的痛恨已经转为一连串由工人、农民与其他百姓 在全国爆发的示威抗议行动，在二○○四年有纪录的就有上千件。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旅行海外 时亲眼目睹自由社会的实况，以及在层层压制下仍广泛地在内部传播的资讯，对于中国共产党一 党专政的憎恨情绪也正日渐扩散。在没有公平自由的选举下，江泽民将统治衣钵传给了胡锦涛， 并且直到今天，对于新闻自由、作家、学生与修炼者的镇压未曾稍歇，他们是中国年轻一代的菁 英与人民的良知，却仍大量地被拘禁与刑求折磨。香港人民选举特首的权利，甚至仍未被北京当 局认可。与廿一世纪社会的快速现代化、教育水准提升与资讯需求孔急相比之下，监控网际网 路、掩盖 SARS 疫情与害怕改变的这个腐败堕落的专制独裁政权，更显得僵化与无以为继，其基 础与上层架构正在逐渐解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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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持续专政，与世界各国民主进展对比，是更加明显了。在本书中我提过，另一急迫需要民 主化的主要区域是大中东地区。但从吉尔吉斯共和国（当我写这些句子时）到阿富汗、伊拉克、 黎巴嫩、埃及及摩洛哥，我们见到这些国家在过去二年为民主进程所做的努力，甚至多过其过去 整个历史期间总合。确实整个地区现在有热烈的讨论，并决定抛弃曾阻碍个人与国家发展的老旧 系统制度。 中国人在人类历史上曾拥有最先进的文明，现在目睹大批近乎文盲的阿富汗人民得以运用投票权 选举他们的总统——这是亿万中国人民到目前为止仍被剥夺的权利。 不只是中东，全世界多数现在都专注着民主发展，将其视为达成全球和平、根绝恐怖主义、维持 正义、自由与法治社会的成功之钥。布希总统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所揭露的外交政策重点提到： “美国的政策是根除每个国家的暴政。支持自由的一方，我们就支持你，你们就是自己国家未来 的领导者！”德国总理施若德接着表示：“我很热切地听了布希总统的发言，并感受到他对于所 有国家达成民主化的热切期望，我十分赞同他的看法！”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在联合国救济提案中强调民主化的重要性，他特别提出废止联合国人权委员 会的主张，因为该委员会长期以来已被一些主要违反人权的国家用来掩饰其罪行，而应另成立一 个小型的人权会议，只有誓言促进人权的国家才可以加入会员。民主联盟的成员，全世界一百九 十四个国家中的一百二十个，将在联合国体制内外一起行动。世界银行的新总裁渥夫维兹（Paul Wolfowitz）也一直是推动民主化的强力推手之一。 本书最后列出的行动计画正引起大家的注意，支持并将其实现的行动正在展开。二○○五年三月 三日，美国参众两院的领头委员（马凯恩．莱伯曼参议员与渥夫．蓝托司众议员）提出二○○五 年〈促进民主法案〉（Advance Democracy Act of 2005），其中就包括许多本书所提出的提 案。匈牙利政府开始带头创立一个多国的民主转变中心，来进行专制独裁转换到民主制度过程的 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与经验应用在那些刚刚起步的国家。 中国越来越像是在民主海洋中一个不合时宜的专政小岛，“自由之家”在二○○五年的报告里， 再度将中国列入全世界前二十名高压统治的国家之列。然而中国却被蒙古、日本、南韩、菲律 宾、印尼、澳洲、纽西兰、泰国、孟加拉、印度，甚至可能包括吉尔吉斯共和国在内的民主国家 所包围着。由于俄国在二○○四年从部分自由倒退为不自由国家，中国现在有一个机会可领先俄 国成为民主国家，并领先其邻国越南、寮国与北韩。当然中国会希望因其伟大而获致光荣，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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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落后国家”班上的最后一名为傲。中国当然无法容忍沙乌地阿拉伯在二○○五年春天， 举行了市政选举而超越她。这是一场中国不能输的奥林匹克比赛。 如果这场竞赛正严肃地进行中，那么有愿景与勇气的中国人民该怎么做呢？ 这本书专注于以人民的力量作为主要战略来和平地清除独裁者。我被基尼．夏普（Gene Sharp） 所著《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这个主题的工作所吸引。大家可以 在 http://www.aeinstein.org 网站找到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如前文所述，中国人民在一九八九 年差点就成功了，也就是同一年，中欧的共产主义被推翻了。过去的两年内，有许多同样的成功 例子持续发生，那都是由一般寻常老百姓，没有使用武器，只靠着勇气与组织能力就成功了。乔 治亚共和国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橘子革命，以及其他本书先前提到的例子都指引着大家前进。 本书中利用完整的一章用来介绍如何在中国达成这件使命。 以下是在本书中介绍过的一些方式，在大多数最近的人民革命行动中也再次展现其力量。 在每年数以千计的示威行动中，中国人民展现了无比的勇气。乌克兰、乔治亚与其他国家的经验 告诉我们，以国家范围为基础的组织是有需要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中心目标。对于偶尔零星出现 的示威抗议活动，独裁者是很容易将它处理解决的，但是对于全国性、同时发生的示威活动，将 会产生动能促使更多的人加入行动，当镇压的机器由于施行范围过大而显得无力维持时，独裁政 权也将难以维系。 中国人民也需要一个聚集群众的理由。在乌克兰、乔治亚、吉尔吉斯共和国与其他国家中，大多 有着共通的理由，就是要从当权者手上夺回选举权。但是所有这些事件的背后真正原因是反对腐 败与滥权。在中国则还有其他即将面临的情况，一些未能预知其发展而造成全国性灾难的事件， 例如处理 SARS、矿灾、银行系统崩溃或其他类似的事件。事先准备好并利用这些机会是很重要 的，要有一个具可见度与吸引人的平台，来诉诸所有人民，并向他们再次保证政权的稳定转移是 可能的。这个平台可以专注于因一党专政、大权独揽所造成的腐败贪污；也因此必须有独立的新 闻媒体来揭发所有发生在乡村、城市、省及全国各阶层的腐败人物；有独立的司法机构来对这些 人予以审判并加以求刑；有自由贸易工会来争取更合理的工资及工作环境，这是马克斯也会欣然 同意的条件；有自由公平的选举，可让人民透过选举罢黜乡镇与全国的腐败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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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近和早期的人民力量所展现的成功案例中，我们学到了另一件事——那就是需要赢取武装安 全部门人员的支持，而不要把他们视为敌人。他们也是中国人，而且大部分相当年轻。他们也是 爱国的，并且也看到了腐败的状况。在有关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黎巴嫩的事件报告中，美联 社报导描述道，虽然政府禁止示威，这些抗议者仍然整天向前来镇压的士兵和警察递送红色玫 瑰，有一些士兵最后反而告诉抗议者怎样逃避安全封锁线。在乌克兰、乔治亚、吉尔吉斯与其他 国家中，人民设法说服维安部队退出并允许示威者进行关键的行动。 最重要的事是：集中力量于二或三个重要地方，以打开通向民主之门。在迄今所有案例中，几无 例外。这表示必须对议会大厦、总统办公室和全国电视台采取行动。如果以中国来说，这表示要 把民主进入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和中央电视台（CCTV）。 当解放运动完全由中国人民自己启动运作之后，外国人就能帮忙了。年轻的塞尔维亚人是在贝尔 格勒二○○○年运动成功的中坚分子，并将他们的经验与年轻的乌克兰人分享，进而影响了二 ○○四年在基辅的运动成功。他们教导了举办街头剧场的技巧，藉由嘲笑执政者的方式来减少一 般大众的恐惧心理，并且建立与民兵的连系。国际选举教练员和观察员也扮演了关键角色，把一 场原是欺骗性的选举，藉机转变成展现人民力量的示威集会运动。 对于个别的独裁者予以关注也是非常重要。在黎巴嫩，叙利亚独裁者阿塞德（Bashar alAssad）的巨大广告牌与相片被黎巴嫩人撕毁，其实是受到许多伊拉克人在巴格达将海珊 （Saddam Hussein）的雕像拉下的影响。然而必须为超过二千万人民饥饿和死亡直接负责的毛泽 东画像却仍然控制着天安门广场。他和他的继任者胡锦涛都必须被除去。 其中一种方法是把焦点集中于胡锦涛的犯罪行为并要他亲自负责。一个由国际法律学者和律师组 成的小组正在运作，以进一步列举其“专政独裁罪行”，并设法收集证据以及对犯行的独裁者提 起诉讼。包括胡锦涛在内，每位独裁者都违反了自己国家法律和宪法所保障的各种政治与民权。 胡锦涛并且违反了中国必须遵守的国际协定和条款，如〈世界人权宣言〉、二○○五年〈促进民 主法案〉提供收集证据并最终审判那些违反人性的独裁者的法律基础，其中并包括一些列举“专 政独裁罪行”的工作。 当这个过程进行时，中国律师和民主行动人士可以开始收集胡锦涛的罪刑证据，并促使其受审。 甘地（Mahatma Gandhi）教导我们，当人民开始不合作时，非法和不公正的政权就要垮台了。鼓 励不合作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宣示独裁者的不合法性。这是有先例可寻的。赖比瑞亚独裁者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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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泰勒（Charles Taylor）被联合国任命的法庭控告，当时他还是赖比瑞亚的总统。国际刑警 组织对他发出拘捕令，于是他出逃到了奈及利亚，在本文撰写此时，法院正试图将他引渡受审。 南斯拉夫和卢安达的前任独裁领导也被带到国际法院受审。胡锦涛也该当如此，除非他扭转路 线，与中国的民主人士组织一个全国圆桌会议，并考虑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受审和遭受拘留的威 胁，对于这样的路线逆转是很重要的激励。 在二○○四年九月中共的十六大会议之后，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提出“党的生与死”植基于“改进 治理”。根据他们的定义，改进治理是让党的官员较少腐败并提高对民众关心事务的敏感性。如 同《纽约时报》所报导的，温州的一位搬运工说：“当官比当富翁更好！”，一个汽车机械师 说：“官员藐视平民百姓。”我们从其他遭受共产主义之苦的国家中学会了，共产党必须真正地 “死去”才有可能减少腐败和改进治理。北京的独裁者和所有地方上的独裁者其庞大的既得利益 透过组织架构层层紧密结合，致使改革几乎不可能运作。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 只要透过一群具有勇气和愿景的志士，结合所有志同道合的大多数群众，发起一场展示人民巨大 力量的抗争，将可扫除所有旧的腐败，为中国全体人民带入平等、正义与民主。

目录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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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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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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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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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真正的邪恶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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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与独裁者的关系 22 一个民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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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驱逐最后四十五个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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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民主：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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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独裁者，而不是制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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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主政体和民主人士的联盟 51 国际权力的新构架

51

第四章 打开封闭的社会 总统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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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民主进程规划和实施计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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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进程阶段 82 谁来主导：让独裁向民主转化的国际中心 84 为什么要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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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使馆是自由之家，大使是自由战士 第七章 非暴力力量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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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独裁者的两阶段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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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交流和组织

131

第二阶段：面对和推翻

133

人民的力量：两个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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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共和国 136 把米洛塞维奇赶下台 152 附录：非暴力行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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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最不受欢迎的四十五个独裁者 个人主义独裁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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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海珊（伊拉克）Saddam Hussein, Iraq 170 伊赛阿斯．阿夫瓦基（厄利垂亚）Isaias Afwerki, Erit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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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奥多罗．奥秉昂．恩圭马．默巴索哥（赤道几内亚）Teodoro Obiang Nguema Mbasogo, Equatorial Guin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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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德里斯．德比（查德）Idriss Deby, C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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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辛贝．艾雅迪马（多哥）Gnassingbe Eyadema,Togo 保罗．毕亚（喀麦隆）Paul Biya, Camer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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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泰勒（赖比瑞亚）Charles Taylor, Liberia

180

兰萨纳．孔德（几内亚）Lansana Conte, Guinea 181 罗伯特．穆加比（辛巴威）Robert Mugabe, Zimba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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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阿迈尔．格达费（利比亚）Muammar Qaddafi, Libya 182 约瑟夫．卡比拉（刚果民主共和国）Joseph Kabila,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183 木萨．苏得．亚拉侯（索马利亚）Musa Sude Yalahow, Somalia 伊斯兰．卡里莫夫（乌兹别克）Islam Karimov, Uzbekistan

183

183

穆拉德．尼雅佐夫（土库曼）Saparmurad Niyazov, Turkmen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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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苏丹．纳札巴耶夫（哈萨克）Nursultan Nazarbayev, Kazakhstan 埃莫马利．拉克莫诺夫（塔吉克）Imomali Rakhmonov, Taji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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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187

阿斯卡．阿卡耶夫（吉尔吉斯）Askar Akayev, Kyrgyz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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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鲁卡申科（白俄罗斯）Aleksandr Lukashenko, Bel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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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森（柬埔寨）Hun Sen, Cambodia 188 穆蒙．阿卜杜勒．盖约姆（马尔地夫）Maumoon Abdul Gayoom, Maldives 君主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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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杜拉（沙乌地阿拉伯）Abdullah ibn Abdul Aziz Al Saud, Saudi Arabia 喀布斯．萨义德（阿曼）Qabus bin Said al-Said, 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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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迈德．塔尼（卡达）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 Qa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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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依德．那哈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Zayed ibn Sultan al Nahayan, United Arab Emirates 191 哈逊纳．瓦道拉（汶莱）Hassanal Bolkiah Mu’izzaddin Waddaulah, Brunei 基格米．辛杰．汪曲克（不丹）Jigme Singye Wangchuk, Bhutan 恩史瓦帝三世（史瓦济兰）Mswati III, Swaziland 军事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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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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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玛尔．巴席尔（苏丹）Omar Al-Bashir, Sudan 193 普尔维滋．穆夏拉夫（巴基斯坦）Pervez Musharraf, Pakistan 丹瑞（缅甸）Than Shwe, Burma （Myan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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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布约亚（蒲隆地）Pierre Buyoya, Buru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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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德拉兹．布特弗利卡（阿尔及利亚）Abdelaziz Bouteflika, Alg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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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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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政党的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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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中国）Jiang Zemin, China

197

金正日（北韩）Kim Jong Il, North Korea

200

农德孟（越南）Nong Duc Manh, Vietnam 203 卡姆泰．西凡敦（寮国）Khamtai Siphandon, Laos 菲德尔．卡斯楚（古巴）Fidel Castro, Cuba

204

204

统治党独裁者 204 霍斯尼．穆巴拉克（埃及）Hosni Mubarak, Eg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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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夏尔．阿塞德（叙利亚）Bashar al-Assad, Sy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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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阿里（突尼西亚）Zine al-Abidine Ben Ali, Tunisia

207

何塞．艾都尔多．多斯桑托斯（安哥拉）Jose Eduardo dos Santos, Angola 208 阿里．阿卜杜拉．萨利（叶门）Ali Abdullah Saleh, Y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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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恩．白尔特兰德．亚里斯第德（海地）Jean-Bertrand Aristide, Haiti 鲍尔．卡加米（卢安达）Paul Kagame, Rwanda 神权独裁者

208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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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亚托拉．阿里．哈米尼（伊朗）Theocratic Dictator: Ayatollah Ali Khamenei, Iran 209 第九章 二○二五出局 消灭独裁者 213 亚洲

214

中国

214

14

北韩

224

缅甸

229

中亚、中东与北非：黑暗的专制中心 巴基斯坦

233

乌兹别克

236

伊朗

230

241

伊拉克 245 巴勒斯坦与黎巴嫩 埃及

251

252

阿尔及利亚

253

亚撒哈拉非洲 254 辛巴威 257 刚果民主国（金夏沙）

259

欧美州最后的独裁者 262 白俄罗斯（白俄罗斯） 古巴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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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及行动日程

277

邪恶获胜的唯一必要条件是好人袖手旁观。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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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彼得．艾克曼（Peter Ackerman）和马克斯．卡伯曼（Max Kampelman）鼓励我仔细思考一个战 术策略，把这个世界变成百分之百的民主社会。杰克．杜沃（Jack DuVall）提供了很多理论建 议，给予原稿批评意见，并且为“使用非暴力”一节做出了贡献。克特．巴苏恩内（Kurt Bassuener）和艾瑞克．卫特（Eric Witte）对整部书提供了意见，帮助做研究和修改文字。克 瑞斯汀．圭达（Kristin Guida）和查尔斯．哥瑞波（Charles Graybow）为“四十五个最不受欢 迎的独裁者”补充资料。德安．考宛（Dean Cowan）运用他出色的电脑技术输入了原稿。最后， 卡尔．泊西（Carl Posey）使得这本书变得更加可读。 我的大使朋友们，海瑞．巴恩（Harry Barnes），麦克．阿姆克斯特（Michael Armacost），史 蒂夫．波斯沃斯（Steve Bosworth），豪沃德．沙佛（Howard Schaffer），史密斯．哈姆斯顿 （Smith Hempstone），温和蓓蒂．罗德夫妇（Win and Betty Lord），罗杰．克尔克（Roger Kirk），以及其他大使均分享了他们的意见和经验。民主斗士朋友们，包括肯．沃拉克（Ken Wollack），麦克．勒丁（Michael Ledeen），约翰．苏利文（John Sullivan），约翰．福克斯 （John Fox），卡尔．格什曼（Carl Gershman），芭芭拉．海格（Barbara Haig），马克．泊 拉特纳（Mark Plattner），基尼．夏普（Gene Sharp），鲍勃．海勒威（Bob Helvey），珍 妮．文瑟（Jennifer Windsor），爱德壬．卡拉特尼凯（Adrian Karatnycky），史塔特．澳巴 赫（Stuart Auerbach），瓦特．瑞蒙德（Walt Raymond），以及许多其他朋友们分享了他们的 经验和建议。 我十分感谢罗曼与雷特夫德（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的杰得．里昂（Jed Lyons）和约 翰森．斯斯克（Jonathan Sisk），他们决定发表我的宣言。我也十分感谢朱丽．克什（Julie Kirsch）帮助编辑、校对和印出我的作品。 我的父母，美国海军上校罗比．艾利斯．帕玛（Capt. Robie Ellis Palmer,USN）和凯瑟琳．虎 克．帕玛（Katherine Hooker Palmer），来自于缅因州和佛蒙特州。他们的潜移默化给我灌输 了强烈的新英格兰独立思考和个人自由主义意识。我记得在佛蒙特州由我父亲主持的西敏寺城镇 会议的大厅后座上，母亲站起来大声地宣布：“罗比，这简直是你所做的决定中最愚蠢的一 个。”这种对权力（和男人）的态度是民主的精髓；我在世界各地的乡村和城市都看到了它的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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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德里（New Delhi），一个印度学生意外地被年轻的美国外交官请去西藏修道院吃晚餐，这 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坐在地板上边用餐边和僧侣们谈论发生在中国的镇压。在我们三十多年的 婚姻中，妻子苏什玛（Sushma）逐渐理解并愿意分享我对于持不同政见者和民主的激情，且逐渐 发展出她的思想，最终在这本书的孕育和成形中，从主题到结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前言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美国雷根总统曾经在英国国会表达对各种独裁形式在这个时代引发的诸多 非人道行为的憎恶。他号召人们把所有共产主义以及其他独裁者们投入历史的“垃圾堆”。他表 现了美国加州人的乐观：“善良的力量必然会战胜邪恶。”在全球争取自由的运动中，我们需要 的仅是坚强的领导、时间，再加上一点希望。当时，他的预言遭到了普遍的怀疑。但自此以后， 全球的极权政府却一个接一个地倒台了，大片的区域出现了和平与自由。 雷根总统的那次讲话稿是由我起草的。我对人类追求争取自由的信仰来自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在 六○年代初，我以主修“俄国研究”的学生身分到过前苏联。我相信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俄国学生 都和我一样追求相同的生活目标。我还记得一个女学生告诉我，“我多么希望能去看看巴黎、伦 敦和纽约啊！” 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阐述了他的愿景。在六○年代初，做为千百名北方白人学 生中的一员，我来到南方和美国黑人一起静坐、祈祷、游行，这样的经验告诉我用非暴力策略反 对不平等待遇的巨大力量。 在一九六三年夏天，我和基督教“贵格会”的教徒在一个穷苦的墨西哥村庄里一同生活，那一段 经历使我亲身体验了受压迫的感觉。自从一九一九年以来，“制度革命党”（PRI）在墨西哥一 直是一党独政，这个政府的官员被腐败严重侵蚀。每次他们来到我们居住的村庄都是荷枪实弹， 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威胁和恐惧才能使他们的权力得以维持。当人民恐惧心减弱，起而推翻了这个 一党专制政权之后，墨西哥的历届政府成为在国际、国内支援民主和人权的一股强劲力量。 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九○年期间，我的外交生涯集中在莫斯科、贝尔格勒和布达佩斯。在共产主 义制度从僵死的状态向民主制度全面转化的历史舞台上，我扮演一个第一线上的小演员。无论是 七○年代在莫斯科大剧院鼓励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演出推陈出新的剧作，还是做为美国驻匈牙利 17

大使参加一九八九年匈牙利的民主（反对派）游行，我们证明了独裁是可以被推翻的。这是要经 由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外来的支援，尤其是要帮助人民获得取胜的自信心。 我是亨利．季辛吉的首席讲演撰稿人，他当时是尼克森的国务卿。我曾陪同季辛吉在全球揭露专 政的邪恶；也曾在布里兹涅夫当政的前苏联和铁托政权掌权的南斯拉夫工作过六年；在卡特总统 执政期间，我在美国国务院主持战略，核武及传统武器控制办公室。在雷根总统执政期间，我被 任命为副助理国务卿，主管美国与苏联及东欧以外的外交关系。 我还记得一九八五年在莫斯科准备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首次会议时，国务卿舒兹（George Shultz）教我如何让独裁者参与对话。当他和戈巴契夫及苏联外长交谈时，我注意到他喜欢离开 议题去探讨现代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在那个时间，我还提醒他遵循议程。但后来我看到雷根在 日内瓦与戈巴契夫的会谈中采用了同样的策略。 观察了两位出类拔萃的外交家的行为，我于一九八六年出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进驻布达佩斯。 在对付最后一位匈牙利共产主义独裁首领，哥什（Karoly Grosz）的时候，我采用了从舒兹那里 学来的经验。在那里，我理解并运用了这样一个公理：一个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必须是暴政孽海中 的一个平稳小岛，她是这些微妙到并不十分微妙的政治变革中的指导者。 自从一九九○年我离开外交工作转向私人企业，我对传播民主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有了更强的信 念。在共产主义制度瓦解之后，我是美国进入东欧的首批投资人之一。在那里，我看到前所未有 的新兴而稳定的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并体会到我们做为“他山之石”可以扮演的重要角 色。 我同合伙人一起在八个国家建立了政治上独立的电视台，在“查理观测台”（Checkpoint Charlie）的地段上盖了一座现代化的办公大楼。这是一个标志，显示一个封闭的社会成功地走 向开放：共产主义系统的压制→冷战交锋→最后的解放。 我把我毕生的精力、事业和资金都投入到建立一个全面民主化的世界中。二○○○年六月，我在 华沙发起并建立了民主阵营，这里包括了来自一百零七个国家的代表。二○○二年十一月，我们 成立了一百一十个国家参加的同样团体。我还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民主体制社 区理事会和通讯、健康与环境中心的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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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主的变革，后果是不可想像的。我们只需要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就可以预测下一个世纪 的前景。血淋淋的事实展现了史达林、希特勒、毛泽东和其他独裁者在人类历史上所犯下的无数 反人性的罪恶。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参观了在基 辅城外的树林，那里秘密埋葬了近二十万犹太人与其他希特勒统治下的受害者（注）。无独有 偶，几天之内，科索沃（Kosovo）传来消息，在塞尔维亚独裁者米洛塞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命令下，成千上万的人被秘密杀害并埋葬。 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展示未来，而不是重述过去。我相信未来不会是过去的翻版。看看过去的二 十五年，专制制度在全球的崩溃情形，我们肯定有能力在二十年到二十五年之间全面消灭专政。 我们可以对目前仅存的专制者设定最后期限，并在下一个二十五年之内，一步步完成这个历史使 命。 这是一本关于阿拉伯世界的书，那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一个领袖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而当地民 意测验却表明了公众对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的强烈支持。三十个著名阿拉伯学者在一份研究中 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阿拉伯地区是可以加入到民主革命中来的。他们提出了这个地区的三个根 本性的短缺：自由、妇女的权利和知识。我曾用了两年的时间试图在阿拉伯世界建立第一个政治 上独立的电视台，显而易见，人民是希望有这样的电视台，但是独裁者却极力阻止这一行动。一 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自由之家”在埃及集会，纪念埃及民主思想家和民运人士伊布拉辛 （Saad Ibrahim），我当时站在伊布拉辛的妻子旁边，她正在读伊布拉辛在狱中所写激励人心的 宣言，他号召埃及以及全阿拉伯世界的人民为民主而战。二○○三年初伊布拉辛被释放出狱的时 候，民主运动已经以史无前例的声势进入中东。 这也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一九八九年，当柏林墙被推倒，当匈牙利于奥地利边界的铁丝网被剪 断，中国也曾经如此地靠近民主。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参加了在美国国会山庄前举行的 法轮功集会，这次集会的资讯十分明确：中国人民要求，并终将得到他们做为人民的权利。法轮 功是一个源于中国古老的信仰和修炼法门，江泽民及其幕僚曾推测有七千万人修炼法轮功。就在 此刻，数千名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被江泽民政权迫害致死，几年来法轮功的抵制迫害运动前仆后 继、英勇不屈、坚持不懈和把握分寸各方面，都可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相媲美。 归根结柢，这本书是关于行动的书。在二○○二年六月《纽约时报》评论员罗森泰（A. M. Rosenthal）在“自由之家”一场集会上，回忆了一九六四年在纽约的吉诺维斯（Ki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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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ovese）谋杀案。他问道，什么时候见死不救会成为犯罪？当这谋杀发生在百尺之内吗？当他 发生在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当人们被血腥屠杀，饥饿而死，饱受迫害，但你并不身临其境吗？这 是当时在他即将获得“总统自由奖章”的前夕所提出的疑问。 我的回答是，当人们被统治着他们的独裁者残杀时，隔岸观火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由于金正日， 上百万的北韩人民在饥饿中挣扎；我们知道独裁者是恐怖主义和战争的根源。我们必须现在行 动。这是一本关于最后的四十五个独裁者的书，这里描述了怎样推翻他们的战略和战术。这里也 描述了怎样授权于民，让这些国家的人民最终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 注：阿里珊．斯坦利，〈教皇的艰难之路〉，《纽约时报》，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一章

真正的邪恶轴心

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我们都憎恨任何形式的独裁专政。 为了和平与正义，让我们朝向这样一个世界努力， 最终所有的人民都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前美国总统雷根（Ronald Reagan） 二○○二年元月，当美国总统布希首次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美国人学到了一个新词汇：“邪恶 轴心”（axis of evil）。布希总统用它来描述三个与美国死对头的国家：伊拉克、伊朗和北 韩。这三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喜欢被这样单独称呼，或是放在一起称呼。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则视 这个新词汇是导致麻烦的一种轻率之举，如法国外长弗德林（Hubert Vedrine）等认为这只是把 问题过分“简单化”，言下之意似乎指这种邪恶联盟在新世纪里是不可能出现的（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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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看来，这种邪恶联盟不仅是可能，而且正是今天世界的问题所在。不同的是，我认为 仅提这三个邪恶轴心事实上远不能充分描述当今世界实际存在的巨大专制弧圈。这个专制弧圈， 让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控制在少数的几十个人手中。 这个连贯的弧圈，西起中国与北韩，经过哈萨克，到达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再往南直到安哥 拉。本书封面里的地图用黑色来表示出这个弧圈。亚洲有八个专制国家：中国、北韩、越南、柬 埔寨、寮国、汶莱、不丹和缅甸。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中部非洲地区存在着十一个专制国家：安哥 拉、蒲隆地、喀麦隆、刚果、赤道几内亚、几内亚、利比亚、卢安达、史瓦济兰、多哥和辛巴 威。另外共有二十三个专制国家是位在中东或其周围地区，占全世界四十五个专制国家的一半以 上。而在这块连自由都不准生长的大沙漠外，是最后三个专制国家：白俄罗斯、古巴和海地。 在民主国家里，我们有时会轻率地把专制政权，想成如同古代的铁甲暴君或是骑着马的小人一 般，但当今在邪恶轴心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暴君，根本不只是如此而已。中国的独裁者，控制了地 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把持了巨大的天然和工业资源，更豢养了一支拥有核武装备的强大军队。 世界上大量的石油（约 50％）蕴藏在中东地区独裁者所控制的土地下，而在那块土地上，恐怖 分子也获得大力支援，蠢蠢欲动地发展大规模杀伤力的化学、生物和核武器。 虽然这些独裁者的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种族背景和国籍可能不一样，他们却有许多共同之处。 例如，他们都喜欢随意使用手中拥有的任何武器，无论是大砍刀或是致命的化学子弹，来对付所 有的敌人，包括真正的敌人和假想敌、外国人和本国人。在他们的统治下，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丧 失了性命，巨大的难民潮横扫全球，原本有希望的国家被带往贫穷、饥荒与绝望。 这些暴君根本不把他们自己人民的利益当一回事。海珊把伊拉克人民所处的绝境归罪于一九九一 年二十二国联军把他们赶出科威特后，联合国对他们实行制裁的结果。然而，所有的证据却都表 明了伊拉克遇到的困境完全是海珊胡作非为的结果：在获准变卖石油以换取食物和其他人道物资 后，这个独裁者却把钱用于发展武器，并为自己建立了许许多多的宫殿，这些宫殿很多都是在制 裁期间建造的。 而在英美空军保护下的伊拉克北部库德族人（Kurdish），虽然也必须接受和其他地区同样的制 裁，但那里用石油换取食物的方案得以按计画实施，生活水准因而稳步上升，婴儿死亡率也下降 了（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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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有系统地监禁、酷刑折磨和谋杀争取民主的伊朗 人，藉以恐吓伊朗人民来忍受他未经选举的统治。并且持续密切支持对以色列所进行的恐怖活 动。而当伊朗民选的议会和政府领导人希望与国际上的和平民主力量保持更开放的关系时，哈米 尼及其特勤党羽却背道而驰，不失时机地实行独裁专政。 在北韩，金正日继续步其父亲（即一九五○年发动韩战的金日成）（注 3）恐怖统治之后尘。在 跃居北韩共产党宝座前就已亲自参与恐怖活动的金正日，正继续制造南北韩之间的紧张关系，而 且不顾自己国内的百姓已有数十万死于饥饿，他还是尽全力来维持一支百万人的全球第四大军 队。金正日对大规模杀伤武器具有异常的高度兴趣，同时北韩也正大量供应其他独裁国家可携核 弹头的导弹（注 4）。 事实上，这些独裁者对彼此帮助都是毫不迟延，有时甚至是不经意地就帮助了对方。海珊在一九 八○年入侵伊朗时，并不是为了巩固何梅尼的权力，但事实上却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以及伴随 的几十万人民死亡（注 5）。而虽然金正日普遍被认为是有恐外症，但他却与伊拉克的独裁者海 珊合作，也与伊朗的哈米尼、古巴的卡斯楚、辛巴威的穆加比（Robert Mugabe）、白俄罗斯 （Belarus）的鲁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等其他人有生意往来。 然而，这些事与中国共产党独裁者江泽民铺天盖地的毒网相比，也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中国， 做为北韩这个封闭国家的长期保护者和五○年代韩战的参战国，仍与金正日政权保持密切的联 系。当中国进行攻打台湾的攻击性军事演习时，很明显地与北韩在南韩水域的挑衅行为互相呼应 （注 6）。近年来，虽然中共试图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扮演一个和平的仲裁角色，但其动机很可能 不是要促进和平谈判，而是阻碍，拖延北韩的民主化与现代化。因为如果北韩推翻他们的共产独 裁者，中国的共产独裁者将会惶惶不可终日。正如一个中国官方机构的代表所说的“如果那样的 话，朝鲜半岛就会完全被美国及其盟邦所控制。北韩的存在，能使中国免于美国的军事垄断。” （注 7）虽然这种合作使平壤和中共的独裁者互相受益，但对北韩和中国两国的人民却是毫无帮 助。曾经号称是萌芽中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已沦为饥荒不断、残酷镇压和荒芜的一片恶土。 虽然看似放松控制，事实上中国毫无意愿改善其人民的个人自由。如一九九九年八月，江泽民下 令逮捕热比娅．卡德（Rebiya Kader），一位中国企业家新星。控告的罪名呢？只因这位名叫热 比娅的新疆维吾尔族人，正准备交给美国国会研究服务访问团成员一份关于警察骚扰的报告（注 8）。逮捕卡德是江泽民继续镇压大量新疆回教少数民族政策的一部分，但结果只是更加强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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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的情绪和极端好战分子的冲动。江泽民一方面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维吾尔族人中“回教基 本教义派”和所谓的“恐怖分子”，另一方面却继续支援那些领头滋长恐怖主义的国家。透过出 售导弹和其他武器技术，以及利用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中共独裁者藉由政治合作 以及经济援助等手段，近年来不断地对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苏丹、古巴和北韩提供 援助，而这七个国家正是美国国务院登记在案的支援恐怖主义国家（注 9）。而前五个国家更被 列为支援回教基本教义派有关的恐怖分子，但这次却都成了素以反宗教著称的中国政府的亲密伙 伴。例如，二○○○年六月，一名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访问巴格达，以促进中共独裁政府与海珊 党派之间的关系。中国代表团正式谴责了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并期望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更 为密切。据北京《人民日报》报导，伊拉克副总统拉马丹（Taha Yassin Ramadan）如此回应： “同中国发展关系符合伊拉克政府及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利益。”（注 10） 虽然伊拉克是中共向国际流氓兜售军火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但是其死敌，伊朗的哈米尼，也同样 是中共扩建其军火店铺的座上客。据报导，中国涉入给伊朗建造一套先进的防空系统，并恢复销 售核武及化武技术给伊朗的独裁者（注 11）。这些军售除了明显的影响和平安全外，中共的行 为加强了哈米尼及其他强硬派的实力，而牺牲了大多数愿意接受民主方式的伊朗人民利益。 就在恐怖的二○○一年九月十一日那天（编注：美国 911 事件），一份巴基斯坦报纸报导一中 国代表团刚同阿富汗的神学士（Taliban）政权签署了经济与技术合作备忘录（注 12）。后来的 报告还揭示，两家中国国营公司已为喀布尔（Kabul，编注：阿富汗首都）的神学士政权建立一 套通讯系统，而神学士政权长期以来一直在宾拉登的主导下对中国维吾尔族极端主义分子进行培 训（注 13）。一位据说是盖达组织（Qaeda）的高层官员告诉英国《卫报》（Guardian）说，中 国支付给宾拉登大笔金钱来购买一九九八年八月美国原本要攻击阿富汗恐怖分子首脑所在的训练 营而发射但并未爆炸的巡弋飞弹（注 14）。 第一枚“穆斯林核弹头”和发射它的导弹技术，归功于中国和北韩的共产党独裁者对巴基斯坦军 队独裁者的协助。 除了支援那些赞助恐怖主义与追求或已拥有核武器的独裁国家，中共还给予相当数量的小国暴君 在外交上大力支持。江泽民和欧洲末代独裁者白俄罗斯（Belarus）的鲁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发展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并在二○○一年举行两次热烈而诡秘的高峰会。第一次高 峰会时，鲁卡申科为了证明自己对中共有用，向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新华社表白说：“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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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支援中国在人权事务上的一贯立场，我赞赏中国在最近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的成功，并恭喜你 们粉碎了美国所提出的一项反对中共的动议。”（注 15）《人民日报》报导了七月在明斯克 （Minsk，编注：白俄首都）的高峰会，“江泽民说中国感谢白俄罗斯在台湾、西藏和人权方面 对中国的支持。”（注 16）为了表示回报，在鲁卡申科透过选举舞弊窃取独裁地位前两个月 内，江泽民即表达了对鲁卡申科处理白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尊敬。《人民日报》紧接着 报导：“中国支持白俄罗斯在反对任何外国干涉及保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方面的努力。”（注 17） 当辛巴威在穆加比的错误统治下陷入独裁统治时，中共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当时穆加比把白 人农民赶出他们的土地，实际上掏空了南非人的经济来源，这时中共却为其非法占用的农场提供 了农业设备（注 18）。穆加比因此称中国是“辛巴威的第一号朋友”。因天安门屠杀而恶名昭 彰的李鹏，感谢穆加比的“一个中国”政策和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支持（注 19）。 二○○○年六月，李鹏会见当时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统米洛塞维奇，中共的屠夫和贝尔格勒 （Belgrade，编注：塞尔维亚首都）的屠夫热情地相聚，纵然有来自塞尔维亚、中国和西方民主 力量的批评和压力，此次会见仍然得到了双方预期中的相互允诺与支援。李鹏还发表了一项对北 约干预科索沃的正式谴责。据《人民日报》报导，米洛塞维奇对中国政权表示敬意。“中国是提 倡国际社会多元领导和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他说“南斯拉夫支持中共解放台湾的努力和 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注 20） 虽然北京是一个重要的中心点，但并非所有的独裁者联系都会在那里汇聚。多年来，米洛塞维奇 伙同鲁卡申科的白俄罗斯政权为海珊的军队提供防空技术。在二○○○年七月与米洛塞维奇的高 层领导会晤时，海珊必不可少地对北约干预科索沃做出了谴责（注 21）。 二○○一年五月伊朗的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与古巴的卡斯楚（Fidel Castro）会 晤，哈米尼解释双边互利关系时说，“我们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抵抗，是基于回教的信仰让伊朗认 为，对世界上任何自大与傲慢者的抵抗，都是正确的行动。”（注 22）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闻 社，即哈米尼和其他伊朗强硬派的喉舌，进一步解释道：“伊朗和古巴拥有强大的友好关系，古 巴始终支持伊朗在国际事务上的立场。”（注 23） 在非洲，利比亚的独裁统治者格达费（Muammar al-Qaddafi）几乎支援了那片大陆上的每一个暴 君。他的政府不仅为赖比瑞亚的独裁者查尔斯．泰勒及其犯罪同伙山克（Foday Sankoh）提供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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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并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法得．山克是狮子山共和国恶名昭彰的革命联合前线的领导（注 24）。经由资助西非大屠杀，格达费打开了利润丰厚的非法军火贩售管道，并从受其保护的狮子 山共和国童子军开采的钻石矿中攫取大量利润（注 25）。据《华盛顿邮报》报导，宾拉登 （Osama bin Laden）的盖达恐怖组织，也经由格达费及独裁者俱乐部西非支部介入了狮子山共 和国充满血腥的钻石财富（注 26）。 在这种盟友的帮助下，非洲的独裁统治者能在不受任何惩罚的条件下，时常派遣他们的流氓军队 越过国境，挑起群体灭绝性的争端，在一九九四年一年就屠杀了超过百万的人民。穆加比对辛巴 威民主反对力量的残酷镇压得到了利比亚在政治、石油、经济乃至军队的援助。穆加比公然与自 己的人民为敌，派遣数千人的军队支援刚果民主国的金夏沙（Kinshasa）独裁者，造成金夏沙的 战争灾难。英国非政府组织“环球见证”（Global Witness）发表一项报告，披露了刚果政权和 辛巴威之间的一项协议，该协议保证辛巴威继续卷入无谓的战争，并许诺穆加比政权大笔财富， 这项协议将导致刚果丧失相当于美国加州大小的全部森林（注 27）。这项协议资助了穆加比在 刚果的战争及其政党，同时给辛巴威的反对派制造更大的麻烦，加深了刚果人民丧失土地的灾 难。 非洲之外的独裁统治者，也插手延长这块土地上残存的暴君统治。北韩的金日成曾在八○年代给 穆加比发生在马塔贝里兰省（Matabeleland）的大屠杀提供训练与设备，穆加比在那里利用种族 恐怖来巩固其政权（注 28）。今天，金正日可能是非洲独裁统治者内部安全部队最大的培训者 （注 29）。 这些人都是实用主义者。沙乌地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巴基斯坦的独裁者，都是仅剩的承 认最近被推翻的神学士独裁政权为阿富汗合法政权的国家。当西方攻打神学士时，他们同样很快 地撤回了他们的承认。当塞尔维亚总统米洛塞维奇与克罗埃西亚的领导人杜子曼（Franjo Tudjman）举行秘密会谈时，他们的国家却因这两位独裁者法西斯式的言论，而走向分裂（注 30）。暴君通常在朋友，有时甚至敌人的帮助下生存。 奇怪的是，这些政权都能使用他们最恶劣的本质进行交易，如利用一丁点的人权改善就可以加入 世界贸易体系成为完全会员（full partnership），或允诺约束武器销售而得到高科技技术。民 主国家总是被“敌人的敌人一定是朋友”这种幻想所蒙蔽，而总愿意与独裁者坐下来达成某种暂 时且非民主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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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与独裁者的关系 布希政府的“邪恶轴心”理论起源于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分子对纽约和五角大厦的攻击。 事实上，这种恐怖虽然骇人听闻，其实不过是在独裁的深层阴影下发芽的一堆毒瘤之一；饥荒、 难民、贫穷、环境破坏、腐败、战争、群体灭绝及恐怖主义，一切都在那里盛行。 让我们从饥荒开始，一一列举这些个毒瘤的清单。诺贝尔奖得主、剑桥大学教授阿马特亚．库 马．森（Amartya Kumar Sen）发现饥荒与独裁统治密切相关。尽管自然因素无疑地也起作用， 但一个政府对其百姓的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主与有效对抗饥荒之间的相关性，是显而 易见的：森教授发现，媒体独立的民主国家里饥荒极其罕见（注 31）。 甚至在他的出生国印度，虽然那里贫穷遍布，很多人营养不良，而自从独立以来，却从未发生过 饥荒。相反的，中国自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执政以来，连同先前数次，已经发生了多次灾难性的 饥荒。每一次，政治因素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论是“大跃进”般的愚行、人为造成的饥荒， 还是因自然环境恶化的原因，政府都视意识形态为胜过照顾人民福祉的基本责任。八○年代衣索 匹亚（和三○年代前苏联时期乌克兰）的情况显示，食物常被独裁者用做对付人民的武器。而像 索马利亚那样无政府的国家，人们得到食物的唯一保证是透过枪杆子，而不是耕种。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摩尔（John Norton Moore）教授估计：77％的难民来自非民主国家（注 32）。 如果排除正被非民主国家攻击的民主国家，仅 8％的难民来自广泛定义的“民主选举国家”。调 查显示，世界上难民与国内人民流离失所危机最严重的地方，阿富汗和刚果居首。而虽然喀布尔 （Kabul，编注：阿富汗首都）的民主才刚要艰难地开始，逃难的人群已经在逐渐回流。 虽然经济和政治自由，并非必然步步紧密相连，但其中之一若明显不足，终究会影响到另一方。 这两方面的自由是互相强化的，当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都达到极高程度时，将会产生明显的效 益。“自由之家”最近发现民主自由程度最高的几个国家，创造了 89％的全球经济产值。而相 反的，政治自由程度最差的那些国家，虽占世界人口的 36％，却只产出了全球 6％的财富。郭特 尼和劳森（Gwartney and Lawson）在一九九七年所出版的《世界的经济自由》（注 33），极有 信服力地证明了经济自由与每人国内生产毛额（GDP）实际增长的密切相关。经济自由最好的前 五分之一国家，经济年增长率平均达 2.9％，而名列经济自由最差的后五分之一国家，经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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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每年萎缩了 1.9％。他们二○○○年的报告中表明，经济自由也与寿命、庄稼收成，甚至与收 入水平成正比。过去的研究中，如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弗雷撒研究所 （Fraser Institute）的研究中都显示了专制主义与低经济成长相关连。过去几年里，世界银行 已注意到了这些因素，尽管我认为关注还很不够。在政治权力集中的国家，经济权力也趋向于集 中，而在民主政治体系中，经济也趋向民主。 东欧和欧亚国家的共产主义制度，对生态的浩劫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不计算市场投入成本的经济 体制，对资源的利用肯定是低效率的。这种发展失误所带来对人民的危害，只会发生在无需征得 公众允许，且有关风险的资讯被严格控制的共产主义制度里。自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解体、民 主体制引入俄罗斯以来，虽然苏维埃式的思维仍将环境资料视为重要的国家安全机密，但已经正 在受到挑战。民主国家里，虽然也有许多丑闻，但却有民主权力的人民和严厉的自由新闻媒体， 会监督公司和政府里的违规者。 尽管腐败不只出现在独裁者和他们的同伙中，但是毋庸置疑，在自由社会中昭昭天日下搞腐败比 较不易实现：自由媒体会将腐败曝光，公众也会要求惩处腐败者。德国的非政府组织“国际透明 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证明：经济自由愈少，腐败的机会则愈大。在“国际透 明组织”列出的最廉洁的社会中（注 34），只有新加坡一国为非民主国家；而军人统治的巴基 斯坦经常被“国际透明组织”评为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独裁统治也是导致战乱日增的元凶。据夏威夷大学的拉梅尔（Rudy J. Rummel）教授统计，一八 一六年到一九九一年间发生的所有三百五十三次“国际主要战役”中，交战者至少有一方或以上 为非民主国家；没有一场战役发生在两个民主国家之间（注 35）。尽管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 都参与了战争，不需要民众支持的独裁社会对外侵略的可能性因此高出许多。摩尔（John Norton Moore）教授研究了一九四五年以来的二十场主要战役，发现只有一例是民主国家侵略别 国引起的，那就是一九五六年英、法、以色列入侵埃及引发的苏伊士战争（Suez War）（注 36）。绝大多数民主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由非民主国家侵略别国挑起，目的是为了反对被 卷入战争的民主国家或反对其他国家。民主国家一旦受到攻击，她能够依赖源源不绝的公众支 援，所以不易输掉战争。同样的，冷战期间一些大西洋沿岸民主国家经由“北约”组织 （NATO），为人类历史竖立了一个最为有效的遏制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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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不仅对外发动战争，他们还将矛头指向自己的百姓。拉梅尔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著作《政 府致死》（Death by Government），首次用“大屠杀”（democide）来表示政府屠杀自己的人 民。在二十世纪，大约有一亿六千九百万人死于政府的屠杀或是政府的恶性失职，这约是此一期 间因战争而死亡战士人数的二至四倍之多，而这个人数必定还在增加中。拉梅尔进一步发现， “屠杀百姓”的发生和非民主政府之间有直接关连（注 37）。导致这如此可怕程度受害人数的 最大凶手是那些极权统治者，包括希特勒、史达林、毛泽东、赤柬的波布（Pol Pot）、北韩的 金正日、衣索比亚的马里安（Mengistu Haile Mariam）以及乌干达的阿敏（Idi Amin）。另外 一些较小的独裁者，也杀了数以千计的人，例如塞尔维亚的米洛塞维奇、赖比瑞亚的查尔斯．泰 勒（Charles Taylor），还有七○年代阿根廷的军人政府。 在美国国务院列出的七个支援恐怖活动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是民主国家。伊朗总统哈塔米 （Mohammad Khatami）的两次上台经过了类似民主选举的过程，但他无法涉入掌握真正权力的 “护国议会”（Guardian Council）和安全机构，而另外六个国家的政体中则没有任何类似民主 的成分。 与这种病态社会问题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关连正好相反的是，一些杰出的学者指出了良好的经济和 社会指标与自由民主之间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自由选举、法治社会和其他基本因素决定了 民主的形式。一个民主体制，无论多么不完善，都要求政府要对人民负责。 因此，反恐战争绝不足以成为与独裁者媾和的藉口（注 38）。类似的其他问题——比如人权问 题、环境保护条约或经济困境等，也同样不能成为藉口。我认为，民主国家应该将独裁政权摧垮 当成主要事务来处理，唯有当独裁者垮台时，独裁政权下的恐怖恶草才会枯萎和灭亡。 看到这里，有些读者可能会要摇头了，以为我忽略了现实政治的课题，那就是：民主政体有时得 在不同程度的危害中，艰难地抉择。但是在我看来，现实政治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两害相 权取其轻”的权宜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清除问题的核心，才是根本解决之道。问题的核心通 常不是整个国家，而是那些控制这些国家的暴君。我的论点来自于多年的经验和坚定的信念，而 不是天真和幼稚。 暴君们的罪恶罄竹难书。成百上千万人在德国和日本暴君的暴行下死去。前苏联、中国、北韩和 伊拉克等国家相信，只要投入足够多的生命和资源，就可以赢得他们所挑起的战争。如果没有前 苏联的独裁者和他们所操纵的傀儡，就不会有冷战；如果没有古巴独裁者，就不会有一九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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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飞弹危机；如果没有伊拉克那个独裁者，就不会有第一次和第二次波湾战争。讲起这些事情常 会让人听起来像天文数字般——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数以兆亿计的金钱，以及古老土地上的文明 整个被摧毁。 如果没有大幅度的改变，我们这个新的世纪只会更糟。现在的独裁者不再像上一代一样依赖弯 刀、步枪和地雷等来维持统治。随着独裁者所统治的国家在技术上越来越成熟，他们的能力也在 悄悄地增长。用来制造致命化学武器的化学工业；用来培养剧毒微生物的医药研究设施；一个有 能力运行核反应堆和提炼铀工厂的国家，离拥有核武器仅有咫尺之遥；而用来携带常规武器的飞 机和导弹，随时都可以转换为发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平台。举个例子来说：伊朗和北韩是否将 会拥有核武器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何时，甚至于他们是否已经拥有。 实际上，生化武器和核武器还不是独裁者们所掌控的所有利器，还有自杀炸弹所引起的令人毛骨 悚然的恐怖。 所有支援恐怖主义的国家都是独裁政权，而且他们都得到其他独裁者的支援。但是那些不在美国 国务院名单上的独裁政权，也已经变成滋生恐怖的温床。在沙乌地阿拉伯、埃及、阿尔及利亚、 乌兹别克以及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腐败的独裁者们一直在试图扼杀所有的合法不同政见，但实 际上只是把不同政见赶到地下而已。这些政权的不良统治所导致的失业和贫穷，引发广泛的挫折 感，形成一个极易受到极端主义者煽动的群体。在沙乌地阿拉伯和埃及，社会不满一直在不断激 化，直到对该国政权及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构成威胁。而沙国和埃及穆巴拉克（Mubarak）政权的 应对措施，却是试图和这些极端主义的传教者合作，给予极端分子重要的媒体管道。为了转移大 众的不满，这两个国家中腐败的精英阶层让极端分子怒斥西方国家的“罪恶”，并纵容极端分子 进一步招兵买马。而西方国家却在支援这些政权和他们腐败残酷的统治方式，从而使整个情形变 得更糟，并使自己与这些腐败和残酷的统治难脱关系。如果希望有一天这些政权开始有民主人士 的空间，来对抗极端主义独裁者，那么西方社会的政策就需要一个大转变。但在这一天来到之 前，暴政只会不断制造出更多的恐怖主义。正如布希总统在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所说，“民 主价值观的广泛传播将使全世界受益，因为稳定自由的国家不会成为滋养谋杀的温床。”（注 39） 像沙乌地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是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主要石油供应国，他们广大 的石油生产设施包括油井、管线、运输通道和炼油厂等等都极易受到恐怖分子的袭击。这些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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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希望藉此来削弱他们本国的政府，同时打击依赖石油的美国经济。在二○○○年，美国原油 及石油产品净进口量的 27.8％来自于那些被“自由之家”划为“不自由”的国家（注 40），而 美国经济对这些脆弱的不自由国家的实际依赖比这数据还要高。比如说，虽然美国和利比亚及伊 朗没有直接经济往来，但利比亚和伊朗的石油出口却直接影响世界石油价格，而反过来影响到美 国经济。 导致油价急剧上升的原因，除了那些美国支援的出产石油的独裁国家（如沙乌地阿拉伯）可能的 恐怖袭击外，还有这些国家的内战，比如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的内战。如果这些独裁者的统治一 直持续，就有可能导致世界石油市场的极大不稳定性。 以一个悲观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全球政治体系中的独裁成分，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前苏联分 离出来的国家，如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处于脆弱的转型期，印尼和奈及利亚也是如此。在这些转型 中的民主政体成熟稳定之前，走回头路的风险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对这些国家来说，自由体制经 常需要面对令人畏缩的挑战，而他们所熟悉的极权主义统治相对来说简单多了。所以，塞族人试 图创建一个“大塞尔维亚”，俄国人试图再造苏联，这些都不难理解。在一个独裁政权处于上升 期的世界上，中国有可能感到有更大的机会对台湾、甚至在西伯利亚获得军事成功。而爆发于独 裁者之间的冲突，通常会不可避免地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也卷入其中。 即使没有另外一场世界大战，独裁暴政的进一步扩散也会令民主世界付出巨大成本。恐怖分子会 获得更多的庇护和支援，以及更容易取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世界贸易将会受到打击，各国经济 会被扭曲，被迫负担更多的国防成本，而不是满足基本的社会需要，比如医疗、教育以及环保等 等。世界上的自由将会越来越少，民主政体将会衰落到如同独裁政权的镜中映像。 一个民主的世界 幸运的是，在我看来，这个令人沮丧的悲观预言完全不着边际，世界发展的潮流是与暴政相对立 的。一九七二年世界上共有四十三个“自由”国家，而二○○二年有八十九个。再加上那些“部 分自由”的国家，就占了全部国家的四分之三。而且，在那些仅存的独裁者中，除了有几个精神 萎缩且已届中年的儿子外，很多都没有明显的继承人。 我们注意到独裁者们喜欢在他们周围扶植类似的政权。希特勒支援他在义大利、匈牙利、克罗埃 西亚、斯洛伐克和法国占领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伙伴；前苏联坚持需要一个由他们的傀儡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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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独裁政权组成的保护屏障；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费尽心机在现在的辛巴威扶植伊兰．史密斯 （Ian Smith）的种族主义政权，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在这些国家中，只要有一个走上民主化的 道路，就会使类似的独裁化意识形态在非民主的邻国中失去说服力，从而进一步孤立和削弱剩下 的独裁政权。就像在一九八九年的东欧和中欧一样，只要有一个独裁者倒下，其他的就会像骨牌 一样纷纷倒下。现在是让他们倒下的时候了。 在刚刚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民主之花在全世界盛开，而且很多独裁者年纪越来越大，我觉得 现在我们遇上了难得的机会，同时也是我们的义务，来扫除世界上所有暴政的污点。按一九七四 年以来世界民主化的平均速度计算，也就是每年三个独裁政权结束统治，十五年以后这个世界上 就不会再有暴君了。即使是按这个速度的一半来计算，二○二五年之前所有的暴政也都该结束 了。 一个没有暴君的世界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和紧张关系，但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国与国之间战争的 世界。欧洲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曾经是死敌的法国和德国，边境上再也没有大量的军队和战 车。在共产党独裁政权民主化之后，冷战在欧洲造成的分割以极快的速度就愈合了。罗马尼亚和 匈牙利似乎也正在解决生活在邻国的两百万名匈牙利族裔的问题。一九八九年之后，欧洲所剩下 前南斯拉夫的贝尔格勒（Belgrade）和萨格勒布（Zagreb）两个独裁政权只是暂时的例外罢了而 这两个独裁政府现在也已经成为历史。欧洲很有希望成为一个全民主的地区。现在只有白俄罗斯 还处在一个人的统治之下，但是那里将来的变化也几乎是一定的。这些转变之所以能够成为现 实，都是因为民主体制拥有和平解决种族、宗教及历史问题的机制，而独裁体制却没有。 在一个想像中的没有独裁者的世界上，将没有一个国家是由大权独揽的总书记、阿亚图拉（编 注：ayatollahs，回教什叶派的领袖称谓）、国王或是老板来统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完全没 有人权虐待，也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之间将放弃竞争。世界走向完全民主化，毕竟并不意味着历 史的尽头。这些年轻的民主政权，毕竟是由人组成的，会说错话、办错事。但是开放社会终会导 致开放的边界和开放的心灵。一个民主政体，即使还不成熟，也比它所取代的暴政要好得多。 在一个民主的世界上，很多我们看起来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根本也就不成为问题了。一个民主 的中国将不会去威胁台湾，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如何。民主的阿拉伯国家们，将对以色列更 加宽容；更重要的是，阿拉伯国家彼此之间也会更加宽容。民主或许也将能够消除非洲大陆上永 无休止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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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欧和东欧的转变，我们知道，民主化以后国家安全态势也会转型。这些以前的独裁国家及其 西欧邻国，以及美国的国防预算将降低一半以上。中欧和东欧那些独裁国家的威胁已烟消云散， 匈牙利、波兰、捷克以及其他前华沙公约组织成员国已经加入了北约，与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在 安全、环境和其他议题上开始进行合作。在这些国家中对个人的威胁也已经消除。经济上，经过 一个混乱的开端后，转型已经全面展开，并且最终会使这些国家与世界经济整合在一起，使他们 的每人平均收入达到西方国家的水准。 如果中国、越南、伊拉克、乌兹别克、埃及、刚果以及古巴这些国家，也加入民主世界的话，一 个和欧洲剧变同等重要的变化，也会在这些国家发生。有些人可能会说，变化的过程本身会导致 不稳定，比如中国有可能陷入内战甚至四分五裂；比如埃及穆巴拉克风格（Mubarakstyle）的独 裁统治，可能会被回教基本教义派政权代替；还有非洲人可能就是没有能力实行民主。我们以后 再来反驳这些担心，现在，让我们来想像一下，假如这些残余的独裁国家成功地完成了民主化的 转变，这个世界将会怎样。 在非洲，发展的最大障碍不是外债，而是绝对的腐败和独裁者的无能。扭转这个颓势所需的初始 条件，便是良好的国家治理机制，而只有民主政体才能提供这种机制，因为只有民主政体才能保 证独立的司法、自由且具批评性的媒体以及反映民意的声音。 如图 1.1 所示，自由国家贡献了全世界 89％的经济产出，而独裁国家仅仅产出了 6％。那些在西 雅图、魁北克和华盛顿所举行的示威抗议，旨在反对全球化、世界银行和跨国公司，他们实在是 选错了目标。落后和战争的真正原因是独裁统治，这才是他们应该抗争的目标。非洲的民主国家 如迦纳、波札那和南非的光芒照亮了刚果、赖比瑞亚以及安哥拉等国的未来之路，这些国家必须 被引导走上民主之路。 正如一些优秀的阿拉伯知识分子认识到的，中东地区之所以在这么多项社会、教育和经济指标上 都落后，主要根源是那些独裁者的存在和公民社会机构的空缺。收回那些老板、将军、国王和神 职人员的绝对权力，将会释放出这些国家中潜藏的巨大天赋和活力。同样重要的是，这个邻国相 残地区的安全形势，也将会有巨大的改观，在那里，战争中的伤亡大都发生在回教国家之间或国 家本身内在的冲突中。而中东地区的国家获得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化。其中包括以色列的 安全，而以色列的部长对安全问题一直束手无策，前苏联的人权斗士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说，他发现“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深度，直接影响我们彼此的友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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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亚，我们面临同样的情形（注 41）。激化的矛盾符合统治巴基斯坦的将军们的既得利益， 只要他们在位，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对立就没有彻底解决的希望。虽然神学士在阿富汗的失败给这 个地区创造了新的机会，但只有胜利者乘胜前进使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民主化，这些机会才有实现 的希望。 在亚洲，最大的危险是由共产党独裁统治并一直以武力威胁台湾的中国。这个巨大的国家将其共 党独裁的准则一直延伸到印尼（注 42）。一个民主的中国将会是其周边邻国的和平伙伴，并对 民主台湾有巨大的吸引力。 不过，完全民主化的真正意义是超越地缘政治和国家的，它最终影响到个人的命运。独裁暴政使 很多北韩母亲眼睁睁看着她们的孩子饿死在自己的怀抱里，然后她们自己也丧生于饥饿，而在仅 仅一线之隔的民主南韩，食物却充足无虞；在印度成为民主国家之前，饥荒像季风一样频繁地吹 遍印度大陆，但在一九四七年印度获得独立以后，一次饥荒都没有再发生；在史达林和毛泽东的 暴政下，这两个国家各有两千万国民死于饥饿，贫困的程度令人难以理解。而这样的事情在一个 由人民管理的国家里绝不会发生。 暴政毁掉寻常的生活，导致非同寻常的艰辛和绝望。独裁统治的一个古怪副产品是顽固地针对妇 女的沙文主义。在最近一趟飞离迈阿密的班机上，我和一位年轻的沙乌地阿拉伯女士开始聊天。 她刚从迈阿密大学毕业，我问她将如何运用她所受的教育？她回答说：“看看走道那边，你猜坐 在那里的是谁？还有他为什么来这里？”原来那是她哥哥，从沙乌地阿拉伯被派来确保她回去。 这位沙乌地阿拉伯女士辛酸地告诉我，她不会被允许利用所受的教育做任何事情——她正在回到 一个性别歧视的监狱。 在阿富汗，女律师阿曼德（Nabila Ahmad）几乎被完全禁锢在位于喀布尔（Kabul）的住所达五 年之久，被神学士统治下所实行的男性沙文主义制度禁止工作。当她冒险出门时，当局的宗教警 察要求她用黑袍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注 43）。 神学士的下台，给阿富汗的妇女带来了新的希望，她们很多人扔掉了黑袍，开始回去工作，并将 女儿送去上学。目前全世界回教徒的女人，有一半生活在民主国家中，她们在追求宗教信仰的同 时可以工作，并公开争取她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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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对独裁暴政的容忍度已在逐年缩小，我们现在正有个独特的机会能将它完全减到零。这 些独裁者年纪越来越大，他们所压迫的对象也越来越难控制，是到全球彻底民主化的时候了。只 要我们给这个目标多些鼓励，上个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就可以在这 个世纪的前四分之一时间内完成它的使命。 那么，民主国家的人们，让我们下定决心，在二○二五年之前，帮助这个世界铲除最后四十五个 暴君！ 接下来，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该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注 1：赫伯特．弗德林〈法国批评美国简单对外政策〉，BBC 新闻，二○○二年二月七日， http://news.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_1805000/1805341.stm. 注 2：迈克．鲁宾〈苏里门尼亚报：食品战争〉，《新共和国》，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www.tnr.com/061801/rubin061801.html. 注 3：据不完全统计，韩战期间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战争，更多人沦为难民。美方战亡人数 达三万三千六百二十九人以及二万零六百一十七人死于他难。南韩军方阵亡人数大约为四十万 人。大约有一、两百万共产党部队在战争中死亡。韩战总死亡人数达三百四十万至五百四十万。 见罗丝玛丽．福特《胜利的代价：朝鲜停战谈话政见》（爱斯卡，纽约：一九九○年康乃尔大学 出版社）。 注 4：国际战略研究院《军事平衡》，二○○○年～二○○一年（牛津：二○○○年牛津大学出 版社）。 注 5：“伊朗对伊拉克战争约有四十万人死亡（约四分之一是伊拉克人，四分之三是伊朗人）， 大约有七十五万人受伤”。从“走向边缘”到“伊拉克：动荡的历史”，BBC 新闻，一九九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events/crisis_in_the_gulf/road_to_the_brink/n ewsid_29000/29099.stm. 注 6：“平壤强化一个中国政策”，Stratfor.com，二○○○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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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7：〈遏制计画在亚洲被抵制〉，《华盛顿邮报》，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注 8：〈中国在被镇压的回教地区拘捕著名的女实业家〉，《华尔街时报》，一九九九年八月十 八日。 注 9：美国国务院，“全球性恐怖主义的模式——二○○一：国家恐怖主义回顾”。 http://www.state.gov/s/ct/rls/pgtrpt/2001/html/10249.htm。有证据证明中国与这些国家有 秘密军火交易，如：对南苏丹战争的支援：“石油与苏丹劣迹的联系”，BBC 新闻，二○○一年 三月十五日。 伊拉克的防空建设，“伊拉克拒绝承认与中国的防空联系”，BBC 新闻，二○○一年二月二十一 日。及“分析：美国‘流氓政权’的能力”，BBC 新闻，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http://news.bbc.co.uk/hi/english/world/americas/newsid_1988000/1988810.stm “伊朗追求核专案”，BBC 新闻，二○○一年九月八日， http://news.bbc.co.uk/1/hi/world/middle_east/1531953.stm 注 10：〈伊拉克声明准备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人民日报》，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无意地全面记载了独裁者们相互支援勾结的内容，包括报导不直接牵扯中国在内的 独裁者们的相互沟通事实，共产党的喉舌广泛报导有关其他独裁者联手无视世界民主，这是中共 一贯支援独裁者们的另一个例子。《人民日报》英文网址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 注 11：“伊朗追求核专案”，BBC 新闻，二○○一年九月八日。 http://news.bbc.co.uk/1/hi/world/middle_east/1531953.stm 注 12：〈江倡议联合一致反恐怖主义〉，《南华早报》，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注 13：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中国改革观察》，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注 14：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中国改革观察》，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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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5：〈鲁卡申科对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获胜感到欣慰〉，《人民日报》，二○○一年四 月二十二日。 注 16：〈中国领导人与白俄罗斯领导人会谈〉，《人民日报》，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注 17：〈中国领导人与白俄罗斯领导人会谈〉，《人民日报》，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注 18：〈中国向辛巴威捐献农耕设备〉，《人民日报》，二○○一年四月十日。 注 19：〈辛巴威维护一个中国政策〉，《人民日报》，二○○一年七月六日，和〈中国和辛巴 威领导人会集北京〉，《人民日报》，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注 20：〈李鹏谴责霸权主义〉，《人民日报》，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注 21：〈伊拉克，南斯拉夫建立战略的联系〉，《人民日报》，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注 22：〈何梅尼和卡斯楚会面，反对美国霸权〉，《人民日报》，二○○一年五月十日。 注 23：〈何梅尼和卡斯楚会面〉。 注 24：道格拉斯．费拉〈以格达费为轴心的连系：在利比亚受训的领导人使用战争保障自己的 财富〉，《华盛顿邮报》，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注 25：道格拉斯．费拉〈来源于钻石交易的盖达组织资金：据悉，狮子山共和国反叛军的宝石 销售达数百万美元〉，《华盛顿邮报》，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注 26：费拉〈盖达组织〉。 注 27：“辛巴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资源殖民主义”，人权团体“环球见证”，二○○一年八 月二十六日，http://www.globalwitness.org/ 注 28：“辛巴威的军队到底有多忠诚”，BBC 新闻，二○○二年一月十日， http://news.bbc.co.uk/1/hi/world/africa/1754063.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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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9：尚未撰写的一部书是关于平壤与非洲的联系。北韩军队训练了辛巴威第五纵队，这与反 对辛巴威的恩德贝勒族人（Ndebele）在八○年代初期遭屠杀有牵连。另外，北韩在非洲大陆训 练数以万计的军事和内部安全人员。有几篇文章报导了这一鲜为人知的现象。艾丹．福斯．卡特 （Aidan Foster-Carter）在他的〈平壤观察：走出非洲〉一文中报导，据悉因为外交工作必须 自行筹款，北韩政权的外交官素以犯罪行为而著称。本文可见《亚洲时报线上版》二○○一年六 月九日，http://www.aitimes.com/koreas/CF09Dg01.html 戴安．赫门二○○一年七月二日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中报导，北韩外交官是象牙贸易商中最 恶劣的一群。（http://www.save-the-elephants.org/Elephant％20News％ 20items/former_straydogs_join_fight_to.htm） 注 30：斯德潘．梅席奇〈通向战争之路〉，《克罗埃西亚和波士尼亚赫塞哥维纳战争》，一九 九一至一九九五，布阮卡．梅格斯和艾沃．扎尼克（伦敦：法兰克．卡斯，二○○一），十一至 十二页。作者现已当选为克罗埃西亚总统。 注 31：阿马提亚．沈：《饥饿的政治经济学》，（牛津：克里瑞敦出版社，一九九○）。 注 32：约翰．诺顿．摩尔〈民主和平之外〉（尚未发表的文章，二○○一）。摩尔〈趋向一个 新范例〉，《佛吉尼亚国际法学报》三十七期八一四页（一九九七）。 注 33：占姆士．郭特尼和罗伯特．劳森：《世界的经济自由》，（温哥华：佛雷撒研究所，一 九九七）。 注 34：《二○○二年国际透明组织的腐败认识指数》（柏林：国际透明组织，二○○二）。 注 35：鲁迪．拉梅尔：《政府致死》（萨莫塞特，新泽西：交易出版商，一九九四）。 注 36：摩尔〈民主和平之外〉。 注 37：拉梅尔《政府致死》。 注 38：摩尔〈民主和平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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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9：〈用总统的话说：自由民众将维护世界的和平〉，《纽约时报》，二○○三年二月七 日。 注 40：每日进口量以油桶计算。美国能源部，能源资讯管理局：《二○○○年石油供应手 册》，第一章七十页，表二十九，并参照二○○○年“自由之家”国家调查表。 注 41：奈田．萨然斯基〈为和平而民主〉，《精典杂文》第一册（华盛顿特区：美国企业学 院，二○○二版）。 注 42：“中国否认军舰驻扎南沙群岛”，BBC 新闻，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http://news.bbc.co.uk/1/hi/world/asia-pacific/1408519.stm 注 43：〈喀布尔的妇女从掩藏中走出来〉，《华盛顿邮报》，二○○一年十二月九日。

第二章 驱逐最后四十五个独裁者 如果不怀抱梦想，就不会拥有成果。 ——奥斯瓦多．帕亚（Oswaldo Paya）古巴乌勒拉计画（Varela Project） 这些政治领袖们对待世事的不同观点，正如同刺猬和狐狸之间的区别一样：狐狸知道许多琐事， 但刺猬知道一件大事。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 我们所知道的一件大事就是，世界上仅存的独裁暴君正逐渐在消失，自由民主社会明显的优越 性，使他们面临灭绝的命运。而我们在短短一世代的时间中，就证实了这一点。自一九七二年到 二○○二年，全球“完全自由国家”的数量就增加了一倍。二○○二年自由国家有八十九个，加 上五十六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后，约占全世界总国家数的百分之七十五以及总人口数的百分之 六十五（参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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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葡萄牙、西班牙到波兰和俄国，再从智利到南非，以及菲律宾和印尼，一个悄然无声且出人意 料的非暴力革命，正在横扫全球，并持续发展壮大中。在二○○二年，就有二十九个国家于民主 自由化方向获得进展，然而也有十一个国家在追求民主自由上受挫。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回教徒都 生活在民主选举的环境中；甚至连笼罩在顽劣暴力的反对势力阴影下的伊朗人民，也一次次在投 票箱和街道上表达了他们对民主制度的普遍渴望；台湾证明了民主同样可以在华人文化中生根发 芽；东欧亦已抛弃那曾存活半世纪之久的共产主义。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进展，让我们有信心在二○二五年之前，完成全球民主化的任务。那些仍生 活在专制下的人们，没有理由不融入民主自由的主流社会中，来选举他们自己的领导者、阅读独 立的报纸、加入独立的贸易联盟，以及在和平与包容下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 根据“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年度报告，截至二○○二年底，世界上仅存四十七个不自由国 家，以及四十五个独裁国家——其中黎巴嫩被归类为不自由国家，因为它被叙利亚占有，并被叙 利亚的巴夏尔．阿塞德（Bashar al-Assad）控制；虽然阿富汗进步明显，但由于在首都喀布尔 外问题不断，它仍然被列为不自由国家，不过显而易见，其总统卡赛（Hamid Karzai）并不是独 裁者（参见表格 2.1）（注 1）。 正是这四十五个独裁者（而且皆为男性），阻碍了超过二十亿人民来获取他们应得的自由！这些 残存的少数独裁者必须被消灭，并且以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的体制来取代：定期自由选举、自 由媒体、自由贸易联盟，以及独立的司法─—此宣言是经联合国成员国大会全数通过的（注 2）。现在我们必须坚持让那些独裁者们兑现他们对人权宣言的承诺，但这也仅是个开端，紧接 着我们必须准备好因应可能发生的困难和危险。 首先，无论在专制铁幕之内还是其外的人们，都必须大立建构这个信念：民主不但可成，也是必 成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加强这种信念，历史是站在自由这一边、普通人民有能力摆脱压迫 者，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 其二，民主人士必须被组织起来，以联合发挥其在专制内部、在民主国家中，以及内外力量连结 上的作用。独裁者看待这些民主人士的反对势力，会比看待我们这些“专家”更认真，因为他们 明白，如果民主人士能坚持奋斗到底，独裁者终将失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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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民主人士必须发展政治及经济上的手段和技巧，以达到非暴力推翻压迫者的目的。最近二 十几年就有许多成功例子：印尼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反对苏哈托（Suharto）；主要由青年 组成的波兰团结贸易联盟运动推翻了耶尔左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匈牙利学生剪断了 匈奥（奥地利）边界带刺的铁丝网；东德的年轻人推倒了柏林围墙。藉由这些案例，我们可以从 中学习到许多经验。 对于生活在暴政下的人民来说，铲除独裁者将是该国民主政治的首要任务。在过去二十多年中， 我们不断地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独裁国家内部的认知觉醒、策略组织、有协调且非暴力的 行动等方面的变化，将会带来势如破竹的民主成功。然而国际社会所起的作用，相较之下却显得 不太明显。事实上，境外民主势力只要稍做努力，就能带来相当重大的影响。不难想像，如果能 有个创造性的策略，辅以资金和决心做为当后援，境外势力将能颇有作为。 然而是什么使我们退却了？坦率地说，我们局部停滞不前，是因为国家安全、国际关系、外交政 策、情报等领域，甚至连新闻界都仍受早期的陈旧思想所束缚。这些领域的观念架构，是在一个 与当今都截然不同的时空环境下（甚至早至上个世纪初期）所发展的。他们或许比其他领域更少 经历变革的冲击而显得陈旧不堪，因此根本性的重大改变总是姗姗来迟。他们所愿意承认的基本 行动者，就是由这些独裁者所统治的“国家”及“政府”。“实力”的定义，首重其军事力量， 然后是经济力量。“关系”则是指政府之间透过外交部门建立的关系。“良好的关系”意味着和 那些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人相处良好。“稳定”一词备受青睐，但它同时也意味着缺乏变革。 这样的心态恰好说明了为何影响国家和国际安全的重大发展，几乎总是让外交部、国防部、智 库、学术机构和媒体感到诧异万分。每一个民主健全国家的国安及外交政策体制，都是在过去四 分之一世纪中从诸多个别的民主发展或策略发展下所权衡出来的。讽刺的是，独裁者通常对此根 本不感到讶异。 当然，单单把民主高度理想化宣扬是不够的，也应确实地判断那些棘手且一触即发的现实安全威 胁。另一方面，专家们经常藉“现实”来当他们长期短视的藉口，这使得民主的根本价值大打折 扣。其实在真正的“现实”社会中，民主的传播才是最能保障人道，以及最能保证我们自身安全 的方式。简而言之，我们在道义上对民主的关注支持，也将与我们所要追求的安全与繁荣目标完 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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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民主化变革虽然没有出人意料，但是变革的阻力却常常来自那些民主 化的国家，而且人们也没有因此从中汲取教训。不论是华盛顿、巴黎、柏林、东京或是其他地区 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保守分子仍坚信，在中东、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是不可能在中短期内能有 显著的民主进展。这些保守观念认为，在这些地区大力推行民主反而有碍稳定、欲速则不达，甚 至是有悖自己国家利益的。大多数观点认为，我们应该致力于避免新兴民主国家的倒退，打击那 些光天化日之下严重违反人权的独裁者，并大力且温和地鼓励逐步迈向民主的运动。 这种误导的普遍保守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造成冷战时期的许多重大失误，并影响至今。一个 经典的例子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一九五三年帮助推翻伊朗民主选出的领导者，把巴勒维（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树立为华盛顿的反共产主义独裁者（注 3）。正如所有的独裁者“盟 友”一样，巴勒维更热中于自我利益的保护，而非以维护美国利益为优先，包括在一九七三年的 石油危机期间也是如此。美国对伊朗民主运动的反对，却塑造了一个恶意反对美国、忠于恐怖主 义的政权。而以民主途径反对巴勒维腐朽政权的方式被否决，就成为一九七九年革命后寻求广泛 公众支持的关键因素，而这一机会反过来又被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劫持利 用，形成了回教基本教义派的专政。错上加错的是，为了寻求一个足以和德黑兰恐怖新政权抗衡 的力量，美国专家在伊拉克物色了一个人：海珊（Saddam Hussein）。 那些习惯外交政策思维的奉行者们，试图把美国的安全建立于世界其他地区暴政的基础上，这样 做不仅十分失败，而且破坏了美国在全世界的信誉。每当提及人权和民主，美国人往往嘴上说得 都很漂亮，但对于那些在美国支援的独裁统治下受苦的人民，如伊朗和伊拉克人民，我们却成了 胆小的伪善者。今天，在伊朗，绝大多数人都已经从回教基本教义派中觉醒，进而开始支持民 主。伊朗人民两次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选出改革派总统默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 而现在他们则公开抗议他对独裁者哈米尼（Ali Khamenei）的妥协。美国现在有第二次机会可以 改正来把事情做好，就是在伊朗人民反抗其独裁政权时积极鼓励伊朗的民主运动。但是我们必须 清楚知道我们支持的是谁、支援的是什么，而不仅仅是我们不喜欢什么。 大使们经常发现，他们会陷入本国老套思想与其所得的第一手政治现实之间的两难境地。举个例 子：尽管葡萄牙在萨拉查（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独裁统治四十年后，左翼的军事力 量，即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势力成功夺取了政权，于一九七五年来到葡萄牙的美国大使佛兰克． 卡路斯（Frank Carlucci）却敏锐地觉察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民主化可能性。当时的美国国务卿 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建议卡路斯大使按照美国的操作常规行事：共产统治的存在已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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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既定事实，我们应该仅致力于牵制它即可。然而卡路斯仍旧依循他的民主直觉，和葡萄牙民主 人士配合，经由选举击败了共产党（注 4）。 我自己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形，那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我是当时的美国驻匈 牙利大使。由于大使馆积极地支持匈牙利国内的民主改革，以致外交部长霍恩（Gyula Horn）向 当时的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抱怨，我也因此被华盛顿召回，并迫切要求我减缓这种举 动。在接下来的一九八九年夏天，老布希总统在匈牙利访问期间，我安排了这个国家的一些民主 运动领导者和老布希总统在我的客厅里见面。后来，国务卿贝克告诉我：“马克，我知道他们是 你的朋友，但是他们永远统治不了这个国家。”这是美国式的老套思想。那时，匈奥边境的铁丝 网已经被剪断。四个月后，柏林围墙也倒了。我的“朋友们”很快赢得了大选。他们中的一个， 维克多．欧邦（Viktor Orban），后来成为了匈牙利总理。在一九八九年的时候，他是“费德 兹”（Fidesz）学生运动的领导者，这个学生运动在驱逐共产主义最前线战斗，然而他们却几乎 被西方完全忽略。 一九九九年，印尼学生成功地推翻苏哈托和苏卡诺的腐败独裁统治，此举震惊了西方的外交官、 媒体和专家们，一切尽在不言中。 现代社会的力量 这种全球安全情况的根本变化，却几乎不被民主国家的外交界所理解。所谓的专家仍无视刚刚发 生的例子，一再掉入老套思想的框框中。比如，他们相信，国防经费的增加和星战计画导致了苏 联的解体。这种自我安慰的陈旧思维方式，倒是使这些专家省得去认识和预测全球变化，但是这 种想法忽略了另一方面：正是政治力量，促使苏联放弃共产主义，而走上了民主的大道。 这种思维模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二○○○年十二月发表的一份报告《全球二○一五年趋势：与非 政府专家谈论未来》中也可以看到，这份报告乃立基于内外部专家所谓的“最佳化”思考（注 5）。虽然报告中认为中国有可能出现民主，但它主要的资讯却是，在现存的独裁统治国度里， 现状恐怕还是难以改变的。这份报告忽视了社会基层大众对改变现行制度的深层力量，更糟的 是，这份报告对独裁政权是否走向民主化并没有提供任何分析基础。 对于像沙乌地阿拉伯和埃及这样的国家，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仍然支援、维系、甚至赞扬那些完 全腐败的独裁者。然而，沙国和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只关心如何维持统治和中饱私囊，他们长年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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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民众表达不同政治观点及反对意见的途径。随着民众的不满情绪与贫困日益增加，沙乌地阿拉 伯和埃及的社会激进因素也在升高。由于来自基层的威胁变得如此明显，两国政府近年来都在努 力安抚那些扭曲回教且不断壮大的煽动政客。两国政府都运用媒体来进行狂热的宣传运动，试图 把国内人民的愤怒转嫁到美国头上。二○○一年九一一恐怖袭击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结果。这 次攻击就是来自沙乌地阿拉伯和埃及，十九个恐怖分子中的十五个是沙乌地阿拉伯人，头目阿塔 （Mohamed Atta）是埃及人，事件的一切经费来源是沙乌地阿拉伯；而在联邦调查局的二十二个 首要通缉犯中，就有七个是埃及人。 即使沙国和埃及的独裁政权越来越不稳，西方仍然固执而短视地大量增援、并在政治上帮助这些 摇摇欲坠的独裁者。这两个政权都被认为是“战略上的盟友”：以沙国而言，美国主要的考量是 其在当地的军事基地、沙国重要的战略位置以及巨大的石油储备；以埃及而言，因为它被认为是 一个亲西方的、“温和的”阿拉伯世界发言人、苏伊士运河之乡。要从根本上改变对这些关键国 家的政策，从而促使其循序渐进地发生变化是需要技巧的，过于急速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损失惨重 的结局。例如，如果马上要在沙国推动选举，将会导致一个激进的反西方政府，从而切断了美国 的石油供给；而在埃及，回教激进分子正蠢蠢欲动，那里有如一个充满反对期望的火药桶，如果 西方的援助骤减，将会立刻使它爆炸。 相反的，如同阿富汗的后神学士政府正在进行的一般，政策上的改变可能会更容易造就出一个现 代社会的政府。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找到一个取中的办法，来帮助这些受够了独裁和腐败之苦的沙 国人民建立起民主的一角。我们可以从向沙国法赫德（Fahd）政权施压来着手，促使它开始民主 改革，也可以从加速伊拉克和伊朗的民主化来进行。两伊是主要的石油生产国，两国石油产量的 增加能够降低全世界对沙国石油的依赖，而两伊的民主化也将会改变中东地区人民的心理气氛， 促使沙乌地阿拉伯的改革者更大胆地迈向现代民主。无论如何，我们急需针对该地区展开新的策 略，因为现有的传统策略已无法再维系了。从二○○二年底，布希政府开始较为积极地在该地区 促进民主，但仍显胆怯；至于欧洲及其他民主国家则更是谨慎。 在现代社会中，众人仍旧无法把握到权力的本质。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 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而造成了权力的转移。举例来看，匈牙利、波兰和捷克从华沙公约成员国， 变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民主国家。同时，维持民主国家强大的国防 力量，则是确保和平与驱逐独裁者的绝对前提。因此，所有支持民主传播的国家，都应该力推健 全的国防预算。然而军事开支主要随着政治原因而变化，而来自回教极端主义等方面的威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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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德国警察报告了他们在二○○二年七月三日所逮捕的一群摩洛哥、 埃及、阿富汗和德国人：“这群人致力于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宗教国度，并且不接受民主宪政的体 制。”（注 6）另外一个我们所面对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共产中国。正如罗斯．特瑞（Ross Terrill）教授所描述的一般：“共产国家将美国视为敌人来确保其政权的正当性。”（注 7） 最近的历史已经证明，外交家们有一种观点极其愚蠢。他们坚信，积极提倡民主和人权听起来很 好，但其与保护自身的“国家利益”、“稳定”及“安全”不但无关，甚至是冲突的。就像在东 欧和中欧发生的那些国家转型一般，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让中东主要国家成为民主国家， 对全球的和平与安全将有深远而有益的影响，这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显然，除了亲身经历过 的人们，其他人并不这么认为。属于“欧洲新生代”的波兰外交部长最近表示：“民主是在中东 实现和平必不可少的条件。”（注 8）以下的这些等式，将更能帮助那些“老欧洲”们认识这个 事实：

●发扬和悍卫民主，就等于是在维护国家安全。 ●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势力越强大，我们能影响世界的力量就越大。若独裁国家的势力越强大， 我们能影响世界的力量就越小。 身在民主国度，我们首先需要让自己从过往的观念包袱中跳脱出来。在这个全球民主国家占大多 数、显然具备进一步根本改变的潜力、具备完成全球民主化潜力的大环境中，我们需要对权力、 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需要明白，世界并非依据文化、宗教或经济来划分 的，划分的标准就是民主与独裁。 这对于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是真正来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人。卸任 后的前总统柯林顿在香港发表关于中国和民主的演说，谈到了今后的五十年，却只字未提世界需 要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对于中国国内那些希望中国能像台湾或其他先进国家一样民主 化、希望民主领导中国的人们来说，这传达了一个错误的讯息。而布希总统二○○二年二月二十 二日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讲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布希强调了民主所带给美国的强大国力，赞 扬了中国政治制度中一些适度的改革，比如不记名投票和乡镇层级的竞选制度，还提到他盼望着 这样的民主选举能扩大到国家层级。但即使是布希总统，也没有能够充分而坦诚地谈及中国的民 主未来，并为此切实安排一个方案，来帮助中国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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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创造性和新的思考，也往往使我们自己陷入纷扰。当某些独裁者的极端暴行被披露于世时， 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想做出回应。但是很多回应方案，不是不适当就是有损我们推行开放和民主变 革这一更高目的。决策者只能选择一些无法打动人的方案：军事行动、经济制裁、孤立，或是完 全不采取行动。军事行动对于拥有核武的独裁者具有局限性；经济制裁也没能给缅甸和古巴带来 民主；在非洲，我们事实上毫无建树。很清楚地，我们不仅需要在策略上大胆创新，我们也需要 更好的手段。这些手段大多是使用非暴力抗争、罢工和联合抵制，以及过去被称为消极抵抗的方 式。在独裁国家的内部，民主力量需要在最前线战斗，全力促使国家开放、协助抵抗阻碍势力、 对抗独裁者。有时候，民主化的手段也需要一些军事支援，以增加非暴力方案的效力。我们需要 不断扩大声势，以促使独裁者下台，或是将他们驱逐。 发扬民主：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 试想一下，如果现有的民主国家都终止支援所谓“友好”的独裁者，并不再容忍“不友好”的独 裁者，全球民主化将能得到多大的推进！那么，把这个不支援、不接受（独裁者）的新政策和广 泛帮助并鼓励本土民主运动的努力结合起来，就绝对可以在一个世代的时间里，把世界最后的独 裁者清除掉。 独裁统治国家境外的民主人士，第一步是应该去鼓励那些在独裁统治国家内部的民主人士；阐明 没有独裁者的美好世界愿景，说明它所带来的和平、繁荣和自由等好处；并确立一个驱逐所有独 裁者的最后期限。正如前文提到的，二○二五年是一个合理的时间。下一步是在此愿景和最后期 限的基础上，形成广泛的国际舆论共识，并开始建立必要的组织机构、方式和资源。 这种策略性典范转移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把发扬民主提升为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 首要任务。再怎么无限制的国防开支或是贸易往来，都不如让中国、巴基斯坦和阿拉伯世界成为 民主阵营的一部分更能根本改变民主国家的安全和福利。要形成对这种战略的舆论共识，就需要 大量的教育、说服、领导和组织。尽管不会轻易或迅速达成共识，但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为此努 力。 我们也有一些有力的基础。二○○○年六月，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史无前例地聚集在一起讨论民 主，同意成立民主共同体，并一起做为核心小组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参加建立 核心小组的国家形成了坚实的领导基础，包括世界上最大和最老牌的民主国家：印度、美国，以 及最年轻有活力的民主国家中的波兰、捷克、葡萄牙、南韩、马利、南非、智利和墨西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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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离完全采纳本书所描绘的策略、战术尚有一段距离。就连这十个创 立核心小组的民主国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担心被指“干涉他国内政”。例如，印度曾不断声 明，不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当然了，她经常干预邻国的事务。然而她 并没有成为公开倡导民主的带头人。 印度崇敬由甘地开创并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认为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应受到全世界的 关注。“如果一个英国人献身于保卫印度的自由、抵抗暴政并服务于这片国土，”他说，“我将 如同对待一个印度人一样地欢迎他。”（注 9）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Solidarity movement）、捷克的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南韩的金大中（Kim Dae Jung）以及南 非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都有着共同的理念。和那些积极参与美国民权运动的美国人民一 样，他们都明白，这种非暴力的冲突，用甘地的话来说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策略 的重点之一是支援人们以非暴力抗争来获取自由，那么在这十个核心民主国家中达到共识，并最 终在所有的民主国家中达到共识是可能的。 如果不仅仅是由职业外交官推动，资深的民主政治家们也能够参与的话，那么这种可能就更容易 实现了。举个例子，对于印度在民主共同体中担当领导角色这一点，印度总理瓦巴依（Atal Bihari Vajpayee）可比外交部的官员们要游刃有余得多了。同样的现象在华盛顿首府也存在： 国会议员们总是领先于国务院、五角大厦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距离本土民主进程最接近的 人，更能理解那些在其他国家为建立相似的体制而奋斗的人们。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们，往往更接 近、更能够响应他们的选民对其他国家的民主斗士普遍的同情。而外交官们则更接近、也更能响 应其他的政府——其中有些是独裁政府。民主选举的政治家们明白，只有民众选举产生的政府才 是合法的。然而外交官们却趋向于认为，存在的政府就是合法的，哪怕它的当权是完全背离其人 民意志的。 因而，真正的推动力必须是来自选举产生的政治家或由其任命的官员，以及非政府组织。动员民 主国家和民主人士也有一部分是非政府组织（NGO）的任务，往往以“民主共同体”及“世界民 主运动”的民主论坛形式出现。来自民主社会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者，将全世界非暴力抗争的力量 汇集在一起。“世界民主运动”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九九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受到了印度领导人 的温馨欢迎和支持。“非政府组织民主论坛”第一次会议，接着在二○○○年于华沙举行，也为 秘鲁的异见人士托雷多（Alejandro Toledo）提供了一个寻求支援反对秘鲁总统藤森（Alberto Fujimori）的机会。然而，美国国务院迫于秘鲁藤森政府的压力，公开反对邀请托雷多去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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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威胁此论坛的美方筹办者“自由之家”取消其以后的举办权（注 10）。然而正如我们都知道 的，在一次非暴力运动中，托雷多和秘鲁的其他民主人士设法驱逐了藤森，托雷多被选举为秘鲁 总统。 武力的使用 和采取武力相比，虽然我们更倾向于有外援的内部非暴力民主变革，但常常事与愿违。有时候， 我们不得不使用军事力量驱赶独裁者，为民主铺平道路。举个例子，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打败了纳 粹德国和日本，并驻守军队，监视这两个国家完成民主转型。正如美国企业学院李丁（Michael Ledeen）所说：“最好的民主方案就是美国的军队。”科索沃又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鉴于米洛 塞维奇在克罗埃西亚和波士尼亚所犯下的大规模屠杀暴行，当他在一九九八年把目光瞄准了科索 沃时，人们没有理由相信和他谈判会得到任何结果。米洛塞维奇采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办法“边 谈边打”，拖延军事介入，使必要的军事干涉经费和风险日增。 历史已经说明，当社会大部分人留意到，一个嗜好群体灭绝和侵略别国的独裁者发出煽动民族情 绪的指令时，外部军事力量介入是必不可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前南斯拉夫的战争也已经说 明，武力不应该总是被当做最后的选择。拖延会让军事干涉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这让独裁者有更 多的时间来巩固势力、进一步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造成更可怕的浩劫。独裁者掌权越久， 那些受害的人们就会积压更多的怨恨，也使得社会重建和复兴的成本大增。在伊拉克我们看到了 同样的事实，如果我们在一九九一年就把海珊驱逐，民主转型会容易很多。国际上“不到最后不 诉诸武力”的想法，在卢安达失败了——这种错误的想法导致数以百万的人死亡，而一九九四年 大屠杀的后遗症，使得要实现民主变得极度困难。 大多数的独裁者，是被受压迫的人民经由非暴力抵抗推翻的。但是有一种保守思想，阻碍着我们 发扬民主，这种思想认为暴力和非暴力界限分明。事实上，这种界限在现实世界中很快就变得模 糊了。民主领袖们并没有创造性地去思考：暴力和非暴力如何互相促进、相互补充，比如，稍微 使用军事力量甚至威胁使用武力，都可能促成非暴力抵抗的成功。民主领袖们也没有仔细想想， 如何恰到好处地利用国际法的强制执行和军事力量驱除暴君。我们需要更加清楚、并充分掌握暴 力和非暴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制裁独裁者，而不是制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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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是，民主国家如何实施经济、军事及其他制裁手段。制裁一般都被施加于那些违反规 定的国家，给该国每个人都带来极度的困难——除了那个独裁者之外。据报导，在国际对伊拉克 制裁的十年间，海珊仍然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宫殿，使原本就不少的宫殿数目增加为四倍。现在 民主人士和政府该反思和改变制裁方式了。他们需要问自己两个简单的问题：（一）我们的目的 是什么？（二）什么方式可以起作用？换句话说，他们需要把愚钝的制裁手段变为巧妙的武器。 独裁者在位期间，无时无刻不在对其人民犯罪，对其他国家犯罪。他们是系统地在违反国际法， 他们的违法偶尔能够引起世界其他地区人们的注意，人们觉得应该反击、应该惩罚，于是便对整 个国家进行广泛制裁。但是往往事与愿违的是，制裁使得独裁者的统治更加巩固，而且制裁常常 会在民主国家之间制造出裂痕、暴露他们的弱点、以及拖延民主成功的到来。 暴君在广泛经济制裁的环境下反倒是越来越兴盛，正如缅甸军人政府、卡斯楚、米洛塞维奇及很 多其他暴君一样，在伊拉克，海珊仍然生活得非常奢华（编注：伊拉克特别法庭在二○○五年七 月十七日正式起诉海珊，十月十九日开始审判，现年六十八岁的海珊面临死刑判决。海珊在一九 八二年巴格达北方四十公里的杜杰尔村一批居民行刺未遂后下令军队攻击该村，当场枪决十五 人，另有约一千五百人在未被指控任何罪名的情况下遭到监禁，一百四十三人在象征性的审判后 遭处决）。由于制裁所迫，导致了走私和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恰恰符合了独裁者的犯罪心理及 手段。制裁中特别允许伊拉克用石油换取伊拉克人民所需要的粮食和药品。海珊却把以此获得的 收入用于自己私人和镇压的用途，然后指责民主国家的制裁使伊拉克人民受苦。对伊拉克的制 裁，也暴露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曾经联合支援制裁的民主国家们开始分裂。民主国家和 那些被压迫的人民，就处在了一种绝对赢不了的处境中；如果在独裁者没有退让的情况下，制裁 被取消了，那么独裁者就得到了胜利，民主人士则看起来软弱无能。另一方面，维续制裁则会伤 害其人民、并同时分裂民主国家的制裁者们。 要有一个新的、更好的和更大胆的方法，就要认清一个简单的事实：除非独裁者被驱逐，否则违 反人权的行径和对和平的威胁将会一直存在；因此，一切制裁的根本目的一定是要把独裁者驱 逐。我们采取的战略与战术，应该是要基于那些已被证实有效的方法，而不仅仅是让我们因“做 了点什么”而感觉舒服的方法。我们应该记住，无效的制裁只会腐蚀对民主的期盼。 正如“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部的执行主管威廉．舒尔慈（William F. Schulz）写道：“提起 经济制裁，成功的纪录显然是成败混杂的。单独的经济制裁往往不能推翻一个政府，反倒带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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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大灾难；但是如果把制裁做为一个更大的战略中的一部分，有针对性的制裁则可能带来有益 的影响。”（注 11） 一般而言，我们知道什么方法可行，什么方法可以驱逐独裁者、带来民主。首先，由人民决定他 们承受极限的时刻，从而开始努力以一种和平但有力的方式除掉独裁者。民主国家公开参与、支 援该国人民的民主努力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就像我们在塞尔维亚、菲律宾和智利所做的。要使巧 妙的制裁行之有效，不能仅靠几个人或几个政府来实施，也不能只持续一两个月或一两年。我们 首先需要集中所有民主政府和个人的力量，团结才能保证成功。然后我们需要在独裁国家内外的 民主斗士中、在民主政府中、国际商业及其他组织中，就新的战略与战术达成共识。 全世界民主力量被分裂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无法建立和阐明一个有创造性、有力以及和平的战略 来对付独裁者。缺乏这样的战略，民主力量往往终归四分五裂，而且往往互相伤害。 要求下台 最有力的单项制裁是迫使独裁者下台，这必须是在宏观层面上完成的。我们必须保证，二○二五 年绝对是所有独裁者下台的最后期限。但是，每个独裁者退位的最后期限，必须视其具体情况而 定。有些时候，最后期限显而易见，比方说在选举到来之际。而无一例外的是，在国外民主力量 的合力支援下，独裁统治下的民主人士将成为设定最后期限者。 对于独裁者极其残暴的行径，境内外民主人士应该高声且持续地强烈要求独裁者退位或将其驱 逐。在民主政体中，一旦领导人疏于职守，按规定他要立即辞职或在下届选举之际被撤职，民主 选举产生的总统及总理很少有执政超过一或两届任期的，而独裁者们通常在位几十年，大多数人 希望永远保有特权。人民必须限制暴君的势力。除非煽动性的言论被用于合法化暴动，否则是不 会血洗首都的。事实上，记录和解释事件的人总是那些亲历者，否则这些事件无法被公认与铭 记。这么说来，美国诗人安君．瑞驰（Adrienne Rich）是正确的，她说“在我们的生活中，言 论就像街道、水管、电话、微波炉、放射能、生命复制实验室及核电厂等一样真实的。”（注 12）如果说思想是动力，那么言论就如武器。独裁者们深知这一点，而现在则是让民主人士认识 到这一点的时候了。 当媒体大亨梅铎（Rupert Murdoch）寻求中国政府批准他的卫星电视频道在中国开播时，应“主 人”的要求，他这个异国“客人”同意把某些西方新闻频道从节目中拿下去（注 13）。但梅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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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看到这些未经审查的西方新闻会惊慌失措的，并非中国老百姓，而是共产党独裁政权。然 而梅铎以“国家”及其独裁者是互通性概念这一说法为幌子，逃避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俯首于暴 君。结果，民主社会的媒体及政府谄媚于独裁政权的例子源源而来，“中国认为”，“伊拉克认 为”，“埃及认为”……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于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写道：“大部分中国人‘继续支援共产党，维护统一，反对全体中国人民都惧怕的动乱。’” 民主对于中国的商家或农民并无危害，感到危害威胁的只是中共当局。民主对独裁政权的威胁在 于，民主为政治权力提供了更高度的合法性基础：而非民选的领导人只会反对或诋毁“受人民之 讬进行统治”这样一种观念。虽然和前苏联的冷战已成为过去，残余的共产势力及其他独裁政权 和人民自治愿望之间的战争仍未结束。我们形容中国政权的这句话——“当今世界仅存最大的共 产国家”，必须能让我们时刻不忘这一事实。就连“共产主义者”一词也不再被民主世界的上流 社会用来形容中国、北韩、越南、寮国及古巴的体制，只有共产独裁者们还在翻来覆去地用它。 二○○三年二月，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告诉来访的卡斯楚：“同样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国家，中国和古巴的意识形态及理念相同。”（注 14） 我们宁愿胆小地用“专制”这个词，也不用“独裁”。 当中国共产党开始用“邪教”一词来形容被其残酷镇压的法轮功时，西方网路及报纸很快跟着拾 起这一用语，并广为传用，从而不公平地在千百万人们的头脑中扭曲了这一精神运动的形象。最 近，中共也开始用“邪教”一词来称呼那些不愿接受共产政府的控制而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的基督 教派。 从一方面来考虑，西方国家那些编辑与制定新闻的人士，采用了独裁者的欺世之言，并不令人惊 讶，他们都是些鹦鹉学舌的外交家，向来擅长以花俏而委婉的言辞讨好敌对势力。虽然表面的外 交意图是避免对抗，但是随着全球化媒体的发展，其结果却产生了一种迁就性语言。描述及解决 与独裁者之间的问题，并不需要用像“非常有才智的”、“有洞察力的”及“我的朋友”这样的 词汇，而这些词汇却在二○○一年三月被法国总统席哈克（Jacques Chirac）用于描述穆加比 （辛巴威独裁者）（注 15）。 生活在这种政府领导之下的人们对他们的处境不抱任何幻想：他们没有自由，这一事实无法掩 盖。除非全世界哪怕是口头上团结一致来强调事实，否则，“民主对于人类安宁而言并不重要” 的谎言就会得以强化。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对于每一个最终推翻专制政权的民众运动，世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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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人民和政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长年反对专制政权，支援专制政权下的民主运动。然 而，当伊拉克人民看见法国外交官将海珊描述成双边关系中文明的合作者，当联合石油公司不愿 意批评有生意往来的缅甸军人政府——每当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及机构不去谴责无视个人自由和人 权的政府——饱受暴君压迫的人们也没有勇气采取策略、反抗暴政，因而也就无法改变现状。相 反的，专栏作家迪尔（Jackson Diehl）写道：“如果美国更常向苦难中的民众提供真诚的帮 助，反抗极权政府，让极权政府在抗议声中越来越痛苦不堪，美国的声望和影响力就会更大。” （注 16） 肯定自由前景的语言和如实报导独裁者罪行的用语同样重要。但是，当我们的领导者终于站出来 为民主直言时，媒体往往轻视了语言的力量。二○○○年三月，欧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成为第一位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言的美国国务卿，她点名指出中国是不尊重基本人 权的政府之一。然而，《华盛顿邮报》却指称她的表现仅仅是象征性的而已（注 17），十分恶 劣地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如果“象征”意味着没有影响力，那么纽约港口就不会有自由女神像， 而挑战中共暴政的中国学生们更不会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一个同样的女神雕像。 被暴君囚禁的人们足以给在精美红木桌边和暴君谈判的人好好上一课了。美国大使霍布鲁克 （Richard Holbrooke）在他关于巴尔干半岛的文集中，把塞尔维亚总统米洛塞维奇描述成一个 彬彬有礼、魅力焕发的人，然而，那几年他和西方外交官尝试容忍这个暴君在巴尔干半岛的暴 行，但最终失败（注 18）。塞尔维亚非暴力学生运动“抵抗组织”（Otpor）的领导人之一波波 维克（Srdja Popovic）称米洛塞维奇为“死亡的鼓吹者”，斯尔迦和其他异议人士组织起来反 抗，直至他们铲除了这个暴君。 对于美国视为对战略有益但暴政横行的地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愚昧地努力抑制这些地区的不 稳定因素，而常常忽视了这些区域伙伴在本土的罪行。美国国务院对亚洲和中东这些暴政国家的 无视人权表示绝望，却不去鼓励及引导帮助这些国家中的独立社团、地下媒体或非暴力运动。与 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极权政府却更清晰地表述了他们所面临的政治挑战。一九八九年六月 九日，面对着共产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公众反对声浪，邓小平指称天安门的抗议者们企图“推翻 共产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体制，代之以亲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注 19）他也许一定程度 上歪曲了学生抗议者们的行为，但并没有委婉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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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愿明讲：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不愿告诉中国、沙乌地阿拉伯及其他国家：我们想要多 党民主、自由选举、独立贸易社团，以及独立的商业电视台、电台和报纸。相反的，我们总是委 婉地泛泛而言“尊重人权”或者着重于某个单独的虐待案例。我们没有表示独裁者必须下台，我 们只谈论着改革。我们没有表示我们支援以非暴力的策略和方式驱逐暴君、迎来民主。我们应该 表达我们的想法，名符其实地称呼世界上仅存的独裁者们为“死亡的鼓吹者”、“自由体制的敌 人”及“历史的失败者”。 我们不应该羞于使用奚落的方式。二○○二年一月，乔琦．安．基尔（Georgie Anne Geyer）在 《华盛顿时报》发表文章，提到了卡斯楚对她写关于卡斯楚一书的回应（注 20）。最让卡斯楚 恼怒的是基尔在他一张没穿衬衫的照片下写的说明：“一个毫无活力的卡斯楚在打枱球。”他不 喜欢“毫无活力”这个词，它在西班牙语中意味着体力上、精神上衰弱——最糟糕的是——性功 能衰竭。“很偶然地，我击中了所有的所谓独裁者、元首、强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领袖、全 面蛊惑人心的政客或土生土长的超凡领导者的主要弱点：极度自负。很有意思的是，当记者竟敢 逼近这种自负时，得到的回应是如此强烈的愤怒，比我们对这些人的政策及其愚蠢和野蛮的任何 批评所得到的回应更甚。从本质上而言，在政治上他们就像歌剧中的女主角一样，总是最大限度 地使他们的私生活、他们真实的政治个性——甚至是他们大腹便便的肚子——保持远离公众的视 线。” 当然他们这种担心并非无理性的，独裁者很清楚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民众的畏惧之上。一旦他们 的真实面目被奚落并曝光，从而削弱了民众的畏惧心理，他们便时日无多了。对于民主人士和政 府，获取每一个独裁者的内幕消息并广为传播相当重要。其他政府用自己便利的方式对独裁者表 示不敬，也是十分有效的方法。 强制退位 我们需要直接针对独裁者本身进行强有力的制裁，包括盯住并最终扣押独裁者及其主要支持者的 资产。在这方面，民主国家在塞尔维亚等国有过最早的经验，米洛塞维奇及其支持者的资产和业 务被鉴别及冻结起来。辛巴威的独裁者也有同样的弱点。一位专家报导：“根据不动产这种最容 易追查的资产，财务调查机构认为，辛巴威非洲民族联盟（Zanu-PF），穆加比党（Mugabe's party）的成员极有可能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挪用国库所得，在英国、美国及其他地方购置 房屋等不动产。”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一份联合国报告指出，“穆加比的亲密同盟、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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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将领们在刚果之战中，利用木材、铜、钻石等捞取私利；军人们拿着成捆成捆从刚果搜刮的 钞票，在辛巴威首都哈拉雷购买房屋及商业地产。……追踪这些钱很困难……；国际调查机构， 经由伦敦和瑞士的金融机构，追查到奈及利亚前任独裁者撒尼．阿巴查（Sani Abacha）的十六 亿美元；辛巴威非洲民族联盟的很多元老及其家庭成员——以穆加比的妻子格莱思（Grace）为 首——往返穿梭于住地和伦敦、纽约之间，忙于购物旅程。正因为这个原因，在一定范围内，辛 巴威航空公司的六架飞机，被公认为‘辛巴威非洲民族联盟的计程车’，飞机往往会提前几个小 时才被通知、强行募征为半官方生意所用。在财力等方面施压，能击中这些头号人物的致命弱 点：舒适地带。也会惩罚有子女在国外留学的高官们。曼噶瓦（Mnangagwa）（辛巴威非洲民族 联盟贸易活动的设计者、国会发言人）和司法部长赤纳马撒（Chinamasa）均有子女在美国留 学。”（注 21）因此，对穆加比的有力制裁，应该包括辨认及冻结该独裁者及其亲信，包括军 政府的海外资产，并禁止独裁者及其亲信、家属外游，使其财源枯竭、无法自由行动，并最终将 其驱逐。 在我们进行调查并经由特别法庭采取法律行动的同时，也要明确告知独裁者，如果他们不尊重为 自由选举和自由媒体而设的国际法律，他们将在海牙法庭被起诉。大家应该公认，独裁本身就是 一种反人类罪。法庭将出具传票。无论独裁者是否出庭，他们都将被判有罪。他们若不是出庭受 审，就是被全球通缉。即便某些情况下捉拿归案并不实际，或缺乏采取更强硬措施的国际共识， 一个被国际宣判有罪的独裁者已经失去了其合法性，脆弱不堪，最终将被驱逐下台。当然，我们 还是需要促成采取更强硬措施的国际共识。 这样的制裁，需要有一套更得力的措施。只要有可能，我们亦须采取办法随时随地把独裁者绳之 以法。在某些环境下，这可能比一开始时将诉讼案公诸于众还容易。显然，如果众志已定，一旦 独裁者出访他国时就可将其投入监狱。即使在其本国，如果本地民主人士和外国大使巧妙配合， 还是能以和平方式让其下台。更上一层来说，一个旨在执行法庭判决、以情报机构为后盾的多国 特别军队组合，可以确认独裁者身在何处并将其绳之以法，或许还能获得不愿为独裁者效力的该 国军队协助。如果这些方法都不成功，就可以采用更强力更直接的办法，高精度导向性军事装备 使得在避免伤及无辜的情况下击毙独裁者成为可能。处决一个谋杀他人、使国家陷于贫穷及奴 役，并危及邻国安全的人，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是合理的。当今社会还有人会惊讶于处决希特勒 吗？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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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有力的制裁是，独裁政权内部的民主人士和全球支援其民主的政府及个人团结一致，号召 并发动一场非暴力运动，驱逐独裁者。 这需要强大的资源来支援独裁国家内部的民主力量。因此也就需要在宏观层面上操作，建立民主 机构及预算，针对四十五个独裁者中的每个人制定方案。如果独裁者做出异乎寻常的举动，可以 相应地增设特殊行动并筹募资金。 如果我们切实发挥才智和金钱的作用，就能落实制裁。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直接体现民主力量的 团结，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访问共产波兰，产生了震撼人心而根本的 影响，我们应该向独裁国家输送形形色色的民主人士。民主领袖们亲自到中国、北韩、缅甸、沙 乌地阿拉伯、伊朗、卢安达及古巴等国，在各种公众及私人场合提倡民主和自由选举，是非常有 力的方式。政界及商界领袖也可这样做，虽然有风险，但会收到同样好的效果。如前所述，这样 做虽曾导致两位捷克民主人士二○○一年在古巴被监禁了六个星期，但也引发了欧洲对此的关注 及支援，向古巴的民主人士表示他们并不孤独。 我们应该在更广泛更坚实的基础上考虑制裁措施，我们应该组成一个全球整体——一个全球民运 学生组织，培养成员的非暴力运动技巧，然后他们到中国及其他独裁国家去和当地民主人士并肩 作战。并非每个人都会赞成这种想法。但这种方法在美国南方起过作用，也会在其他地方起作 用。的确，这是需要做牺牲的，当地的人们远比我们更明白其风险。这也是有回报的，那些愿意 付出的人们应该得到帮助、展开活动。 类似的运动已蓬勃发展了。例如二○○一年十一月，来自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的三十五位法轮 功学员来到天安门广场，展示他们平和超俗的功法，表明他们和中国法轮功学员心连心。截至二 ○○二年夏，已有一百多位外国法轮功支持者到中国请愿。和中国被强大政权关押及迫害的法轮 功学员不一样的是，这些外国人在数天之内被释放。虽然这样的事并非经常发生，但这说明了重 要的一点：在促进自由民主方面，外国人士面临的危险相对较少，而带来的公众影响却比当地的 人士要大。（这些法轮功学员的行为，肯定了我最初对这种团结之旅的建议，也突出了各种运动 之间经验交流的重要。） 新联合基础：民主商业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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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早些所提及的，我们必须联合民主力量，使制裁行之有效。一个关键的因素便是组织。重要 的第一步是，建立民主共同体，形成二十一世纪的新体系。在类似联合国这样的国际实体中，民 主人士并肩工作，可促成具体制裁行动背后的国际共同体及国际法律的重要化与合法化。非政府 组织的联合也同样重要。“世界民主运动”（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及民主共同体的 “非政府组织民主论坛”（NGO Forum on Democracy）就是很好的开端。 也有很多事是我们不能做的，以免削弱或偏离了我们的目标。在制裁方面，我们的民主人士往往 见解不一。举个例子，专政内外的民运积极人士认为，商人不在乎民主与人权，甚至还支援独裁 者、觉得独裁者比民主人士更容易打交道。这些民运积极人士奋力争取大面积的经济制裁。但是 传统的外交官们、现实政治的奉行者们以及商界领袖们却认为，追求民主是不切实际的、有碍稳 定的、欲速则不达。他们力推增进与独裁政府的关系。 依我来看，两者皆不对。对于民主人权斗士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孤立独裁者，而不是从经济上 和其他方面孤立和惩罚整个国家。我一直深信，如果美国尽早积极推进古巴的开放和内部改革， 卡斯楚早就被驱逐了。缅甸也是同样，我们应该从内部积极进攻军事独裁者，不是隔离整个国 家，从而有意无意地配合了独裁政府。 而且，传统的外交和双边关系也不对。国家利益和国际和平要求我们驱逐独裁者，而不是和他们 合作。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了独裁者，一切都变得容易了。对于投资者和商家来 说，更是如此，他们需要有一个可预知的、透明的、能够保护私有财产、消除腐败的法律体系。 在独裁国家，这一切都不可能。 所以民主人士应该并肩作战，并立基于这个为共同目标奋斗的信心：驱逐独裁者，建立民主。我 们应该制裁独裁者，而不是制裁整个国家；我们应该制定一系列在本书中提到的政治制裁；我们 应该采取经济制裁，直接戳伤独裁者及其支持者。我们应该达成共识：不应采用更广泛的贸易制 裁，如针对整个国家的投资及贸易禁令；但可允许针对那些支援独裁者的具体公司或行业进行制 裁。我们应该各尽其职。对于商业人士来说，只是争论商业有助于发展、现代化和改革是不够 的。他们也应积极明确地支援民主，驱除独裁。这意味着他们应利用其资源和国内的代表，来推 动民主。 要达到这个目标，商业界应采取一个新的手段。我建议主要的跨国公司和他们的协会成立民主商 业共同体，来与民主阵营的政府单位和非政府组织的民主论坛配合。这个由世界上最大、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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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所组成的新组织，将认同民主和法治是商业正常运作与成功的必要保障。这个组织的所有 成员，应同意支援四十五个独裁国家的非暴力组织和运动，于二○二五年之前在这些国家实现民 主。这将建立一个百亿美元全球民主基金，来帮助四十五个独裁国家内部的民主人权组织以及所 有在国外能够协助他们的民主人权组织。组织成员不能参与腐败行为，尤其不能对独裁者及其家 属提供财政资助。该组织成员应配合追踪及揭露独裁者的财产和腐败行为，并在国际法律机构要 求时，冻结独裁者的财产。该组织成员公司应在这四十五个独裁国家雇用民主人士，为当地雇员 提供民主培训。他们将游说这四十五个国家的企业界驱逐独裁者，建立自由市场和民主的政府体 系。当地的企业界，从定义上讲，都是与独裁者为伍，是独裁者生存的重要因素，但是他们之中 很多都希望更加合法，希望有一个更少独裁、更多法治的体系，从而保护及扩展他们的利益。 民主人权人士们也必须各尽其职。他们不仅仅要写作，开会和批评，他们必须致力于驱除所有的 独裁，建立民主，而不只是揭露独裁者的人权劣行。他们必需不怕被视为有政治倾向，而这似乎 就是区分民主和独裁的因素。大多数民主和人权组织在那些正在民主化或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工作 会感到较安心。许多民主人权人士致力于攻击本国民主政府和商业巨头，却忽视了那些人权恶棍 和独裁者本身。没有多少人权人士愿意置身第一线、直接参与组织非暴力活动。国家特赦组织美 国分部的威廉．舒尔慈（William Schulz）提到：“新的现实主义……应该把人权问题看做不仅 仅是释放良心犯或停止迫害，而是一种全面的诉求，以期建立一个民主权利的共同体，和平相 处、公平交易、共同合作保护环境。”（注 22） 也许，最重要的是，美国应该在寻求更巧妙的制裁方式方面起主导作用。这种主导应该极大地推 动欧盟、日本、印度和其他民主国家参与驱逐独裁者的行列。目前，对独裁政权是采取“结盟” 还是“牵制／孤立”政策，这些国家都是各自为政，甚至有些麻木。但最有力的方式是两者并 行：和人民／国家结盟，孤立／牵制／驱除独裁者。当然，书面上的共识是不够的。合作方必须 围绕本书提出来的一系列新的制裁措施和方案，拿出具体的行动来。 如果在民主中起带头作用的国家和人士能达成共识，就会为全球民主化进程，开辟全新的领域， 并且会消除独裁者对抗民主国家的能力，如中国、古巴、苏丹、利比亚以及其他国家，他们在二 ○○一年和二○○二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如此嚣张，利比亚甚至在二○○三年人权会上成为主 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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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在于帮助被压迫的人民鼓足勇气，团结起来驱除独裁者。如果民主国家能够加强各种 方式的参与和联系，民主进程就会容易得多。导致交换学生、专业合作和其他“开放”项目减少 的传统制裁方式所起到的作用反而是负面的。当独裁者光天化日之下践踏人权的时候，民主国家 理应知道如何采取行动。但是最好的回应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和独裁国家人民的联系。总的来 说，我们应该在所有四十五个独裁国家迅速开展这些项目。让这些国家更加开放，会是民主阵营 中最有力量的“制裁”方式。 注 1：“对这些数据所使用的方法学之解释”，见二○○一～二○○二《自由世界报》 （纽 约：“自由之家”二○○二年版）。 注 2：〈世界人权宣言〉请见联合国网址，http://www.un.org/Overview/rights.html. 注 3：“阿贾克斯行动仍刺痛着伊朗对美国的看法”。见苏珊．希亚瓦西着，《伊朗的自由民族 主义：失败的运动》（卡罗拉多圆石城，一九九○年西景出版社）。 注 4：《防御前线：大使，大使馆和美国海外利益》。（华盛顿特区：美国外交学院二○○○年 版）。 注 5：《二○一五年全球趋势：与非政府专家展望未来的对话》，国家情报委员会，NIC200012，二○○○年十二月（华盛顿，D.C.：美国政府印刷局二○○○年版）。 注 6：彼得．菲恩〈德国汉堡警察关押七人〉，《华盛顿邮报》二○○二年七月四日。 注 7：罗斯．特瑞〈中国──不稳定的盟友〉，二○○二年二月十九日《纽约时报》。 注 8：波兰外交部长沃兹米奇．西蒙赛维奇（Wlodzimiercz Cimoszewicz）的评论，二○○二年 九月十日于华盛顿特区的“自由之家” 注 9：《圣雄甘地的杰作》（艾哈迈达巴德，印度：那瓦金出版社），10：41. 注 10：这段托雷多秘史来自作者当时与会的一些私人对话。 注 11：威廉．舒尔慈《为我们最佳利益着想：保卫人权如何有益于我们整体》（二○○一波士 顿：灯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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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2：安君．瑞驰《谎言，秘密，和沉默：精选散文》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纽约：诺盾，一 九七九）。 注 13：路柏特．梅铎，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演说被援引在丹尼．谢特（Danny Schechter） 着《法轮功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是精神修炼还是“邪教”？》（纽约：阿卡思书局，二 ○○○）。 注 14：伊丽莎白．罗森塔尔〈中国火花迷眩来访的卡斯楚〉，《纽约时报》，二○○三年二月 二十八日。 注 15：“穆加比和红色地毯”，《欧洲新闻回顾》，二○○一年三月七日 BBC 监视， http://www.bbc.co.uk/1/hi/world/europe/1206598.stm. 注 16：杰克逊．迪尔〈沉默的信号〉《华盛顿邮报》，二○○二年八月五日。 注 17：“国务卿欧布莱特推动人权”《华盛顿邮报》，二○○○年三月十七日。 注 18：理查．霍布鲁克《结束战争》（纽约：兰登书屋，一九九八）。 注 19：张良（译音）与安德鲁．内森（Andrew J. Nathan）及佩里．林克（Perry Link）合着 《天安门真相》（纽约：公共事务出版，二○○一）。 注 20： 乔琦．安．基尔〈古巴的卡斯楚仍在思考〉《华盛顿时报》，二○○二年一月二十九 日。 注 21：“辛巴威领导人面对财政调查”，BBC 新闻，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注 22：舒玆《为我们最佳利益着想》。

第三章 民主政体和民主人士的联盟 58

我相信这是一场为了自由的战斗。我也想使此战成为正义之战 ——不仅仅是惩治犯罪的正义，而且是为全世界人民带来民主和自由的正义之举 ——英国首相布莱尔（于二○○一年“九一一”恐怖攻击之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紧接其后，一个全新架构的国际机构和联盟成立来因应新的形势。乔治 敦大学教授约翰．恩肯布雷（John Ikenberry）在其最近所著的《胜利之后》（After Victory）一书中，记述了这一巨大的创举以及承传下来大量正面的遗产，从联合国到欧盟，从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到世界银行（World Bank）及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一系列前 所未见的组织纷纷成立。同时，民主政体公开地干涉了德国、义大利和日本的内部事务，促成了 他们的民主化。这是一次罕见的将愿景成功地变为行动的实践。 在新的千禧年开始，我们又一次处在“胜利之后”的时期。柏林围墙的倒塌及其后的发展，就有 如二战结果一样，是个伟大的人文胜利。和以前一样，现在我们需要新的机构，来适应新的形 势；需要新的组织和联盟，以适应世界上民主政体已过半的形势。进一步而言，显然一个更广大 的民主世界可能在现今实现。事实上，这些新的国际机构，不仅应该为现有的民主国家服务，而 且应着眼于扩大民主的范围。 如果民主国家，将增强他们的影响力做为共同利益，以便获得有形和无形的好处，那么就需要把 民主当做共同的事业，认真地调整目标和互相协调。否则，独裁政权、流氓国家、极权主义者和 恐怖分子，会继续支配和驱使国际事务，从而排斥更具建设性的努力。这些新的机构和新的联盟 的核心，必须是民主政体和民主人士。这样做，不是要取代现有的机构如非常重要的联合国，而 是要确保他们向应有的方向努力。 国际权力的新构架 二战以后，欧洲和美国等民主国家发现，当他们联合时威力是如此的巨大——“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因此而成立了。现在我们需要运用同样的威力，来追求一个完全自由的世界，创立一个全球 的民主联盟。 前面提到，二○○○年六月在华沙举行的“民主政体联盟”（Community of Democracies，CD） 首次会议已为此一联盟播下了种子，来自一百零七个国家的代表（其中七十个是外长级）批准了 一个民主政体联盟成立文件。该联盟比北大西洋公约更为重要。二○○二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 59

日，民主政体联盟在南韩首尔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一百一十个政府参加并批准了一个行动方案， 其内容是：在各自国家保持政治自由，并扩及邻国乃至传播全球。第三次部长会议将在智利举 行。但是，民主政体联盟在外交领域中确是保密到家，正如专栏作家迪尔（Jackson Diehl）所 指出：“除了举行会议的首尔之外，民主政体联盟部长会议几乎未引人注意。”（注 1） 民主政体联盟仍在发展之中，但它有许多潜在的能力。它的中心目标应该是（尽管仍未实现）开 展、采用和贯彻一个宏大的战略，从而把存留的独裁者赶下台。它应该制定一个目标——“到二 ○二五年全面实现民主”，并且要制定一个行动方案来达成这一目标。《华尔街日报》在报导华 沙部长会议时指出：“马克．帕玛（Mark Palmer）敦促世界民主国家把全球剩余的独裁者赶下 台，包括古巴、苏丹、缅甸、和北韩的罪恶统治者。有趣的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似乎都在聆 听。帕玛先生是促进首次全球民主会议的发起人之一，可见促进民主的力量在迅猛发展之中。” （注 2）在华沙发起的“民主政体联盟”应该是推动民主的核心组织。那么它该怎样来运作呢？ 让决策委员会自由 华沙的民主政体联盟成立文件和首尔的民主政体联盟行动计画，是提供给联合国、区域性或其他 国际性组织中的决策者参考的。现在它需要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撒丁（William Satine）描述的那种支持：“一个较有创造力的反应行动，应该是将民主政体联盟的力量，注入 到受到独裁、寡头国家和流氓国家支配的联合国（及它的决策委员会）中去。”（注 3）一个受 到适当支持的民主政体联盟，能够使民主列入联合国和其他机构的议程，并集中资源用在那些仍 不民主和正在向民主转型中的国家。一个特别令人心寒，急需要民主政体联盟团结和行动的例 子，就是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它应该是世界上促进人权的第一个实体，可是，根据联 合国的区域决策制度和一个由利比亚独裁者收买的松垮的非洲联合体（African Union），其决 策委员会在二○○二年选择了利比亚——世界上九个人权最差的国家之一——来做联合国人权委 员会的主席。在二○○三年一月二十日，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国在一次秘密投票中，五十三个成员 国中只有三个国家坚持原则投了反对票，十七个国家弃权，欧盟中的所有七个国家也在弃权国家 之列。 全球安全联盟和志愿同盟 尽管以非暴力的方式推翻独裁者，通常比外交干预或内部暴力革命更易于被接受，但偶而使用武 力也是必须的（当然拥有动武的能力，会产生巨大的震慑效应）。在执行的时候，民主国家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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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消除问题的根源——即独裁者和他的统治体系，并计画好后续工作。目前还没有全球民主安全 体系或联盟，我相信有此必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联盟，在 冷战结束后，它多次不得不“越界”行动，尽管大多数是在欧洲，但最近是在阿富汗。 这样的突发事件将日益显见，需要民主国家超越原来的权限，动用资源，在遥远的地方行动。而 联合国，尽管涵盖全球，却有其运作的缺陷，因为独裁国家有待遇平等的成员地位，并在高层有 代表。中国经常性地以“干涉内部事务”为依据，来偏废对其他独裁国家哪怕是最微小的谴责。 俄罗斯，做为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却和一帮独裁国家关系密切。由于有这些障碍，对民主国家来 说，仅仅依靠联合国安理会做为国际行动的最终合法裁决并不理想，有必要成立一个不限于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的更广泛安全联盟。我认为“民主政体联盟”和一个扩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应该 起这个关键作用。民主政体联盟应有自己的安全理事会，授权民主国家形成“志愿联盟”来处 理，但不限于如国外干涉的紧急行动，也要有一个协调组织，来协调针对性的制裁，包括如何处 置废黜的独裁者，例如，那些和平离开权位的元首可能需要安全庇护所。如前指出，民主政体联 盟的成员国，也可以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体系中发挥他们的力量。 二○○二年十一月在海牙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高峰会上批准的机动武力，可以成为一个新型的 “全球民主军事组织”（Global Force for Democracy）的构建基础——一个全球性的“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亚洲、拉丁美洲、和其他民主国家也可以为这一军事组织做出自己的贡献。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正在阿富汗进行运作，它应逐渐扩大它的地理范围和成员国。有一种提议，就是利 用它做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缓冲。就像在中欧和东欧所为一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可以和 中东及其以外的国家建立“和平伙伴”关系，当这些国家完全民主化后，便可正式成为“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成员国。 正如专栏作家迪尔（Jackson Diehl）指出的：“在首尔所制订计画的一部分是要构建地区性的 民主同盟，从而互相加强并促使其邻国改变”（注 4）。我和“赫尔辛基进程”（Helsinki process）的创始人之一开帕尔曼（Max Kampelman）大使及其他人合作，正设法在中东组建一个 类似“赫尔辛基”的进程，它也可能推广到亚洲和非洲。以地区性的民主政体联盟国家为中心， 紧密地和非此地区的国家和民主机构，如美国、欧盟、“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联合国发展计 画署合作，协调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然后在中东、亚洲和非洲实行，使其成为可能。“赫尔辛 基”的三要素（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权）亦可为这些地区提供一个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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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后独裁和后冲突时期的地区，特别是在那些已被进行军事干预的国家，来协助建立民主体 制和政府，会是世界民主国家能拥有最大自由度，但也是最大责任的场合。刚刚结束冲突的时期 总是最微妙的，但它同时也提供了把一个国家置于正确方向的重大可能。这个时期是最不能失误 的，阿富汗就是一个最近的例子，在德国波昂，阿富汗过渡政府匆忙召开的一项会议中，产生符 合宪法的代表大会，并计画在二○○四年举行选举。周边的独裁国家——中国、伊朗、中亚国家 和巴基斯坦，以及仍未完全民主的俄罗斯，不禁对此感到紧张。 做为保护国，牵涉的关系往往最深。在那些完全崩溃或经历内战的国家中，用驻军来全面统治和 实现民主通常是必须的。一些军事干预中如在波士尼亚，维护和平的民主国家表现出缺乏远见和 实现和平民主的决断，不愿处理关键的问题，如使被起诉的战犯逍遥法外，容忍腐败的法西斯精 英阻碍难民的回归，既拖延了这种被保护的状态，又削弱了保护国的信誉。我们的目标必须是， 建立一个民主和法律的体制，从而使国家走上一条长久民主繁荣之路。这一过程需要坚持原则的 地方人士参与，不受破坏者的阻挠。通常那些希望维持自己腐败权力的人，会运用民主的语言， 来攻击那些建立真正民主所必须的（通常是姗姗来迟的）国际性的努力。若没有个人安全和法律 统治，民主只是一句空话，尤其是在像波士尼亚的那些地方。 我认为，在独裁政府被国际干预驱逐之后，世界各民主团体，包括民主政体联盟，和推进民主的 非政府组织及世界民运，需要合作起来，制订出一个如何促进民主的综合方案。经由总结经验和 聚集一系列特殊人才，保证不失时机地建立起有生命力的民主体制。这种合作（和不断的后续合 作）可以应用于将来的国际后冲突时期。做了这样的准备，民主国家就能赶在时间的前面，当类 似情形发生时，就能及时处理。我们不能再像在阿富汗那样，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 国际刑事法庭 美国是世界上实行法治的先驱国家之一，我们曾经带头创办了在海牙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 庭”和“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这些国际法庭在推翻独裁者上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些独裁者触 犯了国际法，并且都被判有罪。那么为什么仍有许多人，在华盛顿坚决反对建立国际刑事法庭？ 显然，是因为担心那些不推行法治的政府，会在这个法庭上担任法官，这样会诋毁这个法庭的诚 信，甚至被用来审理美国和美国士兵在促进和平和民主过程中所谓的犯罪行为。解决这一窘境的 方法之一是，由美国来说服其他民主政体联盟的国家，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必须来自于尊重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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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即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同时，我们也可以继续运用特别法庭，或是与其他民主国家合 作，来将我们要关注的案例，送上国际刑事法庭。 对独裁者进行刑事诉讼是十分有效的方法，必须使用。曾协助处理大批战犯的前美国大使大卫． 薛夫（David Scheffer）说：“在柯林顿政府期间，我常常孤独地作战，整理伊拉克统治集团的 犯罪记录、并设法起诉那些涉及的伊拉克官员。至二○○○年底，我们的调查组已经收集了上百 万页的文件……证明伊拉克政府的反人类罪成立。然而，尽管犯下了二十世纪最恶劣的罪行，仍 没有伊拉克官员被起诉。我努力想使联合国批准成立一个特别的国际刑事法庭，但在各国的首 都、纽约、甚至在柯林顿政府内部，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通常的藉口是，我们需要海珊的 合作进行监察和制裁，而这样的刑事诉讼会妨碍这类合作”（注 5）如果真有对海珊的起诉，我 们可能就不需要选择使用武力了。 南斯拉夫和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先例。这些特别法庭，代表现行的国 际法律，涵盖在特定时期、特定国家发生的犯罪案例。我们也可以建立综合性的国际特别刑事法 庭，既有国际的参与，又有当地的介入，可能适用于狮子山共和国和东帝汶（East Timor）的案 件。这些综合性的国际特别刑事法庭的好处是，当案件了结，国际参与退出，所建立的机制可以 增强地方的立法和监督能力。 当获得自由后，有关国家主张重新审理前政权犯下的罪行，这样的例子非常多。通常，这种重审 最好在那些民主完善、经由非暴力方式取得政权的国家进行，就像德国的例子，统一后的德国审 理前东德时期犯下的罪行。但是，像衣索比亚这样部分自由的国家，当前的统治者是经由武力击 败前得克（Derg）政权的，再运用一些合理的法律标准来审理前马里安（Mariam）政权的罪行。 在大多数的案例中，独裁者是对自己的公民犯下了罪行，因而，当时机成熟时，运用当地的法治 来审理这些罪行更为合适（当需要时，可得到国际民主专家和国际监督的协助）。 国际议会合作 和国际刑事法庭（ICC）一样，“国际议会联盟”（International Parliamentary Union）亦受 到独裁者参与的玷污。例如，由独裁者卡斯楚在哈瓦纳主办二○○一年国际议会联盟的会议。许 多这一类的“议会”都不是自由选举出来的，按议会的定义严格来说，他们都不是议会。他们代 表部分世界上四十五个独裁者的利益和独裁统治，而不代表选民的利益。因此，美国议会和其他 民主国家的议会，对国际议会联盟少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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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能把世界上民主选举的议会聚集在一起，将是极其重要的。自由选举产生的议员， 当然比大多数的外交部官僚，更能从他们自己的经验，来理解民主和专制独裁的差别。历史上， 美国国会就比执政部门，特别是国务院，更先认同在国外促进民主的重要。总体而言，民主选举 的议会，不仅对在世界上推广民主更加支持，而且有能力提供需要的资源来促进它的发展。 在民主事业上，议员们能逾越党派一起工作。当旧金山的自由派人士南希．培罗希（Nancy Pelosi）担任众议院民主党主席时，保守的共和党众议员克瑞士．考克斯（Chris Cox）宣称： “对全世界生活在专制政权下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评论的：“十多 年来，考克斯和培罗希组成了一个为自由而战的两人国会小组……严厉谴责各地的独裁政权” （注 6）。 民选的议员们也可成为优秀的民主使者。参议员拉萨尔特（Paul Laxalt）在驱逐菲律宾独裁者 马可仕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参议员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一直对智利的皮诺切特 （Augusto Pinochet）施加压力，英国国会议员对缅甸的独裁政权进行了强有力的公开谴责。曾 任国会议员的南韩总统金大中，清楚了解这些向北韩渗透、直接和独裁者打交道、开展民间项 目、打开隔阂的冰山等方式，都是通向统一、民主和和平的重要途径。这里，并不是支持金总统 所说的每一句话或其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他不太愿意谈论在北韩引进民主的必要），但他确实努 力使北韩对外开放。与“围堵”、大面积经济制裁或“恶意忽视”的办法相比，这显然是一个更 好的方法。 从君主到民主 民主政体联盟的另一个工作是，建立一个特别的工作组来引导君主制度走向民主。世界上七个独 裁国家是王室统治，还有很多国家是国王在一定程度上参政。推进民主的一个基本方法是，让西 班牙国王璜．卡洛斯（King Juan Carlos）为首的宪政王室民主政体联盟成员国，帮助那些王室 统治的国家向宪政王室过渡，也可以让没有王室历史但有转型经验的民主国家来参与协助。在第 九章中，我们会对这一提案更详细地说明。 非政府领域 另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政府之外创建一个世界民主人士的新联盟。这包括那些仍在独裁者 统治下受苦的和在外界提供帮助的民主人士。事实是，民主的种子已经种下，只是需要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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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就是在一九九九年成立的“世界民运组织”（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它起 始于一次研讨会，研讨会是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U.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联合“印度工业委员会”（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和“政策研究中 心”（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所筹备的，本部设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首都 新德里。这次会议云集了世界上四百多位民主人士和活动家，奠基成立了世界民运组织做为民主 人士的活动网路，规定了至少每两年开一次会，其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二○○一年世界民运组织 在巴西圣保罗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工作小组研究了如何在转型国家中帮助发展仍然脆弱的民主， 亦有但较少地讨论了怎样突破独裁政权。第三次世界民运会议计画二○○三年在南非举行。 另一个有效的民主种子是“非政府组织论坛”，它和“民主政体联盟”的部长级会议同时举行， 从而使和独裁者抗争的民主人士声音有机会经由论坛被民主政府听到。民主人士之间互相交换意 见和战术已被证明是成果丰盛的。对与会者来说，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人在进行类似的战斗是 非常感动人心的。另外，民主国家的代表能听见这些民主人士的心声，是很有意义的。在网际网 路时代，民主人士和民主团体之间常规的通讯更为可行，独裁者更难以侦察到。 利害攸关 在过去的十年中，未能针对暴君维持一个统一的战线，其损失是巨大的。几年前，《财政月刊》 （Financial Times）前专栏作家毛泰摩（Edward Mortimer）写道：“新世界秩序的真正设计师 并非像小布希这类人，而是像米洛塞维奇和海珊这样的独裁者，他们迫使这个世界对他们做出反 应，从而根本上控制了国际日程。” 塞尔维亚的独裁者米洛塞维奇娴熟于利用西方和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存在的分歧，使其不能保持 一致。这帮助了他的政权免于在克罗埃西亚战争、波士尼亚战争、后戴顿时代、科索沃战争和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干预及以后，受到真正决定性的压力。民主国家不断地对米洛塞维奇采取不同的 政策，从而给米氏较大的活动空间去操纵和利用他们。 民主国家和南斯拉夫民主人士之间缺乏磐石般的团结，帮助米氏保持了权力，导致了流血和镇压 的发生。在这一事件中，欠缺了美国的主导。因为美国不愿领导盟军，来制止贝尔格勒（编注： 南斯拉夫联盟的首都）指挥的波士尼亚塞尔维亚人（Bosnian Serb）的“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使得回教基本教义派成为被困的波士尼亚政府唯一的外援。当美国最终卷入时， 却又错误地把它的巴尔干政策建立在独裁“伙伴”身上：米氏和他的克罗埃西亚同伙突杰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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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jo Tudjman）。这两人都镇压国内的政敌，并秘密合伙肢解波士尼亚。戴顿（Dayton）之 后，义大利和希腊经由购买塞尔维亚的通讯垄断权，给了米氏所需要的资金，从而使其在一九九 七年选举后，得以马上兑现支付养老金的承诺。当科索沃危机加剧时，欧洲国家不愿制裁米氏， 民主国家亦未能迫使俄罗斯切断和独裁者的关系，来显示它的民主信度。九○年代错综复杂的巴 尔干危机，详实地显示了当民主国家在反对独裁者时，不能统一步调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海珊更善于加剧并利用民主国家之间的政策分歧。法国退出了一九九一年波湾战争联盟，更注视 着海珊控制的经济，以获取商业优势。由于缺少促进伊拉克改变的有目标政策，美国只好用制裁 代之。直到最近，如何把伊拉克从独裁政权中解救出来，并融入国际社会，仍未有严肃的论证， 更不用说统一的意见。伊拉克人民受压迫如此之久，就是因为民主国家未能设计好统一而有效的 计画，来驱逐海珊、建立伊拉克的民主，从而在中东树立一个积极的典范。 当世界民主史无前例的发展时，在伊拉克的民主推进却毫无章法，这一事实令人震惊，我认为， 简直就是令人咒骂的！尽管民主政体联盟仍处在婴儿成长阶段，但它可以提供一个框架，来纠正 那些民主国家缺乏团结的缺陷，帮助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是，制定一个统一的策略，把 民主推广到其尚未扎根的地方，也就是最后的民主新大陆，从而打开其封闭的社会。 注 1：杰克逊．迪尔，〈民主被淹没〉《华盛顿邮报》，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注 2：理查．敏，〈另一个冷战？〉，《欧洲华尔街时报》，二○○○年六月三十日。 注 3：威廉．撒丁，〈需要自由的议会〉《纽约时报》，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注 4：迪尔，〈民主被淹没〉。 注 5：大卫．薛夫，〈审判他是因为他有罪〉《华盛顿邮报》，二○○二年九月十二日。 注 6：伊．J．迪奥尼，〈培罗希：人权好消息〉《华盛顿邮报》，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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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打开封闭的社会 国家主权不能再被用来做为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保护伞。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从内部开创变革的压力，必须以了解外部世界来做为比较的基础。”富于经验的俄罗斯民主人 士罗曼科夫（Leonid Romankov）曾如此写道（注 1）。我的一位原东德工程师朋友更直截了当 地说：“我们东德人从外国电视、电台及访问西德了解到德国马克可买到什么。我们也想和西方 人一样有同样的车子、衣服和旅行的机会，是这种需求把人们推上街头的。”然而问题在于，如 果要普及民主，对世界上封闭的社会而言，这种了解外部世界以做为比较基础的认识，就不能单 靠渗透，而必须被强力注入。 有什么现成的或可发展什么样的途径，来帮助这种资讯的流通？而这些途径需具备什么样的资 源？同时，是什么给人们勇气走上街头，相信他们能够对抗不放弃暴力与镇压的政权？ 自雷根总统于二十年前在英国议会发表有关促进民主的演说以来，民主的推广虽大有进展，但民 主国家仍未以促进自由做为其外交政策中的根本要务，特别是把那些令人担忧的最顽强的独裁者 给轻忽了。西奥多．皮可尼（Theodore Piccone）和罗伯．赫曼（Robert Herman）在对四十个 先进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进行检验后，于二○○二年发表了一份深具意义的研究报告，报告指 出：“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国际社会已在世界各地协助推展民主及人类自由的课题，民主国家却 大都未能将捍卫与促进民主纳入其外交政策的中心要素。不过在越来越多地方，夸言的民主与实 际体制间的差距正渐形缩小。”（注 2）倘若我们要确保如波斯湾那些腐败又不友善的独裁政权 不要对那些以持有恶意反西方观点为时尚的政府让步的话，就绝对必须推广民主。至于本书的议 题，我将集中论述美国的情况，然而我认为本书所概述的结构变革，对其他已施行民主的国家而 言，不仅同样适用，甚且更为必要。 总统的领导 在帮助国外民主人士方面，尽管有一些才能卓越的人付出了努力，同时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就，美 国政府还需要发展一套严谨的机制，来推翻海外的独裁者，并推行民主。为了尽其所能地帮助那 些正在奋斗的民主人士，且为了避免分散我们的目标，美国政府必须即刻着手在其外交政策体制 67

上，发展一套牢靠而预算充足的推行民主方案。其他民主国家也有必要这么做，且诚如前文所 述，必须有个协调统筹的单位，以确保让所有独裁政权面对一个强固领导且团结一致的民主阵 营。 首先，美国总统本身必须展现出扩展民主法治是一超越国内政治歧见、也超越其行政当局的长期 承诺。没有这种坚定的后盾，世界上的独裁者将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无所不用其极，便能规避 他们所不喜欢的美国政策，这在当前的环境下更显如此，一些联盟组织有时势力会压过我们所坚 持的这些原则。一个总统级的倡议将不只针对那些“敌对国家”，也对那些佯称“盟友”却实行 专制统治的国家发出警讯，表示美国终已严正看待促进民主这个议题了。也只有当这样的警讯是 发自美国总统，并随之在政策中采取具体行动，世界各地的独裁者才会真正意识到：以往的专制 独裁已经是不再被容许的事实。 一个由白宫召开的民主会议，邀请行政和立法部门的重要成员，以及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与其附属的相关核心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共同参与，是宣布 此一新动议的理想场所。大型企业与基金会的主要人物亦当被力邀与会。我们有数量相当可观的 慈善与工商团体，且工商团体将是民主的主要受益者，但政府却未能充分有力地引导这些团体在 海外协助推翻独裁政权与推展民主。此一状况有必要加以改变。 大幅增加推行民主的经费预算，可体现美国对此议题的认真态度。在一封二○○二年三月二十六 日致国会议员与国务卿鲍威尔（Colin Powell）的信中，五十二位民主和人权团体的领导人呼 吁，把预算从目前的七亿美元提高到至少十亿美元。如同该信所言：“大幅增加预算不仅对形势 危急的地区如中东、南亚与中亚等地十分重要，对世界其他已接受民主挑战的民间社会、以及仍 岌岌可危的新兴民主政权而言，也至关重要。任何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和其他极端暴力主义的长期 策略，都必须把民主政体、政府责任、政策透明度、法治、人权、健全的民间社团、民间教育以 及正规的竞争性选举置入策略的核心。” 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哈罗德．科尔（Harold Koh）在其二○○一年的告 别演说中，把国家归为四类：封闭的社会、处于转型初期的国家、民主衰退的国家和稳定的新兴 民主国家。他主张推行民主的资金应集中投注在第二和第三类国家，并认为在封闭的社会难以有 效地运用资金。科尔教授的观点反应出一个广受接纳的认知，但依我所见却未切中要点。尽管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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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初期的国家和民主衰退的国家该当获得重大的关注，而稳定的民主国家不应获得这种资助，但 就金钱的效用来讲，把资金投入封闭的社会用以推翻独裁政权，对人类的自由和我们的国家安全 贡献更大。当百分之九十的问题源自封闭的社会，这些国家却仅获得整体财力与物力大约百分之 十的资助时，这便是十分错误的做法。虽然要推翻既有的四十五个独裁政权并不全是金钱的问 题，但假使直接用在封闭社会的资金能大量增加，便能更迅速、平和地推翻这些独裁者。 但这将需要一些结构上的调整。一个由总统委任，专门负责推行海外民主事务的美国高级官员， 将在由总统倡导的新议案里担任主要的角色。这项关系着国家利益的新议案需要新设一个职务， 此即负责民主事务的副国务卿之职，这亦将使任该职者成为国务卿的两个重要副手之一。尽管隶 属国务院、负责制定美国对外政策，但这位由总统指派的副国务卿将有权监督整个美国政府的民 主成果，包括对国防部与中央情报局涉及民主事务时的监督权。有了总统的认可和专项经费，再 加上所属的专职人员，这位负责民主事务的副国务卿，才有可能克服一般官僚体系的限制。而当 他遭遇倍受“委讬人”困扰的外交官阻挠以及其他无可避免的官僚体制阻碍时，他也应有直达总 统的管道。此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里必须有一个专责民主事务的理事，以确保该委员 会与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及其他部门间互动与协调的成效。 在这位副国务卿之下，还必须设立两个新的部门，由助理国务卿领导并直接对副国务卿负责。其 中一位助理国务卿将负责民主转型事务，帮助那些转型为民主的国家，也就是部分自由的国家巩 固民主政体。这些国家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受到最多民主资助的国家，而这种资助依然十分重要。 单靠推翻独裁者并不会使民主牢牢生根，许多大有希望的转型因走错路以致新兴的民主体制掉头 转为不民主的统治，或者充其量转型为只有一点点民主的统治。这些国家所需要的援助已有相当 好的进展，他们获得大量来自非政府部门的关注，特别是来自“全国民主基金会”与其核心组 织、以及像是“自由之家”和“开放社会机构”（OSI）等非政府组织所投入的资助。而这位负 责转型中国家的助理国务卿，将主要集中在协助这些组织并在必要时扩张这些组织。此外，他还 将负责与美国派驻在转型中国家以推展民主事务的使节官员进行协调（需要更多这方面的官 员），以便调整相应政策，并帮助他们在难免顽固的华府官僚体系里推动这些政策。 另一位助理国务卿将负责独裁国家的民主推动工作。推翻独裁者的策略与战略，不同于建立民主 国家的策略与战略。这项任务是帮助那些正致力于推翻最专制政体的勇敢民运人士，而目前这种 独裁国家有四十五个。担当这个职务的人必须相当娴熟于政治技巧，以便与国会、政府各部门、 媒体、非政府组织、决策团体、以及外交盟友们联手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要达成这个目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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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助理国务卿还需具有实权与相当的资源。一旦该职务的重要性获得重视、加上总统的支持与以 往国会在对如塞尔维亚及世界其他各地推行民主的一贯支持，要达成这些目标就不至于太难。而 美国在促进与巩固民主上居于领导地位，这对美国本身的利益而言，是与保持“强权”同样重要 的。 负责推翻独裁政权的助理国务卿主要职责，在于与相关的区域性政府机关与办事处，一同对每个 独裁国家制定一个年年修订的“民主施行方案”。区域性的政府机关是个特殊的障碍，国务院的 权力照例被把持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是“良好的双边关系”的主要维护者。因此，负责民主事务 的副国务卿和负责推翻独裁者的助理国务卿，必须身居影响最后四十五个独裁者之所有议题的指 挥系统中。在总统和国务卿的支援下，他们还必须有能力抑止会壮大独裁者与军阀的五角大厦短 期作战军事渴望，使其不能成为战略，同时也要有能力遏制中央情报局产生类似的倾向。 美国并不需要在促进海外民主上单独行动。德国“政党基金会”（German Stiftungen）在当初 支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主运动中就起了倡导作用，这两个国家在一九七○年代都已转型为民主 政体。德国政党基金会的成就也激励了后来在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和欧洲、加拿大及其他地区的民主基金会。 当然，在建立联盟来帮助那些成功对抗独裁者的百姓，还没有别的国家能取代美国在外交和政治 上的领导地位。民主阵营和与其相应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以及民主论坛和世界各地的民主运 动，为这种联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架构，帮助召集所需的人才和资源以促成一系列强大的行动。 不过我们还得掌握机会，一旦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愿意参加，就把他们纳入这个联盟。新兴的民 主国家在运作上已有足够的技巧与胆识，这可从最近塞尔维亚的“抵抗（Otpor）运动”中青年 行动分子指导在白俄罗斯的“野牛（Zubr）运动”中可察见。因此，领导因素仍是项不可或缺的 要件，而尽管其他民主国家也会在民主运动中起到主导作用，但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 这样具有完备的资源、由政府资助的机构和这么多致力于协助推广与促进民主的非政府组织。倘 若美国不能显而易见的站在关注民主国家的前线，以验证美国对民主的承诺，那么地区性的民主 领袖（连同独裁者）将会由此得到我们并不希望民主获胜的结论，这将是既悲惨又危险的。 “民主大联盟”（Coalitions of coalitions）不仅为民主化提供了关键性的深度战略，同时也 扮演着重大的协调机制的角色。民主国家政府之间、以及他们与“非政府组织”（NGO）之间必 须相互协调。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活动亦需加以协调，以往一些重要的事例已证明其可行性。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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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及英国政府一样，美国政府也认识到非政府组织的团体能做政府无法做的事，且往往有管道取 得远超过政府可获得的资讯，因此美国对非政府组织部门至少已有一些开放性的经验。遗憾的 是，这种零星又不完善的合作程度，还不足以为其他民主国家的表率。从加入民主世界非政府组 织的人数上看来，大多数的参与者从事民运的经验远比政府部门丰富得多，这些政府往往穷于应 付双边关系与其他成规，因此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缺乏合作，实际上对潜在的重要资源而言是一 大浪费。加上外交部门与整个政府机关的轮替制度，严重削弱了推展民主的成效和连贯性，这也 是美国国务院与其外交部门必须设立一个由民主专业人士职掌的常设机构的理由之一。 整合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民主工作者的联盟，应先依照地理位置，再划出具体区域来组成。 例如，要支援在塞尔维亚、白俄罗斯的民运人士，美国、加拿大、欧盟和其成员国、以及塞尔维 亚的邻近民主国家如波兰、立陶宛，这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就可以与该国以及白俄罗斯的非政府组 织共同合作。如此一来他们将在协调下筹划媒体、选举、监督、政治组织等事务。这样，白俄罗 斯组成的民主大联盟便可有效率地协调各方面的行动，重要资讯也能迅速有效地从掌握资讯的单 位源源传给需要这些资讯的单位。人才与资源的汇集将是庞大可观的，且可被用在推翻独裁者成 效最卓著的努力上，而利用迅速多变的事件来推进民主的能力也将大大增强。总而言之，整合民 主运动工作将大大提高其活动成功的机会。大联盟及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可带来的另一个好处 就是效力的倍增。此外，支援的管道越多，独裁者就越难阻截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支援，因众所周 知的是，关掉一个阀门比关掉十个或一百个阀门要容易多了。 策略 坚定的支援和明确的承诺，再佐以一个专责的总体组织来协助推翻最后的四十五个独裁政权，接 下来便要讨论策略问题。 好比一句著名蓝调歌曲的歌词所言，地方民主人士士气往往已“长期低落到看起来反像是激昂” 的地步了。他们奋斗的前景被截断了，尽管这并不是他们的错。在一九八六年，我看到匈牙利的 民运人士除了设法要回他们的护照之外，已几乎没有策略可言。援助民运的工作人员，通常得协 助地方的民运人士拓展视野，而不只局限在总是应付十万火急的迫切危机。（不过，外来援手的 视野被地方民运人士所拓展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我们必须使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战胜暴君， 民主将在独裁者奄奄一息的梦幻破灭后来到。鼓励地方民运人士和国际社会相信他们会赢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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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或许是支援民主最重要的要素，同时也是成功的民主策略发展绝对的先决要件。当目光短浅 的暴君被惩戒后，我们必须询问地方民运人士想达成的目标，从而帮助他们。 事实上，海外民主促进人士，包括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及一些依约承办的工作人员，对那 些必须肩负重任的地方民运人士的关注往往反应迟钝。但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是个显 著的例外，他在东欧及东欧以外地区率先推展民主社会与民主统治的成就，足以使他获得诺贝尔 和平奖。他的“开放社会机构”（Open Society Institute, OSI）相当成功地把领导当地民运 的能力授予地方民运人士，他的观点是民主促进人士必须得“像创投资本家那样去思考”。也就 是说，他们必须允许当地人来运作，再随时加以指导。一个富于经验的民主推动者，应懂得可以 奏效的一般策略，且必须把经验之谈传授给地方民运人士。外来的援手（与出资者）也必须意识 到他们不可能熟悉地方情势的琐事，而应当协助当地民运人士针对他们的特殊局势制定一连贯的 策略。换言之，民主促进人士必须尊重他的地方民运伙伴，听从他们在熟练事务上的意见。只有 互相支援与商议，才能成功的指挥这场民主之战。 外来的援手应该特别注意，勿把个别人士视为民主斗士的化身。那些被神圣化的人，往往并非他 们所显现的那样。当然，个别人士可做为重要的象征。例如在缅甸，翁山苏姬就具有重要的象征 意义和政治价值，这不单只因为她是经民选又被军方罢黜之故。然而把民主的重任由一个受人爱 戴的人物承担，就给了独裁者一个单一目标，首脑一旦被铲除，反对势力便将衰颓。在大多数情 况下，需要有一个大规模的前线，来动员一个群众不安的社会，起而对抗独裁者与那支援独裁的 体系。整体策略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同时民主促进人士应让那“自负又性情激烈的人”明白，国 际援助是用在铲除独裁者的行动上，而非用来赞助他们妆点门面和进行内斗的。 资金与地方的投入 缺乏紧密一致的策略，资源的运用便无法完全发挥效力；好的策略未被赋予充足的资金，特别是 在危急的时刻，也将注定失败。需要资金时却得不到援助，从而错失良机，这类事太常发生了。 正如开放社会机构华盛顿分会原负责人约翰．福克斯（John Fox，为政府中富有经验的民运家） 最近告诉我的：“四周之内获得十万美元的资助更胜于一年一百万美元的资助。”（注 3）在第 一线的民运人士必须能够在时机一到就抓住机会，不能被欠缺资金的瓶颈所耽误。美国和那些希 望有效支援民主运动的国家，必须有高效率的流程，以允许迅速的周转来因应有需求的援助。负 责推行民主的副国务卿，最好有权快速签署对应方案。驻外大使和大使馆的民主事务官员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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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在合理限度内可便宜行事的资金。最为必要的是，要同意地方民运人士对需求的优先选择， 而非要求那些需求来符合我们官僚政治的模式。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便是在这种方式的运作 下，在辽阔的世界留下不可磨灭的公益团体足迹。 在一九九六到一九九七年的示威运动中，索罗斯在塞尔维亚的民主同仁马蒂克（Veran Matic） 和他的团队意识到，一旦地方选举被落实，反对势力（如果不是种族独立的话）便会掌握大部分 的市府资产与地方广播电台频道的控制权。马蒂克因此迅速策划了一个涵盖塞尔维亚大多数地 区，与网际网路和卫星相连的广播网，在索罗斯应允资助二十万美元后（总资金的四分之一）， 福克斯偕同马蒂克闪电访问华府，福克斯要求美国政府提供同样二十万美元的资金。有了这些资 金，再加上从英国与荷兰获得的等额资助，以及当米洛塞维奇试图关闭这个广播网时，来自欧洲 国家坚定的外交支援，在不到六个月内，一个最后拥有三十六个广播站的 ANEW 新生广播网就开 办了。然而，当时美国政府的民主程序表里并未将塞尔维亚放进来，负责欧洲与加拿大事务的前 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还在星期天与米洛塞维奇高调地共进早午餐， 米氏那时被视为确保该地区稳定的人。美国政府对媒体的支援，包括长期对新闻记者的培训项 目，也与当地媒体的实际情况大不相关。 当地方民运人士要为其示威和活动筹措资金时，一般都遭遇了官僚作风，陷于摇尾乞怜的窘境。 要发起一个重要的行动，不单单只需仰赖无所不在的国外培训，尽管一些事例已证明这种培训是 有益的。这类行动最重要之处在于产生遍及各地的冲击，即使是一个由公民起而对抗政权、引人 注目的非暴力行动。这种行动需要有足够的现金来购买行动电话、电脑、印刷设备、租用办公 室、支付交通费用、租用音响器材、播音系统与货车，同时还需备有所谓的可流通周转的款项。 亲临现场是确保纳税人的钱会用在推翻独裁者之预设目标上的一大要素，这部分任务是由活跃的 非政府组织和驻外使节们所达成的。譬如：派遣观察员，他们的所见所闻不但可帮助确立资金的 用途与协调策略，对如何运用援助也能起到监督批评的作用。通常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初创基金 被认定前景乐观后，政府会随之给予较长期的支援。开放社会机构有好几次就是以这种方式在东 欧运作。遗憾的是，驻外使馆和“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往往是实际支援推翻独裁者的最 大阻力。 另一个我们必须克服的认识障碍是，不情愿给予政党援助。除了瑞典和其他一些政党基金会曾提 供若干援助外，对民主政党的直接援助是十分不足的。因这种援助并不总恰当（但什么形式的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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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才算恰当？），舆论似乎也已根深柢固地认为它绝不恰当，但这推论显然绝非事实。不看实际 情况就固执地认为援助政党是个坏主意，也是碍于官僚体系影响实效的另一例。鼓励政党联盟通 常是个好办法，但这种鼓励必须出自一种评估，确定这么做对陷入问题的政权，能提供最有影响 力的对手。协助政党的决定，也不应以援助是否超越了想像中的干涉内政的界线来评定。当政党 对独裁政权构成最佳组织的反对势力时，民主国家就必须能够协助政党。“市民社会”固然很 好，但民主国家最终还是需要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以及工会和独立的媒体。因此，在推翻独 裁者这一阶段上帮助这些关键主力，对推翻独裁者的较长期计画与急迫性来讲，都是十分重要 的。当然，支援与被支援双方都必须明白，一旦独裁者倒台，双方就不能再有这种特殊关系了。 在支援民主的阵营中，太多的资金被那些协助拨款的国家，或他们所雇用的顾问搁置着。这种现 象在依约承办的组织中尤为显著，这些组织仰赖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拨款与类似的资助而生存。在 多数情况下，这样子使得所资助的每一块钱的功效被削减了，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许多 顾问，特别是那些短期的合约顾问，本着“一体适用”的心态着手处理事情，未能对被指派的支 援工作有适切的体认。另一方面是，处理这种事情的机会成本相当高，特别是考虑到美元在世界 多数地区所能发挥的极大效用。因此，分配给协助海外民主活动的款项仅有极少数可直接用来支 付地方的优先事项。虽说目前这种方式在分类帐上的责任依据可能看起来清楚些，但却已被证实 是有效支援国外民主人士的一大障碍。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必须彻底改变目前的做法。在八○年代美国国际开发署成为注目焦点时，也 仅是勉强从事一些针对民主的工作。从那以后，该机构设法把一般性发展工作贴上“民主”计画 的标签，藉此来弄点钱，而前文提到的用于促进民主的七亿美元款项，其用途定义又相当广泛。 尽管美国国际开发署已承办一些地区性的创新而有成效的专案计画，且已培养一些一流的专家， 但在关于推翻四十五个独裁国家的前线上却大都缺席，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多数这些 国家中没有驻派使节。因此，领导与管理美国政府给予独裁国家的民运人士之资助必须要来自其 他机构，且只有透过一个全新的、具体规划与有组织的运作，任务才能被正确执行。当今的布希 政府也已认识到，有必要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之外再设立一个机构，来管理新“千禧年挑战客户” 的奖金计画，那是为了资助某些执政表现良好、尊重人权与市场经济之国家而设立的。一个好比 是美国的“推翻专制独裁中心”也有必要设立，它可以是本书提议创立的“推动独裁转向民主国 际中心”的美国搭档，且最好能先行设立，因要说服其他民主国家参，无疑需要花点时间。 非政府的民主促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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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机构在世界上促进民主建设，有着杰出的悠久历史。一九四一年，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 福（Eleanor Roosevelt）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Wendell Wilkie）共同合作创建了“自 由之家”，专门帮助与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的专制独裁抗争。“妇女选举联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和其他民间组织，积极地促进了战后德国、义大利和日本的民主普及运动。德国 政党基金会（Stiftungen）在独裁者佛朗哥和萨拉查统治时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两国的民主 运动奠定了基础并铺平了道路。国际劳工一贯支援民主、法治和人权，尤其是对国外的工会会员 的急需，总能做出及时的回应。“美国劳工及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劳联–产联”AFLCIO）主席莱恩．柯克兰德（Lane Kirkland）是在冷战时期最坚定支援民主的美国人士，而那时 许多美国的著名人士，都对所谓“友好”的不民主国家之掠夺行为视而不见，如实行种族隔离的 南非和独裁者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索罗斯的“开放社会机构”在八○年 代后期对东欧和中欧的民主运动起到了带路作用，并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了举足轻重 的资助。 正如雷根总统在英国议会所做的民主演讲中所预言的，一九八三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成立了。该基金会是在民主、共和两大党中有远见的成 员、工会和企业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成立的，它附设四个分别代表民主党、共和党、美国商会和 “劳联–产联”的机构：全国民主协会国际事务研究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际共和协会（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私人企 业国际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和美国国际劳工联盟中心 （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这些机构对在全球推行民主起了 极重要的作用。尽管最初国会对促进会的支援，犹如蜻蜓点水般微不足道，但后来状况有了极大 改观。现在国会每年提供拨款，使促进会不仅有能力为自己和下属的四个核心机构提供活动资 金，而且也能给海外各种民主运动组织提供资金。 但是民主基金会的家族仍然有不足之处，它的资助明显倾向于那些正从推翻独裁专制走向民主体 制的转型国家。在一九八九与一九九一的事件余波后，这是可以被理解的。只要看一看那些濒临 统治失败边缘的国家，例如乌克兰。但是更大的挑战是那些不自由国家。虽然基金会和其所属机 构也资助这些国家的著名学者、期刊等，他们很少对旨在推翻独裁政权的组织活动提供实质资 助。促进会常常不愿意在大规模的推翻独裁政权活动中起带头作用。例如，在科索沃战争后，美 国国务院希望经由基金会给塞尔维亚的民主运动提供一千万美元的初期资金，却遭到了拒绝。全 国民主国际事务研究会和共和党国际关系学会，确实为诸如“抵抗”（Otpor）等反对派和独立 75

民间组织，提供了培训、民意调查、和其他贡献。共和党国际关系学会对中国村级选举的资助， 也是在这个极权国家推行民主的新尝试。然而，所有的专制国家都需要更多这类支援。一些独立 的民主团体，常常不得不迎合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务院和基金会。还是那些不依靠美国政府的， 以“开放社会机构”为首的非政府组织大力呼吁，才促成国会同意对塞尔维亚的民主运动提供资 助，并保证资助能使塞尔维亚本土的非政府组织、媒体和政党直接受益。对那些民主促进机构的 依赖，实际上会使一些独立的民主组织变得小心翼翼，常常为保持与拨款机关的友好关系而做出 违心的决定。 一旦有合适的理由直接提供民主资助，就应马上实行，许多时候这些资助可以间接实行。比如美 国对塞尔维亚民运人士的许多资助，就是经由其邻国匈牙利来进行的。现在非常缺少在专制最严 重的国家推行民主的经验，这种经验实在是越多越好。在保持向正在转型的国家提供资助的同 时，要在专制最严重的国家推行民主，就需要更多的资金。 最近一次的对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政府拨款数额，大约是三千七百万美元（民间募集的资金仅相当 于此数字的零头），这对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所需的资金简直是杯水车薪（注 4）。如果按“自 由之家”的标准，这三千七百万美元中的大部分是用于资助已具有部分自由国家中的民主活动。 当用于在全球促进民主的资金还不如一架现代化战斗机的造价（编注：台湾采购的幻象 2000-5 型战机，每架造价超过五千万美元），我们实在不能说有把民主事业摆在恰当的优先地位。 促进民主的目标应该是：在世界上最后的四十五个独裁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都建立民主促进组 织与方案。可以成立民主党派，也可以成立像亚洲同盟会（Asia Society）、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自由之家”等其他实体。如果有资金的时候，那些愿意到这些高风险的国家促 进民主的组织，可以按这样的程序运作：先由非政府组织资助那些前景看好的项目，随后美国政 府的资金跟进，因为这种政府拨款，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到位。要是资金充足的话，像“自由之 家”、民主党派、工会和工商团体之类的非政府组织，就能更早更灵活的资助民主运动，而不需 要依赖美国国际开发署来启动和进行他们的专案项目。这样的话，就能抓住更多的机会，使更多 的国家受益。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基金，在应付突发危机时用途更显著。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繁文 缛节，却使其资金不能有效的及时到位。当初创建国家民主基金会及附属机构的意图，就是希望 他们能够不依赖美国政府各个部门而独立运作。促进会的创始人本意，是要让基金会的资金和项 目，立足于民主机构自身的活力，而不是陷于联邦政府的官僚体制之中。然而现状却事与愿违， 阻碍了直接针对推翻独裁政权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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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一直在坚持促进加快民主的步伐。但国会必须更多的参与，并与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民主事务领袖们密切合作。 及时资助民主运动，能防止许多流血冲突的发生。在塞尔维亚，美国和北约同盟国使用了大量的 军事力量，来阻止独裁者米洛塞维奇对科索沃的种族清洗。最终花费了几十亿美元，并失去了数 千条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人的生命，这都肇因于当初的容忍，才使情形恶化至此。在轰炸塞尔 维亚之前，当地反对米洛塞维奇的抗议示威持续了几个月，塞尔维亚的民运人士疾声呼吁国际社 会的支援，但是却一无所获。最初要是能把力量坚定地集中在支援塞尔维亚民运人士推翻米洛塞 维奇上，包括培训民间人士从事策略性的非暴力活动，可能就没有轰炸的必要了。颇为悲哀的讽 刺是，许多不赞成动员政府基金用于海外民主促进的人们，正是那些喊得最起劲反对美国使用军 事力量的人，而恰恰是这种漠不关心才导致了不得不使用军事力量。为避免损失更多的生命与财 产，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一旦哪儿需要，就及时投入更多的资金去资助民主运动。 自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以来，在英国、荷兰、瑞典、奥地利、西班牙、法国、加拿大和澳 大利亚都相继创建了促进民主的机构，有的与该国一些政党合作。一些其他国家如日本、爱尔 兰、葡萄牙，义大利和近期民主化的台湾，也正在考虑创建类似的机构。这些机构之间既有共同 点，又有各自的特点，诸如与政党合作的组织倾向于推行该党的主张，像社会民主、基督精神的 民主、自由主义、绿色和平等。一些欧洲的政党民主组织，侧重于巩固欧洲的民主。“英国西敏 寺民主基金会”（British Westminster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除了针对欧洲和欧亚的前 共产政权国家外，还致力于非洲的一些英语国家的民主建设。法国社会党的“尚．饶勒斯基金 会”（French Fondation Jean-Jaures），受德国基金会的启发，主要侧重于中、东欧国家和非 洲一些法语国家。现有工作项目，其实需要所有民主团体共同合作，国家民主基金会曾发起召开 民主促进机构高峰会，这种合作有时需要当事人出席，而大多数可以透过网际网路开会。我们应 该更主动，并且把重点放在那最后四十五个独裁国家上。“世界民主运动”（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的网站会定期更新内容（http://www.wmd.org/），适切地协调各民主基金会、 非政府组织和处在战斗前沿的民运人士之间的合作。 许多新兴的民主国家，最适合与那些还在独裁统治下的国家沟通，并提供帮助。无论是波兰人、 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智利人、墨西哥人、还是南韩人、台湾 人、南非人和其他地方人，他们都具有非常丰富的民主活动经验和创造性。这些国家尚无足够的 资金来源，使其在国际关系上扮演主要角色，但他们在促进民主方面可以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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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民主相对来说，所需费用较低。他们也应为民主事业，提供一点资源，包括一些资金。这些 年轻的新兴民主国家，具有丰富的人才，他们应该创办民主机构，并与其他机构共同合作，以发 挥他们最大的效率、影响和特有的优势。那些经济富有的民主国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这 些国家的民运人才，而且随着推进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对他们的依赖应该更多。南韩就是一个例 子，尤其是在东西德合并后，如何促进北韩的民主化，就成为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 境外民运人士在独裁国家促进民主的经验 境外民运人士在如何冲破独裁国家对外封锁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下面我归纳了一些东欧和其 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和一些新的打破专制封锁和推翻独裁政权的做法，以供参考。 监督选举 监督选举在形成推翻独裁的公众声势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如果独裁者认为他可以用走过场的 形式选举来愚弄公众，有监督的选举则往往可以让独裁者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菲律宾和智利就是 很好的例子。八○年代以来，许多地方出现了监督选举。“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OSC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urope）经由它的“民主启动和人权保护办公 室”（Office for Democratic Initiatives and Human Rights）组织了几十次在民主转型成员 国的监督选举，培训有监督和主持选举经验的年轻人成为骨干。这些年轻人，有许多是来自最近 已实行民主转型的国家，并为非政府组织的民主促进机构工作。他们能明辨独裁者的各种诡计， 成为特别有效的选举监督人。有些人不主张这么做，认为监督选举只是妆门面、走过场（这在中 亚一些国家很常见），使形式上的选举合法化。在有些时候确实如此，对选举的监督可能反倒有 害无益。但是，在更多情况下，国际社会对有漏洞的选举过程进行监督，并诚实、公开、详细的 报导为什么这不是“公平自由”的选举，这对揭露独裁者能起极大的吓阻作用。的确，监督选举 的结果常使独裁者们吃惊──以为选举过程在自己控制之中，却无法预知选举的结果。即使是那 些极不公正的选举，国际社会的关注也能给新生的反对力量一点成长的空间。让世界上民主社会 知道他们存在的这一事实，能激励他们在连续不断的压制中挺过来，并制定新的策略来推翻独裁 直到最后取得成功为止。 一九九八年十月，我以“共和党国际关系学会”指定的选举观察委员会主席身分赴亚塞拜然，亲 自目睹了监督选举的实地发生。除我们一组十八人外，监督选举的还有“欧洲安全暨合作组 织”、欧洲人权和民主机构（Office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Human Righ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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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和全国民主协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派出的团队。我们要监督一场几乎会由盖达．阿里耶夫总统（Gaidar Aliyev）再次 当选的黑箱选举。他是一个圆滑的、喜欢恐吓手段和玩弄权术的人（还没放弃他当初做苏联国安 局军官和政治局委员时的那一套）。我在前苏联时就不喜欢他，但对他印象很深。亚塞拜然当时 被“自由之家”划分为游走于“不自由”边缘的国家。 阿里耶夫在选举前，竭尽所能地想让我们对他有一个正面的评价，甚至表示愿意为我们提供他的 私人直升机去观察选举，但被我们拒绝了。他还花钱把另一队人从美国请来，这队人据称是代表 共和党的。毫无疑问，他希望这些人能为他掩盖在选举中的不当操作，并以此来抵消我们的观察 结果。（当我们发现他这一阴谋时，我们曾大力干预，促使该团体保持中立。） 十月十一日，我们在一个城市的投票点结束了我们的观察，在那儿我们看到选举官员明目张胆的 往投票箱里塞票。当他们明白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做法，就快速猛烈摇晃票箱，企图打散他们塞进 去的大叠的选票。但是没有成功，因为许多选票在开箱时，仍然是一整叠一整叠的。我们共和党 国际关系学会的同事们和其他国际观察组织成员，也都目睹了这种给票箱塞票的行为。在第二天 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向公众报告：“这场选举没有达到国际惯例标准，因为在选举前和选举当 天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拖延媒体和选举的改革、统治集团动用国家资源投入选战、选举 委员会人员的偏向、对政治自由的持续限制、以及在票箱塞夹非法选票等等。”我们在选举前和 选举后，都会见了反对派的民运人士。尽管我们的监督选举并没有使亚塞拜然成为自由国家，但 却使国际社会关注到阿里耶夫滥用权力的事实，并认同这个国家还不是一个合格的民主国家。更 重要的是我们给了当地的民运人士信心，继续为真正的民主选举而奋斗。 人员交流 人员交流是传统的也是最好的打开封闭国家大门的方法之一，所有的专制国家都以某种方式或在 某种程度上，允许与国外的人员交流。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的交流，尤其重要。因为年轻人思想 开放，而且年轻人有足够的勇气、理想和追求更好的生活等强烈愿望，促使他们冒险走上街头反 对独裁者。几十万在美国或其他民主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包括一些中国高官的子女或孙儿辈，对 促进中国的民主化有着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遗憾的是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和其他民主国家的 学生实在太少。但是一九八九年中国全国各地勇敢站出来的学生，显然受到了民主的影响（天安 门广场学生建造的自由女神像就是明证）。他们仍然是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先锋。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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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实现民主，而这一过程中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和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和教师们的民主经 验，将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专业人士的交流也十分重要。在东欧，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和共产体制解体后的民主运动领袖都来 自科学界，当然这并非偶然。这些科学界人士与观念中的腐败是最沾不着边的，而且他们常常能 获准海外旅行或与国外同行们保持联系。独裁国家一些具有自由精神的人们，常因这些原因，而 加入科学工作行业。 帕弗尔．旦美斯（Pavol Demes）就是个例子，他现在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拨款专员。他是个 生物学家，第一次是以科技交流的专案来到美国的。当他在阿拉巴马州时，他的母国捷克斯洛伐 克（Czechoslovakia）发生了“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在资助人加登楠（Ann Gardner）的协助下，他成立了一个开拓性的专案——把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引进到捷克斯洛伐克 当英文教师。他后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联邦政府任职。当捷克斯洛伐克分解成两个共和国后，旦 美斯担任了斯洛伐克总统可伐克（Michal Kovac）的外交政策顾问。可伐克成为权力渐大的、亲 苏的民粹党分子米凯尔总理（Vladimir Meciar）的反对派领袖。旦美斯是“OK’98 运动”（OK ‘98 campaign）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该运动旨在组织反对派选举，以推翻米凯尔的统治。这场 运动为克罗埃西亚和塞尔维亚的民主人士提供了经验，并成为其他民主运动的典范。 大学和学术机构 访问教授的讲课可以产生很大的正面影响。有时在独裁者权力无法触及的安全地方召开学术会议 也很有作用。但更了不起的是一些愿意在险恶环境中勇敢工作的专业人士，他们可以直接解答学 生的疑问，并观察学生的生活。在这种交流项目中所建立的关系网在过去被证实对国外民运人士 十分有价值。一九九八年在塞尔维亚创建的非传统学术教育网就受益于这种教授与教授及学生与 学生间的联络沟通，该教育网巧妙的避开了米洛塞维奇独裁政体下已政治化的高等教育。 二○○二年十一月九日到十二日，非政府组织民主社会论坛在南韩首尔成立了“全球民间教育项 目”，一百一十个政府派代表出席表示支持。此项目的宗旨是，确保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中小学 里，教授民主政体的基本知识。 在脱离十八年以后，布希总统在二○○二年宣布：美国将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希望 该组织能利用它的教育项目，促进对民主的尊重和消除教科书里的那些仇恨式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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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法官和律师 在许多领域里对话和接触民主思想是极为重要的。美国律师公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的中欧、东欧法律推广项目，在东欧的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和欧亚地区，进行了法官、律师和普 通民众的法律培训工作。一些与当地民运人士共同设计的“生活法律”项目，帮助民众了解法律 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过去由于许多人对这些权利一无所知，致使已经腐败的专政制度更加肆 无忌惮。在克罗埃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培训项目，以帮助他们打通民主之途。 军事、情报和执法人员干部 对依靠威胁和使用暴力的独裁者们来说，拥有像狗一般顺从可靠、且愿意随时执行暴力的警察、 军队和其他安全系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接二连三的事例显示，这些专政工具，一旦拒绝对人 民使用武力，就会成为使独裁天平倾向民主的关键点。让军队明白不执行道德错误的命令是正确 的，当然必须十分谨慎地解释清楚这样做的利与弊。 在军队和执法界，这种不接受命令的做法，是与军队的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传统相违背的。就连 民主国家的士兵，即使告诉他们人权、民主和控制民众等等概念与军人服从命令无关，也很难让 他们愿意训练外国士兵拒绝执行命令。但是没有民主内容的训练，却为独裁者提供了残酷而有效 的工具，来镇压该国的民主人士，如美国给萨尔瓦多训练的阿泰卡特特战营（Altacatl Battalion）以及印尼的特种部队“卡巴斯”（Kopassus）。二○○二年二月五日，曾经担任将 军的国务卿鲍威尔，在议会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指出，我们应该训练他国的军事人员怎样达 到并执行民主。 一些饶富经验的军事人员，已将他们的经验和智慧用于推翻独裁政权的实践中。原陆军上校鲍 伯．赫尔费（Bob Helvey）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目前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使用非暴力运动推翻独裁 者的专家与教官之一。他的经验应该在所有民主国家的军事武装力量人员中推广。往往，专业人 士从专业角度上对同行的崇拜，就能带来预期的效果，即使他们在民主这个问题上持相反的观 点。 当与独裁国家的同类机构打交道时，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药品管理局和其他美国安全机 构，就面临着和我们一样的危险和机会。在这样一个高度关注恐怖主义的时代，这些机构必须明 了：独裁者的压迫是导致某些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果这些安全机构人员错误地支持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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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就会加剧美国的恐怖活动。我们必须让这些人，与制造恐怖主义的独裁者分离开来，让他们 站在自己的人民一边。 首先，独裁者的安全部门人员，必须有机会接触民主国家的安全部门。只要有机会，就要让他们 看到和体验到这些民主国家的运作方法，与人民、法律、政府的关系，以及怎样处理局部和国家 安全的事务。必须让他们放弃认为自己会随着独裁者一起倒台的想法。事实上，我们能提供的最 好定心丸，就是确保他们在民主体制下有美好的未来。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与当地的民运人士见 面，让这些安全人员亲耳听到民运人士对他们的承诺。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他们必须为自己 的行为负责任。让他们明白他们做为独立存在的个人，如果继续违反人权阻碍民主步伐，他们迟 早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严重代价。尤其必须讲清楚的是：向要求民主的人民开枪就犯了杀人罪， 当民主最终不可避免的来到时，他们都将受到审判。一旦明白了道理，这些保安队员很快就不再 为独裁者卖命，而与其分道扬镳了，这很具有指导意义。二○○○年南斯拉夫的警察与军队对米 洛塞维奇的背叛，就是这种可喜现象的一个最近实例。 访问 安排恰当的著名人士，包括卸任与现任政府官员，对独裁国家访问也是行之有效的促进民主方 式。二○○一年，两位著名捷克民运人士到古巴会见古巴民运人士。虽然这两位捷克人被关进了 监牢，但这个事件提高了古巴人民的士气，引起全世界对古巴持续不断压迫的关注，而且消除了 一些欧洲和美国之间就如何对待卡斯楚问题的分歧。但是，必须保证这种访问不能反而起到助纣 为虐的作用，即访问不是对独裁者和其独裁的承认，而是对人民和真正代表人民组织的承认。这 些访问者或代表团应该坚持去会见反对派成员和普通民众，并且表明他们对人权、新闻自由和其 他国际社会公认基本权利的严肃立场。 二○○二年二月三日至四日，墨西哥总统文生．福克斯（Vicente Fox）对古巴的访问及声明， 同时说明了什么是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福克斯是第一位会见不同政见的古巴领袖的墨西哥总 统。在会见后发表的声明中，他说：“我衷心希望古巴能朝向民主和人权的国际标准迈进，这样 日复一日，就会促进拉丁美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我随时乐意倾听古巴社会的多种呼声…… 卡斯楚总统也认同这是我们的权利，并认同我对人权和民主的重大承诺和义务。”古巴人权委员 会和全国协调委员会主席伊里查多．桑切斯（Elizardo Sanchez）评论说：“政府尽一切努力使 人们忽视我们，福克斯总统的来访显示了我们的存在，同时也给了我们发表意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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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行不应该的一点是——福克斯在哈瓦纳街头与卡斯楚公开友好的散步，而他的民主声明却是 在他离开古巴后发出的。福克斯的外交部长还声称墨西哥将不担任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批 评卡斯楚独裁专制决议案的发起人之一（最终墨西哥还是支持了该决议案）。前总统卡特 （Jimmy Carter）在二○○二年访问了古巴，他带去的民主资讯对古巴人民来说更直接更强烈， 但遗憾的是，他对卡斯楚也相当温和。 虽然福克斯和卡特的访问有其正面意义，但其他人的一些访问活动，却给勇敢且正努力推翻独裁 专制的民运人士，带去了非常不好且影响深远的负面资讯。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使节霍布鲁克在 按惯例连续去贝尔格勒与米洛塞维奇会晤时，却没有与反对派会谈。霍布鲁克让人觉得只有米洛 塞维奇才是重要的，而他对急于想与他合作的不同政见反对派却只是傲慢地象征性挥了挥手。当 然现在无法确定：假如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美国对非常活跃的塞尔维亚反对力量提供更多 支援的话，会产生什么结果？但美国显然在狄托下台后，对米洛塞维奇太过信任了，以致到后来 才不得不艰难地制订坚实的民主发展政策，而这些政策早该制订好了。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应该有计画地让最高层的政府官员，轮流访问最后仅存的这些独裁国家，给那 里带去民主变化的资讯。当然，访问的主要目地不是去看那个独裁者，而是让那里长期遭受苦难 的人民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并鼓励他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会议 独裁者们常常靠举办由外国人参加的国际会议而巩固其独裁统治，而且常常能成功地利用国外的 参与来加强他们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在独裁国家，国际会议也可作为给独裁者施加压力和与当 地民运人士合作的一种方式。例如在一九八六年九月，美苏在苏联占领区拉脱维亚的亚尔马拉 （Jurmala）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二千位拉脱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以及二百二十位以私人身分 参加的美国人，其中包括一些拉脱维亚裔美国人，还有一些美国政府官员。当地的拉脱维亚电视 台，在三天会议期间大幅报导了会议讨论的内容，整个苏联都在不同程度上转播了此次会议。菲 力普．特勃曼（Philip Taubman）在一九八六年九月六日的《纽约日报》上报导，“激烈的争 论，包括长达数小时的美国人对苏联内外政策的批评，都是一种迹象，表明苏联人民有更多的机 会听到对他们政府的强烈批评。”特勃曼还写道，“那些没有票而不能参加会议的人群，聚集在 会议厅外面。美国驻匈牙利大使，不久前才离任的国务院高级苏联问题专家马克．帕玛（Mark Palmer）像电影明星一样为几十个俄罗斯人和拉脱维亚人签名，并回答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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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会议上，人们常常不大愿意去得罪“主办者”。但真正的主办者是这个国家被奴役的人 民，站起来为他们的权利说话是不可能冒犯到他们。 当然，在一些封闭的国家召开某些专题的会议不一定可行。一种替代办法是在国外召开这种会 议，但要把会议进程和会议结果等资讯传递到这些国家去。例如，一九八二年，雷根总统在伦敦 的议会发表推行民主与和平的演讲后，我们组织了一系列的会议做为后续措施。其中一次会议把 世界多国的领导人召集到一起，讨论推行自由选举。另一次会议商议了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化。 还有一次会议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为外国同行举办，讨论推行法治的议题。 我们可以继续使用这种方式。在今后的十二个月中，白宫可以针对三个议题召开国际会议：为推 展中国的民主化、大中东地区的民主化和非洲的民主化做努力。此类会议也可以适当地紧接在总 统民主演讲之后，并可以把内容转播到这些关键地区。 自由出版、海报、徽章及制造方法 在这个资讯时代，有时人们容易忘记，最主要的自由媒体仍然是指印刷媒体，它力求报导世界的 真相，尤其是关于政府的真相。对那些身处独裁国家民主人士来说，没有任何事能比独立报导未 被歪曲的新闻和客观反映民众意见更具自由意义或更具威力。在上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一个 地下出版物的报导，往往就会成为席卷全球的民主旋风。在许多国家，政府控制着商业出版社及 其出版物，而这种单一宣传的媒体控制，却可以用地下出版物的方式来打破。 民主政府和机构可以用相对低廉的费用，提供关键性的财政和技术资助，以帮助独裁国家的人民 建立自由出版社。如能从国外直接运入可携式的印刷设备，这对民主事业和民主精神的帮助更 大。现在和从前一样，自行印刷出版仍然是走向民主关键的第一步，独裁者们也知道这一点。 在封闭的独裁国家，书面文字常常带有特殊的神奇力量。人们不但渴望得到国外关于每一领域的 书籍，而且还渴望得到国内的有关资料。提供地下出版的工具，对民主事业的帮助，就如同在独 裁体制下允许一个出版机构独自运作一样，对独裁者将产生巨大的压力。美国大使馆努力促使当 局放弃禁止成立独立出版社的禁令，在这种政治援助下，“自由之家”在吉尔吉斯成立了第一家 非国营的出版机构。正如我们二○○○年在南斯拉夫所见，一条简单的标语——“Gotov Je！” （他完了！）——在全国张贴，对结束米洛塞维奇的统治和使塞尔维亚人民以一个民主现代化国 家重回欧洲的怀抱，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地人设计的海报和标语是由当地民运人士所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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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专案，这些都是外界支援的具体例子。大量的资金和推动民主的建议可来自国外，而勇气 和人才则来自本土。 语言和其他项目 外语培训是打开封闭国家的方法之一。没有英文或另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就无法让该国人民做 出对两种不同社会的比较，并了解现代社会的实质。 在担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时，我先说服了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然后，在“和平组织”（Peace Corps）主任柯弗德尔（Paul Coverdell）第一天上任时我告诉他，和平组织为匈牙利提供英语 教师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在共产国家提供这种方案还是第一次。柯弗德尔当天就见了布希总统， 并得到了首肯。这是我所见过的官僚机构运作动作最快的行动之一。 民主国家必须检查所有语言和食品援助项目，并将这些项目集中在最后四十五个独裁国家。和平 组织如把半数以上的项目和资源投入到这些国家，那将会产生戏剧性的影响。例如在古巴，这样 做就能戳穿古巴独裁者的所谓“美国反对的是古巴人民而不是古巴政权”的谎言。我们给北韩提 供食品援助，但是要怎样利用这种援助，来打开这个世界上最封闭的独裁国家呢？我们必须创造 性地重新思考许多这些方案的缺陷。比如，为什么和平组织除了教英文以外，不能教一些公民课 程呢？在和平组织提供服务的国家，了解民主政体已成为解决其他发展问题的前提之一。在这种 时候，为什么我们还必须一直遵循不参与“政治”项目的原则呢？玛丽．马革若利（Mary McGrory）提醒我们：“甘迺迪（总统）最初的设想是：所有的志工都成为和平的使者。”（注 5）现在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内在联系已经是很牢固了。 电影、广播和电视 班．金斯利（Ben Kingsley）的电影“甘地”（Gandhi）是电影可用来教育人民、激励人们的一 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这一部电影对世界各地民运人士的影响之大，令人惊奇。美国公共广播公 司（PBS）的电视剧“一种更强大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和“推翻独裁者” （Bringing Down a Dictator）对在独裁统治下遭受苦难的人民正产生有力的影响。到目前为 止，这些电影和电视剧已有不同语文版本，包括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中文、帕西 文（Farsi）和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文，并且已经由卫星转播到古巴、伊朗、所有阿拉伯国家 （尤其是伊拉克）和其他国家。想像一下，在沙乌地阿拉伯有一个家庭，正在从黎巴嫩的卫星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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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看“海上救生员”，一位漂亮的女救生员正在救一位快要淹死的男人。这部片子也许会使一 些虔诚的回教徒厌恶，认为那是西方的堕落，但它却是沙乌地阿拉伯最卖座的影片之一。它也清 楚地发出了妇女平等的讯息。台湾的连续剧也被卖到中国大陆，目前正在中国大陆的地方电视台 播放。 冷战的结束不应该是民主失去声音的理由。东欧的民主人士给予自由欧洲之声（Radio Free Europe）、自由电台（Radio Liberty）、英国广播公司（BBC）、德国自由之声（Deutsche Welle）、美国之音（VOA）和其他民主电台很高的赞誉，因为这些电台提供了外部世界的资讯。 但对剩余的四十五个独裁国家的电台和电视的工作，长期以来都存在着经费不足、技术陈旧的问 题。 我们必须重新努力，把焦点集中在三个地区的独裁政权上：非洲、大中东地区和亚洲。对这些地 区的每一个国家，我们都必须做更广泛的观察和研究。 在世界上最贫穷的独裁国家中，大多数人民并没有电视机，而电台的涵盖面广，且作用钜大，应 该对此加以大力支援。在独裁专制的地方，政府资助的广播系统是十分重要的。这些电台的连续 运作，包括扩大收听范围，是民主国家努力帮助生活在暴君统治下的人民一个关键因素。这些电 台的播音员如由当地的特约记者担任则效果更佳，至少可用那些不久前被驱逐出境的年轻播音员 和记者。美国之音二○○二年播出的流行音乐和新闻报导在阿拉伯国家中旗开得胜，尤其是在阿 拉伯年轻人中大受欢迎。但这并不能取代自由广播电台，如对伊朗播音的阿萨进电台（Radio Azadi）。专栏评论家迪尔（Jackson Diehl）说：“每天，学生领袖会用行动电话，从校园给在 布拉克的电台总部打电话，现场讲述最新的活动进展情况。每晚电台会重复广播人们的讨论，并 在德黑兰的学生记者们与被驱逐的反对党领袖之间协调沟通。”这个电台被停播后以流行音乐和 新闻取代，这等于送给了伊朗教派独裁者一个巨大的礼物。对每一个尚未获得自由的国家来说， 这两种电台我们都需要（注 6）。 对这些最顽固的独裁国家来说，从国外发出的短波电台和其他传播资讯途径是十分关键的。美国 国际开发署的分支机构“自由计画办公室”（Office of Transition Initiatives）为“非洲短 波之声”电台（SWRA）提供资金。这个电台在夜间向辛巴威广播。据二○○二年一月英国《卫 报》报导：“非洲短波之声开始广播仅一个月，就激怒了辛巴威执政党，因为它为反对党提供了 舞台，也为人民提供了获得真实新闻的途径，从而取代了国营电台乏味的、没完没了的宣传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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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闻。非洲短波之声由格里．杰克逊（Gerry Jackson）领导，他在五年前因播放揭露警察暴 力的投诉电话，而被辛巴威广播集团解雇。” 这种广播的声援，恰恰是封闭的独裁国家所需要的。这些电台由来自这些问题国家的专业新闻工 作者主持，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的听众和人民所经受的压迫。例如，当米洛塞维奇政权开始对唯 一的独立全国电视台“B 播放台”（Studio B）施加影响力时，塞尔维亚人就失去了他们唯一独 立的全国电视新闻来源。幸运的是，在塞尔维亚还有独立运作的地方——电台电视网，即“独立 电子广播协会”（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Electronic Broadcasters）。“B-92 电台” （Radio B-92）是当时新闻界的中流砥柱。在一九九九年当局把此台取消后，该台的原工作人员 学习改用不同的频率，以“B-292 电台”的方式开始广播。这个电台为塞尔维亚的广播网，提供 新闻节目。在北约轰炸以后的那一年里，米洛塞维奇独裁政权加强了对塞尔维亚的控制，这个电 台被塞尔维亚人民当做是独立的新闻来源。在二○○○年春夏，专制压迫最严重的时期，这个 “B-292 电台”和青年团体“抵抗”（Otpor）组织，一起维持着反抗的火焰继续燃烧，才使得 民主反对派的运动得以开展。（注 7）欧洲自由之声和德国自由之声等其他广播电台，都大大依 赖本土的特约记者做报导，他们的报导又被这些电台重新向塞尔维亚广播，这大大加强了特定听 众对报导的信任度。 除了电台对推动民主有重要作用外，这个世纪另一个重要的传播媒介则首推电视。我对此非常了 解。在独裁国家内部和外部，没有任何传媒能比世界各地现场转播的电视报导带来更多的资讯和 影响。我曾在中、东欧筹建了八个独立的商业电视台，帮助台湾成立了第一家“非国民党”电视 台（编注：民视电视台），也在中东做了好几年这方面的工作。 虽然民主国家政府现在对过去使用的电视形式已有更多关注，但是他们并不明白，创建一个受欢 迎的具有竞争力的电视台需要多少资金。美国有一次曾拨出二、三百万美元专用资金，用于帮助 建立伊拉克反对党的电视台。当然这是个值得推崇的目标，因为伊拉克人民生活在世界上最残酷 的独裁专制的统治之下。然而，这点拨款连购买最简陋的电视台所需要的播放器材、摄影棚设备 和雇用技术人员的钱都不够，更不要说支付雇用新闻专业人员和制作新闻、娱乐节目的费用。如 果没有重要的大制作，新的电视台就运作不起来，也无法保持收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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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卫星电视和国内电视的潜力仍是相当大的。带评论的独立新闻报导将是一面镜子，它能反 射僵硬的“官方版本”——千篇一律的最高领袖接见一群下属或谄媚拍马的人，或接见“友好” 国家的政府代表团等等。在真相被拒绝和隐藏的国家里，人们迫切渴望得到真实的资讯。 娱乐性电视节目也同样重要，而政策制定者几乎还看不到这一点。政府经营的电视节目常常是乏 味的，很少不带政治内容，其制作水平也很低。政府电视台有时也会用外国节目来补充一下，但 这些节目大多是过时的老骨董。当观众有另外的选择时，他们会到处寻找，以获得资讯或娱乐。 白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那里的国家电视台极少放过在电视中显露鲁卡申科画面的机会，也很少 播出娱乐性的节目。因此，大多数白俄罗斯人都收看俄罗斯台的娱乐节目，全国各地都能收到。 俄罗斯的电视台相对来说，比白俄罗斯的电视台更具独立性，政治倾向性相对小一些，因而也就 成为白俄罗斯公众的一个重要的新闻来源。 尽管外国制造的节目能吸引观众，但一个成功的电视台可为特殊观众群播放一些套装节目，如喜 剧影集、话剧、专为电视制作的电影、纪录片等。新制作的节目和未经过滤的真实新闻节目，是 一个电视台成为重要电视台的必要条件。一旦站稳了脚跟，这样的电视台就能有效地打破政府的 新闻独裁，从而促成来自民间对政府更明显的压力。 对独裁国家播放电视有几点必须注意。必须有一个专门的电视频道向阿拉伯国家播送不带偏见的 新闻和娱乐节目。中国和亚洲其他华人聚集区，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必须有播放广东 语和华语的频道。在非洲设立几个小型的地区性电视台效果最好。在策略上更为重要的是，在单 一语言的国家，如伊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他们更推崇他们自己的电视台。所有方案的目的 是：让这些国家有更多的人民接触到专为他们播放的新闻和娱乐节目。 现存的独裁国家最需要这些电视台，因为他们对那里的民主运动大有裨益。可是没有哪一个民主 政府愿意或者应该单独提供建立这种电视台的所有经费。 世界各民主国家必须齐心协力，成立一个独立管理的基金，用于创建政治上独立的、由本土运作 的商业电视台。这个“电台和电视台独立基金”（Independent Radio and Television Fund） 也可以给缺乏电视机的贫穷国家播放电台节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成员国，应该带头按其国内总收入的相对比例捐出 资金，同时也应该鼓励那些经济不很宽裕的民主国家主动捐出一点钱来，做出一个民主国家应有 的表态。这个基金的总额至少应达到十亿美元（实际上需要两倍），而且必须长期存在。但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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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目的是：创建能在市场上自己养活自己的电台和电视台。有了启动资本，基金会的经理们就 可以开始为独立商用电视台和电台寻找有潜力的市场，然后招收必要的本土人才，包括被逐出境 外的专业新闻广播人才和所在国家的经理人才。 网际网路 在四十五个独裁国家中，网际网路的普及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机会。即使在政府的控制下，网际网 路还是为受镇压和与外界隔绝的人们打开了观察世界的大门。经由对这些控制进行创造性的主动 出击，我们可以在网际网路上创立真正的民主。网站、网路贴文、聊天室、对独裁者罪行的报 导、呼吁非暴力行为、民意测验、真正的选举、对独裁者个人身分的确认、对独裁者的讽刺以及 对腐败的抨击等等，这些内容的传播范围仅仅受限于居民的上网能力和印表机。网际网路对地 方、区域、全国及国际间的交流和联络都起到相当巨大的作用。对民主人士来说，它是加速增强 力量的利器，而对独裁者们来说，却是大大增加耗资的不祥之物，因为他们企图把所有这些网路 联络控制在严密的监视之下。 中国的一个实例就显示出网际网路在这两方面的情况。“记者无疆界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arders,RWB）在二○○二年八月六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呼吁当局释放电脑异议人士李大 伟，因为他在网际网路上下载了赞成民主的文章而被判十一年监禁。记者无疆界组织报导说： “逮捕、封闭网站、自动检测系统、酷刑、警察跟踪监视和关闭网咖，中国政府现有一整套的镇 压机制，证实了它对网际网路的新闻自由的敌意。”该组织还披露说：“原本是警察的李大伟被 指控从海外的中国民主网站上，特别是 www.89-64.com 网站上下载了五百篇以上的文章，并把他 们编成了几本未被出版的书。据说他还被指控与据点在海外的‘反动’组织联系……目前在中国 至少有二十位网路异议人士被监禁，包括网站设计者黄琦，他在二○○○年六月三日被捕，未经 审判而被关押（编注：中国“天网”的创始人黄琦，因网站发表批评当权政府的文章，二○○○ 遭拘捕，二○○一年一月正式起诉，罪名是颠覆及推翻政府，至二○○三年五月宣判五年徒 刑）。杨子立和三位 lib.126.com 网站的设计者从二○○一年三月未经审判一直关押至今。但是 中国民主人士使用网际网路者却比以往大大增加。 记者无疆界组织在二○○二年八月七日还报导说，共产越南政府当天“取消了 TTVNonline.com 网站，这个网站被誉为二○○一年越南年轻人的最佳网站。”法国新闻机构引用其他官方来源的 消息说：“这个网站讨论了一些如一九九九年对中国疆土的让步、政治改革和共产党内的腐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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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因而招致政府的愤怒。自从一九九七年网际网路被引入越南以来，当局就一直在严密控制 网际网路。现在越南有四千个以上的网咖，为大约六十万越南民众提供上网的服务。” 聊天室和电子邮件的群体参与性给了人们勇气，因为这使他们看到自己并不孤立。在那种氛围 下，民主人士可以制订、发动、协调和掌控有关民主活动，而政府则竭尽全力策划反对措施。网 路技术简单易学，可由海外民主组织来教。这种培训可采用经济有效的“训练培训者”的办法。 在四十五个独裁国家中，有许多国家的政府控制了电信管道，这是民间活动网路组织者的主要障 碍。但这些障碍是可以克服的。例如在塞尔维亚，一个荷兰的“镜像网站”就帮助在网路上保留 了“B-92 电台”的内容，供网民浏览。在大多数情形下，网际网路对本土和流亡在外的民主人 士，以及有关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者，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间和私人项目 索罗斯和他的“开放社会机构”（OSI），以及该机构在独裁国家各地区勇敢的同伴们，为如何 开展民间活动提供了一个模式。与其他组织相比，开放社会机构在更多的国家做了更多的事。他 还承担了许多国家政府都不敢承担的风险。但总体上说，世界上的各类基金会和私人慈善机构是 胆小怕事的，他们对民主运动也不感兴趣。 在基金会界，民主似乎已落入了一种理想化的陷阱。自由派的基金会羞谈民主化，因为他们视 “民主化”是帝国主义的代名词。右倾的基金会采用实用政治的观点，认为民主化是不错的，但 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未必是重要的。这些基金会都需要一个全新的概念性和纲领性的框架— —也就是本书试图提供的那种框架。 一贯以来，很难向私人基金会募集到经费来赞助中国的民主党派、法轮功、缅甸的民主人士、伊 斯兰国家的妇女、支援非暴力对抗活动，以及开展其他有价值的活动项目。这种现象特别令人悲 哀，因为私营企业家和民间组织的能力，几乎总是大于政府的能力，私人企业和民间组织，应该 更乐意做一些非正规的、超越极限的民主运动。无论是个人还是私人企业都能本能地更明白他们 的处境是什么，应该怎样做才可能使他们得到最大的好处。投资者艾克曼（Peter Ackerman）就 是一个很明确的例子。他积极支援提供非暴力对抗策略和技巧的教育与培训。他的努力包括出版 书籍和“公共广播网”（PBS）的系列影片“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和“推翻独裁者”（注 7）。 由民主而取得的健全法治和腐败减少，无疑能使企业家受益，这也将成为企业主支援民运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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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我们需要一位资深、卓越且能得到白宫支援的产业界人士来寻求民间对海外民主运动的资 助。 注 1：李奥尼德．罗曼科夫，〈对外打开的极权社会：俄国的一个看法〉，《体会人权》，萨曼 莎．包儿和格．艾立森编辑（纽约：圣马丁的新闻，二○○○），64 页。 注 2：罗伯．赫曼和西奥多．皮可尼，《维护民主：一次全球性勘测，对外政策趋势，一九九二 至二○○二》，（华盛顿特区：民主联合专案组织，二○○二）。 注 3：与约翰．福克斯的交谈，二○○一年十一月。 注 4：与肯．沃拉克的交谈，二○○一年十二月。 注 5：玛丽．马格若利，〈协助耕耘领域〉，《华盛顿邮报》，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注 6：杰克逊．迪尔，〈凯西卡或者自由〉，《华盛顿邮报》，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注 7：斯帝文．约克的精采影片“推翻独裁者”展示了 B-92 电台和 ANEM 电台在反对米洛塞维奇 的奋斗中所起的作用。 另外，一本由马修．科林写的新书《游击电台：摇滚乐电台和塞尔维亚的地下抵抗》（纽约：雷 声出版社，国家书籍，二○○二）对 B-92 电台和 ANEM 电台做详细分析。

第五章 民主进程规划和实施计画 民主是维护人性尊严的绝对保证，也是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公义的唯一道路 ——金大中总统（Kim Dae J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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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在经济落后的未开发国家中，计画性经济已成为一种例行性策略。利用规划和执行计 画得以突破现有模式，以达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这种策略作法至少可追溯到五○年代。这一作 法虽具有强制性，却广泛地被有关的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资助国家所认可。然而对于政治体制 落后的国家（通常也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则还没有一个可以与之相当的策略。这些国家往往 由一人统治，结果阻碍了社会与经济的广泛发展。这些国家明显地较无有效的投入效益，独裁统 治造成的管理不当和腐败是一个主要原因。目前，在各国际组织、资助国及各种政府组织或非政 府组织之间，还没有适用于这些国家的可行之政治或民主进程规画。 幸运的是，随着对经济和政治发展联带关系越来许多的认识，一种藉用经济援助带动民主发展的 新态势正在形成。布希总统在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于墨西哥蒙特雷市（Monterrey）召开的 “联合国开发筹资会议”（United Nations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Conference）上的讲 话就是一个指标性里程碑。布希总统提到：“已开发国家不仅有责任分享财富，还要倡导生财之 源，那就是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法律和人权。”在他提出新的“世纪挑战帐户（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 MCA）”要对关键发展项目提高 50％的投资，但同时指出：“我们必须将 更大的援助和政治、法律及经济改革挂勾。……经由一个自由的、优良的政府，我们可以解救百 万人于贫穷之中。”同样的方针也体现在新“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和它的“非洲新经 济伙伴发展计画”（New Economic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 NEPAD），至少 在字面上表明，要用增加援助和投资来鼓励民主的实践。经由宣誓实行民主选举、尊重法律，同 时可在成员国违反人权时实行干预，非洲领导人确信可吸引已开发民主国家每年六十多亿美元的 新贸易投资。 但是，正如“自由之家”执行董事文森（Jennifer Windsor）于二○○二年七月十九日在《纽约 时报》上指出：“一个区域联盟对推动民主发展的保证，可使人们对新组织寄予很高期望，但同 时这种保证也可能很快成为文字游戏。例如，独裁统治利比亚三十多年的格达费、二十多年来一 直阻挠肯亚民主改革的莫伊，都是新经济伙伴发展计画协会关键成员国的领导人。”在美国，这 些期望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用于发展援助的总统新政策还没有实施之前，这些“文字游戏”的敷衍 作风，可能就已经有削弱其影响的迹象。正如文森指出：“一些管理部门的官员想要降低对民主 和人权的评量标准。”这些迹象来自于商务和财政部，来自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国务 院、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及其他多边组织。当良好的政府体制 和公民参政获得普遍共识的同时，“民主”一词却还是避免被提及。一位支持民主的世界银行官 员甚至说，他们没有义务必须倡导民主。 92

有一些联合国组织也在上述观点上作概念性的推展，尤其是“联合国开发计画署”（UNDP）最为 积极。在该组织的〈二○○二年人类发展报告：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强民主〉中，该署的行政官员 马克．布朗（Mark Malloch Brown）争辩说：“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成功的人类发展 取决于社会各层面深入而广泛的民主管理……以上这个论述主张还是有争议的。”不幸的是，这 份报告中用了大部分篇幅讲述已经存在民主制度和正在向民主过渡的国家，而对排在后四十五名 的国家却是懦弱地几乎完全不敢提及。联合国开发计画署在一份二○○二年针对阿拉伯世界的民 主缺陷的报告中，虽有了新的突破，但也只是局限在分析和概括性的建议上。 另外一个概念性的突破是，美国和一些区域组织越来越强调以书面形式记录新的民主承诺，尽管 这种概念性的突破还需要努力达成政治上的实现。正如迪尔（Jackson Diehl）在二○○二年三 月十八日《华盛顿邮报》上指出，“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和乌兹别克外交部长卡米洛夫（Adulaziz Kamilov）签署的战略伙伴声明多达二十多页，内容则是出乎意料的细致。协定中给了卡米洛夫 所想要的美国较广的承诺，美国将支援乌兹别克对抗任何外来威胁，并包括提供军事培训和设 备。美国所交换的是，乌兹别克的统治者也以书面形式承诺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包括建立 多党政治，并确保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媒体独立，还包括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多年来一 再督促却不得成效的司法改革和推行自由经济的承诺。”而“美洲国际组织”（OAS）也采取了 类似的立场，在它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成立的“美洲民主分会”（Inter-American Democratic Charter）章程中，声明美洲国际组织将维护美洲民主，并有相关的详细计画。目 前，我们必须从声明阶段过渡到决定性的行动阶段。仅仅声明要达到哪些民主措施是不够的，我 们需要有具体的行动计画和专案项目来实现他们。 因此，为了在二○二五年前实现全球民主化，我们应该有三年、五年、十年甚至于二十年的政治 发展计画，作为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并将其应用在四十五个独裁政权的每一个国家。很显然，不 可能以一种模式应用于所有的情况，实行过程中将会有无数的修改。最好是能够在社会上造成一 种声势，以加快变革的步伐。但是无论有没有造成声势，结果是一样的，就是要在每一个国家达 到〈世界人权宣言〉中声明的：“人类应拥有所有的权利和自由，包括自由选举、独立媒体、宪 政体制、工会，及不分性别、种族、宗教信仰、或社会地位的人人平等（注 1）。”虽然通往自 由之路对各个国家是可能不一样，但是对于草拟国家政治发展规划来讲，将有关的原则，阶段和 步骤明列出来，是会有帮助的。在原则上，无论我们的具体目标是什么，我们应该在使用的手段 上取得共识。计画中要规定：无论从现有政府的角度或者从争取自由的团体的角度来看，暴力的 手段是不可取的。政府应该认识到反对派有权力倡导民主，从而不采用暴力手段去镇压那些以和 93

平手段推行民权的民主人士。而民主运动本身，必须遵循甘地的原则，避免用暴力手段去争取公 义。 另一个有关手段的重要共识是，采取全国性的社会各阶层的对话，这应该朝向运用全国性的圆桌 会议的方法。这一手段在八○年代末期在中欧地区，以令人吃惊的和平方式过渡到民主的过程 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独裁的形式各有不同，对于家族统治的王国，也许可以用下述的渐进方 式予以影响。在波斯湾，巴林、卡达和阿曼等王国就已经向君主立宪制迈进。尽管整体上有所不 足，但至少是朝向正面发展。一些很受民众拥戴的君王，很可能会同意实施某些具体的民主措 施。对于其他类型的独裁者，特别是那些透过暴力取得政权、并用镇压百姓来维护政权的独裁 者，将不会轻易接受这种民主规划和实施。但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独裁者往往会高估 自己掌控局势和权力的能力，因此假设其有可能同意实施选举或其他的一些民主措施。即使是被 拒绝，也是有作用的。至少我们可以昭告世界，这些暴君拒绝渐进和平的民主进程，显示出他们 惧怕自己国家的人民，并使他们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从而激励人民去推翻他们。 民主进程阶段 民主进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下面将具体探讨各阶段步骤。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要经过这些步骤 或按照这个顺序。有些国家可能跳过一些阶段步骤，有些国家可能需要做往复的修正。但是，这 种对民主进程的探讨可以揭示出向民主过渡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民主的实施提供一 个实施要项和明确的衡量标准。 第一阶段：“初始阶段” ●初始的阶段是很温和的，会使独裁者很难拒绝。在环保、保健、商务、妇女等实用领域建立起 各种民间社会团体。 ●在基层进行无党派的多候选人的选举。 ●在各阶层成立专业的立法机构。 ●在非重点工业建立独立工会。 ●司法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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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法和其他非敏感领域的法规建立（例如，契约、民事纠纷、刑事案件等政治性不高的领 域），以及在这些领域公正的执法，包括对腐败的揭露与制裁。 ●在不敏感的领域如卫生和环保领域，允许媒体自由报导。 ●开放国际间的交流往来；允许国际组织、其他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开放网际网路。 第二阶段：“半民主阶段” 这一阶段是在各个方面进一步推进。 ●民间社会团体将包括监督选举、人权组织、政党和宗教团体。 ●地方和省级部门的执行官员、立法官员，以及国家级的立法官员，要经由多党派候选人的选举 中选出。 ●立法机关可监督指定的执行机构。 ●除了极敏感的工业外，工会将有更广泛的活动空间，允许非全国性的罢工。 ●地方和省级部门的独立司法机构。 ●法律应涉及到敏感的领域，如允许社会团体和平集会与活动。 ●政府和独立的社会团体代表，就环保、保健等社会议题进行协商，并允许独立媒体没有限制的 新闻报导。 ●允许就环保和社会政策等非重要国内事务，进行集会和示威。 ●独立的地方和省级的出版业、电信媒体及国家级的出版业。 ●允许国际组织、其他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直接帮助推动民主发展，停止对资讯自由流通进行 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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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真正实现民主” 这一阶段是全面的建立一个民主化的体制和政权。 ●民间社会团体享有全方位的自由，去实现他们的理念。 ●多候选人的总统或最高国家领导人的选举；接受国际和地方组织的选举监督；现任总统对选举 结果的认可；及总统有限任期制。 ●没有限制的全方位协商会议。 ●没有限制的集会自由。 ●全方位的立法及监督执法机构的能力，包括监督如国家安全部门等敏感机构。 ●在所有工业部门允许独立工会活动；允许全国性的大罢工。 ●独立的全国性广播电台、电视台；打破政府对电信媒体的垄断。 ●国家级的独立司法制度。 ●政治领域的所有方面，均以法律规范。 当我们在思考如何实现各个阶段时，我们也不得不想，是否这些规划看起来太简单了。在国际社 会中，谁会给予帮助？谁会从中反对？很难想像独裁者会予以合作来推翻他们自己，也许，举着 火把和标语走上街头是更好的办法。 谁来主导：让独裁向民主转化的国际中心 目前，还没有一个从事民主规划的国际中心，并且在某些方面说来，缺乏国际问题专家。正如前 面提到的，以前推进民主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那些正在向民主过渡的国家，即“自由之家”所称呼 的“半自由化”国家，这一名词是用以与那些根本没有自由的国家作区别。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国 际组织从事民主和人权的活动，包括联合国开发计画署（UNDP）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至于世界 银行也开始认识到，在非洲、中东和其他的独裁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来自于缺乏良好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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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管理，因此，虽然它没有明确提到良好的政府管理需要有一个全面民主化的政府，但它已相应 地在推动民间社会团体的建设。 但是，按照本书提议的步骤去实施的国际组织目前还不存在，这些组织的任务是专注于独裁问 题，全面的去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是在民主化的国家，其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对于推翻独 裁政府以及民主规划和计画，也相对的没有多少研究。 然而还是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的。据报导，联合国秘书长安南（Kofi Annan）曾考虑在秘书处 设置一个民主办公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九九九年通过了一个民主化提案。在二○○○年六月 和二○○二年十二月，“民主政体联盟”（The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分别在华沙和首尔 召开大会，大多数国家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达到共识，认为倡导民主是极其重要的。二○○一 年“九一一事件”更加证明其重要性。也许，建立一个独裁转向民主化的国际中心的时机已成 熟。这个中心的任务就是，经由执行五年和十年民主规划和给本土民主人士提供协助，来推动四 十五个独裁国家民主化。而民主政体联盟足以领导成立这样的中心。 这个中心以上述的原则步骤来展开工作，使独裁者接受那些条件，帮助本土民主人士充分利用好 这些新机会，并确保民主国家尽最大的努力来施加压力，使独裁者依从。 目前，尚缺乏这样一个让卓越的民主人士和仍然居住在四十五个独裁国家的人联系起来的中心。 这个国际中心应培训非暴力抵抗的领导人，教导一些策略和技巧，使他们将来可以运用这些策略 和技巧，对独裁政权施压，并有助于他们最终取代独裁政权，建立一个新兴民主政权。这个中心 还应培训来自世界各国的民主活跃分子，以使其能有效地活动于独裁政权的不同环境中。也许最 重要的是，中心可以帮助民主人士认识到联合起来对付独裁者的重要性，及如何准备选前的枱面 技巧。来自民主国家的民主活动家在到领事馆工作之前，也应该在中心待上一两个星期，藉以深 入了解当地的民主活动人士。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可从这种培训中获益。 这个国际中心可以像世界银行那样和联合国保持一种松散的关系，注册于联合国但却是独立的机 构。这既给予中心做为联合国机构的合法权益，又可最大幅度减少联合国中独裁政权的干扰。而 且，由于它不受限于联合国官方机构和文件，这个中心可以更快的建立和运行起来。中心的领导 人可以是有经验的民主活动家。由独裁转向民主化的国际中心的执行总裁，应该是前波兰外交部 长杰瑞马克（Bronislaw Geremek）那样的人物，杰瑞马克帮助波兰摆脱了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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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工作人员应包括有推翻独裁政权实践经验的年轻人，如菲律宾人、秘鲁人、塞尔维亚人、 捷克人、匈牙利人、马利人等。 当然，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国际社会和关键国家的重视，我们不可能期望来自独裁政 权的任何合作。但是，这种合作还是有先例可借鉴。国际民间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会，以及各国政府在推广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都和独裁政府打过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 也倡导了一些重要的民主特性，如私人企业、法律条文和反对腐败。然而这种努力的效果不够充 分且复杂，这是因为那些合作关系是建立在对民主的理念有危害的基础上。 第二个先例是，起始于一九七二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安会”（CSCE）。苏联想经由对话， 将二次大战后的中欧及东欧苏联势力下的各国边境线合法化，并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注 2），同 时，苏联也希望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而对欧安会来说，除了这两个议题外，还有一些在西方国家 的压力下提出的第三个议题，就是促使政治自由化。当就第三个议题和苏联领导层交涉时，包括 季辛吉在内的众多外交家和观察家都不够重视，他们只认为这是需要提及的一个话题，但不值得 深入探讨。虽然如此，苏联第一书记布里兹涅夫和他手下的人却更了解这项议题的性质，他们激 烈持久地反对提议，但没有成功。随后，他们试图把这些提议变成签署后可以不需遵守且无人过 问的文件之一。一九七五年苏联和其华沙公约组织被说服签署另外的关键文件：《国际民权及政 治权利盟约》和《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历史证明，在苏联境内及其他共产党独裁国家的 赫尔辛基监督机构，对于似乎“坚不可摧”的苏联及其盟国的倒台起了重要的作用。 东欧和苏联的民主人士，藉其领导人在人权文件上的签名，来证明独裁政府的非法和卑鄙的伪善 行为。这一历史仍然令那些在白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的民主人士记忆犹新，部分原因是这些国 家是“欧安组织”（编注：OSCE，由欧安会 CSCE 改名而来）的成员，欧安会文件也适用于这些 国家。捷克的“七七宪章”（Charter 77）民运组织就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例子。 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深夜，捷克剧作家卡迪维司（Pavel Kabdivsky）、哈维尔（Vaclav Havel）及作家瓦克理克（Ludvik Vaculik）在布拉格通往捷克联邦大厦的路上被捕（注 3）， 当时他们带着三页标题为“七七宪章”的文件。该宪章指出：“政府于一九七五年签署了《国际 民权及政治权利盟约》和《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于一九七六年三月生效。遗憾的是， 在欢迎这一宪政变革的同时，我们国家的基本人权只是书面上的说法而已。”文件中接着列出了 在共产党统治下“秩序正常化”之后，一些违背基本人权的情况。正如哈维尔的传记作家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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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Keane）指出的：“宪章中的指控是严重的，捷克共和国本应朝向自由和没有阶级的社会 迈进，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不讲法律的极权国家，一个不受监督的党国机器下的永久人 质。”“七七宪章”明确指出，它不是一个革命组织，而是“由不同信仰、不同宗教和不同职业 的人，基于为了使公民权和人权在我们国家以至全世界得到尊重，进而得以达成个人和集体奋斗 的共同愿望，而组成的非官方的自由公开团体”。由哈维尔和其他几个人发起的由二百四十三个 公民签名的“七七宪章”民运组织成立，正好赶上联合国“政治犯年”（Year of Political Prisoners）的开始，及以贯彻赫尔辛基公约为主题的贝尔格勒会议的前夕，因此适时地引起了 极大的回响。“七七宪章”成为西方的热门话题，在捷克也是广为人知，因为共产党动用全部的 媒体，花大笔钱印制了大量免费宣传品反对它。 包括“七七宪章”章程、哈维尔后来写的关于“生活在真理中”标题为《无权者的权力》的论 文，以及根据“赫尔辛基最终协定书”（Helsinki Final Act）进行的其他民主运动，他们互相 呼应支援。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布扎克（Zbigniew Bujak）写下了《无权者的权力》一文对他们 行动的激励：“我们是在一九七九年尤瑟司（Ursus，牵引机）工厂读到这篇论文的，那时我们 正处在最低潮，受‘波兰工人保护委员会’（KOR）的启发，我们在商店、各种公众场合或与人 谈话中，一直到处讲述工厂、国家和政治的真相。在那时，人们认为我们这样做很蠢。为什么我 们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冒这个险？由于看不到任何立竿见影的哪怕是微小的影响，我们开始怀 疑我们这样做是否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是否应该想些其他的办法，其他的路？正在这时，我 们读到了哈维尔的文章，为我们的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鼓舞了我们的士气，我们没有放弃我们 的运动。一年后，也就是一九八○年八月，情况明朗化了，当权者和工厂的管理层实际上非常怕 我们，我们变得重要了……回顾团结工会和‘七七宪章’民运的胜利，我看到，他们是哈维尔文 章中理论和预言的实现。”（注 4） 经由站出来暴露邪恶政权真相的实际行动，捷克、波兰、俄罗斯、匈牙利和东德的政治异议人 士，帮助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最终击败了极权政府。我们希望类似赫尔辛基的民主进程出现 在中东、亚洲和非洲。 要记住这一点，独裁者十分顾及他们的面子。他们喜欢在门面上得到来自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 织，特别是与钱有关的国际组织的承认和认可，他们需要和世界的先进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而这 些先进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当独裁者为巩固其政权而以掩饰、玩弄与操纵的手段来延续更长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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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时间的同时，他们也会受到民主国家因贸易和投资造成的巨大影响，有时，这种影响会迫使独 裁者考虑和他们国内的民主人士调解。 为什么要参与其中 当然非常重要的是，不能让独裁者拖延更长的时间。每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计画，要对民主进程 三阶段的每一个阶段确立最后期限，要和各国政府、国际财团及非政府组织的努力结合起来。当 由于独裁者的不配合而错过最后期限时，要有针对独裁者及其朋党，而不是对人民采取渐进的经 济制裁。如果独裁者拒绝在一定期限内向民主过渡，一开始就完全不配合，那么，可以动用海牙 国际刑事法庭或特别法庭审判独裁者，解除他的权力。 这样的规划和实施是不是有道理、是否有必要、会不会事实上产生相反的效果？毕竟，在过去四 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即使缺乏国际社会的这种特殊努力，许多独裁政府仍令人惊讶地被推翻 了。复杂和阶段渐进的规划有强制性、费用又高，需要投入政治力量，而且可能被独裁者利用。 努力去实施这样的计画，可能造成紧张的局势，或者，使得民主活动人士畏缩不前。历史已证 明，本土民主活动人士最终会成功。为什么不直接的鼓励他们走上街头，推翻独裁者？ 这种推进民主发展的规划有不容忽视的策略原因。许多独裁者签署了如《世界人权宣言》、《联 合国章程》，新的类似《赫尔辛基公约》等的大量文件，民主规划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从 书面文字到实施民主的行动。 这样的规画，有助于民主政府之间、以及和独裁国家内的民主人士之间的广泛了解。例如，许多 人认为，阿拉伯国家需要更长的时间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加速其进展的行动可能导致其不稳 定，从而产生更糟糕的政府。然而，不尽快开展这样的行动，那些最糟糕的反民主的政府，几乎 可以肯定会加入到独裁者的行列，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合法的民主进程来改变这个链结。当然， 这是从伊朗王朝事件中得到的教训，由于没有认识到伊朗王朝是多么脆弱，且没有支持温和改革 的伊朗民主派，导致给何梅尼和他的继承人哈米尼大开方便之门。 参与政治发展计画和活动项目中的另一个原因是，改变我们和独裁政府打交道的内容和重点。目 前，我们只是陪他们玩他们的政治游戏，局限在具体事件或某一暴行上打交道。长期以来，只是 着重在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们要求独裁者释放某个人，而不是迫使他们分阶段的走向民主化。最 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要让所进行的抗争有特定的授权和合法性，民主规划和订出最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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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可以鼓舞当地的民主人士，使其工作更有效。民主规划的最低承诺是，最终要消灭独裁。对独 裁合法性的挑战，是参加这一实践的主要原因。 如果独裁者顽固拒绝与民主规划合作，那么这种民主计画对于在民主国家中，特别是对外交部乃 至某些人权组织中的发言人来说，将很难把周期性的释放犯人或某些政府声明当成是胜利的“进 程”。民主规划应该是加速独裁者的灭亡，而不是阻止或延缓其最后时日。如果在民主计画的期 限日之前，全国性的联盟和势态就已形成，那么，就要把期限日提前。当重要的民众基础形成 后，民主进程就会有众多突破，变化就会很快。采用这里建议的方式走下去，会有助于巩固极重 要的民众基础。从这个概念来讲，即使是不成熟的计画，其结果也是好的。 本章前面提到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最近和乌兹别克独裁者卡里莫夫签订了一项二十页的协议书， 详尽地提到了要建立一些特定的民主机构。现在，我们必须紧接着提出一个民主进程规划和时间 表，应用在乌兹别克。这是很令人鼓舞的事，来自前苏联大家庭的卡里莫夫很可能如二十七年前 布里兹涅夫在赫尔辛基一样，低估了这一协议的力量。 注 1：〈世界人权宣言〉在许多参考书上都有，也可在联合国的网站上下载 http://www.un.org/Overview.rights.html. 注 2：艾．波得《从赫尔辛基向维也纳：赫尔辛基过程的基本文件》（乌得勒支，荷兰：马提那 斯．尼弗，一九九○）。 注 3：约翰．科尼，《瓦次劳．哈维尔：政治悲剧的六法案》（纽约：基本书局，二○○○）。 注 4：科尼，《瓦次劳．哈维尔》。

第六章 大使馆是自由之家 大使是自由战士 我们将向恐怖分子和暴君宣战，以捍卫和平……我们将在所有的土地上鼓励自由开放的社会，使 和平得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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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在范围日益缩小的独裁国家中，点缀着许多自由的岛屿，这就是民主国家派驻在那里的大使馆。 在北韩、古巴、沙乌地阿拉伯、中国以及其余的最后四十五国的境内，驻扎着少则若干个，多则 上百的民主国家大使馆。有些大使馆，在一些国家帮助非暴力抵抗运动建立民主的过程中，起着 关键的作用。有时候则透过一些著名人士的来访，而起到鼓励作用。 过去在许多国家，已经有许多有关外交官勇敢奉献的故事，其中也包括一些前共产党和其他独裁 政权国家，他们都曾努力帮助那些仍然在遭受压制的人们。 九○年代初，捷克派往古巴的大使普瑞毕克（Peter Pribick）曾任职于自由欧洲电台。他因鼓 励自由而闻名。他被派往古巴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捷克这个自己才刚刚从独裁统治下解脱出 来的国家，愿意帮助在古巴的民主兴起。他一上任就很快与古巴异议人士建立了联系，并开始以 各种方式向他们提供帮助。有一天在几名异议人士访问大使馆之后，普瑞毕克太太的汽车被另外 一辆车撞了。撞车者显然是故意的，其意图是恐吓。（这一招是西方驻前苏联外交人员都很熟悉 的。一九七一年，三名前苏联国安局 KGB 杀手当着我的面恐吓我的妻子；同事妻子的多辆汽车的 挡风玻璃，也都在她们坐在车里的情况下被人用大锤砸碎。）但是普瑞毕克夫妇仍坚持向古巴民 主人士提供协助（注 1）。 这些努力中，包括两名捷克著名人士到古巴的访问，其中之一是“自由之家”赞助支持的。这两 名捷克人，一个是前财政部长菲利普（Ivan Pilip），另一位是巴本尼克（Jan Bubenik），一 九八九年“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中的学生发言人。二○○一年初，他们前往古巴 与古巴民主人士会面并交流经验，但是被卡斯楚的特工逮捕，并关押了将近一个月。三十二岁的 巴本尼克曾经在“全国民主协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NDI）和“国际共和协会 民间社团组”（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on Civic Society）工作，在保加利 亚、南非和辛巴威等国进行文明社会建设工作之研究。他们愿意冒这样的风险也说明古巴与民主 的距离还很遥远。 二○○一年十一月，“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成员义大利代表迪布依（Olivier Dupuis）和四名来自“跨国激进党”（Transnational Radical Party）的欧洲民主活动人士， 在寮国因为纪念两年前的学生民主示威活动而被捕并受审，罪名是“损害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他们被判“进行反对寮国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宣传”，并被处以罚款，判处两年监禁，缓刑而被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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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出境（注 2）。这些民主活动人士之一的克瑞莫夫（Nikolai Kramov）是俄国人。这代表新近 民主化的国家的许多公民，对进一步推进民主这个普遍价值观的热忱。 这样的故事还很多。其中一些是美国的大使。但是与大使馆能够提倡推动民主的广泛机会相比， 实际的行动相对还是很少的。即使是在推进民主方面相对比较活跃的国家，像瑞典、英国和美国 等，真正实现的还不到 10％。其他民主国家实现的甚至不到 5％。实际上，更多的民主国家的大 使馆起到的作用，反而是维护那些独裁者的权力，而不是推翻他们。 发挥创造性的好机会 大使和大使馆当然要受传统和实际条件的限制，而且在独裁者的土地上情况是不容易的。虽然如 此，如果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确信经由支援民主人士来推进广泛的民主是对和平、安全和繁荣的最 佳保证，从而把它做为大使馆的基本使命之一，他们会发现机会是非常多的。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前外交官库伯特．金（Colbert King）敦促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在 与经常性压制人民的独裁政府和国家打交道时，采取一致的策略。在二○○二年二月二日的专栏 文章中，金谴责那些主张在外国“入境随俗”的做法。这种见机行事的态度在与沙乌地阿拉伯这 样的“盟友”打交道时尤为流行。金引用前外交官员，美军上校诺斯（Gerald Rose）对这种心 态的反映说：“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七年之间，我在南非任职。我可以作证，美国大使馆人员没 有采用‘入境随俗’的做法。我们代表着美国的价值观。在南非，我们是‘机会平等雇主’，所 有事情都不实行种族隔离。我们对当地的制度持否定讥讽的态度。我们绝不是简单地‘入境随 俗’，我们按美国人的方式办事。”我们的代表们应该代表我们认为好的价值观。其行动应该是 民主方式的。 到任 当一个民主国家的大使抵达一个专制国家时，传统上，他应该向对方政府——一个缺乏法治、违 反国际法、侵犯自己人民权力的当局递交国书。一个以民主为中心的外交，可以让新大使象征性 地首先向该国的合法代表——他的人民和帮助他们争取自由的人们“递交国书”。虽然各国的情 况都有特殊性，但总有一些机会。 在与独裁者的代表或独裁者本人见面之前，大使可以先与民主人士会面。见面方式越公开明显， 影响越大。比如在缅甸，新任大使可以首先给翁山苏姬家里打电话，在二○○二年五月之前，她 103

一直被软禁在家里。以这种方式来表明，我们认为她是合法当选的政府首脑。在皮诺切特统治下 的智利，美国大使邦尼斯（Harry Barnes）首先公开会见了一些反对派政治人物，包括“基督民 主党”领导人维尔德斯（Gabriel Valdes）。邦尼斯大使对我说：“我决定利用我的就职讲话来 强调民主。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向公众露面，我可以公开向皮诺切特这样说。”在布达佩斯， 我在就任大使不久就在令人瞩目的盖勒旅馆的主餐厅会见了克义斯（Janos Kis）和瑞克 （Laszlo Rajk），他们在一九八六年是匈牙利的两名头号民主异见人士。（我现在后悔的是， 这次会面是在递交正式国书之后——如果在之前就好了。）我告诉克义斯和瑞克说，我是为他们 和匈牙利人民赴任的，当我问他们怎样能够帮助他们。他们的要求是归还他们的护照，我们马上 答应了这个很简单的要求。然后才开始谈更大的话题。 在大多数国家，都有标志为争取自由的地方，当然也有代表压迫与征服之处所。新大使到任后， 应该快速公开地与代表自由的地方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北京，大使可以向当地和国际媒体发表声 明，然后在前民主墙的地方、或者在一九八九年学生和工人们被所谓的“人民解放军”屠杀的桥 上，摆放用彩带装饰的花圈。或者在活动中表明他的国家和其他民主国家的立场。 邦尼斯在就任智利大使不到一个月，就参加了教堂里的一个烛光晚会和一个人权日游行活动。这 是由“天主教团结牧师会”（Catholic Vicarate of Solidarity）组织的活动，支援与悼念被 皮诺切特当局关押、杀害或流放人士的活动。 大使在任何地方或者事件的声明中，都要清楚地说明政府要求他做的事情。声明中首先表达，对 当地人民的尊重和深切关心。大使应强调：他将加强两国人民的直接联系和合作。 他应该宣布他的政府想帮助该国（比如中国、古巴、沙乌地阿拉伯）人民经由实现民主权利和制 度，来掌握自己的未来。对人民的关心、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合作、使人民更充实——这三个要素 是无法用价值衡量的外交活动的关键部分。 当地名人和人民的声音 大使及其政府应该明白，大使本人可以成为当地名人，并成为当地暂时无法说话的人民的代言 人。比如像《纽约时报》的文章所写的：“美国驻肯亚大使哈姆斯顿的真正贡献是倡导变化。他 在一九九○年五月刚抵达不久的一次讲话中说：‘美国的经济援助应该给那些提倡民主制度、捍 卫人权，和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哈姆斯顿的这番评论，给当时只有仅仅几个人的反对派运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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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活力。”哈姆斯顿在私下写给胆小谨慎的国务院的信中，他的职业外事办副官为哈姆斯顿辩 护说：“在肯亚人心中，哈姆斯顿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他很可能是在肯亚最有影响力的外 国人。我们大使馆经常收到肯亚各行各业民众对他为真正关心自己国家命运的人带来希望的赞 扬。”（注 3） 我自己任驻匈牙利大使的经验也有类似之处。当时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格若利（Mary McGrory）写道：“帕玛是个充满活力的人，他像是个离经叛道的奇异人物一样。他代表着匈牙 利人几乎可以自己体验到的一个民主政府。”（注 4）我离开布达佩斯两年之后，一家匈牙利报 纸的调查发现，我是在匈牙利最受欢迎的十个人之一。每一个美国大使，每一个民主国家的大 使，都应该努力成为在专制制度下饱受痛苦人们心目中最欢迎的人。 在独裁统治环境下的这种特殊角色，要求我们在挑选大使时格外用心。正如在民主国家里竞选官 员的人必须向人民讲话一样，那些到北韩、缅甸、或者沙乌地阿拉伯等国家当大使的人应该具有 赢得当地人民欢心的能力，而不是取悦独裁者。形式上可以是多样的。比如，一个到北京做大使 的华裔美国人一定要强调两国人民的紧密联系。一个信回教的印度裔驻巴基斯坦或者伊朗大使也 可达到类似效果。 选择大使也表明不同的着重点。选择谁或是什么样的人做为大使，可以强烈地表明对民主的重视 及其优先性。比如选择前《时代》杂志编辑格兰瓦德（Henry Grunwald）担任美国驻维也纳大 使，向这个仍然受过去战争影响的国家发出了正确资讯，因为格兰瓦德曾经是个逃出被纳粹并吞 的奥地利犹太人难民（注 5）。 在一些回教国家，大男人主义也许是阻碍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如果民主国家协商起来，在一定 时期都派女大使到沙乌地阿拉伯这样大男人主义的国家，一定能够鼓励沙乌地阿拉伯妇女去争取 自己的权利。因此在这里美国的作用是很关键的。一些人会挖苦说，把女大使送到回教国家会削 弱影响力。但是可以肯定的说，至少对美国来说不是这样。比如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温蒂．钱柏 林（Wendy Chamberlin）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迫使巴基斯坦独裁者穆夏拉夫改变做法一事 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不管美国派什么人去，他都应该受到等同他所代表的大国一样的尊重。顾虑独裁者的偏见不是世 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应该考虑的事情，这样会给希望得到我们鼓励和帮助的人民及独裁者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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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去最不好的资讯。我们应该在妇女受歧视的国家的所有大使馆的前面都贴上这样的标语：妇女 权力平等就是说“妇女也是人”。 走上街头的大使们 一旦大使们认识到了他们能够成为当地的政治角色，他们向当地人民表达关心，推动两国人民之 间的合作，和支援民主人士的方式就很多了。其具体方式可以是很庄严的，也可以是被有些人认 为可笑的，或者至少是轻松的，但却绝不是传统的外交方式。 比如说，假如派往中国的民主国家的大使和外交人员在北京的公园里，在他们有领事馆的城市 里，在他们去全国其他城市的旅途中，开始练习法轮功的简单而又容易识别的功法，其意义就不 同一般了。这种延伸的联合行动将向中国人民和当局表示，西方对中国压制法轮功，以及其他宗 教信仰，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回教的批评，不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最有力的方式，是所 有民主国家的大使和职员们走向天安门广场，手里举着旗帜，和每周都在试图这样做却被殴打、 被关进监狱和劳教所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起，练习法轮功。如果有足够国家人数的大使和外交官 这样做，那么中共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这场镇压。 这个做法已经被人采用并动摇着害怕失去政权的中共当局。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三十五名 西方抗议者在天安门广场，打开了写着法轮功原则“真善忍”的旗帜，并诵读法轮功的短篇经 文。警察的反应快速而又残暴。他们用警车包围了抗议者，逮捕他们，几个人遭到殴打。其中一 人挣脱后跑向围观的人群，用中文高喊：“法轮大法好！”但很快被警察抓走。随后几天，《华 盛顿邮报》在叙述这次事件时说，“警察对待这些西方人士时，不像对待中国法轮功人士那样 凶，至少他们没有抽出警棍。”这些人很快被中国驱逐出境，但是他们的使命很成功的完成了。 这次事件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给成百万计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很大的鼓励。四个月之后，在二 ○○二年的情人节，来自德国、加拿大、英国、芬兰、比利时、瑞士、瑞典、波兰、美国、法国 等十个国家的四十名外国人举行了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抗议。他们全部被逮捕，驱逐出境，报导这 次事件的七名记者也被拘留审问。这次事件再次成为《华盛顿邮报》世界新闻版的头条，并迅速 传遍全国。 妻子和我为了“民主政体联盟”的发起会议设计了一些大徽章，上面写着“民主外交二○二 五”，“所有独裁者下台二○二五”，“男女平等二○二五。”国务卿欧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女士戴着这些徽章在会场里走动并发表讲话。如果民主国家的大使和级别低的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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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戴着这样的徽章去会见独裁者的代表，或者去见那个国家的人民，那将是个强有力的声明。有 关资讯可根据不同国家做些调整。在中东地区，“男女平等二○二五”就比较合适；在非洲，可 以用“发展需要民主”，像“选举自由／新闻自由二○二五”等是可以广泛适用的。正如苏联独 裁者在一九六○年代无法阻挡我散发“自由”徽章，现在的独裁者恐怕也很难反对民主国家的大 使们配戴“为了民主的外交二○二五”和“所有独裁者下台二○二五”的徽章。 这就提出一个基本问题。独裁者会因此而驱逐这样做的外交官吗？或者关闭试图成为“自由之 家”的大使馆吗？独裁者的确会这样做的。历史上，有些独裁者以“干涉内部事务”为名宣布一 些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前美国驻沙乌地阿拉伯大使哈兰（Hume Horan）讲一口流利的阿 拉伯语，能深入沙乌地阿拉伯社会，了解发生的真实情况。沙乌地阿拉伯独裁者认为这是个威 胁，在他上任几个月之后就要求美国将他召回，美国政府懦弱地默许了。当肯亚独裁者莫伊反覆 试图强迫哈姆斯顿大使离开，在哈姆斯顿自己的反对和议会的支援下，国务院和白宫终于没有退 让。一九七○年代，我的上司斯尔伯曼（Laurence Silberman）大使为自由而战，在贝尔格勒受 到南斯拉夫共产独裁者狄托（Josip Broz Tito）的反覆压力，要求他离开。 所以是否让这些“自由斗士”大使们保留位置，大多数是取决于民主国家而不是独裁者。如果民 主大国或者足够多的民主国家一起行动，独裁者就难以独裁了。 独裁者不能轻易地将一连串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关闭。当然他们会采取对应措施，但是主动权就不 在他们了，而其弱点和恐惧就展现在人民和整个世界面前了。 我在匈牙利的经验显示，民主国家的老百姓明白这种动态，尽管他们有时不敢公开谈论。当外国 外交官明确地表示对他们人民的尊重和想帮助他们自己主宰生活和政府时，当地人民并不会认为 这是干涉内政。他们欢迎来自现代民主社会的新鲜空气。匈牙利各行各业人民，欢迎我以各种途 径在他们的社会中发挥作用。他们甚至让我做选拔匈牙利小姐电视直播的主持人。一九八九年三 月，他们邀请我参加街头的自由游行，当我和我的外交人员这样做了之后，回响非常积极。正如 邦尼斯大使告诉我的那样：“重要的是有对民主事务明确的兴趣和支持，并且让人看到。”但 是，在独裁国家里积极“干涉”受压迫事件的外国民主人士，在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应该积极奉行 “不干涉内政”的策略。这不是说民主国家之间在民主行为上的标准不同，而是“民主政体联 盟”就应遵守这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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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和他的大使及大使馆，经常干预他们所在民主国家的内政——这些事实正足以用来劝说民 主国家胆小的外交部长们，要对独裁国家内的民主人士们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沙乌地阿拉伯驻英 国大使写了一首诗，名叫〈殉道者〉（The Martyrs），于二○○二年四月十三日在伦敦出版的 阿拉伯语报纸《生活报》（Al Hayat）上刊出。他的大使馆，还有沙国驻欧洲、北美、中东、非 洲和亚洲的使馆和设施都建有学校，教当地人仇恨当地国家的非回教社会，甚至经常提倡暴力。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及其领事馆，积极参与对美国公民的人身攻击、窃听、跟踪和监视。他们是 如此明目张胆，国会在二○○二年七月通过了立法来对付这个问题。美国公民由个人和团体也在 二○○二年对中国大使馆提出诉讼。在华盛顿，许多的政治游说人士每年都从缅甸、沙乌地阿拉 伯、黎巴嫩，或者其他亚非独裁者的大使馆里接受大笔款项，以非常不透明的方式，影响美国公 众舆论和国会。 关键的通讯联络 大使馆可以是生活在封闭社会中人们的关键通讯联络机构——既可以把资讯送出去，也可以接收 进来。追溯至五、六○年代，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就有一个悠久而光荣的传统，就 是把俄罗斯或其他苏维埃联邦作家的地下稿件偷偷地从苏联弄出来。 民主国家的外交人员，不应再认为这样的行动是冒着失去职业的危险。这应是所有民主政府的既 定政策，来鼓励这种资讯的自由流通。同等重要的是，使馆可对封闭社会中的发展情况提供重要 的报导。通常外交人员也是最知情的外国观察员；有时他们是仅有的外国人，能够获取并送出有 关镇压和抵抗的资讯。在大多数的独裁国家，外国新闻记者根本就不存在。就算记者是在那里， 他们的消息来源也通常受到严重限制。使馆的报告应尽可能让公众知道，并广播到封闭的社会中 去。尽管通讯革命削减了这种控制，集权政府仍试图控制人民的所见、所闻和所读。突破这种控 制的新手段，必须成为民主大使锦囊妙计中的一部分。而受压迫的民主人士的声音不应被忽视。 使馆可以从多方面协助，把大小资讯带进封闭的社会。外交官应该减少接见其他外交使节以及独 裁政府的官员和代表。他们必须走出去，包括走出首府所在地、花时间和各种形式的民主人士在 一起。大学和学生是一个主要的目标，还有作家、教授、环保人士、女权主义者、宗教信仰人 士——任何一种能够形成文明社会的潜在和已存在的群体——都必须在大使的活动卡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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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从另一个更加先进而令人兴奋的国度里来的人会见本地自由人士，可说是 一件激励人心的事情。从旧苏联时代过来的人，通常能回想起他们所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当时 他们是那么的渴望提问和学习。像在缅甸、北韩和辛巴威这些地方，人们（外国人）会见当地的 民主人士，转达他们的观点，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这对提高他们的期望有着无与伦比的帮 助。 此外，还可以经由其他的途径送出资讯。如许多民主国家的使馆，在独裁国家里有文化中心、图 书馆和其他的设施。我们应该给使馆提供民主图书馆和书刊杂志，并在所在国全面铺开。除了有 关民主的基本文章外，应有一些关于用非暴力手段驱逐独裁者、成立民主管理制度的手册。像电 影“甘地”和“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和“推翻独裁者”系列，都应该要很容易得手。 我们也必须充分利用电子手段。使馆可提供不受政治审查的自由网际网路的网咖服务。网路上应 提供民主图书馆。 我们也可考虑在位置良好的使馆建筑物上设置电子新闻萤幕的可行性。以下是一个很好的先例。 德国出版商艾斯布林格（Axel Springer）在西柏林他的高大建筑物上，竖起一个电子新闻萤 幕，让东德人可以越过柏林围墙看到新闻。此外，在使馆的前面放一个大萤幕，来播放民主的新 闻和消息，也同样有戏剧般的效应。 在广播中或网际网路上，民主国家的大使、总理和总统可以每周发表“茶余饭后”的谈话，或举 行星期六早晨的广播论坛；可能的话，这些讲话应经由卫星或其他独立电视播放。也许这些节目 可以叫做“民主时间”，在每周相同时间播放。考虑到独裁国家的数量及相关的语种，和民主国 家的数量，这个任务可以分开来做。英国首相可以每周向中国人民讲一次话，而法国总统可以向 卢安达人发表讲话，而西班牙首相可以向古巴人演讲；下个星期可以是另一个组合。这类每周讲 话的内容在连续的、一致的忠告和坚定团结下，可以产生无法估算的影响。就像英国人和美国人 等着每周一次听邱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讲话，来激励精神士气那样；正在和独裁者进行抗争的 人们，在听到以下民主过来人士的证词时，肯定也会清醒地站起来：如南韩的金大中、墨西哥的 福克斯（Vicente Fox）、和捷克的哈维尔（Vaclav Havel）。我们有近一百个新兴或是成立已 久的民主国家，可以找到足够的发言人对四十五个独裁统治国家提供演说。 使馆做为运动的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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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的使馆必须进行互相之间的内部重组，集中力量以达成最重要的目标，并且帮助当地人 民掌握自己的命运。目前使馆主要分成许多项工作，如政治、经济、商业、军事、情报、领事、 援助等。虽然他们不太清楚非暴力的战略、组织、战术，以便驱逐独裁者、引进民主，但他们都 有重要的资源和关系给这场抗争提供支援。在使馆内亦无组织机构是专责于帮助当地的民主人士 去实现其目标。 大使们应把自己做为主要的民主官员（民主总裁）。许多大使倾向于把和民主人士打交道的任务 分配给下级官员，而自己和独裁者保持大使亲善关系，这是一个错误。实际上经由和反对派直接 接触，大使对独裁者的影响力反而提高。 与独裁者直接交手 全世界的独裁者在理念上、年龄层及掌权时间均有区别，但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征。西方 （Occidental）石油公司的创始人汉默（Armand Hammer）虽是一个无赖，他对共产党头子和中 东君主有着精辟的见解。有一次他和我提到，“独裁霸权如同金字塔——每一个人惧怕他上一层 的人，除了在最高处的人外，没有人能为任何事件做主。而独裁者本身并不信赖任何人，包括最 亲近的助手、家人和亲信。”汉默说的是实情，因为他亲自见过列宁、史达林、伊德里斯国王 （编注：King Idris，利比亚王国的国王，被格达费所推翻）、格达费、胡笙国王（编注：King Hussein，约旦国王）和很多其他的人。凡是独裁者都有恐惧症，如季辛吉有一次所说，“这些 偏执狂有很多敌人”。他们不但怕丢了权势，还怕丢了命；他们不只担心被推翻，还担心被暗 杀。他们大多特别担心年老以后的下场，或如何确保来历不明的财富，如何照顾家人和政治伙 伴，还要确保将来历史对他们的评价是正面的。他们明知故犯的罪行暴虐与倒行逆施，造成千百 万人死亡，在此情况下，这些担心至少显示出他们仍然是人，有这些人的顾虑。 去了解独裁者如何操作的个中状况是最重要的根本问题。观其外，他们似乎是永久打不倒的，但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一直生活在威胁中。如何在加强对他们的威胁的同时，让他们找到一个 和平的方法跳出来，那是至关紧要的。我赞成以非暴力策略和方法闻世的专家基尼．夏普（Gene Sharp）所说：“对抗运动不能依赖与独裁者进行谈判而带动民主。”（注 6）最重要的努力是 把他们赶走。 与独裁者在多瑙河边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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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也理解到与独裁者沟通是有用的，并且值得一试。这样可以使压力和允诺结合在一起发 挥作用。在我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一年以后，一九五六年发动大屠杀的独裁者凯德（Janos Kadar），让位给一个较年轻的，但仍是死硬派的总书记哥什（Karoly Grosz），还有其他共产 党的领导人纳密斯（Miklos Nemeth）总理、外交部长霍恩（Gyula Horn）、还有主掌经济的纳 尔斯（Rezo Nyers）。我在布达佩斯的四年期间花了很多的时间和他们一起，我按着舒兹 （George Shults）在莫斯科教我的去做，我常提到现代经济的本质和如何吸引外国投资。我更 常提到民主和匈牙利的民主人士。他们明白，我和匈牙利的民主人士在一起的时间和他们一样的 多。我不但在他们的办公室和他们在一起，我还和他们一起饮酒用餐、打网球，事后我也和他们 深谈。一九八八年七月，我带着哥什总书记在美国旅游了一圈。一开始就去了芝加哥的麦当劳、 洛杉矶的迪士尼乐园、波士顿，并拜访了总统候选人杜卡克斯（Michael Dukakis）州长。旅游 的最后一站是白宫，会见雷根总统。《纽约时报》报导说：“总统在五月份访问莫斯科时曾经一 再强调市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意义，‘我希望你将记住你在这里所目睹的一切，即力量来源于自 由社会，一个保障基本人权、接受不同意见及人才的社会’。在回应雷根总统时，哥什先生同意 地说：‘今天匈牙利将面对一个巨大的目标。而唯有在匈牙利的人民及百姓享受到更多的人权和 自由的时候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们正在更新我们的政治制度和做法。’一个资深的官员 （我）向记者宣告说，匈牙利的人权状况已很有改善。但他也指出还有一些匈牙利人民拿不到护 照，并且认为美国外交人员对于匈牙利警察对待示威者的态度‘不一定’感到满意。哥什后来回 答问题时还说，他能包容任何制度，包括一个‘多党’的体制。” 哥什在这次旅游之前几乎没有到过西方。他告诉我他这次是大开眼界了。虽然他并没有立刻转变 成信仰民主或自由经济，但是他对我们的力量、多元化、富裕和中产阶层感到折服。他拜访了一 位住在洛杉矶的姨妈，同时也见到了美国平民百姓的生活。我想他开始了解他不可自拔的处境， 他想争斗反抗的想法消失殆尽。他和我建立了一种关系，而这个关系在有足够的压力后，对于做 政权和平转移时起到了一些作用。 确实，甚至当匈牙利外交部长霍恩要求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指责制止我的同 时，哥什告诉我他担心会受到伤害而请求我的帮助。我再三的保证我们是反对暴力的。一九八九 年布希总统访问匈牙利时（布希是美国第一位访问匈牙利的总统），当时我拒绝干预维克多．欧 邦（Viktor Orban）领导的一个叫“费德兹”（Fidesz）的青年团体（欧邦后来成为匈牙利的总 理）所进行的请愿游行。这些共产党领导人和我走得很近，一九八九年三月我们甚至一起讨论在 一个最对立的工人民兵团体“芒卡欧赛格”（Munkas Orseg）的游行时是否需要实弹武装部队。 111

我注意到了有些“芒卡欧赛格”的成员是反对犹太人的（有些极端分子认为犹太人带动反对民 主）。他们没有任何因应大批人游行，甚至和平游行的经验。我指出，如果民兵真的动火开枪， 他们所杀害的人会是美国大使、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其中包括一起参加游行的我和美国大使馆 的工作人员。在游行之前我也和“芒卡欧赛格”领导人谈了话。我强调和平理念，并且明确地指 出，如果有任何开枪事件发生，他应全权负责。 我也很严肃的和政府领导们谈到打开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边界，让东德的年轻人可以临时留宿在布 达佩斯或匈牙利的其他地方，这样他们可以经过奥地利而到达西德。我也和他们谈到匈牙利变成 民主制度后的前途。我说服他们如果在政权交替时不用武力反对，他们会有好的下场。例如，共 产党的文宣部领导和我谈到他将参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管理，其实他在共产党垮台前就开始这样做 了。很多共产党员在民主政治下还是做得很成功。有些被选为政府官员，有些在合法的情况下做 生意赚了或多或少的钱。不像原先所担心的，大多数都没有被伤害。哥什退休回到匈牙利东部的 老家，几年后安祥的去世。 三度空间的沟通 在这儿我并不是想证实今天的每一个独裁者都急于想用这个方法沟通，但是我认为所有民主国家 的领导或外交人员与独裁者相遇时，都应该想办法与独裁者建立友善关系，并且以民主为基点尽 量与其沟通，并示意独裁者应放弃专制权力。 何种形式在二十一世纪最有效 大家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的人权被危害，好比从监狱中救出一个人权运动者或是停止某些特 殊的迫害。其实这种方式正中了独裁者的下怀。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独裁者奇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在一九八○年代期间，和当时的副国务卿伊格伯格（Eagleburger）和我谈判的时 候，最擅长于释放几名犹太人和德裔的罗马尼亚人，甚至把他们卖给愿为每一个人头付出代价的 以色列和德国。这样的做法，还赢得了西方世界的赞赏。苏联的布里兹涅夫在多次会议后会答应 释放几名政治犯，赢得了些赞颂，然后，再抓一些人进监狱。江泽民在这些年也学会了这种诡 计。当我们与独裁者谈判时，须提出并且强调某一件人权案件。但是，我们更要让所有的独裁者 认清所有组成民主制度的重点：党派间的竞争、工会的独立、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一个基本的 原则是：和他们谈二十一世纪所需要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的政治体系。在最后的四十五个独裁 国家的大部分中，我们都还没提出这些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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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可受益于民主制度 在和独裁者谈话时，重点应该落在他个人的情形、他的家人、他年老的将来和他在历史中的形 象。我们应尽力说服独裁者，如果他愿意合作的话，国内外的民主势力是讲道理的，会愿意与他 配合。独裁者需要看到愈来愈多的例子，即其他的独裁者在国家转变成民主制度后仍然是被尊重 的。如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他享受着很好的生活，他有自己的研究所，经常的旅 行和演讲。他的声望在国内日升。他成为一位大力支持民主的人士。他尖锐的批评了普亭 （Vladimir Putin）想要将苏联独立电视台消音的做法。波兰的克瓦斯尼维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和匈牙利的霍恩（Gyula Horn）是众例中的两位，他们在改变自己和政党以后， 公正的赢得选举，成为总统或首相。他们在期满时也离开了职位。 尚比亚（Zambia）的前任独裁领导者卡翁达（KennethKaunda）的例子可以概括独裁者弃位后的 生活相得益彰。二○○二年一月《纽约时报》记者斯望姆（Rachel Swarns）对此有很精辟的报 导，“卡翁达（Kaunda）在非洲政界是个很特殊的人物：他领导了国家的独立，又用铁腕手段统 治，然后在选举中失败，接着又很祥和的退位。”斯望尔斯写到，“现在你们看我，卡翁达笑着 说，‘你们现在正看着一个很轻松的老人，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令我十分愉快……我在负责一个 基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和爱滋病战斗到底……很久以前，我学到了一个在非洲政界被遗忘了的 真理，那就是一个失去权势的人不见得就会失去他的声音。我有责任对大家指出我对一些事情的 看法，有的时候会得到赞成的欢呼，有的时候得到的是寂静的抵抗。我在位时可能没有为这么多 人带来过欢愉。’”卡翁达引用一段尚比亚一份独立报纸的编辑的话“卡翁达的声望大大的提高 了。”（注 7）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一个失势的独裁者在民主制度下成为受益人，这是因为他强有力的声音。 他们开始对这一点产生极大的兴趣，并且希望能持续自己的声音和保护自己。民主体制必须提出 新鲜的想法和实质的好处，来引发独裁者放弃权位。也许民主制度成立后，在日内瓦湖边或西班 牙海岸边设定一份基金或设立一个研究所，让失势的独裁者居住撰写（或重写）他们的回忆录或 准备参与选举。也许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可以有一个伊斯兰民主中心，让前任的伊斯兰独裁者居 住、祈祷、谈古论今，讲述他们的论点。也许民主国家或联合国，可以保证独裁者和他的家人在 他和平弃职后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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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纽约人》杂志莫菲（Cullen Murphy）建议创立一个“最后的归宿”（the Last Resort）——联合国出资购买并管辖的一个远离尘嚣的岛屿。独裁者们可以在任内随时（愈早愈 好）住进岛上，可以带上大量财产并无人过问。他们的人和钱财将不受警方追查。所有生活条件 由他们自己决定，有可能得负担很高的月租或奢侈的生活。联合国可以大做正面的宣传，但是不 要提及所有的“贵宾”实际是不许离岛的。由于各“贵宾”的特殊背景，《纽约人》杂志提到， 在那种社会肯定会产生社会问题：群斗、黑市或偶发的流血杀人事件（注 8）。 在二○○二年末和二○○三年初，有一篇报导声称阿拉伯国家出力想说服海珊离境以避免战争。 包括卡达的外交部长和海珊在巴格达的会面上做过这番努力（注 9）。 另外的办法就是极刑或入狱 在对话中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必须表明的就是，“如果独裁者不合作，其下场将是很悲惨的。” 如果一个独裁者阻挡了自己的国家走向世界广大自由、民主、先进国家的行列，历史会予以十分 清楚的记载。我们应该讨论一些直接具有负面效应的例子，如：邓小平在《天安门文件》中说 “我们会被软禁的”（注 10），或者凯洛理．哥什曾指着窗外对我说：“他们会把我吊在那根 电线杆上的。”原则上他们两人的说法是极正确的。独裁者抵制和拒绝自己的国家成为民主国家 的行为是直接违反国际法的，海牙法庭（Hague Court）或专门为独裁者而存在的特殊法庭将发 出传票。如果独裁者不出庭，他将被缺席审判，以至终将被捕和入狱。独裁者必须重视这些选 择：米洛塞维奇或嘎拉．霍恩（送入监狱或隐退）。 当然，这种沟通不见得全适用，而且不施加一些压力也一定无效。哈姆斯顿大使说的很对。一般 的大使在出使奈洛比（编注：Nairobi，肯亚首都）时都与莫伊（Moi）会见过，但是哈姆斯顿大 使写到：“也许我代表的是美国，或者也因为我们互相印象很好，在我三年在奈洛比的任期间， 我见到莫伊四十多次。他从来没有拒绝和我会面。即便是在关系很紧张的时候，只有两次我提议 开会时被延迟了一些。哈姆斯顿大使在多次特别的会见时用了很多这一章中提到的办法。他在外 交部长不在场时与莫伊深谈有关民主的想法。哈姆斯顿使莫伊改变初衷，愿意接受多党政府和选 举。否则哈姆斯顿很可能会见到莫伊在肯亚政变时被罢黜。肯亚在二○○二年终于成为民主国 家。哈姆斯顿发现莫伊的阻挠基于他的年迈、恐惧和了解不足；他情愿延用旧日压制的方式代替 新的妥协的方法（注 11）。但哈姆斯顿和肯亚民主人士迫使莫伊同意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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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沟通中最重要的目的，其实不完全是使独裁者本身转换思维，而是带他走向一个好的方 向——选举，并且阻止他对示威者开枪。阿姆克斯特（Michael Armacost）、波斯沃斯（Steve Bosworth）大使和特使参议员拉萨尔特（Paul Laxalt）从来没有要求马可仕改变他的政府，但 是他愿意和平的离开菲律宾。戈巴契夫在位时从未被说服要支持东欧和苏联的民主治度化——他 只是没有去阻拦。 当然一个外交大使无法做所有的事，他也不应该如此。大使馆也需要认真的工作人员。每一个大 使馆都应该有一位专责民主方面，对非暴力战略、战术和如何得到外界的帮助等有专门训练的人 员。外交界应该在使节圈中为使节们建立一个新的专业或宦途。正如我们已有的阿拉伯、苏俄和 拉丁美洲的特派员。我们可以发展各个不同职掌单位的、很富有经验的外交人员，把独裁者赶 走。大使应该主持一个民主工作小组，包含着使馆的每一个工作部门。每一年度应该有一个有关 民主的活动方案。 在人员充足的大使馆内，应该可以成立新的对内及对外部门，以取代标准的、分开的政治、经 济、与其他部门。在对内的部门可包含政治、经济、援助与其他相关的部门，他们必须将工作重 点放在推动民主和内政的进展。每一部门都有他们一些特定的支持者，对推翻独裁者起到关键作 用。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内的情报组和警务组也应该与当地的安全部门、武官与当地的军方人士、 商务专员与当地的商业领袖等取得联系。 在宗教占很重要地位的区域，值得考虑设置一个宗教专员。在很多的独裁政权中，宗教学会或宗 教领袖通常是极为重要的，这代表有影响力的而且常是独立的力求改变的声音。这是从古巴、非 洲到中东至亚洲的不变的事实。有些时候宗教会为民主和包容而发出呐喊。有些时候迫于压迫， 它也会成为暴力和新的镇压的代表。宗教的调节作用最终将成为主导地位是极关键的。长期养成 的特性和传统的约束，使很多职业外交家在对中东的回教领袖和信徒、中国的天主教徒、基督教 徒或法轮功成员对话时显得很不高明。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下，一个中心的任务是教育宗教团体明 智地把政治和宗教分开，并在另外的情况下，帮助宗教团体使用非暴力手段，得到信仰自由的权 利。 大使们和大使馆应该藉所有的机会来显示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和使其合法化，其中一个办法是参与 他们的法院审判。二○○二年一月十六日，来自各国使馆的代表，包括瑞典、挪威、荷兰、瑞 士、英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加拿大和美国出席了在开罗对民主领袖伊布拉辛（Sa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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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rahim）的审判。他在同年被释放，与这些民主国家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如“自由之家”的密切 合作有直接的关系。“自由之家”是第一个去监狱探访伊布拉辛的组织，并于二○○二年颁奖给 他。 另外一种突显民主人士的方法则是将他们和独裁者的代表一起请到使馆。尤其国庆日是邀请所有 人的最好时机。哈姆斯顿大使形容，在一次七月四日的欢庆中，政府官员和反对派人士一起笑 谈，法官们与那些曾被他们送入监狱的人士聊天，那些很晚仍未离去的人们在草坪上起舞（注 12）。但是小的活动、午餐或晚宴也是很好的机会。在大多数情况下，独裁者从未与反对派谋过 面。当然或许可能产生对彼此的轻视，但也可以对民主人士的坚强意愿而产生合理的尊重，正如 甘地对英国总督所做的。这也给民主人士一个机会，对独裁者和他的政权有一番个人的估量。 目标之一是先推进非正式的沟通，然后同民主人士与旧政权一起召开圆桌会议——这是一个最经 典的说服独裁者的方法，如果他很和平的下台，他还是有前途的。这种方法于一九八九年用在波 兰、匈牙利及其他地方。所以如果能多次、实质上的互动，往后便更能朝这个方向走。 在此我要直接向一些第一次进驻独裁政权国家的大使说些话： 在本国达成共识：在上任之前，首先与本国政府的各个分支机构，包括立法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部 门达成共识。因为最初所获得的支援，将会对你上任后的推动能力产生巨大正面影响。请记住， 你的中心任务是促进一个能够充分运作的民主机制，这意味着独裁统治者或早或晚必须下台。达 成了共识（联盟）后，要继续保持联系，并亲自定期报告，以维护这种共识。 表明你的国家的立场：上任后立即明确表达你所重视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而不仅仅是政府的 独裁者。假如这个政府阻止你的上任过程，你应该尽量避免被社会大众忽视你的存在。传统的方 式是，一个新上任的大使在任职仪式之前不应过于活跃；但是这种形式对最后四十五个非法的、 独裁的国家并不适用。间接经由在自由民主集会和活动中会晤重要的民主党人、公众社团成员， 发表声明以及接受采访等，都可以使人们了解你的国家倡导民主的主张和愿望。 与当地民众及积极分子共同商讨：仅仅与民主主义积极分子会晤是不够的。你应该倾听当地参 与者对于你、你的政府以及其他民主人士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和可能给与他们什么样行动机会 的建议。并且要拟出一个大体上主要由民主人士达成共识的系统及灵活的计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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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执政政体周旋：在不违背以上计画原则的情况下试着与执政党周旋，并寻找机会或在必要的 情况下施加压力，以保持民主化的进程，为民主党派提供更多的空间。请注意，当军队和警察被 说服不再采用暴力对待自己的人民时，民主进程就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当你与这些安全力量打 交道时，要注意把其他人与独裁者区别对待。 发展资源：在与民主分子讨论总体计画时，同时还要寻找支援非暴力变革的资源。这包括与你 的政府沟通，以及鉴别哪些政策对你所任职的国家的正、负面影响。 建立国际民主阵营：至少每个月一次与其他民主国家（民主共同体）的大使在民主活动中进行 会晤，讨论现状及努力具体协调帮助民主力量建立基本章程。 大使在行动 为了示范如何应用这些原则，我将介绍两个十分不同的人。第一位是职业外交官哈利．邦尼斯 （Harry G. Barnes Jr.），他是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八年美国驻智利的大使。第二位是新闻记 者史密斯．哈姆斯顿（Smith Hempstone），一位自成一格的“调皮大使”，于一九八九到一九 九二年间就任肯亚。在两个自命“永远统治，非我莫属”、但又完全不同的独裁者的阴影下，这 两位大使让人们领略了他们为民主进程所做的贡献。 邦尼斯在智利：职业外交官 邦尼斯于一九八五年到达智利。十二年前，一九七三年的九月军队政变，废除了民选总统阿叶德 （Salvador Allende Goshens）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智利总统官邸拉蒙那达（La Moneda）被围 困的时候，阿叶德也许是死于自杀。夺权的是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一位长期以 来与共产主义为敌的军队将领。为了巩固胜利，他迅速地将左翼的真实敌人与假想敌人都彻底扫 荡。在此之前，智利，这个拉丁美洲最古老的民主国家之一，从未曾有过军队政变。在这个拥有 一千二百万国民的国家中，大多数人都在为结束阿叶德的社会主义实验与对古巴和苏联谄媚感到 欢欣鼓舞的同时，他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回到文明统治（注 13）。但是皮诺切特所领导的派 别，和其他任何地方的派别一样，都不准备放弃手中的权力。因此清除两年来的社会主义影响以 及重建经济还需要更多强大的努力。接下来对共产主义的清算是残酷而且涉及广泛的，包括无法 形容的折磨、放逐、海外刺杀和几千人的“失踪”等。指挥这场恶梦般镇压的是一个新建立的秘 密警察机构， DINA（Direcci de Inteligencia Nacional）。一九七四年，皮诺切特任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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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智利的总统。此后的十几年中，镇压达到顶峰然后逐渐退去，人们向独裁者的淫威屈服。虽 曾经有过反抗，但是太过理想主义且太懦弱，以致无法成功。一小撮左翼极端分子的几个炸弹在 这个政权体系上仅仅弄了个小小的坑。当邦尼斯到圣地牙哥（智利首都）上任时，反抗力量已开 始呈现衰弱状态。 在皮诺切特政权早期，美国政府对恢复智利过去的民主制度没做任何努力。在冷战时期，阿叶德 的倒台似乎是古巴和苏联对南美渗透的结束。尼克森总统和他的国务卿季辛吉，从经济和部队援 助方面支援皮诺切特的军队政变，但是对于他的人权践踏却缄口不语。确实，直到今天，人们还 广泛的认为 CIA（中央情报局）操纵了对阿叶德政权的颠覆。但实际上，CIA 只不过是任其发展 而已。正如后来雷根总统的国务卿舒兹（George Shultz）评述说：“几乎全世界都责备美国将 皮诺切特扶植起来并且帮助他稳固政权。”福特总统（Gerald Ford）的行政机构，同样也没有 尽力将智利转向民主，尽管他原本可以采取很多方式，包括调动“巴黎俱乐部”（Paris Club） 债权人、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但是季辛吉对采用这种杠杆作法表示反对，他认为这 会将政治渗透到国际金融机构中。当然，美国政府更喜欢智利经济领导者所采用的自由化、紧缩 货币（tight-money）政策。在爱德华．甘迺迪和其他一些人反对支援这个新拉丁独裁者的参议 院中，人们对皮诺切特不感兴趣，并且削减了对智利的军事援助。 一九七六年，在圣地牙哥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高峰 会议上，季辛吉发表了所谓主要人权演讲的讲话，并且为谴责智利违反人权的决议投了一票。但 是他后来把讲话改得温和了一些：重申皮诺切特是在幕后指挥，并建议或许智利应该做些走向民 主的姿态。这一切更使得反对派感到不舒服。“季辛吉让人感到他倾向于那个政权一方，”当时 的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首领（后成为总统）爱尔文（Patricio Aylwin）指 出，“他回到华盛顿后公开的声明他极力赞成的观点。”（注 14） 智利密切注视着续任者卡特（Jimmy Carter）的总统竞选，候选人声明中对人权的倾向给被驱散 和围攻的反对派们带来了希望，同时让政变者感到不安。这个新的重点带来了一些确实的结果， 但是如同以往一样，在国务院里总是有强调人权和冷战外交政策的不同方针。令人好奇的是，很 少有人强调最主要的问题：重新实现民主。 到了一九七八年，皮诺切特已经具备足够自信，他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 选票上这样写着：“我支持皮诺切特总统维护了智利的尊严，并且同意政府的合法化。”公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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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一个智利单星国旗的符号上勾画以选择 YES（是）。没有勾画的选票也算做 YES（是）。这 个必然的胜利，令皮诺切特终于宣布：“今天新的智利诞生了！” 随后他下令为新智利起草新的宪法，允许将十六年的总统任期减为两个八年，中间在一九八八年 再行选举。一九八○年九月十一日的一次宪法公民投票中（政变整整七年），赢得了三分之二的 选票。民主异议派不承认选举结果，他们认为是弄虚作假的选举；但是，和皮诺切特一样，他们 也没有想到所规定的一九八八年选举竟为民主敲开了大门。 雷根总统于第一任期恢复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强硬外交政策。“皮诺切特让每个人的日子都不好 过，”舒兹回忆说，“他并没有和我们站在一边。”新一任美国大使泽伯格（James Theberge） 从当时被苏慕萨（Anastasio Somoza）统治的尼加拉瓜离任来到智利。雷根政府与国会的想法背 道而驰，试图取消对智利、统治阿根廷的派别以及其他共产主义的敌对国家军备限制。 然而到一九八二年，智利的经济模式因恶性贷款、银行与债权人混乱不清以及勉强维持的货币流 通而瘫痪。低迷时期导致智利政府开始扼杀经济，并使智利的劳工运动觉醒。在一九七八年丘基 卡马塔（Chiquicamata）铜矿工人行动被野蛮镇压后，“美国劳工及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威胁要联合抵制智利产品，从而帮助推动了民主进程。智利政府才变得温和一些，允许人 们在有限范围内的选举和最多六十天的罢工权力。但是空气中依然流动着死亡的气息，一九八二 年，基门纳滋（Tucapel Jimenez），一个激进的联盟领袖，在对皮诺切特的政权进行了口头挞 伐之后遭谋杀。 第二年，一九八一年长达五十九天的铜矿罢工领袖瑟库（Rodolfo Seguel）成为国家工人委员会 的主席，并号召全国总罢工。随后，尽管意识到这个政权会用极端强暴的手段镇压罢工，他仍定 五月十一日为全国抗议日。在那一天，智利人敲击着锅碗瓢盆，吹着号角，以及一切他们可以找 得到的东西，用瑟库的话说，“独裁者就是独裁者，它是独裁专制，我们要改变。”智利出动国 家警察对兴奋的人群使用催泪弹。但是，当人们终于冲破沉默，再也不被压制下去。加上国家经 济下滑所引起的越来越紧张的状态，这个政权终于垮台了（注 15）。 舒兹利用邦尼斯改变策略 上文提到，国务卿舒兹认为是该换一个新大使的时候了——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类型的大使——去 接管在圣地牙哥（智利首都）的使馆。于是，他选了邦尼斯（Harry Barnes）。邦尼斯曾任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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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大使，是一个行事温和、善于言辞，属于事业型的外交家。他会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尽力帮助 智利重获民主政治。 邦尼斯以善于运用语言而闻名。在他周游印度的时候，他用北印度语，和各个阶层的人交谈；印 度政府也因为邦尼斯的闻名而感到不舒服。“对于我来讲，他们的不舒服正是对邦尼斯的道地推 荐。一个语言的魔术师，去智利吧。”舒兹写到，“在新的岗位上，他会同样地把自己溶入智利 人的生活和文化中。”邦尼斯选了琼斯（George F. Jones）做为他的使团的首席代表。琼斯是 一个拉丁美洲专家，曾在哥斯大黎加周游过。 舒兹并且在国务院内做了另外的人员调整，以便推动智利以及其他国家走向民主政治。原负责人 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阿伯拉姆斯（Elliott Abrams）代替了牟特利（Langhorne Motley），成为 负责美洲国际间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什艾夫特（Richard Schifter）取代了阿伯拉姆斯原来的位 置。这两个人和舒兹一起工作，推动使智利返回民主圈的政策。当时，德科（Mike Durkee）是 南部地区事务办公室的主任，琼斯说他是“绝对的实力派”。 在上任之前，邦尼斯一边在华盛顿集中学习西班牙语，一边努力去获得实质性的政策导向和援 助。邦尼斯认为他有明确的使命去：（一）推动早日回归民主；（二）促进全面的人权；（三） 支援自由的市场途径。舒兹认为这样一个议程会有成效，并且智利在民主的课程上并不需要太 多。理念和传统早已经注入了智利社会。”除了从政府直接获得援助外，邦尼斯也利用他在华盛 顿的时间建立起了一个从非政府组织和国会寻求支援的网路，这在美国对智利的政策上起了至关 重要且在历史上得以更加进步的调和作用。 邦尼斯就在琼斯评估完了当代智利的政治前景之后，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上任了。琼斯的评估并 不乐观。反对派已经设法联合成了一个大的联盟——“向全面民主过渡的全国协议”（the National Accord for the Transition to Full Democracy），包括以前存在的“民主联盟” （Democratic Alliance）和两个右派党派，其中之一是前内政部长贾帕（Sergio Onofre Jarpa）的“独立民主同盟党”（Union of Independent Democrats）。在新罗马天主教红衣主 教佛瑞斯诺（Juan Francisco Fresno）的鼓励下，协议对于民主统治快速过渡制定了详细的议 程。协议包括呼吁全面的人权和公民权，政治团体的合法化，选举总统和国会。皮诺切特政治集 团对此协议不予理睬。当皮诺切特在一九八五年的圣诞夜召见红衣主教佛瑞斯诺时，拒绝了红衣 主教想要讨论此协议的任何尝试。在送主教出门和等待合影的时候，他对主教说：“我们最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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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跳过这个话题。”这种反应使反对派陷入了无望的恐惧之中。同时，协议之外的强硬左派转向 了暴力斗争，说明在小集团中出现了最坏的情况，而且伤害了那些企图避免暴力政变的民主党 人。一个外交官把这种反常的循环说成是一个“良好的共生关系”。专政、恐怖主义和宗教过激 主义，确实是相互依存的。 邦尼斯在到了智利后不久，向舒兹报告说：“对于许多智利人来说，美国是绝对真实的，一部分 原因是智利以前的政权统治中有民主的先例和联系，一部分原因由于在美国受过教育有影响力的 智利人为数很多，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共同的经济哲学。不管什么原因，我们被视为有天生力 量的典型。我们所想、所说和所为在地球和世界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邦尼斯向皮诺 切特递交国书时，他引用了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言论，“在我们国家……我们相信 更加民主是治疗民主政治弊病的最好良药。”这个评论深深地刺中皮诺切特的痛处。智利外交部 拒绝为邦尼斯大使安排在稍后一段时间做为新任大使和高级官员的传统会晤。 那以后，邦尼斯开始很公开地和许多政治反对派见面，包括“基督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ic）领导人维尔德斯（Gabriel Valdes）。和维尔德斯的会面显然更加激怒了皮诺切特 集团。那以后不久，致力于为皮诺切特集团的受害者及其家庭提供道德支援的天主教团结牧师 会，于一九八五年的十二月十日在大教堂为人权日举行了一个烛光守夜的活动。邦尼斯参加了这 个守夜活动，表达对智利政府的极大不满。琼斯对这一举动的评价是“痛恨！暴怒！莫名其妙！ 美国大使把自己和天主教堂的那些共产主义者联系在了一起。”舒兹注意到一个亲政府的报纸登 了一幅漫画，画的是“邦尼斯手里拿着一根蜡烛，在他旁边是一个戴着滑雪面罩、手里拿着一个 炸弹的恐怖分子。智利政府想要把人权和恐怖主义进行同等宣传。”但是，邦尼斯使它归正。在 他到任的一个月之内，他公开表示了和智利人民的团结。这种变化当时就被注意到了，很有价 值。 美国国会继续拥护智利的人权和民主。一九八六年一月，参议员爱德华．甘迺迪在他的拉丁美洲 之行中访问了智利。他一直是皮诺切特政权的批评者。皮诺切特集团本来强烈反对他的访问，但 是美国政府说服了智利允许这次访问。为了甘迺迪对智利政府的多年批评，智利政府在圣地亚哥 机场对于他的来访安排了一个“粗暴的”欢迎仪式；几个前来会见甘迺迪的反对派人物当场被殴 打。然而，当机场里那群租来的欢迎人群散去之后，圣地牙哥拥护民主和人权的民众热烈欢迎甘 迺迪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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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华盛顿对其他几个独裁者不放在心上。一九八六年二月，菲律宾的马可仕（Marcos）专政 和海地的杜维利尔（Jean-Claude Duvalier）的专政结束了；美国划定了最后界限，结束他们的 统治，给这些独裁者提供一个和平的出路。甚至连白宫的参谋长黎根（Donald Regan）对皮诺切 特政权也紧张不安，他曾经在支援菲律宾的民主政治的问题上与舒兹是死敌。在被问到美国是否 正在试图废除皮诺切特政权的时候，他回答说：“不，不是现在”——对皮诺切特还是多所顾 忌。舒兹记得在一九八六年初发生的一次争吵，那是一次“在行政部门内未公开但是却很激烈的 争吵，形成了在智利问题上完全不同的立场。”一九八六年三月，美国第一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 会议上发起决议案，在人权方面谴责智利。这项议案呼吁皮诺切特政治集团停止对人权的折磨和 其他虐待行为，并且采用民主制度。一直以来，美国喜欢“平静外交”（quiet diplomacy）， 避免如此公开的谴责。但是，这次行动给智利的政府和民主力量留下了强烈的感想。用舒兹的话 讲，“雷根总统的行政部门现在显然支援迅速回归民主的政治和对基本人权给予更大的尊重。智 利人民在美国和智利民主事业的团结中得到安慰。所以，皮诺切特政府和他的支持者们认为我们 的声明和行动——具体或象征性的——‘干涉’了他们的国内事务，而民主分子们把这些视为支 援和尊重的表示。好比一个国家加入联合国以后要接受人权国际公约的干涉恰恰是对的。” 就在那一年稍晚的时候，一个智利军方的巡逻队拦截了两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怀疑他们参加了圣 地牙哥的反政府示威，他们把这两个年轻人泡在汽油中焚烧。被烧死的十六岁的智利人罗杰斯． 乃哥瑞（Rodrigo Rojas de Negri）具有美国永久居住身分。另一个智利人昆塔纳（Carmen Gloria Quintana）严重烧伤，但是幸存了下来，她非常感谢美国大使馆为她寻找医疗所做的努 力。 邦尼斯大使和妻子白特丝（Betsey）受“智利人权委员会”的邀请，回到圣地牙哥参加了罗杰斯 的葬礼。其他几个外交官也参加了葬礼。在罗杰斯的棺材旁，大使夫妻以及其他外交官和罗杰斯 的亲属合了影。照片是在靠着窗帘放着的花圈前拍的。邦尼斯说：“拍照的时候（那些合影的人 所不知道的情况），窗帘打开了，露出有两个主要的恐怖组织徽章的横幅。”第二天，亲皮诺切 特的报纸在头版放了一张照片，并写到“政府发起的评论：美国藉由大使的出席在支持恐怖主 义。”警察冲过去用催泪瓦斯攻击了葬礼外的大规模示威人群，以及参加葬礼的大使和其他人。 几天以后，助理国务卿阿伯拉姆斯告诉智利在华盛顿的代办说：“智利政府必须认识到驱散葬礼 的政治后果。他认为很难让在美国人民信服仅仅由于拿着布告或一点推挤和喊叫，就用水炮去对 付是正确的。”但是，参议员何尔姆（Jesse Helms）在智利访问的时候，和皮诺切特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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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会面；他只是在他到达智利后的五天左右和邦尼斯见了一面，训斥他说“用最轻蔑的方 式把美国国旗放在了共产主义者中间。”以琼斯的观点，参议员“认为皮诺切特毕竟在除去阿叶 德（Allende）中已经对人类做了贡献。对不进行选举的小欠缺，他已经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嘲 笑。”据琼斯说，何尔姆对邦尼斯保留了特别刻薄的批评，他认为邦尼斯是一个“左翼大使，他 正在试图损害这个高贵的政府。”何尔姆回去之后，试图召回邦尼斯，但是没有成功。相反的 是，邦尼斯得到了舒兹国务卿和雷根总统，以及许多国会成员毫无保留的支援。 一九八六年以来，智利的经济正在逐步恢复，比它任何一个邻国都有好得多的结构条件。在这一 点上，一个新的世界银行结构性调整贷款正在考虑之中，但是不像以前那样给予政治的考虑，缺 乏显著的民主进程，以及对罗杰斯案例的调查都已经包括在平衡的因素中。然后，事件开始向不 同的方向发展。在北部海岸发现了古巴的武器弹药库。九月七日在皮诺切特去他的农场途中发生 了一起计画周详、极其近距离的谋杀皮诺切特未遂事件。一个共产主义革命组织声称对此事件负 责。由于这起真实敌对示威行动，皮诺切特集团重新进入围攻状态。国务院就此发表一个声明， 表达对“在没有任何诉诸司法复审的途径下的审查制度、镇压和武力重新部署的绝对权利”的关 注。雷根总统也给皮诺切特发了一个对谋杀企图和新的镇压措施表示悲痛的照会。十一月，结构 调整贷款更加剧了国务院和其他管理部门的不和。自七月份以来，国务院一直在想要用无投票的 形式制止这笔二十五亿美元的世界银行贷款，但是被白宫否决了。白宫只允许节制。舒兹一直想 传送关于智利持续缺乏民主进程的明确消息。然而，他只能在雷根总统脑中充满邀请皮诺切特来 华盛顿商议贷款的想法中得到一些安慰。舒兹对雷根总统的这个想法感到憎恶，据说，他告诉总 统说：“你不能邀请这个人，他双手沾满了鲜血。” 支援智利民主党人 美国大使馆对智利民主党派的各行其事感到担心，但是认为一九八八年即将来临的公民投票会提 供一个关键性的机会。琼斯说：“随着一九八八年十月的到来，很明显有一股力量正在迫使皮诺 切特有所作为。从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八年，一直在鼓励反对派参与公民投票，尽最大努力去赢 得选举。我们经由“美国国际发展署”（AID）的直接资金、支援民主政治的“国家民主基金 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资金，到“全国民主协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的资金，对帮助他们赢得选举提供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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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反对党派相信公平的投票是一个挑战。当我们向反对派指出公民投票是一次让皮诺切特搬起 石头砸自己脚的机会，许多反对派的头儿说，“你在开玩笑吧。你想皮诺切特能让我们在公民投 票中获胜吗？你不理解这个人。我们和他一起这么多年。他玩弄、操纵和欺骗了美国政府、每一 个美国大使、我们所有的人和主教。看看他怎么羞辱主教的吧。主教去看他，他把主教扫地出 门。你的建议简直是异想天开。绝对没办法。我们将会抵制公民投票。这只是一场骗局和愚 弄。”从而，美国大使馆的重点在于：要让选民克服这种抗拒心理，转而愿意去参加投票，而不 仅仅是安排一个严肃的竞选活动。 有趣的是，随着公民投票的临近，和一些小派别成员的接触显露出一定的改变希望。一九八六年 中，代理助理国务卿格尔巴得（Robert Gelbard）和空军及国家公安部的领导们会面。他们说， 与选举有关法律的颁布会防止进一步的示威活动。当时，这些法律，尤其是有关管理选民登记和 政治党派的重要法律，还没有颁布，但是，他们期望皮诺切特能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同意颁布这些 法律。格尔巴得陈述了他的观点：当权派不愿意让中等的民主党派在民主的结构下与之竞争，从 而把主动反对的领域让给了强硬的左派，而且“除非真正完成了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否则共产主 义的力量会不断增长”。开始与反对派接触的是非军方的小集团成员，而不是当权派的那些精心 挑选的精英官员。然而，这些官员们抱怨说，反对派的不合作本质使得很难对于即将到来的公民 投票进行有效对话，一些小集团成员想把公民投票改成一个彻底的选举。 一些反对派人士也急待有一个公开的选举，而不希望只是一个对皮诺切特选与不选的选举。但 是，想选出一个独立候选人的努力落空了。一九八六年十月，皮诺切特集团授权内阁大臣与反对 派成员会谈，讨论实行公民投票所需要的法律。但是，所有的反对党派认为这只是“使皮诺切特 的政权合法化”的“陷阱”，从而抵制了这次会谈。这个行动使得一直在促使皮诺切特举行这次 对话的小集团成员感到很难堪，他们很不高兴。空军的马菲艾（Fernando Matthei）将军认为， 与反对派相比，皮诺切特的成功很大程度是由于“反对派的愚蠢”；除非反对党派能在使国家回 归民主政治的这一共同目的下团结起来，他才能看到扳倒皮诺切特的一丝希望。 一九八七年，当权派颁布了允许政治党派和选民登记的法律。反对派现在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参 加公民投票，对此他们在理性上表示怀疑；再者就是继续试图在体系外煽动，这样就会更加毫无 结果。实际上，这需要各党派登记自己并鼓励选民登记。反对派的萎靡不振和优柔寡断，一直让 想用公民投票做为迫切要求竞争性选举的杠杆的小集团成员感到很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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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罗马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在一九八七年四月访问了智利。他的非暴力和容忍要点有助于改变既 有的环境。七月份，随着爱尔文（Patricio Aylwin）被选为“基督民主党”的主席，事态开始 发生变化。他的前任，维尔德斯（Gabriel Valdes）认为参加投票的收获很小；相反地，爱尔文 愿意冒这个险，认为并不会失去什么。在当选为主席之前，爱尔文已经向邦尼斯提过，他所在党 派和其他反对党所做的“社会动员”的工作证实是没有用的，是该尝试一些新办法的时候了。 “他的想法是敦促选民登记，以便当军方看到有五百万人登记的时候，从而同意公开选举。如果 这一设想失败了，反对派仍然可以鼓动公开谴责幕后操作或诈欺行为，最后，组织起来，否决投 票。”然而，一直到那一年的结束，情况还是不明朗，新的选举立法机构到位，但是新闻报纸被 关闭，团结牧师会的两个成员遭捕，而相关酷刑报告却不断出炉。 美国每年在联合国会员大会上对智利投票中投了弃权票，标志着美国对持续的镇压表示不赞成。 由于智利经济的出口量日益增加，美国也否决了提供最惠国待遇。雷根总统和舒兹发布了一项支 援智利民主政治的声明，用这种公开表示支援的方式鼓励智利的民主党人。哈克因（Tom Harkin）参议员成功地提出了一项提议，支援民主政治的“国家捐款基金会”将提供一百万美元 的资助，支援智利的选民登记和公民教育。简而言之，美国经由大使馆和它的总体政策，明确表 示了智利的回归民主是中心目标。然而，据邦尼斯所言，反对派仍然没有完全对公民投票表态， 小集团的激进分子感到他们说服皮诺切特的努力失败了，他们想劝说皮诺切特同意竞争性选举， 或者是同意做为一个民间的总统，而不是以一个穿制服的军事领导人的身分来统治智利。如果公 民投票能够成为变化的契机，那么很大一部分事情都会改变的。 一月份，支援民主政治的“国家捐款基金会”的主席，格什曼（Carl Gershman）根据一个月前 国会通过的援助项目访问了智利。“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也正在履行一项促进选民登记 的活动项目。大部分智利选民对社会党人表示怀疑，但是，“社会党”（Socialist Party）的 主席莱格斯（Ricardo Lagos）正在努力以克服这些怀疑。除了左派和右派的激进分子，美国大 使馆一直和每个政治团体保持联系，包括莱格斯和他的成员。为了把其党描述成一个民主的、亲 自由事业的政党，莱格斯组织了“民主党”（Party for Democracy），其后，经过了上千人签 名请愿过程的严格要求，民主党合法化了。同时，激进主义分子以爱尔文做为发言人创立了一个 “坚决说‘不’”的运动，他们还建立了自由选举委员会，来观察登记和选举过程。天主教会在 鼓励智利人为即将到来的投票进行登记，尤其经由主教会议的领袖龚萨雷兹（Carlos Gonzalez）主教进行动员。民主激进分子为强调这种需要，建立起了一个与教会联合的“市民参 与运动”，或简称为“参与”（Participa）。国务院已经邀请了“参与”的领袖吉门纳兹 125

（Monica Jimenez）到美国研究劳工或“妇女选民联盟”动员选民所用过的方法。“参与”利用 地毯式和目标式的办法，设法登记到四百万选民。例如，吉门纳兹利用“在摇滚音乐会上播放被 禁止的音乐”来瞄准那些很难去登记的年轻人，“我们没有不收入场费，但是要想进去，必须携 带选民登记卡。这会促使年轻人去登记。”但是，一部分可能登记的选民的恐惧心理还是一个相 当大的因素。散布恐惧心理的亲政府报纸把莱格斯和爱尔文与阿叶德相提并论。当权派也在动员 “坚决说‘不’的运动”中具有固有的优势，也就是占有整个国家的机器。 莱格斯是一个活生生可以看得见的人物，他成为当权派集团攻击的主要目标。当权派集团想造成 一个莱格斯代表向阿叶德时代的社会主义混乱状态倒退的印象。莱格斯认识这些出现的困难后， 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观点：爱尔文不仅仅是活动的发言人，而且应该领导这个“坚决说‘不’的运 动”。另外，莱格斯也在努力消除“坚决说‘不’”的运动与极端左派有关连的说法。共产主义 游击队派的主流是和公民投票相对立的，所以对当权派来说，把他们关连起来是相当难的。莱格 斯也去过美国，确保投资者和其他人相信：公民投票不会威胁到皮诺切特时代成功的经济改革。 在公民投票的酝酿时期，邦尼斯大使和他的团队继续与政治反对派、政府、人权组织、罗马天主 教堂和媒体进行密切接触。部分工作的重点在于防止皮诺切特集团按它的喜好企图作弊。并且， 如果选举结果是“不”，确实有皮诺切特会拒绝这个结果的可能。其他小集团成员也说，皮诺切 特已经有了如果输了就提出“所有事再来一遍”的想法。随着公民投票的临近，团结牧师会 （Vicarate of Solidarity）冒着机密人权纪录会被当权集团没收的威胁来了，人权纪录一旦被 没收，那将致使一大批人受到迫害和拘捕的危险，甚至导致更糟的地步。团结牧师会的领袖，瓦 勒什（Sergio Valech）主教，邀请邦尼斯大使会面，特别提到他会安排媒体在场以确保会面是 公开的。当然了，电视新闻报导了会面的情况，团结牧师会所受的压力也减轻了。 舒兹国务卿认为这是美国大使至关重要的职责，而且在帮助智利的民主势力时“团结的资讯…… 和我们提供的其他更切实的帮助一样重要”。后来，舒兹写道：“在一个警察国家，我们的大使 和追求民主的智利人所做的行动并非微不足道。”当智利政府向美国谈起另一个世界银行结构调 整贷款支援的时候，美国财政部要求提供描述“智利政府在人权方面采取的步骤”的文件。现 在，雷根总统的管理更加与舒兹、邦尼斯和阿伯拉姆斯倡导的政策融合为一体。 投票前的电视广告，阐明“是”和“不”两个竞选运动在处理方法上的不同。尽管他们只是十五 分钟的夜间广告，绝大部分的智利公众能够看出“现场的战争”。“坚决说‘不’的运动”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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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歌是“幸福正在降临”，并且内容是积极乐观的。用琼斯的话说，当地广告专家设计的广告是 “十五分钟的高水准的政治节目……非常可靠，很适度。没有给那些声称反对派是一群会破坏智 利的、易动怒的激进分子的人，留下任何攻击的把柄。”与之相反，“是”的竞选运动强调了如 果“坚决说‘不’的运动”胜利后的可怕后果，用一种逼真的黯淡的方式把“坚决说‘不’的运 动”和阿叶德时代联系在一起。当权集团决定在选举前，允许那些流亡者回国，并巧妙地利用了 共产党领袖泰泰尔伯姆（Volodia Teitelboim）的回国。当权集团竞选活动的主流是害怕，几乎 绝对是向后倒退。 在十月五日投票的前一个周末，“市民参与运动”（Civic Crusade）的领袖吉门纳兹在爱尔文 的力劝下与邦尼斯大使进行了会面。公民势力已经从一个军事消息来源中了解到，在选举的那天 晚上，对反皮诺切特的示威活动的镇压计画早就草拟好了。“坚决说‘不’”竞选活动已经投入 了很大的精力防止共产主义者的挑衅。而且，新的警告使邦尼斯认为反皮诺切特的示威活动会被 当成镇压的藉口。国务院召见了智利的代办来谘询，并表示了美国对任何使投票脱轨的努力及深 切关注。邦尼斯大使与空军司令官马菲艾（Matthei）和宪兵司令官斯坦志（Stange）进行了会 谈。斯坦志告诉邦尼斯，如果皮诺切特输了，皮诺切特会再提出在公民投票中干涉的可能性。他 们两个人还告诉邦尼斯，他们第二天会力争反对对投票进行任何干涉。星期一，十月四日，国务 院发言人在每日新闻简报中证实已经照会智利讨论，并且表达了对第二天实施投票的关注。据吉 门纳兹说，美国政府通知智利外交大臣，扰乱投票或是使投票脱轨会导致美国拒绝承认官方的结 果。 公民投票 第二天的公民投票对皮诺切特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据当晚同时对投票进行计数的自由选举委员会 的初步统计，百分之五十三投票反对，百分之四十四投票赞同。监查投票选举的国际观察员记录 道，投票有秩序地进行。卫兵接到命令，允许庆祝预料中的说“不”获胜的活动，以便给镇压提 供藉口，但卫兵拒绝执行这个命令。连续数小时，政权的官方媒体对得票数避免正面答覆，在内 政部长告诉观众赞同票超前反对票几票之后，接着便播放美国连续剧。在天主教大学的电视台 上，前内政部长贾帕与爱尔文出现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中，他平静地“定下基调：如果说‘不’获 胜，世界末日也不会因而到来。”两人都同意了，看上去也像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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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集团将要在位于拉蒙那达的总统府聚会。电视摄像机竖立在拉蒙那达之外，正要走进房间 的空军将军马菲艾被截住，并被询问事态的进展。在国家电视上，马菲艾平静地给了皮诺切特致 命的一击：“看上去说‘不’赢了。”据琼斯说，“一旦马菲艾在摄影机前说了这些，当然他那 样做是非常深思熟虑的，在他去与皮诺切特会面的途中那样做，因为他知道不管里面发生什么， 皮诺切特的双手将会被马菲艾在外面所说的束缚住。”最初，皮诺切特力劝与他同一团体的成员 强加戒严，这一举措失败了。他又交给团体成员一份授予他紧急权力的法令草案；马菲艾将草案 撕碎。这时，皮诺切特变得温和，“举起他的手臂说一切都结束了”。在上一次亮相几个小时 后，内政部长又出现在电视上，开始宣读结果。最后结果显示，说“不”的票以 54％对 44％取 胜。第二天早上，一百万人在圣地牙哥庆祝了他们的胜利。 皮诺切特没有放弃他的最后一口气，对抗对手的暴力持续一定水准上，但看上去像是被人民意愿 所击倒的失败独裁者的后卫行为。公民投票后迅速随之而来的是司法和媒体的自由。一年后，爱 尔文在二十年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中被选为总统，于一九九○年三月十一日举行了就职典礼，智 利恢复了民主政治。尽管皮诺切特在作为军中残余部将的首领、与他的终身参议员、以及要他下 台的条件上，造成了一些困难，智利已证明回到了民主政治，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随着民 主政治越来越巩固，智利政府和司法部不断地略过十年前被当做必要的妥协及折衷。当皮诺切特 在英国被捕时，他于当政时所犯下经他安排而被赦免的罪行这一问题又被摆在了智利的面前，旧 伤疤被揭开，民主政治又被测试。最终，智利通过了这一测试，智利司法部甚至找到了司法途径 去起诉那些代表政权而犯下严重罪行的人。 尽管与往常一样，决定始终来源于人民而不是外国势力的代表，在这次过渡过程中，美国大使及 其随员的帮助显然无处不在。琼斯认为，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返，美国起到了“虽不充分，却至关 重要”的作用。进行公民投票给地方上的民主党人奠定了建立同等竞选活动的基础。美国国会议 员和人民，是第一个对被皮诺切特政权所压制的智利人表示团结一心的群体。据邦尼斯说，到雷 根总统第二次任职期间，“美国的态度变得不那么耐心和更加严厉。”邦尼斯在参加反对方时， “从未偏离公开站在民主党反对派一方，但他的言论和行为却客观上鼓励了‘反对’的竞选运动 并为之创造了空间。每个人都知道美国站在哪一方。”邦尼斯注意到其他美国参与者以前的行动 扩大了美国新政策的影响，“国务院和大使馆之间的配合，与许多国会关键成员之间紧密关系的 维护，以及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帮助”起到了尤其重要的作用。琼斯感觉到这种影响的重要性在于 “虽然许多智利人的努力对于摆脱皮诺切特来说，毫无疑问是必须的，但另一个必要的因素是来 自美国的压力。我们说行——这不来源于我们，而是你们决定要进行公民投票，但你们的宪法规 128

定了公民投票，那就让我们看看你们怎样执行宪法并尊重选举结果。”他认为如果对皮诺切特继 续采用雷根第一次任职期间的“伙伴关系”方法，可能就不会有一九八八年的自由选举。他也看 到了包括国际监察在内对这次选举的注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世界没有注视着智利， 公民投票时没有国际监察者，我认为皮诺切特会以多种方式逃脱。”按照邦尼斯的看法，从在智 利的经历中可以学到两个经验，“总的来说，美国对智利人行为的影响是边缘性的，但边缘性并 不意味着不重要。”经由帮助智利民主党力量去汇集民众，克服他们害怕公民选举是一个陷阱的 恐惧，美国帮助他们将陷阱布在了皮诺切特周围，结束了他的强权统治。 当大使邦尼斯、使团首席代理琼斯和大使馆其余人员，出现在一个美国可能对其不具有相应比例 影响的国家时，他们的努力显示了坚定的外交家为支援民主党人所能做到的。独裁者难以控制公 然传播与公开的资讯。外交家们的行动和言论，对影响专制政权中关键人物的行动，也能具有决 定性的影响，事实上是生与死的影响。邦尼斯说大使们在走上岗位等待被信赖期间“不应躲起 来”，应该尽其所能去接触广阔的社会阶层。邦尼斯的经历也显示出对在一个不民主国家履行使 命所做的深思熟虑的价值。 通常，美国大使并非做为美国的代表，而是做为倾向双边和睦关系的国务院官僚的代表。对于民 主政治具有国家安全意义的看法，国务院一直顶多是一个不情愿的同意者。虽然我们可以公平地 说在冷战后时期缺乏影响变化之必不可少的财政必备资金，国会做为一个整体却一直在促进民主 政治上超前于执行机构。与国会的配合对帮助带来民主主义变化的持续努力起着关键作用。当面 对不仅来自于智利，同时也来自于华盛顿右翼分子的阻碍的时候，邦尼斯能够依靠他的国务院上 司、国会议员和职员，甚至总统本人的大力支持，在决斗中使这样的后备力量清楚可见，并且进 一步增强了大使进行公众外交的能力。 国际行动者之间的协调也可起到关键作用。在智利，邦尼斯帮助成立了“西半球民主政治团 体”，此团体经常包括来自阿根廷、巴西和哥斯大黎加的外国大使。“我们交换资讯，讨论我们 （和我们的政府）怎样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对人权和民主的更多尊重。”他也发现法国大使是一个 对人权和民主掌握丰富资讯的大力提倡者。其他在智利有代理的民主国家，没有明显地参与类似 的协调活动。民主主义团体的到来，应该起到导致民主化支援和方针的协调实践的作用。 民主开放的社会，不仅低估了他们官方公告和方针对被压制国家的影响，同时也低估了文化进口 这种“软”性力量的影响。联盟领袖瑟库（Rodolfo Seguel）注意到了一九八三年在智利放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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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顿伯罗（Richard Attenborough）勋爵的电影“甘地”所激起的效应，在同一时间里，铜矿工 人的罢工表明了对皮诺切特政权的极度不满。“这部电影我们都看了至少两次，我们必须真正地 去实践。”强烈的非暴力资讯，显然对他和矿工们都产生了共鸣，瑟库看见“波兰团结工会” （Polish Solidarity）领袖华勒沙（Lech Walesa）延续了甘地的道路：“两人都采取了比武装 冲突效果更好的非暴力斗争。”（注 16） 非暴力民主推翻暴政的胜利，产生了难以衡量的交叉影响，这种影响在其成功之上累加着。紧接 着二○○○年米洛塞维奇在塞尔维亚被推翻，辛巴威和象牙海岸的示威者们把他们的独裁者穆加 比与盖伊（Robert Guei）和米洛塞维奇相提并论。在伊拉克军队溃退出科威特之后不久，塞尔 维亚早期民主主义示威者唱道：“斯罗伯（编注：米洛塞维奇），你是萨达姆（编注：海 珊）！”当巴格达和贝尔格勒在军事合作和逃避制裁方面进行广泛合作时，这种比喻被证明是有 道理的。在一九八六年菲律宾的人民武装革命后，一个任职于东德的外交家注意到一部分东德人 对于菲律宾人是怎样非暴力地抵抗一个曾对反对方最高层采用暴力的政权，有着浓厚的兴趣（注 17）。毫无疑问，民主政治在邻国的传播使智利民主活动家确信历史和时机在他们一方。现在做 为一个民主政治先导，民主团体的十个国家之一，智利将举办二○○五年的“民主政体联盟”部 长级会议。（编注：世界民主社群系于二○○○年由智利、印度、波兰、捷克、马利、墨西哥、 葡萄牙、南非、南韩及美国十个国家发起，为一以支持民主化，捍卫民主人权为宗旨的国际联 盟。CD 原则上每两年召开一次部长级大会，由各国外交部长级官员代表参加。智利于二○○五 年四月二十八至三十日在首都圣地牙哥举行第三届世界民主社群部长级大会，中华民国财团法人 台湾民主基金会亦正式获邀参加。） 肯亚的哈姆斯顿：无赖大使 与邦尼斯形成鲜明对比，哈姆斯顿曾是一个虚张声势的新闻记者，他像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一样舒适地待在美丽、烦恼的肯亚土地上。他从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在这里任 职，和海明威一样不太可能屈服于这个国家无所不能的独裁者——莫伊。哈姆斯顿将他的回忆录 取名为《无赖大使》（Rogue Ambassador），我得到他的许可，不受限制地从中摘录以表明一个 美国大使在被派往专政政权时所应该做的（注 18）。 哈姆斯顿报导说，独裁者“以几乎毫无隐瞒的满意”祝贺了他的被任命。“我是个保守派，熟悉 肯亚（因此一定是莫伊的崇拜者），有着冷战分子的声誉。并且，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被任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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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我能对布希总统进言。简言之，肯亚人认为他们领进了一个懦夫，我会像那个重命令而 不重自由的英国高级专员约翰．强生（John Johnson）那样毫无头脑地支援莫伊。莫伊和他的宠 臣们相信，与华盛顿同乘的船不会触礁，我会使自己很欢愉，去打猎、钓鱼、玩桥牌、打高尔夫 球，在海滩上晒太阳，呆呆地观看野生动物，永远都不会说关于民主和人权等令人烦恼的话。毕 竟，那就是人们认为所谓与大使相称的生活。这是一个典型看错人的情形。但目前，我的目的是 尽量与莫伊合作。我需要获得一个可以施加影响力的位置，透过他而不是对抗他，我有可能劝说 他为了他自己以及肯亚的利益，将国家引入一个更自由的轨道。我推论，这样就有可能使这个国 家免于爆炸。对别人生活的足够关心并对非洲政治问题寻找一个演化而不是革命的答案。” 因此，哈姆斯顿清楚地定义了一个典型的大使，甚至在工作概念中将大使定位是一个关注多数人 都无兴趣的鼓励改革者。开始，他以为莫伊是能够被同化和革新的，他认为暴力不是唯一的选 择。他明确地说他不想“驱逐”莫伊。正如我在书中所论，与独裁者合作很重要，但很关键的一 点是要认识到独裁者不是傻瓜，他们会用尽手段以保住权力。最终，他们必须被驱逐。暴力之外 经常都有另外的选择：用一个全面的策略去提高当地人们的期望，用民主主义的最大力量去帮助 他们以非暴力的战术来对抗和驱逐独裁者。 但即便有这些初始的限制，哈姆斯顿对肯亚人的爱，透过他的民主主义的直觉、对国务院改变方 针的理解以及他与独裁者打交道的第一手经验，促使他发起了一场非凡与壮丽的自由之战。如果 能得到其他人的足够支援，如果肯亚的民主党人能聚在一起，这场自由之战几乎肯定会导致莫伊 的被驱逐。 哈姆斯顿认识到“我不仅是布希（George Bush）的发言人，我也是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杰佛逊（ThomasJefferson）、麦迪生（James Madison）、蒙洛（James Monroe）、维尔逊（Woodrow Wilson）和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发言人。如果我不大 声地说出美国的想法和理想，不拥护民主政治，谁又会来说呢？这是与传统外交相反的新型态外 交。”（编注：以上人物都是美国历任总统） 他所要对抗的到底是什么，这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哈姆斯顿到来之后很快就变得清晰。正如安哥 里坎（Kenyan Anglican）主教对他说的，“莫伊的内阁是由一些据说是职业杀手的人所组 成。”哈姆斯顿二○○○年二月的观察清楚地显示出莫伊自己也有资格得到这一封号，因为莫伊 的外交部长伍克（Robert Ouko）在那时遭到谋杀。莫伊在那个月访问华盛顿期间，只得到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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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助理国务卿的接见。在此之后，莫伊很显然开始怀疑外交部长伍克在暗中得到了更高级别的接 待；可能还对取代莫伊进行了秘密讨论。“据说莫伊亲手殴打了伍克，要求知道布希总统和国务 卿贝克在华盛顿对他说了些什么，而且将伍克打得失去了知觉，并下令对他进行折磨。”第二 天，在莫伊的办公室里，伍克的头部中了两枪。莫伊是否殴打并谋杀了伍克，不管真实情况如 何，正如哈姆斯顿所记述的，“许许多多肯亚人相信这是在过去发生的事实。”莫伊在负责伍克 命案的调查委员会呈交裁决之前将其解散，最后还雇用了被伦敦警察厅怀疑下手枪击伍克的执行 者。 BBC 在二○○一年六月三十一日报导，莫伊起诉大使哈姆斯顿在他书中记叙伍克之死时对他的诽 谤。莫伊否认与此谋杀有任何关系。BBC 简洁地记述道，伍克的身体“被枪击，泼上了汽油，点 着了火。” 在此时注意到这一点很有好处，那就是许多现在当权的独裁者亲自谋杀过人，或者亲口下令去谋 杀一些人或团体。人们倾向于将这一事实与个人分开，而宣称一个“政权”、一个“政府”、一 个“系统”应为这些行为负责。我们难以应对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一个与美国总统及大使与之共 事的人，被邀请到白宫握手甚至赞扬的人，竟是一个杀人犯，而且通常是一个群体杀人犯，然而 这却是事实。 就在哈姆斯顿即将抵达奈洛比之时，驻邻国坦尚尼亚的美国大使，职业外交官员彼得森（Donald K. Petterson）电报国务卿贝克并建议说，现在是与我们的西方同盟军制定更明确和更广泛非洲 政策的时候了，要言之，即对非洲开发援助与向民主化推进联系在一起。“原则上讲，我不反对 彼得森的电报。”哈姆斯顿回答道。“冷战促使美国去支援非洲和其他地方一些极端令人厌恶的 特性。正如彼得森所指出，俄国显然已不在冷战游戏之中。在这些已改变的环境下，美国做为唯 一存在的超级强权，没有理由去支援暴君们。如果现在有的话，那就是到了向海外推进民主政治 的时候了。”说了那些之后，我确实感到这种政策的支持者严重地低估了在非洲施行这种概括性 政策的困难。 在一九九○年第一季，布希总统和国务卿贝克在几次场合里明言，支援民主在非洲的扩展是美国 的方针政策。由此，在四月中旬的国务院民主会议上，四十个在非洲的美国大使只能够“互相比 赛他们对民主化的支援和信仰的热忱。这种比赛占用了那么多时间，被安排最后讲话的魔鬼拥护 者（哈姆斯顿）几乎没时间列举每个大使在实施这种政策时肯定会遇到的困难。我并不很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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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的心站在问题的另一边。无论如何，在热忱地认可新政策后，绝大部分大使回到他们的岗 位，在扩展民主的问题出现时遵循了一种谨慎的沉默态度。至于我，回到肯亚后，决心用我能够 集聚的所有精力和决心，去实现布希总统的政策。” 一石激起千层浪 五月三日，哈姆斯顿有机会在肯亚首都最具革命性的“国际扶轮社奈洛比分社”（Rotary Club of Nairobi）做了一项声明。“在我发言的前部分只是一些关于美国在肯亚的贸易和投资等例行 公事话题，发言结束的时候才谈到了实质性的话题，我告诉扶轮社的会员们：‘掌控财政预算的 美国国会正在酝酿一个大的政策趋势，准备将经济资助集中在愿意实施民主、捍卫人权、实行多 党制度的国家。’我不认为我的这些话具有煽动性，但是第二天早晨，肯亚最大、最具影响力的 《国家》日报上发表了‘美国以多党制施压’的头版新闻。当时担任肯亚非洲民族联盟（KANU） 书记的穆斯欧卡（Kolonzo Musyoka）发怒道‘不要对我们指手划脚。’总统府官员（前肯亚驻 美国大使）奴伯瓦拉（Burudi Nabwera）命令省行政部门监视我在奈洛比的一切活动。” 对莫伊最热心谄媚的家畜发展部部长王格勒（Elijah Mwangale）曾在海滨地区的一个发言中宣 称，即使是海里的鱼也会向总统鞠躬。他是指责我在财政上支援肯亚异议人士。在商品交易会开 幕前三天，肯亚外交部告诉我莫伊不会出席开幕典礼。一个偶然的事件无疑加剧了莫伊的反应， 那就是我在扶轮国际社分社发言的同一天，两位前肯亚基库尤人内阁官员马提巴（Kenneth Matiba）和鲁比亚（Charles Rubia）宣布成立一个“恢复民主论坛”（Forum for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的运动（不是政党，那样会不合法），简称 FORD。他们要求如 下，第一：废除宪法 2(a)条款（该条款确立“肯亚非洲民族联盟”（KANU）为唯一合法的政 党；莫伊于一九八二年在宪法中加入该条款）；第二、重新选举（即使按照肯亚的标准，一九八 八年的选举也是舞弊丛生的）；第三、总统的任期不超过二届，每届四年。莫伊立即公开谴责马 提巴和鲁比亚是‘替国外势力卖命’的叛国贼。实际上，我和 FORD 并没有任何的共谋，在我讲 演的四个小时前，我才知道他们要成立 FORD。” 这给哈姆斯顿留下了一个难题。一方面人们期待他去鼓励民主化，另一方面美国政策要求他在肯 亚促销美国的产品。哈姆斯顿经由幕后的管道递给莫伊一个手写纸条，表明他在讲演中并没有对 他无礼的意思。“事实上，如果肯亚迈入一个多党和廉洁政府的时代，我个人和美国政府都希望 莫伊领导这个国家（事实上也真是如此）。我强调：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成为变革的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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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就是成为变革的牺牲品，即使我们在政治上有分歧，良好的经济关系对两国来说都是有益 的。”随后，莫伊就出席了美国商品交易会。 事实上，在哈姆斯顿担任大使期间，即使争吵日益加剧并变得公开化，以及莫伊企图让他离开之 下，哈姆斯顿仍然能够在私下得到莫伊在许多重要事件的支援。比如华盛顿认为很难得到莫伊对 几百名反格达费的前利比亚士兵安全提供庇护，以及为美军在索马利亚的行动提供基地，哈姆斯 顿却能够经由与莫伊的直接关系而得到以上支援。哈姆斯顿明白在大的事件中与外交部长或更低 级别的官员打交道是根本没用的，因为这些官员都对莫伊怕得要死，以致于不能做任何决定。哈 姆斯顿知道所有的独裁者需要我们多过我们需要他们，如果有人以正确的方式勇敢地面对独裁 者，一般来说独裁者会尊重并与之合作。哈姆斯顿注意到莫伊既很喜欢他本人同时很怕他这个大 使，我坚信这是很好的结合。独裁者都生活在恐惧中。他们试图使包括外国大使在内的所有人害 怕，但独裁者自己也害怕所有人。这是他们生活的写照，我们需要学会利用他这种心态。本质 上，哈姆斯顿大使的情况很典型：与独裁者打交道，甚至对独裁者施压并帮助地方力量实现民主 突破，尽管做到这点并不简单，但却是可能的。 哈姆斯顿缺乏一个很关键的力量：来自本国的全力支援。“《纽约时报》的东非记者泊尔兹 （Jane Perlez）在一周前描述我是‘唯一在非洲大陆公开提出民主化进程的美国大使’。”哈 姆斯顿回忆到，“来自国务院的表扬却显得轻描淡写”。 五月十八日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可汉（Hank Cohen）随同哈姆斯顿大使一起在奈洛比与莫 伊见面，可汉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希望两国关系一如既往。“他说美国政府还没有以多党制为经济 资助的条件，虽然他承认‘个别的美国国会议员’喜欢采取这个办法。”可汉向哈姆斯顿表明， 他不想与任何肯亚的异议人士交谈或会面。从那时起肯亚政府就公开对外宣称与美国关系很好， 如果真的有问题他们强调那是哈姆斯顿自行其是。同时宣称要改变这种状况很容易：要不就将哈 姆斯顿召回，亦或使他不愉快地辞职，再不然就把哈姆斯顿调走。 可汉破坏了哈姆斯顿帮助民主派的权威和能力，使得情况变得更糟。在八月访问奈洛比期间，可 汉甚至同意在哈姆斯顿不在场时与莫伊会面。对于没有外交经验的读者来说，这样的行为并不让 人觉得大惊小怪。但事实上，一个美国的大使才是美国总统的私人驻外代表，而国务卿助理不 是。大使代表美国政府的所有成员。他与其他国家领袖的关系对美国在国外的活动是至关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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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简单地阻碍大使的工作，然后把大使扔在国外不管。这里只有两个选择：不是支持大使， 就是撤换大使。不幸的是，可汉并不是唯一以投独裁者所好的方式同独裁者打交道的人。季辛吉 对所有美国驻共产国家的大使采取同样的方式，以致于有一次他去莫斯科会见苏联领袖，美国大 使竟然被蒙在鼓里。 在处理皮诺切特和其他人的情况时，大家就觉得华盛顿的高层并不支援美国大使为民主化所做的 努力。这种想法延长了独裁者在位的时间，并冒着大规模暴力冲突的危险。虽然美国大使有时得 到来自华盛顿或者其他地方足够的支援，但是对肯亚和哈姆斯顿来说这一切来得太迟了。 即使如此，哈姆斯顿大使仍然艰难地推动着民主化。七月四日，在由国外官员、异议人士领袖、 肯亚和美国商业事务领袖、牧师、大使、农场负责人、律师、野生动物专家、军官和医师等近六 百位人员出席的招待会上，哈姆斯顿大声宣读了独立宣言中的关键两句话：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 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 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哈姆斯顿又补充道，“美国并不想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政府被自由地选举 产生，并真正的代表与服务人民时，我们会非常欣喜并支援那个政府。” 独立宣言中的这段话，应该在每年七月四日国庆日的招待会上被每一驻独裁国家的美国大使大声 宣读，直到没有独裁者为止。 毫无疑问，来自民主国家的大使都能从本国或者其他国家发现类似的话，并在他们的国庆时以此 来表达相同的观点。这是一个极好的创造性促进自由的例子，只要有决心就能实施。 哈姆斯顿大使很早就意识到他需要与很多的机构共事，同时为其提供指导。因为认识到这些机构 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所以在前往奈洛比的途中，他在伦敦、巴黎、罗马和梵谛冈做了短暂停留。 当哈姆斯顿开始努力的时候，以上这些政府或者大使没有和肯亚的民主派结盟，只有天主教和其 他宗教真正与民主派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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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瑞典和挪威在这件事上很坚定。事实上，因为挪威为居住在挪威并被莫伊逮捕过的肯亚民 主党人提供法律上的辩护，莫伊因此中止了与挪威的外交关系并驱逐了挪威大使。 日本的熊谷直博（Naohiro Kumagai）和德国的莫金根（Franz Freiherrvon Metzingen）是两位 影响力很大的大使，因为他们给予肯亚很多经济援助。 这两者我都没有争取到他们的支援。虽然莫金根的接任者穆兹伯格（Bernd Mutzelburg）后来成 为我亲密的朋友，他是政治事业的接班人，勇敢地为自由而奋斗的斗士。 熊谷的接任者是日本少有的女性大使之一，在最后提供了一些帮助。虽然他们有些是我的好朋 友，但是大使们都认为：驻非洲大使不能批评非洲国家的元首以及政府。 很多来自南亚、拉丁美洲、阿拉伯和东欧大使不是对此事不感兴趣，就是太关注于他们自己的职 业，有的是小心谨慎地不表明立场。 当哈姆斯顿持续不断地在他的同事中做努力的同时，莫伊连续不断的野蛮行动导致其他政府把注 意力集中在莫伊身上。一九九一年夏天，事情有了可观的进展。随着新任德国大使的到来，哈姆 斯顿能够组成一个由德国、丹麦、瑞士、加拿大和美国大使组成的强大五人集团。但是英国大使 仍然不参与。英国的外交部长赫得（Douglas Hurd）和伦敦的其他政客为他们和腐败的莫伊有着 亲近的关系而感到越来越难堪。 无论来访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对莫伊说了什么，那年夏天访问奈洛比的民主党参议员里艾（Pat Leahy）、得康思尼（Dennis De Concini）、西蒙（Paul Simon）、罗伯（Chuck Robb）和米库 斯基（Barbara Mikulski）对哈姆斯顿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他们表达了对人权和民主的特别 关心，也同时表明了我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而自行其是的无赖大使。” 哈姆斯顿写道，“到一九九一年夏天我个人对肯亚政府的看法有很大的变化。当我一九八九年到 达奈洛比的时候，我对莫伊的看法是正面的，我打算给莫伊时间，我相信他是一个被腐败和残忍 的顾问包围着的好人。但是当我更深入地了解到他内心深处的黑暗残忍，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就 是一个人导致了肯亚政府的现状，而那个人就是莫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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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想法：并不是总统残暴和腐败，而是总统不能控制下面的人或压力集团，一 些极端主义分子不允许他实施更多的民主。事实上，任何真正了解专制真相的人都能确切的分辨 谁应该对镇压负责——那就是独裁者本人。 选择 七月底，哈姆斯顿大使面临着“可以改变历史的难得机会……七月二十八日，肯亚省的圣公会 （Anglican Church）、国家教堂理事会以及法律界，在奈洛比的全圣大教堂（All Saints Cathedral）联合举行感恩节祷告仪式。我也许该念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至二十节（《圣 经．新约》中的一卷）中很贴切的一段。基于肯亚当时的政治气候，那也是能产生不凡效果的时 候（安全人员威胁肯亚的民主领袖，如果他们敢来参加，将被逮捕）。以弗所书中这样写到： 最后，我的兄弟们，上帝的威力会使我们坚强。在上帝的保护下，你会在魔鬼的淫威下岿然不 动。因为我们不是在和人搏斗，我们是在和侯国、权力、黑暗世界的统治者以及高层的邪恶反道 德的灵魂在搏斗。因此在上帝全力的保护下，你不会在邪恶的日子里倒下。用真理做你的腰带， 用正义做你的铠甲，用和平的福音做你的足履，在此之上，用坚定的信念做你的盾牌，你会经受 住磨难，熄灭邪恶的火焰。拯救人类是你的头盔，精神信仰是你的利剑，这是上帝的福音；在你 的灵魂中与所有的人一起祈祷，坚定不移的祈愿所有的圣徒：而我，我会大声的说，那是我的使 命，我会开口的，我会让人听到神秘的福音，我应当开口。 “我给可汉打电报时告诉他……我们已经到了‘历史时刻，一个在肯亚历史上的分水岭。’”哈 姆斯顿回忆道，“美国政府‘可能最终会愿意做它该做的事情，且不可能不站在天使的一边。’ 我承认这一举动会使我们和智利的关系更僵，但是‘对肯亚的后莫伊时期会自然产生巨大的益 处。’‘你怎么认为？’我最后做出结论，‘我应该开口还是保持沉默？’我想我该质疑答案是 什么。后来我被命令不许读以弗所书，也不可以参加仪式。” 在决定是否应取得华盛顿的许可去参加仪式并发言的过程中，哈姆斯顿面临着另一个更需要他注 意的事情，即在为民主而奋战的时候，“自由之家”大使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面对早先 所遭到的破坏，哈姆斯顿曾写辞职信函给国务院副国务卿（第二号人物）伊格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伊格伯格回信说：“干好你的工作，不要再为那些小事担心，那些负面的家伙 和老妇人会塞满这个地方。我会既照顾好他们，也照顾好你的。你所面临的唯一危险是你开始怀 疑你自己和你的作为，因为你开始担心在后方我们会不会支援你。别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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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病菌的牺牲品。我希望能看到你正常的、糟糕的、可爱的、自我调解的、谦逊的、坚强的自 我！” 在我们离开之前，我想把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至二十节推荐给所有在独裁国家任职的大使，为了 在未来产生好的效果，应该在公共场合朗诵出来，让大使们寻找机会，自己挣脱束缚，并大胆的 声明“和黑暗世界的统治者以及高层的邪恶反道德的灵魂搏斗！” 尽管国务院在七月间显得很胆怯，肯亚的民主派和一些民主国家的大使以及他们的政府，在秋冬 时对莫伊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异议派做出计画，并要求允许他们集会，但他们的成员却被抢先一 步逮捕了。当他们安排十一月十六日在卡马库基（Kamukunji）集会时，他们遭到殴打，许多人 被捕。英国首相梅杰（John Major）、伊丽莎白女王和外交部长赫得（Hurd）在九月和十月开诚 布公地与莫伊进行讨论。梅杰告诉莫伊人权状况必须改善，必须和异议派做内部对话，并且要实 施新的清白选举。但是，正如哈姆斯顿所说的，英国这个对异议人士不以为然的国家认为变化只 能来自莫伊。 这种对民主人士不以为然的态度十分普遍，并成为民主国家试图废除独裁统治的绊脚石。政府似 乎看不到可以取代独裁政权的成熟领导能力。在大使和外交官员之间没完没了地讨论着几乎所有 运动及其领袖的弱点，认为他们不能成为未来的政府。但是这种寻找万无一失的替代方案是行不 通的。民主的力量在于它能不断地产生不可预测的领袖，并提供比较快速且和平的机制，以去除 那些不再符合标准的人。那些异议人士通常不会被平民选为总理或总统，尽管人们尊敬他们带来 的自由。事实上他们不具有成为政府的素质。无论如何，关键在于民主政治可以提供比任何一个 国家的任何一个独裁者都要好的统治管理。 哈姆斯顿对民主派的态度和关系似乎是正确的。在他就任大使的早期，他意识到并非在政府或首 府内部发生的事一定是最重要的。他和肯亚社会上所有方方面面都建立了关系，包括和异议领袖 的私人关系。他在奈洛比以外四处旅行，与肯亚所有地方的反对派领袖会晤。他甚至到英国与一 个流亡在外的反对派领袖见面。他密切地保持和异议人士的关系，向他们谘询，提醒他们小心， 并鼓励他们，询问该如何帮助他们，并再三强烈地干涉莫伊及其亲信以保证异议人士的权利。但 在这一切中，他也保持了一个对异议人士理智的怀疑态度。 当压力越来越大时，莫伊变得更加紧张和滥用职权。在十一月十八日，莫伊让他的外交部长艾尔 （Wilson Ndolo Ayah）召集，并笼络德国、丹麦、加拿大、芬兰和美国的大使。艾尔指责哈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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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顿企图颠覆政府，鼓励异议人士违反法律，并“操纵反对派”。他指哈姆斯顿为种族主义者， 并为布希总统指定了一个和他自己一样的人做为肯亚的大使而感到遗憾。第二天，形存实亡的橡 皮图章国会照会美国政府召回哈姆斯顿，其中一个国会成员建议哈姆斯顿应该被捆绑起来。哈姆 斯顿回应说，如果他真的在操纵反对派，他们一定比现在组织得好的多。他为自己辩护，根据 《维也纳公约》（Vienna Convention），他认为他有权保持和异议人士往来，并声明他永远会 公开反对对基本人权和自由的践踏。 “突然间，莫伊意识到肯亚的援助者将在一个星期内在巴黎召开会议，看来他们因为镇压卡马库 基集会以及对美国大使的谩骂攻击，而感到不快。”哈姆斯顿写到“如果莫伊曾经对美国将在巴 黎会议上的可能态度有所怀疑，那么十一月二十二日，由国会两翼二十一个议员联署给布希总统 的信已经说明一切。当肯亚的经济失败，加上它对民主理念的疯狂镇压，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 为自己辩护了。只有法国和义大利可能不会参加辩论。英国，这个曾经是莫伊坚定拥护者的国 家，也弃之而去了。”援助者们宣布，他们将在六个月内冻结所有的援助。 团结才有力量：肯亚的民主势力被各个击破 肯亚的反对派为这个消息欢欣鼓舞，FORD 的领袖史库卢（Shikulu）公开宣布“没有哈姆斯顿， 我们必定不会这么快达到这么远的目标。”十一月二十六日哈姆斯顿在给华盛顿的一封电报中曾 预言莫伊会采取戏剧性的步骤。果然，“还是有些令人感到意外，实际上在这几天以前，这个政 府还在咒骂我是‘一个罪犯、一个毒品推销商、和国家的敌人’”，莫伊居然同意和哈姆斯顿会 晤，并在十二月二日拜访副助理国务卿胡德克（Bob Houdek）。莫伊敦促美国“不要和异议人士 交往过密，要尊从外交惯例。”胡德克说他被命令催促莫伊不容迟疑公开宣布，肯亚要进行全新 的、允许非“肯亚非洲民族联盟”（KANU）候选人参加的竞选。在十二月三日，“令所有人吃惊 地”，莫伊公开宣布他要再次使多党政治合法化，尽管他抱怨说是被外国人强迫之下做的决定并 警告会有种族冲突。在十二月六日，一篇来自奈洛比的《华盛顿邮报》的报导说： 大约五百名奥廷加（Odinga's）FORD 的支持者沿莫伊大街游行到美国大使馆，看起来像是自发 的人群情绪高涨，表示他们对美国大使哈姆斯顿所做出的卓越成绩而表示感激之情。他对民主的 呼声让肯亚政府感到头痛，但是却使他成为反对派的英雄。游行者有的坐在使馆前挥舞着树枝高 喊“拥护哈姆斯顿！”这些人不肯离去，直到哈姆斯顿隔着安全栅栏发表了简明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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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幸的是，哈姆斯顿说“当反对派开始分崩离隙的时候，多党政治合法化几乎等于零……一 个人不需要很好的数学脑筋就可以明白一个统一的反对党可以赢得总统竞选，而四分五裂的却行 不通。”哈姆斯顿、德国大使和一些肯亚的民主领袖，无法说服反对党的三大头领同意选出一人 参加总统竞选。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是大选的日子。“由于政府和反对派在组织、财力和 武装势力上相差悬殊，虽然羽毛尚未丰满的反对党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哈姆斯顿写到，“但 是他们被自己的不团结统一打倒了。同时，按照肯亚宪法，90％的权力掌握在总统的手中而不是 在国会手中，因此他们在失去总统的位置时，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不管他们赢得了多少议会席 位。” 哈姆斯顿接着写到，“当一九九三年二月，英国海外发展部部长，同时也是梅杰首相政府中最主 要的非洲独立运动拥护者查勒克（Baroness Chalker）访问肯亚时，自选举以来笼罩肯亚人的酸 楚情绪正在蔓延。当查勒克到达时，那些相信英国仍没有完全脱离开莫伊的反对派民主党的示威 者向她投掷臭鸡蛋、红柿和垃圾。之后他们来到美国使馆高喊支持美国的口号。”后来，哈姆斯 顿离开了肯亚，在几年的干涉后，他还是看到了悲剧的、但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事：莫伊又继续掌 握了十几年的政权，肯亚人民饱受痛苦，每况愈下，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不断地成为恐怖主义 行动的目标。 在他论文集的结尾，大使哈姆斯顿提供了一些不同的想法： 对于我来说，每一位美国大使都应该有两个责任，一个是安慰那些遭受痛苦的人们，另一个是让 那些过于舒适的人尝点痛苦的滋味。最终，一个政府的职责应该是为他的百姓服务，而不是对他 们巧取豪夺。 认为在非洲不可能实现民主的想法是极端种族主义者的想法。困难确实有，而且很糟糕，这个过 程会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自己和非洲人民都有义务去支援那些正在奋斗中的民主力 量。对人权的支援和加强民主进程永远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部分，但我们需要决定到底这一部 分占多大的比例。 我不相信自一九六三年以来我们对肯亚投入的十亿美元对一般的肯亚人生活有什么改善，其实这 些资金应该花在建立和扶植民主机构、专业人员、妇女组织、出版发行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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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的穷困和倒退，使罪恶总是源源不断。干旱、蝗虫瘟疫、森林砍伐、全球下滑的日用品价 格、殖民主义的遗产（造成非洲社会主义的根源）等这些都对这块大陆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但是 自非洲独立几十年以来，一直在这块大陆上贪污腐败、无法无天的统治者，才是真正的祸首。 除非等到非洲的莫伊被仍进历史的垃圾堆，否则，肯亚或非洲大陆不会有什么希望。这个过程会 漫长而艰难。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不去帮助非洲的理由，也不能成为非洲人自己不去解救自己的 理由。明天会带来新的一代和崭新的未来。 肯亚显示了领事馆、领事、大使馆、大使的重要意义。在 BBC《非洲焦点》（Focus on Africa）杂志二○○二年一月至三月的期刊上，蒙巴萨（编注：Mombasa，肯亚的第二大城市， 也是肯亚回教徒的大城）的回教团体领袖之一的海德（Mohamed Hyder）教授写道：“如果回到 一九九一年，我们会发现美国是肯亚回教徒的好朋友，尤其是蒙巴萨人的好朋友。那时候美国的 外交官保护蒙巴萨回教徒的利益。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是在蒙巴萨任职的美国领事斯泰勒（Don Stader）。他在蒙巴萨回教徒和美国政府之间建立了牢固的关系。他们经由他和美国大使及重要 的参议员频繁会晤。在那个时代，如果非执政党有超过十个人在一起集会，就可能被认为是叛逆 行为。因此透过斯泰勒，让蒙巴萨回教徒成员自己能够互相会面，就很重要。在十分严峻的情况 下，斯泰勒替被警察追逐的肯亚回教徒提供了人身安全保护。但从那以后，美国驻蒙巴萨的领事 馆被关闭，美国和回教徒的关系逐渐恶化。一九九八年美国在肯亚首都奈洛比的使馆被炸，此后 警察对回教徒实行更加严格的检查。自从斯泰勒和其他能协助回教徒的美国外交官被撤走以后， 回教徒对肯亚政府的愤怒和肯亚回教激进主义者的人数同时增长。我曾经试图说服肯亚政府，要 解决回教徒对政治失望的情绪不是靠增加警棍。不幸的是，莫伊总统没有心情听我讲话。自‘九 一一’事件以来，政府对回教徒的情绪没有多少安抚……布希总统和布莱尔首相一遍遍的重复这 场他们发动的战争不是针对伊斯兰的，而是针对恐怖主义的……算得上是正面帮助备受歧视的回 教徒，提高他们在肯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行动。” 在哈姆斯顿的论文集中，他指出美国领事在蒙巴萨完全是孤军奋战，斯泰勒没有得到过美国的支 援，甚至连个秘书都没有。维持领事馆的继续开门的费用是最低的，当华盛顿决定关闭领事馆的 时候，哈姆斯顿尽最大努力反对这个决定，他甚至主动提出大量削减他在奈洛比的开支。但是普 遍来讲没有什么人能明白在独裁政府的国家中维持——其实应该是扩充─－主张民主的领事是我 们所拥有的能够减少对我们安全构成威胁并帮助那些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最合算的武器。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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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已经开始的、进行中的，最后终于赢得非暴力抗争胜利并将独裁者赶下台或打败恐怖主义者 的行动，都是在首都以外的地方进行。 从一九七五年开始，我一直极力主张美国应派外交官去科索沃，并在对外部门中建立使用阿尔巴 尼亚语言的能力，从而可以通晓和影响科索沃以及大阿尔巴尼亚地区的发展（几十年来，我们从 未对阿尔巴尼亚派驻大使）。现在没人能够知道，但如果当初我们就去那里，历史也许不是这 样；成千上万的生命可能得到拯救，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甚至塞尔维亚的民主可能会更早的到 来。我们现在应该充分利用我们在如中国一样独裁统治国家的领事馆和其他民主同盟的力量。我 们应该仔细的研究这四十五个独裁统治者，从而决定在哪个地方（首都以外）增加新的领事馆可 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在北韩或是伊朗这样连美国大使馆都没有的国家，我们应该积极的努力设 立大使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认独裁统治的合法化；设立大使馆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当地的 民主力量。 当然，一个国家是否能最终决定回归或发展民主，取决于本土公民的领导阶层。如果没有那些联 盟、政党和天主教团体中勇敢的领袖挺身而出，愿意以非暴力的方式面对一定的危险与独裁政权 对抗，智利也许会将拉丁美洲的民主浪潮压制得更久。如果肯亚人当初能团结在一起采用非暴力 的策略，他们也许会将莫伊更早的赶下台。这个明显的事实提醒民主世界的人们履行他们帮助在 独裁统治下的民主人士的责任，同时，这也是那些正在努力的民主人士不可推卸的职责。 布达佩斯的大使 大使邦尼斯和哈姆斯顿为我们示范了如何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与独裁者周旋。在一九八六年到达布 达佩斯时，做为一个精神饱满、充满了新鲜感的四十五岁大使，我在工作中学到，即使在欧洲对 付独裁者，许多同样的方法亦可奏效。在这本书中的许多地方，我都提到我四年任期中的一些例 子。关于这些年来美国大使所做的其他的努力则交给记者来讲了。从帮助米老鼠、麦当劳穿破铁 幕，到在共产国家建立第一个商业学校，到见证纳吉（编注：Imre Nagy，匈牙利首相，领导一 九五六年的匈牙利民主革命，失败遇害）的再次被埋葬，到街上的游行，我希望这些图片（图 6.1～图 6.10）和文章可以让你略见一斑，为了帮助他人得到他们的自由而努力是多么的有趣、 令人愉快，当然有时又是多么的艰难。在专制国家里墨守成规的、缄默的大使，正在失去他们人 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刻。 注 1：作者与随同捷克外交官的研究人员和“自由之家”职员的讨论，二○○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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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欧洲活动家被寮国判刑”，BBC 新闻，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http://news.bbc.co.uk/1/hi/world/asia-pacific/1646407.stm. 注 3：史密斯．哈姆斯顿《无赖大使》（希瓦尼，田纳西：南方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 注 4：玛丽．马格若利〈协助耕犁新领域〉，《华盛顿邮报》，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注 5：皮尔．布兰顿〈时间旅客〉，《哥伦比亚新闻评述》（一九九七年一月至二月）。 注 6：基尼．夏普《从独裁到民主》（波士顿：艾伯特．艾因斯坦研究所，二○○二）。 注 7：雷切尔．斯望姆〈看看现在的他〉，《纽约时报》，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注 8：库伦．莫菲〈最后一招〉，《纽约人》，一九九二年四月。 注 9：简．伯勒兹〈伊拉克的邻居〉，《纽约时报》，二○○二年十月八日。 注 10：张良与安德鲁．J．内森及佩里．林克《天安门文件》（纽约：公共事务出版，二○○ 一）。 注 11：哈姆斯顿《无赖大使》。 注 12：哈姆斯顿《无赖大使》。 注 13：智利的故事来自以下三处： 乔治．舒玆《动乱和胜利：我做为国务卿的岁月》，（纽约：查尔斯．思森，一九九三）； 乔治．F．琼斯《前线民主：美国外交事务口头历史收藏》，一九九六采访（阿灵顿，维吉尼 亚：外交研究培训协会，二○○○）； 哈里．G．巴恩斯〈美国人权政策和智利〉，美国学院和平人权实施专案专题论文，华盛顿特 区，二○○一年。 注 14：巴恩斯〈美国人权政策在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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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5：彼得．艾克曼和杰克．杜瓦《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纽约：飘古，二 ○○○）。 注 16：艾克曼和杜瓦《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注 17：督思克．杜德和路易斯．布兰森《米洛塞维奇：暴君的造像》（纽约：自由出版社，一 九九九）。 注 18：哈姆斯顿《无赖大使》。补充材料采于与哈姆斯顿大使的交谈二○○二。

第七章 非暴力力量的使用 千万别怀疑一小群有思想、有奉献精神的人们能改变这个世界。 实际上，这就是唯一的事实。 ——玛格丽特．米德 民主和专政的权力基础根本上并无不同。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够一直保 有权力。如果人民群起反抗，政府就不能以武力使人民屈从。史达林时期的俄国常被用来证明极 权主义统治（如果它真能算是极权）是能够稳固的。但如果不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俄国 的入侵，给了史达林获得广泛支援的契机，那么他在三○年代掌控权力的手段——亦即杀害所有 可能的对手——最终可能会导致起义，以反抗他那喜怒无常的残暴。也就是说，如果你威胁到每 一个人，将会导致众叛亲离。 形势会不时地迫使国际社会或某些国家向独裁者施压，以缓和他们对人民的压制，或改变他们的 统治方式。设法迫使独裁者改变他们最恶劣的行径，必然有助于减轻人民的痛苦。但缓解压制并 不能彻底改善，消灭独裁者才是正本清源的唯一途径。历史证明，没有一个独裁者在掌权时会变 成民主者，或主动放弃权力。催生民主的唯一方式就是把独裁者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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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独裁者的挑战方式，决定了他能否被推翻以及何时会被推翻；而这对稳固的民主能否出现有着 至关重要的影响。武装起义通常会失败，甚至经常在开始前就失败。即使武装起义成功了，取而 代之的通常不会更好，甚至更糟。游击运动的领袖们对暴力的使用了如指掌，当他们获取政权后 还会保留这些技能。所以暴力革命通常会产生压制性的政权。人民继承的仅仅是一批新的独裁统 治者。 还有另外一种策略也能瓦解独裁的统治并建立民主，且有着傲人的成功纪录。在艾克曼（Peter Ackerman）和杜瓦（Jack DuVall）的论文集《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中，他们记录了十几个案例，都是普通民众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使用非暴力运 动，从独裁统治者手中夺回了权利。我个人也能从美国民权运动、以及在共产国家外交生涯的经 历中证实这些观点，也就是对于那些剥夺人民权利的政治体系，最好是从内部由其人民自己瓦解 它。 所有独裁者在位时都会引发民怨。对协助其镇压的打手们所支付的酬劳，最终会导致腐败，这是 最不得人心的。对年轻异议人士的迫害，也会造成其父母永远的仇恨。另外，只有少数独裁者拥 有经济管理的才能，频繁的经济危机会积累民众更多的不满情绪。 有组织的非暴力反抗从开始那一刻，到独裁者下台，也许会经过几年的时间，也许只有短短的几 个星期。从七○年代初期第一次出现有组织的异议人士反对波兰共产政权开始，到格但斯克造船 厂（Gdansk shipyard）罢工时出现的“团结工会”（Solidarity），大约经过了十年。但此前 四十年，萨尔瓦多（El Salvad）人民的总罢工在几天之内推翻了军事独裁者。两者的区别不在 于国家准备采取多大的暴力——萨尔瓦多的军事领导人是其国家最血腥的统治者之一。成功的关 键在于：抗暴运动要能拟定并传递明确的奋斗目标、广泛的组织和发动人民、向支撑政权的基础 施加最大的压力，并在受到必然的镇压时能保护自己。 非暴力冲突的主要理论家，基尼．夏普二○○二年出版了一本有重大影响的小册子《从独裁到民 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波士顿：爱因斯坦学会，二○○二）。在这本小册子 中他列举了一百九十八种不同的非暴力行动。这本小册子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并被世界各地的 异议人士奉为圭臬。这些非暴力行动可以分为三大类：非暴力抗议和劝服；社会、经济和政治方 面的不合作；以及非暴力干预。详情请参见第七章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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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每一类的描述及史例，可在夏普的《非暴力运动的政治》（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一书的第二卷中找到（注 1）。从社会及经济制裁，到产业罢工及拒交租金，从直接的 不合作到实质性的干预，比如静坐及占领。非暴力行动的武器实际上是非常多采多姿和富有创造 性的，远非有偏见的媒体所认为的是仅仅只能吸引一些无所事事市民的游行而已。 非暴力抵抗可以在瞬间变得强大、精确、广泛并且时机恰到好处，外界通常感到意外，而做为他 们反抗目标的那些独裁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不会像别人那样以为非暴力运动只是消极、起反作 用的，运动的领袖都是新手或和平主义者。艾克曼和杜瓦认为，有些非暴力运动会制定一整套战 略来削弱对手、夺取权力。虽然使用的资源和武器不同，这些非暴力运动也会故意卷入冲突。他 们选择的抗争方式与暴力压迫者擅长的方法不同，他们经常一开始就使独裁者处于劣势。大多数 非暴力领袖会默默地埋头苦干数年，在这期间构想出一套推行自己运动的办法并付诸实行。这些 人起初也许只是普通老百姓，但是几年之后他们就已经是对重大冲突有丰富经验的行家。 尽管这些战略用不到枪或者炸药，但这绝不是懦夫的冲突方式。非暴力斗士们在解救他们的人民 之前，通常要付出长期的物质和经济上的代价。许多人必须承受拘捕、监禁和酷刑，甚至被杀 害。然而为了获得自由和公正，在全世界持续不断的冲突中，还是有数以万计的勇士愿意面对这 些风险。 精明的领导层能使运动的风险降到最小，但对独裁者造成的政治伤害扩展到最大。在需要社会各 阶层人士无论公开或私下都能支持的运动中，领袖们仅能经由各种管道向人们证明抗争的目标是 值得的、战略是合理的来吸引更多阶层参与，这与采用暴力的组织不同，非暴力运动不能像军队 那样严格的自上而下地运作，他们的领袖必须靠民主的说服和鼓励，让普通民众主动参与。当一 个非暴力运动使独裁者无法正常维持事务运行时，它就会见效。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各地 的民众都来参与此项挑战。 因此，非暴力运动的力量总是扎根于某个人的头脑和行动中，在抗争初期，有些行动看起来是软 弱无力的。捷克学生领袖巴本尼克（Jan Bubec）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在中欧和东欧，大多数反 对共产统治者的运动都始于地下出版物，或自已出版的书、小册子和其他材料。七○年代末在阿 根廷遏制军事独裁的市民行动，也只是从少数失踪者的母亲们在首都中心的广场单纯的游行开 始。非暴力斗士明白一些独裁者不明白的道理，那就是社会或政治行动要想持久，必须基于其中 个体的选择，而不是基于强迫不情愿民众顺从的国家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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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非暴力抵抗始于个体，但是在征募受压迫的社会各阶层参与方面，它比暴力起义更具潜力。 与警察或士兵的暴力冲突也许对年轻的造反者有吸引力，却让那些年纪较大以及不喜欢肢体冲突 的人裹足不前，而这些人是一个社会中最稳定的因素，他们的支援对持久的社会或政治变动至关 重要。如果能为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包括儿童）提供适合他们的参与方式，非暴力的战略就可以 增加足以破坏政权的资源和工具。 这种和平而广泛的发动支援的方法，甚至可能延伸至政权内部的人。对独裁者的不满不仅仅是出 于政治目地，下至底层的共产党员上至侍卫队，都经常生活在恐惧和矛盾的心理当中。独裁者的 压制越严重，让那些卫士改变忠诚的机会就越大——然而绝对不能在运动中对他们进行辱骂。当 费迪南德．马可仕一九八六年在菲律宾下台前，以及米洛塞维奇二○○○年在塞尔维亚下台前， 他们的军警都拒绝执行镇压反对派的命令。可是如果非暴力组织者妖魔化这些机构或与他们发生 战斗，情况就会完全改观。 无论是人山人海的公共集会，还是因被联合抵制而空荡荡的店铺，无论占据大工厂的喧闹，还是 进行总罢工的寂静，非暴力运动的活力总是那么令大众期待，它起到了其他方法起不到的作用。 人们只有看到胜利的可能才会采取行动，不然他们永远不会相信会有什么改变。最有利的假定就 是：独裁者不相信会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当他真正受到挑战时，那些维持其权力的支持者就会逐 渐对其失去信心。随着一个又一个人的参与行动，整个国家就会意识到独裁者的政权已经岌岌可 危。 一旦一个非暴力运动打开了反对的空间，所有的独裁者都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你认为中共 和平壤的独裁者太残忍，不为非暴力抵抗所动，那你应该重新读一读伊色列（Charlotte Israel）的故事。这个德国妇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柏林的市中心组织了一次静坐示威，最后 迫使纳粹释放了她的犹太裔丈夫和其他数千名被送到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配偶。 上个世纪有几个恶名昭彰的独裁政权未被解除，但这不能证明不使用暴力就无法把独裁者赶下 台。在非暴力群众的力量下倒台的独裁政权和殖民地政权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并且它证明，潜在 的新民主或即将复苏的民主恰恰在独裁政权看似稳固的地方显现。下面列举几例：（注 2） ．一九二三年，非暴力抵抗粉碎法国入侵德国鲁尔（Ruhr）。 ．一九三一年，印度的英国总督被迫与甘地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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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萨尔瓦多的马丁内茨将军（Gen. Maximiliano Hernandez Martinez）被迫辞 职。 ．六○年代，在美国南方合法的种族隔离在非暴力运动下被迫取消。 ．一九八○年，波兰共产党政权被迫承认“团结工会”为合法政党。 ．一九八六年，马可仕在菲律宾被迫辞职。 ．一九八七年，非暴力组织使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下台。 ．一九八九年，东欧和蒙古的共产党政权在非暴力运动下解体。 ．一九九○年，南非政权被迫谈判结束种族隔离。 ．二○○○年，非暴力起义使米洛塞维奇下台。 这些政权在其权力顶峰时，人们认为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战胜他们。其实这些独裁政权看起来也许 无懈可击，但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他们完全依赖人民的合作，依赖逼迫人民接受其所认为的正 确体系，让人民感到恐惧和孤立，此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使个体和团体站出来公开揭穿“国王的 新衣”。 然而，在几乎每一个成功的范例中，最终的胜利还需要另一个要素，即外部盟友明智的支援。这 些盟友为此类运动提供资金和训练，或剥夺该政权的商业特权和政治认同。没有国际社会对竞选 和监票的支援，针对皮诺切特和米洛塞维奇的抗争也许不会成功。没有波兰天主教会的关键作 用，以及对普利托里亚（编注：Pretoria，南非首都）白人政府的经济制裁，共产主义和种族隔 离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被瓦解。民主国家明确表示他们不再支援独裁者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有 时这种表态并不及时。 然而，在过去五十年里，与西方常见的针对独裁政权的暴力斗争相比，国际社会对非暴力运动的 帮助明显不足。虽然他们看到当地民众用非暴力手段反抗独裁者的意愿，以及他们在此类运动中 体现出的创造性，但国际机构和西方国家也只提供了很少的物资和经济援助。他们显然不了解使 用非暴力运动的策略来推翻专政是多么的普遍。当发生冲突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军事干预，而 不是致力于把革命的手段从暴力的转为非暴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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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球的民主事业和未来的世界和平，这种对非暴力冲突的忽视必须改变。国家必须由其人民 来治理，这一点要靠人民的非暴力运动来实现。 推翻独裁者的两阶段运动 让我们来看看，对于那些想采用非暴力的两阶段运动来推翻独裁者的人们，外在世界能做点什 么。二○○二年一月，在“自由之家”和“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共同发起的研讨会上，来自十六个国家的民主活动人士制定了以下架 构，他们中有些已经取得成功，有些尚在进行中。 第一阶段：交流和组织 在这一阶段初期，公民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或是非常有限的。警方会压制任何可能的独立活动。大 学、媒体、议会和工会或被迫解散，或处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此时非暴力运动的宗旨也许只 是一个雏形。最初，也许仅限于个人之间的交谈，以及开始秘密写作或分送资料。因为即使是勇 敢的公民也不愿意介入反政府活动，所以对有关思想的教育和传播非常重要。初期的议题和组织 可以是非政治性的，而且对政权不构成威胁——比如健康和环境问题。 当运动获得支援时，可以建立团体和组织，一起行动、相互掩护或共同前进。地下刊物、智囊团 和政治团体，共同致力于削弱独裁者的威信和势力范围，创造一个运行良好的市民社会。一名有 经验的非暴力运动家写道，这种运动可以“开创两个并行世界的情况。一个是形式上的世界，拥 有美丽的街道、晚餐聚会和合宜的礼节。另一个则是地下世界。”在《小同谋者》（The Little Conspirator）一书中，一名地下世界的大师披露了一些技巧。《小同谋者》于一九八二年由别 列茨基（Czelaw Bielecki）、斯科斯卡（Urszula Sikorska）和克鲁斯（Jan K. Kelus）著作 和出版，它是波兰当年最流行的地下刊物，并且是指导最终推翻共产主义政权的工作手册。以下 节选取自第一章，由别列茨基撰写： 谋反的前提是当局和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他们不仅违反了他们自己签署的人权条约，违反了他 们强加给我们的宪法，甚至违反了他们自己的警察行政条约，比如禁止在禁闭室使用警棍。 当你开始建立你的地下组织时，首先是在你的好朋友中寻找同谋者。你信得过的人，你认识多年 的人，以及你亲自检查过其背景的人。然后，一旦你的基本组织结构形成了，事业开始滚雪球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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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壮大，只有到那时，你才应该和其他地下团体联络。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组织，别充当主 要谋反者。 地下组织的原则是：小组织也可以作大事业。团体越自治，它被铲除的机率越小，它所遇到的组 织问题也越少。公司应该把内部以及和其他团体的联络减到最少。像任何成功的企业那样，每个 专职部门都用最少的联络管道，把成品转交给其他公司。 建立地下出版业是以自身为目地的。对于因安全考虑而彼此隔绝的不同部门，报纸可以作为他们 之间沟通的桥梁。并且报纸是领袖们确认他们特殊才智和政治地位的论坛。 报纸不仅能传播思想，对地下人士来说，他们还是最佳的资讯、资金和物资的来源。一个地下出 版组织就是一个训练基地，它教授新手谋反的技巧，它教他们如何应付和克服恐惧的心理。衡量 一个新手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是否进步的方法，就是看他分发了多少包报纸。 制作和散发地下报纸的过程可以教授谋反所需的基本技术，它提醒了部门间彼此隔离的必要性 （比如印刷部门和发行部门之间），它也要求在编辑和印刷之间采用“隔离邮箱”（编注： dead-letter box，彼此传递物品而不碰面的地点，譬如公共场所的某个隐蔽的角落）。发行人 及参与批发运输者与零售报纸的人之间也要隔离。 开始时每人都会遇到问题。当他们第一次运送地下报纸，在一个奇怪的地方把它交给一个陌生人 时，每个人都会害怕，接报纸的人也害怕。但当双方克服了恐惧时，就像两个牢房间的门打开了 以后，他们会一起再打开下一扇门，再下一扇。然后他们会彼此微笑，同时意识到自由不是一种 信仰，而是一种实践（注 3）。 国际团体可以协助人民克服他们最初的恐惧及不愿参与的心理，向独裁者施压，支援人民尝试成 立组织。采取的行动包括： 点名：非政府组织、媒体、个别国家和国际组织可以在突出独裁者的人权迫害及缺乏民主措施 方面充当关键的角色。他们能收集资讯，揭露具体案件，并引起广泛的关注。“国际特赦组 织”、“人权观察”和其他人权团体在此方面充当了特别勇敢而且重要的角色。 羞辱：在今天的全球性文化中，独裁者越来越希望至少获得表面的合法性。而由国际知名人士 及团体公开使暴君丢脸，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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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建议：研讨会的与会者提到，如果他们在运动中能更早地知道非暴力反抗的战略想法，对 他们会很有帮助。虽然不是所有方法都适用于各种情况，但是了解可能的选择能为运动开辟一条 新路。与会者建议了散布消息的多种方法，包括分发一本有关非暴力冲突战略规范的教科书，以 及推动全民参与的电台节目。这些都是重点。 对具体项目的物资援助：在早期阶段，种子基金是需要的——比如，印刷设备或资讯发行都需 要资金。民间社团的资助，对运作并发挥功效非常重要。 在初期，局外人士所能做的最重要的是让全国的民众知道在其他有类似处境的国家，民众已把他 们的独裁者赶下了台，所以他们也一样能成功。即使是在异议人士内部，以及外界的民主提倡者 之间，开始时期望值也是惊人之低。所以此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改变这些人的想法，使人们能为自 由社会的前景而激励，同时能证明非暴力手段一旦大规模展开，将迅速地、有决定性的见效，从 而激发人们的力量。 反对提高人民期望心理的主要论点是：这一做法是“不负责任的”，鼓励人们公开示威只会招致 进一步镇压，这样做国外人士一定会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可是在暴政之下，即使人们没有组织起 来和平上街，镇压和苦难仍是每天都存在的现实。当然，这样做无疑是有风险和牺牲的，而且第 一次未必能成功，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就别无选择。如果北韩、缅甸或伊朗的人民继续遭受数 十年的压迫、腐败和倒退，没人会谴责这些民众。然而世界各国也不应该再忍受这些独裁者对和 平的威胁，以及对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其他侵略掠夺行为的支援。 在一九五六年之后，美国和各国政府在鼓励争取自由的抗争方面动作迟缓。据了解，当时“自由 欧洲电台”曾向匈牙利人民许诺，如果他们起来反对苏联军队的占领，美国军队将会支援。实际 上，在普丁顿（Arch Puddington）的名著《广播自由：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冷战胜利》 （Broadcasting Freedom:The Cold War Triumph of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中记述， “自由欧洲电台”从未广播过这样的承诺（注 4）。 最终，只有实际参与者自己能做出是否要抵抗独裁者的决定。他们知道其中的危险。可是他们中 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其实能成功，而且今天的民主社会和民主人士已准备好提供政治和经济 上的支援（甚至为提供必要的协助，有时也可采取军事支援）。这些人认为帮助被压迫的人民获 得民主是应该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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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面对和推翻 在这一阶段，反对者已获取了足够的力量来面对政府。正如一位运动领袖所说，政府也许是“建 筑物和国家形式上的主人，但我们是全民社会的主人”。冲突现在公开化了，一方经由罢工、抗 议、全民不服从或联合抵制来作战，另一方则经由拘捕、殴打或流放来威胁。反对派也许还没有 力量实现其主要的目标，但它已足够强大，即使它的主要领导人倒下了，它仍能继续存在。因为 最初的恐惧已被克服，整个组织力量正在不断壮大。 此时运动的目标是： ．制造无所不在的感觉。比如，塞尔维亚的“抵抗运动”在街道上贴了一百五十万个标语和小册 子。 ．争取外界支援。 ．经由各种非暴力策略向独裁者施加压力，包括罢工、演讲、地下媒体或电台、游行、公众集 会、联合抵制和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等方面的不合作。 ．寻求法律手段，以便经由竞选、法律或国际章程和条约来挑战政府。在智利，皮诺切特号召全 民投票为反对运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 ．试图拉拢政权的重要支持者，尤其是政府的镇压工具，包括军队、警察和公务员。在塞尔维 亚，曾有一个周密的计画，确认哪些警力在非暴力运动的后期能帮助并保护示威者免受暴行，并 把独裁者赶下台。 在这一阶段，外在因素能为运动的成功扮演关键角色。当抵抗运动在进行中时，国际团体可经由 以下方式推动运动的进程： ．提供物资援助。此时，运动应已形成一套连贯的战略和具体战术，但它可能缺乏必要的财力来 推动。此时如果国外能提供符合需求的援助，可能会成为运动成功的重要因素。 ．培训非暴力战术的领袖。在塞尔维亚，由“国际共和协会”（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自由之家”和其他组织提供的培训人员，在帮助像“抵抗运动”这样的团体从 事非暴力运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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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上向专政施压。当反对派获得力量时，国际团体能经由有目标的制裁和公开指责，来协 助迫使独裁者做出更具体的让步（比如公平竞选）。也可组成针对某独裁者的“世界同盟”。 ．建立游戏规则。国际团体可建立一套规则，以使和平解决成为可能，并经由国际条约、法律和 法庭追究独裁者的责任。 ．为民主运动提供支援。国际团体还可提供民众监票、投票的教育，或用经济支援鼓励民众“出 去投票”。 ．破坏支撑政权的基础。民主国家应建立起与独裁者的军事、警察、情报和其他安全部门之间的 联系。他们应该利用他们的影响力说服这些部门拒绝接受独裁者向民主人士开火的命令。做到这 一点是符合非暴力过程的关键。 能否发现问题和事件之间的关系是重点。非暴力行动可由许多原因引发。所有专制中普遍存在的 不满，以及对独裁者及其盟友的普遍对立的态度，都可能因某一具体事件而引发行动。起因可以 是拘禁或谋杀一位著名人士，来自国际社会的质询能帮助揭穿事实并引发行动。有时是经济问 题，外界可在独裁者采取某种行动的前提下提供声援帮助。或将察觉到的独裁者弱点小题大作， 导致其在世界上失去立足之地。这些机会可被利用来激化专制政府内部的危机，为反对派提供更 大的政治空间。 另一种支援抵抗力量的办法是在国外组织活动。比如，我在担任国务院官员期间曾与白宫及世界 各地的阿富汗团体合作，帮助组织了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的“阿富汗日”，以抗议苏联的占 领。雷根总统为此发布了褒奖令，我们在白宫东厅举行了仪式，在华盛顿纪念碑有一个集会，在 世界各地的苏联使馆都有示威活动，我们还出版了记录苏联占领阿富汗暴行的特刊。（当然，在 阿富汗境内对苏联的反抗采用了暴力手段。到今天，阿富汗人还在设法解除双方的武力对抗，寻 求和平的方法治理他们自己的社会。）（编注：二○○四年，阿富汗有了第一位经过民主选举产 生的总统。这是神学士政权下台三年后，阿富汗民主建国进程的一个里程碑。随后于二○○五年 九月十八日完成了首次国会议员选举，在整体席次中，有 25％的妇女保障席次，这让回教立国 的阿富汗民主制度更往前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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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机会还有许多。伊朗的教师和学生正在走上街头要求他们的权利。这一行动需要海外民主 人士的支援，他们可经由宣布和组织世界性的“伊朗民主日”来表示支援。随后我们还应举办 “中国民主日”、“沙乌地阿拉伯妇女平等日”以及“没有独裁者的非洲日”等等。 人民的力量：两个战场 专制政体内部的人民争取民主的非暴力战略，和帮助或阻挠他们的外国政府和民主机构的思路， 总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八○年代菲律宾和二○○○年塞尔维亚的情况最能说明这些复杂的联 系。 在菲律宾，当地的民主运动形成了有效的“人民力量”（People Power），他们所采取的非暴力 战略推翻了专政，这是在没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力量——美国的全力支援下取得的成功。在此 之前，美国与此殖民地的长期而特殊的关系，以及在越战期间菲律宾坚定的对美支援，塑造了美 国不能完全放弃马可仕的接受政策。即使马可仕政权已由受欢迎的民主选举制蜕化成残酷的专政 制度，美国依然不愿出卖朋友。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如此，除了决定性的最后阶段外，人民 的力量在此还是发挥了作用。 相对的，美国对于驱逐塞尔维亚的总统米洛塞维奇的介入则是迅速而猛烈的。北约轰炸机攻击了 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目标；在那里，由塞尔维亚人领导的对阿尔巴尼亚种族的“清洗”，导致数 以万计的仍保留南斯拉夫国籍的人被谋杀或驱逐。北约和俄罗斯派遣数万名维和人员进入科索 沃，帮助该地区恢复秩序。如果我们早点支援塞尔维亚的民主反对派，这一切或许可以避免。不 管怎么说，当民主反对派在轰炸后再次复苏、并积极实施非暴力战略推翻米洛塞维奇时，它得到 了西方的经济援助及训练。这时人民的力量发挥了作用，因为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在非暴力变革 进行中投入了大量支援。 菲律宾共和国 马可仕在菲律宾的故事清楚地表明民主国家如何倾向于支援“老朋友”，而不顾他们的罪行。但 它也证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对于保证由民主蜕化而来的独裁者在退出舞台方面，可以起到关键 的作用，尽管有时显得姗姗来迟。我之所以能了解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大部分是靠阅读杜瓦的 书《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以及舒兹的论文集（注 5）。我还有机会和几位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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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的资深美国官员交谈，对他们的贡献我深表谢意。另外，我使用了与其他相关人士的口述历 史采访（注 6）。 美国在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战争”中取得胜利后，成为菲律宾群岛的殖民统治者，该群岛包括南 中国海域的约七千个岛屿。菲律宾不乏狂热的独立主义者，新的殖民力量对其采残酷压制。对 此，在世纪之交，一些美国的反殖民统治者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及其他出版 物上做了详细的记录，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但到了三○年代，美国开始 给予菲律宾独立，但这一过程因日本的入侵而被打乱。菲律宾在一九四七年获得独立，并和美国 保持着特殊的关系。 马可仕（Ferdinand Marcos）出生在一个政治世家，他单枪匹马闯入政坛，并在五○年代因使用 暴力而闻名于刚独立的菲律宾。一九六五年，他当选总统，他的政纲是打击腐败、推行土地改革 以缩小贫富间的巨大差距。然而，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公共建设，伴随而来的是巨额借款。在日益 恶化的越南战争期间，马可仕是美国的坚定支持者，他在那场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主要 的军事设施都在该群岛：海军基地在苏比克湾（Subic Bay）、空军基地在克拉克机场（Clark Field）。马可仕于一九六九年再次当选，但那次选举因行贿和政治暴力而在国内招致广泛批 评。《菲律宾自由新闻》（Philippines Free Press）评论说：“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因欺 骗和恐怖主义而触发最大民怨的选举。” 说到马可仕建立的专制政体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妻子，选美皇后出身的伊美黛（Imelda）。许多人 视他们的关系为一场政治婚姻，尤其在后期。她显然表现出不寻常的野心，后来俨然是把自己视 为其年迈丈夫的继任人。一位美国外交官这样形容她：“从未见过像她这样不讲道德的人……不 像我们绝大多数人一样都有明辨是非的天性……她时时刻刻需要别人的奉承和殷勤。”另一个人 说她“贪得无餍地追求金钱和权力。”像其他独裁者夫妇一样（例如米洛塞维奇和马克维奇 （Mira Markovic）夫妇），很难说夫妻两人中哪一个居于统治地位。 当马可仕的第二任期将要结束时，马可仕夫妇对能否维持他们的统治越来越担心。学生抗议在越 南的战争；民众对马可仕夫妇严厉的统治，滥用权力及随意任免也普遍存在着不满。来自政治对 手的批评也在增加。共产主义叛乱团体“新人民军队”（NPA, New People’s Army）也成为一 个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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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仕夫妇把一九七一年智利的社会主义者阿叶德的多票当选视为自己的凶兆，但他们也认为能 以此为由来减弱美国方面因他们越来越独裁的统治而引发的批评。据一九七一年美国驻马尼拉的 外交官理查．芬（Richard Finn）说，伊美黛向美国大使和中央情报局主管海姆斯（Richard Helms）表达了他们夫妇的担心，她声称“面对的威胁非常类似于共产主义对政府的威胁，起初 是政治威胁，随后是企图以暴力推翻政府。”理查．芬个人认为马可仕夫妇在“夸大问题，虽然 问题很棘手，但不是无法处理的，更不会威胁到推翻菲律宾的整个体制。”即使宪法允许马可仕 在一九七三年第三次参加竞选，他能否取胜都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大使馆的政治官员认为马可仕 用智利来做类比，其动机是自私而现实的。然而，基于马可仕对美国的一贯支援，使馆也“支 援”了“我们的朋友、并且几乎是有求必应。” 美国这一顺从的姿态显然使马可仕夫妇得寸进尺。一九七二年九月，马可仕总统强制施行戒严 法，对国家的政治和法治系统进行根本的改变，首先取消总统两届任期的限制，使宪法失效，禁 止公众集会，中止人身保护令，并以密谋推翻政府的罪名拘捕政治对手。马可仕还对新闻自由发 起正面攻击，关闭报纸，并接管广播。那时，美国正从越南逐步退出，许多亚洲盟友担心美国会 完全从该地区撤军。马可仕夫妇因美国专注于其他而受益。实际上，在宣布戒严法后，他们的政 权得到了美国更多的支援，军事援助在“尼克森–福特”时代又上演了一次。 藉助严厉的法制，并且完全撇开民主的情况下，马可仕夫妇的腐败和渎职达到了菲律宾有史以来 前所未有的水平。他们从所有的主要经济活动中揩油，并建立了令人惊愕的保护网。这对夫妇变 得极其富有，在国内外恣意挥霍。在戒严法发布后，外资仍以贷款的形式流向菲律宾，使其外债 增加为四倍，从一九七二年的二十七亿增至一九七七年的一百零七亿。尤其和其他亚洲国家相 比，菲律宾的经济下降趋势不断加剧。正如后来担任美国驻马尼拉使团副团长的瑞奇（Robert G. Rich）说：“将近二十年里，百分之十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被抽走，转入非生产性活动，很 多被转移至海外。这十个百分点就足以使现今动荡、停滞的菲律宾经济变得像台湾、香港或南韩 一样成功。他们开始时比其他国家更具优势。他们讲英语，和美国有良好的商业联系……又有比 较好的基础设施，人民教育水平较高，工作又努力。” 除了肆意挥霍外，政治上的压制是新马可仕专政的特点。从一九七二年宣布戒严法开始，到一九 七七年以人权为竞选核心之一的美国总统卡特任职，菲律宾有六万名政治犯被捕。美国卡特政府 对人权的重视，的确对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独裁者起到了威慑作用，并使菲律宾大约三千名囚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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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自由，也为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人赢得了自由。但像其他国家政府一样，卡特政府对人权的关 注，没有放大焦点地把独裁统治当作是导致人权问题的起因之中。 与此同时，信奉共产主义的新人民军在戒严期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农村省份壮大起来。当时 担任众院亚洲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议员索拉兹（Steve Solarz）认为：马可仕充当了新人民军 的最佳“募兵官”，随后发生的事似乎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在马可仕执政期间的第二起叛 乱发生在南部的海岛，尤其是棉兰老岛的回教徒起义。菲律宾的正规军对已不再专业化，任人唯 亲已使这个曾备受尊敬的政府溃烂了。 为了维持民主的外表，菲律宾举行了竞选。一九七八年四月六日，马可仕举行了一次议会选举。 前菲律宾参议院自由党（Liberal Party）领袖、自戒严令颁布后成为政治犯的贝尼尼奥．艾奎 诺（Benigno “Ninoy” Aquino）在监狱里成立了“拉班（战斗）党”（Laban Party），并在 国民议会占有一席之地。拉班党呼吁马尼拉居民在所谓的“竞选”前夜发起噪音抗议——使用汽 车喇叭、锅碗瓢盆或者自己的声音；这一战术后来在圣地亚哥、布拉格、贝尔格勒等地稍加改变 后也被反覆使用。选举结果显示的无耻欺骗令人震惊：菲律宾的十三个省中竟然有七个省百分之 百的票都投给马可仕的 KBL 党。在马尼拉选区，记票员记录了反对派得票率为百分之三十一。 竞选以后，一个自称为“民间正义计画”（Project Public Justice）反对派团体的某些成员， 决定纵火烧毁一些代表政权的目标，包括那些依靠裙带关系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暴 露社会的裂痕，有助于迫使政府下台。努力没有成功，参与者被逮捕，星星之火未能燎原：被政 府控制的媒体根本没有报导。 一九七九年，艾奎诺因七年前被捕时的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然而美国国务院于一九八○ 年终于介入此案，迫使马可仕将宣判缓期执行，以便艾奎诺能来美国治疗心脏病。手术以后，艾 奎诺和他的妻子科拉松（Corazon）搬到麻萨诸塞州，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任研究员。在 美国期间，艾奎诺公开地把自己同四月六日“解放运动”（这一天因马尼拉噪音抗议而命名）联 系在一起，但他致力于对马可仕政权使用政治暴力。据艾奎诺说，这一政权的定义包括“腐败的 总统亲信和内阁成员”。该团体于一九八○年在马尼拉引爆了数颗炸弹，包括在一次美国旅行代 理商的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马可仕亲自到场欢迎与会者，以缓解他们对被威胁将遭受攻击的 恐惧。在那次与其他的一些炸弹攻击事件中多人受伤。菲律宾民众在炸弹攻击后未能再重新集 会。伊美黛在八○年代末与艾奎诺在纽约会面，代表她丈夫马可仕承诺进行自由选举。戒严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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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正式取消，但马可仕的手中仍握有绝对的权力。宣布竞选于一九八一年六月举 行，但候选人的最小年龄被定在五十岁，这使四十八岁的艾奎诺没有资格参加。反对派因此联合 抵制投票，形势陷入僵局。但过了一段时间，当阿顿伯罗爵士（Sir Richard Attenborough）的 影片“甘地”公映后，艾奎诺显然很受感动，并放弃了暴力。 暗杀引发的反应 一九八三年，不顾许多朋友和官员对于他安全堪忧的警告，艾奎诺决定返回马尼拉。一些美国外 交官认为，他之所以想回去是因为听到长期患病的马可仕可能已经垂死的报导，而且潜在的权力 争夺迫在眉睫。还有就是，一些菲律宾人嘲笑他是舒舒服服地生活在美国的“牛排突击队”。政 治盟友说需要他，采用民主非暴力的决心在衰退，人们转而倾向于共产主义者。前菲律宾参议员 罗德里格（Francisco Rodrigo）说：“马可仕想使我们更加激进，然后他可以告诉美国人， ‘您不喜欢我吗？您有什么选择呢？选择共产主义吗？我也许是个坏蛋，但您除了我这一个坏蛋 别无选择。’共产主义者也希望这样。他们知道人们对马可仕不满。他们想使人们相信，似乎只 有新人民军能成功地把马可仕赶下台。我们正设法给他们另一个可行的选择。”艾奎诺被视为一 个必要的激励力量。 在他的返国告别聚会上，艾奎诺说：“甘地说过，无辜的人甘愿牺牲是对傲慢的暴政最有力的回 答。”一九八三年八月，当他抵达马尼拉在警察的护卫下离开飞机时，被枪击中身亡。涉嫌的凶 手加尔曼（Ronaldo Galman）也在停机坪上被当场击毙。菲律宾的官方媒体对事件保持沉默，天 主教真理广播电台（Catholic Radio Veritas）把消息传了出去，激起了菲律宾社会各阶层的极 大悲愤。菲律宾的广大民众和马尼拉的外交人士都心存疑虑，因为没有高层的支援，这样的暗杀 不可能成功。一位美国外交官认为，人们已经学会在腐败和暴力充斥的马可仕专制体制的重压之 下生活，然而暗杀还是让他们忍无可忍。“尽管在暗杀之前有许多肮脏的把戏，但是有一点非常 清楚，对菲律宾人民来说这场暗杀实在太过分了。 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阿姆克斯特（Michael Armacost）一听说暗杀的消息就要求马上晋见马可仕总 统。阿姆克斯特和马可仕政权的直率批评者——来访的众议员索拉兹，已在艾奎诺被谋杀的前几 天会见过马可仕。虽然马可仕病得很重，他们三人仍进行了实质性的讨论。阿姆克斯特怀疑在踏 进会客室之前，马可仕是被抬到屋里的。然而，这位总统在一个半小时的讨论中始终“神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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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只是大使发现他对暗杀的解释“令人生疑”。当对谋杀的正式调查开始后，阿姆克斯特确 信对艾奎诺的暗杀只有在马可仕的同意下才会发生。 艾奎诺的葬礼是马尼拉的一次重大事件。在此葬礼上，阿姆克斯特非常的惹人注意。思恩主教 （Cardinal Jaime Sin），这位将成为帮助菲律宾人民重建民主的关键人物，为葬礼致颂词，说 艾奎诺为民主而献身。送葬的队伍大约有二百万人，他们用塔加路语（编注：Tagalog，菲律宾 人民主要语言之一，与英语并列为官方语言）唱着“尼奥（编注：Ninoy，艾奎诺的小名），你 不会孤独”等口号。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控制的媒体对于这一事件只字不提，只有真理广播电台 对此进行了报导。阿姆克斯特说，谋杀艾奎诺在两个方面使人惊醒：（一）这提醒人们，这个政 权为扼杀任何严重的反对，什么都干得出来；（二）它暴露了中产阶级对马可仕政权不满的程 度。” 卡特政府对人权的关注，迫使马可仕政权释放了包括艾奎诺在内的一些政治犯，但在推动菲律宾 重获充分民主的政府方面则毫无作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雷根政府透过当时在伊朗的震动 来看菲律宾，认为迫使独裁者在人权上让步，会削弱他的权力，但会为宗教极端分子，甚至更坏 的共产主义者创造空间。所以他们不会以人权的名义牺牲马可仕。另外，雷根夫妇和马可仕夫妇 是朋友，这一事实使美国总统很难按照菲律宾人民明确的意愿抛弃马可仕。 艾奎诺被刺杀后，美国外交政策各层部门开始寻找马可仕的替代者。在美国国会，一些议员的反 应是推动撤销对菲律宾的援助。尽管包括马可仕政权的直率批评者索拉兹在内的大多数人都知道 保留克拉克机场和苏比克基地非常重要，但许多人都清楚：“这个现状是不能接受的。” 刺杀发生以后，阿姆克斯特大使“刻意”拉开在公众眼中美国与该政权的“真正距离”。阿姆克 斯特试图说服马可仕成立一个中立、诚实的“沃伦委员会”（Warren Commission）来调查刺 杀，并和思恩主教保持联系。他还和那些“与马可仕脱离关系”后被安全的送往海外的官员们联 络，他也联络“对这个政权越来越厌恶的商人及政治人物”。阿姆克斯特于一九八四年四月回到 美国，成为负责政治事务的次国务卿（编注：under secretary，国务院第三号人物），他可以 继续对菲律宾发挥关键作用。他在马尼拉的继任者是博斯沃斯（Steve Bosworth）大使。 据前外交服务处官员、后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鲁格（Richard Lugar）参议员手下工作的弗 雷德里克．布朗（Frederick Brown）说，“到一九八四年，马可仕政权显然已经大厦将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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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有序的倒塌，或者是混乱的倒塌。那时的任务就是保护美国在菲律宾的利益，确保这一过程 不会导致混乱，不会损害我们的政治利益，当然还有菲律宾人民的利益。” 但是，美国没有明显的意图要从根本上改变其政策。据前任泰国大使、后来领导国务院情报研究 局（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的阿布拉默茨（Morton Abramowitz）说：“当时 发生了许多令人不快的事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回忆起一九八四年他访问包括菲律宾在 内的大部分亚洲国家。在巡回访问并对基本状况做了观察之后，阿布拉默茨确信马可仕正在葬送 这个国家的前程。他和博斯沃斯大使交流了他的看法，但据他回忆，对方“未被说服”。他回到 华盛顿后，告诉阿姆克斯特、渥夫维兹（Paul Wolfowitz，现任东亚助理国务卿）和阿梅迪革 （Richard Armitage，亚洲防务助理国务卿）说，他相信马可仕注定要失败。但是，没有明确的 替代人选，使得改变美国对马尼拉的政策缺乏动力。 对博斯沃斯大使来说，关于军队首领维尔将军（Gen. Fabian Ver）的案子，是对马可仕政权的 “试金石”。如果政府选择掩盖对艾奎诺的谋杀，就别指望它会自己进行改革。一九八四年末， 调查委员会主席（前最高法院法官）阿古拉瓦（Corazon Juliano Agrava）确定，据称杀害艾奎 诺的凶手是反恐小组成员，他的死亡是为了掩盖真相。阿古拉瓦向马可仕报告说，前空军安全司 令部的六个人策划了这次暗杀。委员会多数人在报告中把矛头指向领导层，直至维尔将军，他正 因对新人民军的打击没有进展而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解除军队首领的职位。维尔和其他二十四名官 员及一位平民因刺杀艾奎诺而被审讯。 与此同时，反对派努力形成更有力的力量。许多原本一直愿意接受马可仕体制的当地商人，因艾 奎诺谋杀案而改变初衷，认为必须改变现存体制，以便拥有选举和新闻自由。马可仕总统温和地 允许“自由选举全民运动”（NAMFREL；National Movement of Citizens for a Free Election）注册，并向选举委员会推派了一些新成员。代表菲律宾社会各阶层的菲律宾国会召开 会议，以确定即将来临的一九八四年国民大会选举的战略。共产主义者试图推动通过一项决议， 呼吁抵制大选，除非马可仕政权答应一系列条件，包括释放所有政治犯。而一些政党不愿意抵制 竞选，尽管他们怀疑会有作弊。劳雷尔（Salvador Laurel）的“统一民主运动组织”（UNIDO， United Democratic Action Organization），以及艾奎诺的“拉班党”都决定参选，拉班党现 在由艾奎诺的遗孀科拉松（又名柯莉 Cory，即艾奎诺夫人）领导。“自由选举全民运动”对选 举的操作至关重要，因为它监测操作，并可以报告作弊行为。此外，“自由选举全民运动”将独 立计票，以便和官方版本互相参考。选举的投票率达 90％，尤其在“自由选举全民运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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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反对派明显胜出。虽然这没有导致权力重心的明显偏移，但这次选举给二十万“自由选 举全民运动”的志愿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也是至关重要的资源。 华盛顿方面仍寄望于马可仕能洁身自爱，因为除了共产主义并没有发现其他的替代者。在一九八 四年的美国总统辩论中，有人问雷根总统菲律宾是否会成为另一个尼加拉瓜，雷根总统回答说： “我知道从民主权利的角度看，菲律宾有些东西很不好。但我们有什么选择呢？难道是让大规模 的共产主义运动接管菲律宾。我认为我们最好保持我们的交谊，帮助他们纠正错误，而不是把他 们推上绝路，然后在太平洋地区面对一个共产主义力量。”波斯沃斯大使回忆说，一九八五年， 雷根的密友内华达州参议员拉萨尔特（Paul Laxalt）和中央情报局主任凯西（William Casey） 访问了菲律宾，敦促马可仕在政治和经济上开放，给政治反对派留出更大的空间。然而，像波斯 沃斯记录的那样“马可仕不是傀儡……在大问题上没人能说动他。”他看到根本的改革将导致对 其统治合法性的质疑，那将是他的末日。所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不可动摇的”。据前国务卿 舒兹说，在一九八五年中的访问后，阿姆克斯特评估马可仕的反对派阵营是“苍白无力”而且四 分五裂的。 阿姆克斯特的笔记中写到“马可仕一直在寻找美国政策的可信的代表”。做为雷根总统的密友， 拉萨尔特（Laxalt）参议员当仁不让地充当了这一角色，成为和马可仕沟通的直接管道。据前 “国家安全理事会”（NSC）亚洲专家思佳（Gaston Sigur）说，拉萨尔特于一九八五年深秋的 访问促使马可仕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三日 ABC 电视台周日的“大卫布伦克利新闻分析”（This Week with David Brinkley）节目中，宣布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七日举行总统选举，比预定时间 早了两年。在他的声明中，马可仕反驳了反对派关于上次选举作弊的说法，斥之为“无聊的”及 “酸葡萄心理”。他说，“如果要平息双方这些幼稚的指控，我认为最好现在号召一次竞选，给 每人六十天的时间竞选，把决定权交给人民，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在艾奎诺夫人要求马 可仕签署国民大会号召投票的法案后，日期被改为二月七日。马可仕一定是有信心能击败分裂的 反对派，轻松赢得选举，从而减轻来自华盛顿的压力。 号召选举之后，美国的活动家就尽一切努力确保这是一场自由、公平的竞争，地方和国际媒体都 要报导。在国务卿舒兹的回忆录中，他说号召选举置反对派于不利之地，因为反对派的许多人都 感觉还没准备好。波斯沃斯大使发表声明说：“只要这次选举是公平和公开的，我们愿意与任何 赢得竞选的政府交往。”这一声明显然被马可仕视为一种侮辱。菲律宾议会宣布波斯沃斯为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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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竞选而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马可仕向华盛顿转达了这一感受，波斯沃斯被命令收回那些 话，因为这些话对反对派有利。 十二月二日，维尔将军和其他被告在艾奎诺谋杀案中被判无罪，由三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断定刺 杀是枪手的个人行为。马可仕甚至恢复了维尔的军队参谋长职位。调查结果和“阿古拉瓦委员 会”（Agrava Board）的结果完全不一样，证实了美国的怀疑。国务院代理发言人莱德曼 （Charles Redman）写到，“审判的结果无法和阿古拉瓦委员会具示范性的调查以及经过一年的 努力所得出的结论相吻合”。议员索拉兹的评论更尖锐，把审判说成是“对正义的愚弄”，他呼 吁停止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直到维尔将军下台。 菲律宾民众对判决的反应强烈而迅速。在马尼拉举行了大规模的公众示威，在农村省份开始举行 罢工。同时，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报名期限快要到了，反对派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劳雷尔 和科拉松（艾奎诺夫人）准备各自独立参选，这将最终导致马可仕的胜利。思恩主教说服劳雷尔 做艾奎诺夫人的竞选伙伴，因为他认为艾奎诺夫人获胜的机会更大。一月五日反对派宣布了他的 候选人。 竞选活动开始了。在选举前很短的时间内，反对派的支持率像滚雪球似地增加。在选举前的一个 月，阿布拉默茨访问巴基斯坦后在菲律宾停留，反对派的竞选活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 民众对选举的狂热程度和“宗教复兴”相提并论。国务卿舒兹在回忆录中说当时他还“担心我们 的激进主义”，并预见国务院也许倾向于反对派的胜利。他的观点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 会显出特意要赶马可仕下台的样子。” 舒兹似乎更担心选举的公正。其他人相信马可仕将在民主选举中失利，但对艾奎诺存在普遍的谨 慎态度。雷根总统的幕僚长黎根强烈倾向于继续支持马可仕。更重要的是，雷根本人也没有抛弃 马可仕。舒兹写道“不管菲律宾的状况多坏，雷根觉得马可仕是美国的朋友和盟友，而雷根在别 人身处困境时总要给以帮助。”雷根和黎根两人最后才领会到，拥护马可仕政权的继续存在是威 胁着对美菲两国的长期关系、与连带着的对美国利益的伤害。 竞选活动在继续，势头依然强劲。艾奎诺夫人乘坐从一位支援她的商人处借来的私人飞机往返于 群岛之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民众来观看。竞选的终点是在首都马尼拉的鲁尼塔公园（Luneta Park）举行的大型集会，有近百万支持者参加。相比之下，马可仕的竞选活动则显得苍白无力， 他本人更是毫不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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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舞弊事与愿违 美国国会决定派遣代表团去观察菲律宾选举。这个代表团由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 委员会主席鲁格（Richard Lugar）和宾州众议院议员莫塔（Jack Murtha）率领。 尽管众议院议员索拉兹像其他人一样担心，这个代表团也许会过早发表报告，并以美国政府的名 义承认一次靠欺骗赢得的竞选，但他还是认为值得冒一下这个风险。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参与，因 为他在国会上对马可仕直言不讳的批评将使人们难以相信他的客观性。虽然代表团没有细致地观 察所有的八万六千个选区，可是舒兹认为：代表团对竞选舞弊已起到了“威慑的作用”。波斯沃 斯大使记得当时任务事关重大，他和代表团“时时刻刻保持着联系”。 竞选过程从一开始的投票就出现严重的违规现象；有些选民从选民名册上被除名，而且新添了许 多名字。反对派“自由选举全民运动”负责马尼拉市竞选总部的代表估计：有 15％的选民无法 行使他们的投票权利。全国各地出现了暴力、收买选票以及恫吓反对派人士、选民的现象。而菲 律宾的多岛地理环境，也使得计票工作更形复杂。但依情势看来，在弄清楚马可仕还需要多少选 票之前，不同省份的表决还无法进行。鲁格和委员会其他成员都明显感觉，他们所看到的选举部 分是经过处理的，但是他们想等待结果出来，并在更清楚地了解整个过程之后，再做出声明。 二月九日，设在马尼拉市的竞选委员会总部的三十一名计票员突然全体辞职，原因是他们发现公 开报导的数字和他们手中的计票结果有出入。这些员工向一所教堂寻求庇护后发表声明，表示他 们不拥护任何党派，辞职只是因为“发现不对劲的事情正在进行中”。 地方媒体不停地重播着 CNN 电视台对竞选及其后续的报导，给人的印象是竞选舞弊猖獗，但艾奎 诺夫人已经胜出而马可仕却拒绝承认她的胜利。媒体报导中对竞选舞弊的大量指控，使美国倍感 压力而必须做出某些政策上的回应。 高级行政官员都认为马可仕在设法窃取这次竞选。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对菲律宾时事的报告也提供 进一步的证据，认为马可仕大势已去。二月九日，国务卿舒兹在官邸和资深外交政策官员进行了 一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包括国家安全理事会（NSC）的渥夫维兹、阿姆克斯特和思佳 （Gaston Sigur），以及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克罗（William Crowe）上将。舒兹认为报导显示菲 律宾选举“有大量的舞弊行为”，且“人民普遍要求自由”。他和其他与会者得出结论，“马可 仕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应该即时派出使节前往马尼拉迫使马可仕下台，力所能及地“加速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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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替”。这时马可仕明显地正考虑要对“自由选举全民运动”采取行动，并向中央情报局试探 美国当局的反应。看来更多的镇压即将发生。 二月十日，由十九个国家组成的国际观察委员会发表以下声明：“我们发现竞选有严重的违规现 象，并可能对最终结果造成巨大影响。在选举过程中，有收买选票、恫吓和对竞选程序藐视的情 况。”而艾奎诺的支持者并没有被发现有任何违规行为。尽管这样，白宫发言人史毕克斯 （Larry Speakes）在二月十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仍然宣布马可仕赢得竞选，并呼吁反对派与马 可仕和解，这让舒兹非常恼火。但不久之后，白宫撤回声明，重新宣布竞选结果仍不明确，总统 将很快召见鲁格参议员。 事后舒兹在回忆录里阐述，波斯沃斯大使在发来的电报中，批评了白宫这项对竞选的结论： 只能做出这个舍此无他的结论：如果有起码的公正计票，艾奎诺夫人必然会赢得选举。因此反对 派绝不会接受国民大会宣布马可仕的胜利。我们呼吁他们和解将不会改变他们的观点。但美国这 样的立场将会使美国遭到为马可仕涂脂抹粉的批评，尤其我们反覆强调竞选的自由和公正。不管 在菲律宾还是在美国，这次竞选中马可仕已经赔上了几乎所有残余的政治合法性和可信度。目前 我们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思考如何驾驭马可仕下台后的时局。 舒兹的想法也是这样：“菲律宾人民非常严肃认真的对待其民主进程，因此美国面对一个重大的 时刻：在这些人民心中，我们代表着民主。” 据舒兹讲述，会见雷根总统、国务卿舒兹和国防部长卡斯勃．温伯格时，鲁格替代表团做了“郑 重的、审慎的、详细的”关于“巨大的竞选舞弊”的报告。事后一致同意派遣哈比（Philip Habib）前往菲律宾会见马可仕、艾奎诺和其他反对派领袖。但是尽管听了这个报告，雷根总统 在当天稍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还是宣布“可能有舞弊，然而竞选双方或许都有参与。”当被问及这 项声明时，鲁格说没有证据显示艾奎诺的支持者作弊，并表示不清楚雷根如何决定有作弊现象。 总统这份声明的真正动机似乎是不想出卖朋友。拉里．史毕克斯告诉当时在国务院的卡尔布 （Bernard Kalb）说，“舒兹试图敦促总统做他不愿意做的”。尽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马可仕在 无耻地藐视民意，雷根依然把他视为朋友。 两天后，鲁格参议员估计，如果竞选自由公正，艾奎诺夫人会赢得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选票。 “军队委员会”（Armed Services Committee）中级别最高的民主党员努恩（Sam Nunn）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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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信雷根总统，指责马可仕“经由巨型的欺骗、威逼和谋杀，正在全力以赴地窃取这次竞选”。 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多尔（Bob Dole）甚至说，美国应该考虑迁移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因为马可 仕的窃取竞选将会造成时局的“动荡”。 尽管华盛顿最高决策的瘫痪，事态在菲律宾中却有了进展。艾奎诺夫人针对雷根总统的声明做出 强烈的回应：“我对一个菲律宾民主的朋友，选择与马可仕先生同谋来诈欺菲律宾人民解放运动 的动机，感到不解。”菲律宾的“天主教主联会”（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很快召开 会议并发布有力的声明，称此次竞选为“史无前例的诈欺”。主教谴责了“鼓动赤裸裸的恐怖” 和“非法强行阻挠人民自主的意愿”。他们敦促全体公民自发组织非暴力抵抗。“不公正是系统 组织的。而修正过程也必须如是……但需透过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在一个普遍信仰天主教的国 家，民众对民主过程被偷窃已经骚动不安，只是不知如何行动。这份强烈的声明具有极大的冲击 力。波斯沃斯大使相信主教们的声明是导致马可仕下台的绝对重要因素之一。 马可仕在人民大会的副手们并不为此所动，他们于二月十五日完成计票工作，并宣布马可仕赢得 又一个六年的总统任期，致使反对派愤而离去。苏联是唯一承认马可仕“胜利”的国家。“自由 选举全民运动”涵盖百分之七十的选区，根据这些选区内的计票，艾奎诺在一千五百万选票中比 马可仕多得八十万。白宫当天的声明表示“竞选遭到执政党广泛的诈欺和暴力破坏。破坏程度之 深，使竞选的可信度在菲律宾和美国都受到怀疑”。尽管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舒兹坚信雷根仍 “不愿抛弃马可仕，更无法想像让马可仕下台。” 然而，舒兹则坚信未来的事态会是这样。二月十九日在对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证词中，他锋利地 批评了马可仕及其支持者“大面积的诈欺和暴力”。他继续说“我们正处在一个胜败的关键时 刻。我们应该坚持自由，我们应该坚持民主，我们应该把这些摆在军事基地之上”。他在回忆录 里补充说，“我提出的观点是，我们不应该为保留基地而接受一次欺骗的竞选。事实上，在这种 情势下接受一次欺骗竞选才会使美国丢失基地！”最后，美国国会两院投票表决同意，菲律宾的 选举有致命的缺陷。 华府与马尼拉共同把马可仕赶下台 在马可仕宣布自己胜利后的第二天，大量艾奎诺的支持者涌入马尼拉，人数超过一百五十万。他 们举行了一场“人民胜利大游行”。在这场大游行中，艾奎诺对她的支持者说，如果马可仕不让 步，“我们的行动就要升级。但是我们不要暴力革命……现在我们需要用非暴力抗争为争取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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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这就是说用和平的方式主动地去抵抗邪恶。”这一资讯经由 CNN 电视台向全世界播放了出 去，同时标志着“人民力量”（People Power）运动的开始。这一运动中包括以经济抵制与马可 仕有关联的公司，所以运动一开始就影响到了这些公司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过，抗争双 方都坚信自己会把对方拖垮。不管怎样，马可仕没有任何妥协的迹象。 军队中有些军官一直对马可仕颇有微辞，因为他在军队中安插的政治裙带在军中作威作福，欺压 那些从西点军校（West Point）及其他美国军校毕业的职业军官，腐化了这支曾辉煌一时的正规 军队。其中部分军官成立了一个简称为 RAM 的秘密组织，其全名为“菲律宾军队改革运动” （Reform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Movement）。当时任国防部长的恩利尔 （Juan Ponce Enrile）与 RAM 有一定的联系。这个组织在选举之前就在酝酿一场政变。其成员 之一罗幕斯（Fidel Ramos）中将在维尔将军迫于美国压力再次下台之后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在 国民大会宣布马可仕赢得选举后，很明显马可仕和维尔将对军队进行肃清，并可能会暗杀 RAM 成 员和逮捕反对派领导人。从各省调来的部队，进一步加强了总统官邸马拉坎南宫（Malacanang Palace）的保安。更糟的是，RAM 组织中的四名军官被捕，政变计画因而泄漏。 国防部长恩利尔和罗幕斯将军将他们的部队，包括军队和民警，调遣到比邻的阿基那多 （Aguinaldo）军营和克拉姆（Crame）军营。陆续地又有其他的部队和警察向这两个军营集结， 各种国际媒体也闻讯赶来并开始对外直播。恩利尔和罗幕斯很快在阿基那多军营举行新闻发布 会。恩利尔称良心已不允许他“把总统视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我相信现有的政府不再受到 人民的拥护。”他希望“所有正直的内阁成员、正直的菲律宾人、正直的士兵和军官”能支援 他。罗幕斯将军对此回应说，“我们坚决支援科拉松．艾奎诺。……在我的心目中，她才是菲律 宾真正的总统。”他们决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并将矛头指向了马可仕。 拉莫斯和恩利尔都求助于思恩主教。后者则呼吁民众前往这两个军营，阻止马可仕政府对其进行 攻击。艾奎诺的弟弟布兹（Butz）在天主教真理广播电台（Catholic Radio Veritas）上呼吁民 众跟他一起向这两个军营进发。当天马尼拉的出租汽车、公共汽车和私家车整个晚上都在将人们 运往军营，这一场面不由让人想起二战时巴黎的出租汽车将部队运往前线的场景。翌日凌晨，大 约有五万人到达军营。马可仕要求叛军放弃“这一愚蠢的行动”并且“投降”。稍后恩利尔将其 部队调动到克拉姆军营，合兵一处以利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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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预期，冲突很快地爆发了，忠于马可仕的海军坦克部队开往叛军的阵地。包括修女和学生在 内的示威平民响应号召，迎头堵截部队，阻止政府军前往镇压力量相差悬殊的叛军。这些勇士们 毫不畏缩地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两方军队之间筑起一道人墙。参与其中的一位耶稣会教士说， “没有一个人因害怕而退缩。”尽管政府军多次试图穿过这道人墙，但是缩在武装车辆里的士兵 吓不倒渴望民主的平民。波斯沃斯大使警告马可仕说：美国方面不会容忍他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 开枪，然而马可仕抵赖说“做为总司令他有权利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秩序。”但是军队最终没有开 枪。次国务卿阿姆克斯特后来说，他认为这无疑是马可仕最后一次苟延残喘，因为“他的最后一 道防线就是军队。一旦军队也出现严重分裂，甚至忠于他的军队都不愿为其卖命时，他的统治就 真的时日无多了。”阿姆克斯特在给舒兹的一份电报中说，他认为他的警告对马可仕不会有实质 的作用——在此类事情上马可仕总是一意孤行的。此时科拉松．艾奎诺还待在宿雾岛上，叛军方 面告诉她最好留在那里，直到叛变结束。 在“人民力量”示威运动期间，担任众院亚洲外交事务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Asia for the Hous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主席的索拉兹议员倡议停止所有对菲律宾政府的军事和 经济援助，“以表示我们站在人民的一方。”他记得当时助理国务卿渥夫维兹（Paul Wolfowitz）和亚洲防务助理国务卿阿梅迪革（Richard Armitage）分别来找过他，都说停止援 助可能导致马可仕下台并使 NPA（新人民军）从中受益。然而索拉兹更加坚信马可仕与共产主义 者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只有在全民选举中获得人民的支援，才能结束这种恶性循环。最后亚洲委 员会全数通过停止援助。 美国的政治家们担心菲律宾已经处在大规模流血事件的边缘，于是他们试图采取措施平息菲律宾 民众的情绪。白宫发言人史毕克斯发表声明支援拉莫斯和恩利尔的行动，称他们的反叛和民众对 他们的支援“更加证实了我们的担忧，即最近的总统选举中执政党方面存在大量的欺骗行 为。……菲律宾国内很多人士呼吁非暴力抵抗。我们支援此类呼声，并希望此类呼声受到尊重。 同时我们也希望菲律宾全体人民能一起来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波斯沃斯大使在他二月二十二日 发给国务卿的电报中说，这样的声明收效甚微。要想真正奏效，除非雷根总统亲自与马可仕通 话，要求其下台。 哈比于二月二十三日返回华府，随即召开了有关此次危机的高层会议。哈比此次见到了马可仕， 他说马可仕看上去很糟，而且根本不相信这么多人想让他下台。舒兹希望与会者能步调一致地向 雷根表明：立即抛弃马可仕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并且必须由雷根亲自表态。尽管与会者意见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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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分歧，大家还是同意马可仕已经没戏唱了，而美国方面必须设法说服他除了走人别无选择。舒 兹指出，美国在过去曾有好多次违逆潮流的行动，包括伊朗王（编注：巴勒维）倒台之时。“在 这些问题上我们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不但站在了 错误的一方，而且好像背叛了我们的朋友。” 稍后在白宫形势研究室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者除了总统外就是早些时候在舒兹家开会的那些 人。会议期间得知开往军营的部队被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挡住了。接着又有消息说马可仕仍在集结 部队，准备翌日凌晨对克拉姆军营发动大规模攻击。叛军求助于美国使馆，希望能得到美国的支 援。 哈比做了有关菲律宾形势的报告，最后说“马可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舒兹补充说马可仕的统 治已维持不下去了，代表民主的艾奎诺夫人将是最佳的接班人，同时又可避免权力落到 NPA（新 人民军）手中。“美国政府必须想办法支援寻求变革的民主力量，并且体面地对待马可仕。我们 应准备好把他接到美国来。”雷根的幕僚长黎根反对赶马可仕下台，因为他相信政权的真空可能 会让共产党徒渔翁得利。然而舒兹随即提醒雷根注意其顾问团在此问题上的一致性：“总统先 生，在座的除了黎根之外，没人相信马可仕能继续掌权。这是他咎由自取。” 雷根随后以私人名义给马可仕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不要对反叛者使用暴力；同时警告他如果发生 此类攻击，美国将切断对菲律宾的一切军事援助。雷根另外又写了一封信要求马可仕下台。第二 天早上白宫发表公众声明，要求忠于马可仕的军队不要对反叛者和示威者动用武力。声明中说， “任何用武力维持现有政府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只有和平地将政权移交给新政府才能解决目前这 一危机。”然而波斯沃斯大使向华府反应说，当这两封劝马可仕下台的信函转交给马可仕本人 时，他一口回绝了。“马可仕说我们得出的是个荒谬的结论，因为他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他根 本不愿听从我们的劝告。” 在马可仕这样固执己见的情况下，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二月二十三日一个攻 击直升机中队在执行袭击叛军军营时集体投诚，大大地增强了叛军的防守能力。第二天这个直升 机中队主动出击，击毁三架政府军的直升机，并占据了政府控制的一家电视台。另一家电视台随 即也落到叛军的手中。与此同时，政府军的地面部队却被平民挡住了去路，他们甚至还给军队提 供食物。他们的献身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此时在宿雾岛（Cebu）的艾奎诺夫人，她坚持要回去跟她 的支持者们同舟共济。在马拉加南宫做报导的 CNN 电视台记者看到双方都曾向对方开火。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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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呼吁民众前往已占领的电视台阻止政府军将其夺回。艾奎诺希望她的支持者们坚守阵地，保 护已经得来的战果。马可仕则在当地电视台上发表讲话，希望外地的支持者拿起武器前来增援， 马尼拉已处于内战的边缘。波斯沃斯大使将人民力量的革命称为“CNN 第一要闻”，因为这一电 视节目不但吸引了大量观众，而且在民众中颇具影响。波斯沃斯称此次“人民力量”的抗争，加 上媒体对它的相关报导，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极大回响。萤幕上播放的场面，也对美国和菲律宾官 方的决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马可仕终于开始退缩。他于二月二十四日致电美国参议员拉萨尔特说他“愿意谈一下条件”。在 陪同拉萨尔特前往白宫见总统的途中，舒兹接到阿姆克斯特的电话，说马可仕家族间接与他取得 联系，并表示愿意讨论相关的条件。拉萨尔特跟马可仕通话时肯定地说，如果他愿意下野，美国 方面会尽量保证他的人身安全。马可仕显然对这一态度并不满意。“他沉默了很久。……他相当 的情绪化。他说第二天会低调地举行一个就职典礼，然后再给我打电话。我直截了当地跟他说不 可能两派分权，还跟他说他应该体面地下野。马可仕又是一言不发。”他告诉马可仕不但要走 人，而且要走得“干净俐落”。第二天菲律宾举行了两个就职典礼：一个是全体人民欢迎他们选 择的领导人艾奎诺夫人担任他们的总统，另一个则标志着失败的独裁者美梦的破灭。后一个典礼 备受冷落，就连电视转播的画面都遭到大肆的删减。马可仕很快就登上美军的军机飞往夏威夷， “马可仕时代”彻底完结。 舒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美国承认艾奎诺政府的过程也远非一帆风顺。雷根总统与黎根两人仍然 很不情愿接受这民主的成果。当舒兹带着起草的承认声明到白宫时，雷根气爆了，总统也不喜欢 声明中谈到艾奎诺和这一民主进程的措辞。舒兹最后替他们的立场总结说，“这些措辞让人感觉 好像是我们要抛弃马可仕”。舒兹也很成功地反驳说：“如果我们在艾奎诺这个问题上支支吾 吾、闪烁其词的话，我们很可能会把一场民主的胜利变成一场巨大的灾难。……这是菲律宾人民 的呼声，这一呼声非常响亮而又明确。”得到允许后，舒兹随即发布了声明，承诺与艾奎诺政府 合作，并盛赞她致力于非暴力运动；同时也认为马可仕的执政成果总体来讲“是有建设性的力 量”。 在选举之后，鲁格和克兰斯顿（Alan Cranston）两位参议员及坎普（Jack Kemp）和索拉兹两位 众议员共同为菲律宾发起一项多国援助计画。有多个国家参与此计画，共同为菲律宾的民主进程 筹得约十亿美元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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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的菲律宾需要艾奎诺夫人及其新的团队做出一些很棘手的决策。当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亚洲事务专家的思佳回忆说，当他一九八六年三月到达马尼拉时，艾奎诺夫人已经准备 好“大刀阔斧的放手去干，包括解散议会、自己独揽大权，直到重新进行大选，真正的走向民 主。我们所有的人都坚信她将建立一个民主政体，没有任何人怀疑过这一点。可是毕竟她要先暂 时性的恢复类似独裁的统治。”但是副总统劳雷尔和国防部长恩利尔都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对 旧政府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肃清，会导致国家失去许多出色的行政长官，尤其是一些省长。艾奎诺 夫人在电视上发表这一决定之前，曾征求思佳的意见。思佳对她说：“‘你放心，美国政府完完 全全支援你。这一点我们说得很清楚。你就是菲律宾的总统。我们相信你要采取的措施是你必须 要做的，我们也相信这些措施可以加快菲律宾的民主进程，可以加强你们的国防力量等等。…… 所以只要是你觉得你必须要做的，你就去做，我们一定支援你。’那个时候我很佩服她。……她 坚守自己的立场，只要能真正改善菲律宾的状况，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也许她犯过错误，但是 毕竟有些决定真的很难做，而她做到了。”思佳说，“我一直觉得她颇有铁娘子的气度。” 马可仕夫妇连同四十五名随从乘坐一架飞机到达夏威夷，另有一架飞机装满了他们的物品。有关 方面开始就他们所带走的财产及他们在美国境内的资产进行司法调查。在几年前索拉兹议员已就 马可仕夫妇在美国的财产进行调查，并发现他们在曼哈顿投下约三点五亿美元购买房产。这还只 是冰山之一角而已。这一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落在了倒楣的外交官瑞奇的头上。在第二架飞机所携 带的物品中有一大批珠宝，这批珠宝“足以让任何一个博物馆或者任何一个欧洲王室妒羡不 已”。瑞奇认为这第二架飞机上的东西根本就不属于他们。因为担心他们的资产卷入法律纠纷， 马可仕夫妇无法在任何银行开设户头，因此他们的日常开支都是个问题。伊美黛把她的演技发挥 到了极限，尽力扮出一副受害者的可怜相。美国政府曾试图把他们夫妇送到巴拿马去，但是艾奎 诺给巴拿马领导人诺里加（Manuel Noriega）施加压力，后者表示不愿接受他们。艾奎诺夫人的 考虑是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下更容易追查马可仕侵吞的国家财产。当被问到她那臭名昭彰的大鞋库 时，伊美黛一脸无辜地说：“我在塔克洛班宫（Tacloban，菲律宾南部的一个宫殿）存放的鞋更 多。”瑞奇觉得“她的反应正是她一贯的作风。有什么大不了的？她的道德观念根本无法理解为 什么有人会对这些事情大惊小怪的。这些鞋算得了什么？”他们的随从们后来基本上都在美国找 到了工作，可是这些事情在把他们运出来之前却从未考虑过。马可仕夫妇最后搬入一栋水上住 宅，“新闻界都传闻在他们搬进去之后，那座房子变得非常富丽堂皇。可是他们还是假装一无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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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舒兹讲，雷根总统仍对艾奎诺夫人心怀疑虑。在艾奎诺夫人就职一段时间后，舒兹与雷根总统 商讨是否邀请艾奎诺夫人赴美访问时，总统说他还是对艾奎诺夫人的执政持“观望态度”。舒兹 对总统说：“菲律宾人民可是在等着您宣布支持她的政府。”雷根回答道：“我当然会支持一个 合法的政府——等她当选后吧。”舒兹反驳说：“她认为她确实已经当选了。”雷根此后赴亚 洲巡回访问时，曾过境菲律宾。然而是舒兹前去会见了艾奎诺夫人。由于雷根政府态度的摇摆不 定，艾奎诺夫人起初不太愿意赴美访问。但是舒兹向她保证国会将非常热烈地欢迎她，而且白宫 方面也会非常得体地接待她，于是她最终接受了邀请。一九八六年九月菲律宾总统艾奎诺夫人在 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她的演讲获得如雷的掌声。索拉兹议员趁热打铁，提议给菲 律宾提供价值两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一议案被全票通过。陪同艾奎诺夫人进入议会大厅的参议 院多数派领袖多尔（Bob Dole）称之为“美国历史上为演讲所付的最昂贵的酬金”。 艾奎诺夫人任总统期间曾经历数次重大考验，包括几次未遂的政变、与她同甘共苦的其他菲律宾 领袖逐渐的不支援她、以及行政上的困难和自然灾害等等。然而她执政期间确实大大的改善了菲 律宾的前途。再有，她掌权后坚持彻底清理旧的政体，从而使她得以重新建立民主。前国务卿舒 兹在回忆录中写道：“她立志要把一个尚能运作的民主政体转变为一个公众选举的民主政体。这 个伟大的目标她达到了。”前大使阿姆克斯特则把艾奎诺夫人视为民众渴望重返民主的“一个重 要的象征性人物”。他说她在赶走马可仕之后“做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她帮助费德尔．罗幕 斯当选为下一届总统，阿姆克斯特后来评论说罗幕斯是马可仕下台之后最出色的行政长官。 菲律宾发生的这些事情给我们留下哪些启示呢？菲律宾人民革命的案例有几方面的重要意义。其 一，它显示了一些美国的政治家具有伟大的眼光，能看到国家安全、美国利益和外国人民意愿之 间的内在联系，虽然这些人不是来自最高阶层。用思佳的话说：“如果你真想在另一个国家里建 立一个强大的防卫系统，那么这个国家必须是一个民主国家。……为了加强美菲两国之间的共同 防卫关系，必须为这个国家重新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很多人认为我们关心的只是在苏比克湾 和克拉克机场的军事基地，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思佳也说：“我认为抛开这两个基地不说，维 护一个民主的菲律宾也是美国对菲政策中一个重要部分，……不只是因为我们跟菲律宾的长期合 作关系，……还因为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安全’和‘人民对其自己事务的参与’这两者是密不可 分的。” 这两个基地从此被关闭了。不过即使美国为了保留这两个基地而继续支援马可仕政府，我们至少 还会丢掉克拉克空军基地——因为皮纳土坡火山（Mount Pinatubo）的爆发。而且因为华府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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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仕政权的支援，继任的政府很可能对美国态度很不友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甚至还可以 假设，如果公众转去支援当时似乎唯一能与独裁者抗衡的武装叛乱，菲律宾的民主更不知要拖到 何年何月才能到来。菲律宾一直是美国的民主盟友，甚至曾允许美军赴棉兰老岛（Mindanao）帮 助铲除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恐怖分子。在马可仕执政的末期，他们曾密谋与苏联勾结—— 这也充分证明了危机中独裁者的绝望和他的不可靠。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 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早已被抛于脑后。无论如何，苏联从未真正地参与菲律宾事务，一是因为马可 仕的政权当时已经摇摇欲坠，二是苏联自己也鞭长莫及。但是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们必 须时刻牢记这个教训，那就是：“独裁者是不可靠的。” 菲律宾的例子也证明，当一项政策行不通时，各级的行政部门与国会领袖可以互相合作，推动其 继续进展。在这个政策执行过程中有几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才能使各方在拖延许久之后终能达成 一致意见，要求马可仕下台。同时几位领导能力卓越的国会议员在不同的时期也发挥过不可或缺 的作用。 他们对马可仕的渎职行为所持的立场完全一致，当他们将这样的报告呈交给总统后，总统的顾问 就可以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大选可以大规模地动员普通民众参与；而且对于那些自以为已经控制 了民众不满情绪的独裁者来说，大选经常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即使有时大选结果对反对派不 利，进行大选也可以暴露民众对现存政体的不满。如果有国外的专业监票人参与，则更加可以阻 止或者至少暴露选举中的诈欺行为，同时肯定可以显露出专制欺压与独裁体制中丑陋的死穴。 在行政部门方面，通常来讲，跟独裁者走得最近的人最能看清其腐败的程度。可是另一方面，外 交人员总是希望能维持一个良好的双边关系，这便很容易导致“客户偏袒症”（编注： clientitis，指与某人或组织一起工作时间长了之后产生的一种自然的对其偏袒的心理），最后 反而变得“当局者迷”。在菲律宾这件事情上，国务院、国防部及美国大使馆的一些人很早就意 识到马可仕没戏唱了，必须采取措施把他清理出局。其他的许多人也慢慢意识到了，然而意识到 的原因却不尽相同。比如很多高级官员认为海军总司令克罗上将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克罗将军认为美国在菲律宾的两个战略基地受到威胁，而且共产主义正在酝酿着趁机暴动。马可 仕已经让美国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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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觉得美国与菲律宾是“世代之交”，继续支持这个独裁政府会导致那里的形势至少几年内不 会有什么起色。不管怎样，有一批官员已经认识到马可仕必须下台，这样他们就可以帮助策划这 次大选，让那些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最终也同意让马可仕下台，包括雷根总统本人。 那么，美国方面采取了什么措施逼使马可仕下台呢？当时担任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局长阿布拉默茨 说“也没做什么”。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美国会不会支持一个总是压制人民民主意愿的领导 人？由官方或媒体从菲律宾传回的报导使美国就这个问题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当然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也帮助反对派暴露了马可仕政府的阴暗面。阿姆克斯特大使出席艾奎诺 的葬礼无疑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讯息——尽管这个讯息美国政府的高层人士不太欣赏。而波斯沃斯 大使与“自由选举全民运动”及反对派的联系也是很重要的，包括他给艾奎诺夫人在有关安全问 题的谘询。此外，阿布拉默茨和鲁格参议员的外交助手弗雷德里克．布朗（Frederick Brown） 更对外交家麦斯托（John Maisto）大使的远见卓识赞叹不已。麦斯托早在其他人之前就已经看 清了马可仕的“庐山真面目”：“他只是个独裁者，不但会危害到我们在菲律宾及东亚的长期利 益，更加危害到菲律宾的人民。” 好多现在已被普遍使用的监视选举及支援反对派的手段，在当时都还是新生事物。“国家民主基 金会”及与其相关的一些主要协会也都是刚刚成立。国际社会对菲律宾选举的监视行动，强而有 力地向美国那些顽固的政治家们（包括总统本人）表明，马可仕已无法胜任领导人的职务，也不 再是美国的“朋友”。从这次选举后，选举监视已经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矩。过渡中的国家都想 经由这一手段而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举办一系列成功的选举，这个国家往往 可以一跃而成为“成熟”的民主国家之一，比如一九八九年重返民主世界的波兰和匈牙利。独裁 者们为了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有时会自己选择一些“观察家”来监视他们的选举。鲁卡申科和 米洛塞维奇都耍过这种手腕。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政策经常赶不上现实形势的要求。这些国 家的政治家们总是无法设想，某个国家如果没有了某个独裁者或者某个君主会是什么样子，一直 到今天仍是如此。所以他们经常对事态的发展产生误解，事事处于被动的局面。这也使得他们看 不到除了暴力革命之外，还可以帮助发展一些更加和缓的民主途径来解决问题。由菲律宾的例 子证明，我们必须在平民中发展一些领导人员和干部。总会有一些不可预见的机会出现，在危难 关头总会有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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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米洛塞维奇赶下台 二十一世纪第一起非暴力推翻独裁者统治的事件，发生在二○○○年十月，来自塞尔维亚全境的 平民组成抗议队伍以捍卫一次选举的结果。该国总统米洛塞维奇在这次选举中落败，却拒不承认 失败。当时很多西方政治家认为该政权只有用暴力手段才能推翻，然而它的戏剧性倒台再次证 明，以和平手段也能使独裁政权过渡为民主政权。提起这次政变，很多人脑海中可能会想到几个 录影画面：示威者占领了贝尔格勒的议会大厦，从大厦的窗子里飘出了充满烟硝味的滚滚浓烟。 可是这些画面只存在于想像之中。事实上，占领议会大厦和取得整个国家都没费一枪一弹。虽然 九○年代中期就曾经有过对米洛塞维奇的重要反抗，而且北约组织的轰炸大大的降低了他的可信 度，可是真正赶他下台的努力是在轰炸停止之后才开始的。北约轰炸延后了塞尔维亚境内的反抗 浪潮。战争尘埃落定之后，一个名叫“抵抗组织”（Otpor，塞语，意为抵抗）的学生组织先是 冲到反抗的前沿，接着又自动退到次要位置——他们唤醒了那些向往真正民主的沉睡着的力量。 长期以来，米洛塞维奇把印有自己肥胖身躯的海报和政治口号贴满了塞尔维亚的各个地方，可是 却毫无幽默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学生组织正是他的政治杀手。 米洛塞维奇生日这天，“抵抗组织”的成员走上街头，装模作样的开起了晚会，以此讽刺这个独 裁者的生日庆典。他们切开一个南斯拉夫地图形状的蛋糕，影射他的穷兵黩武使国家四分五裂。 他们大吵大闹的演出摇滚音乐，狂欢中不时用类似说唱的手法讽刺总统。当政府宣布该组织非法 时，该组织成员成群结队的前往当地的警局投案自首。这一行动不光使警察大吃一惊，也使当局 不知所措。这些学生不把警察当做他们的敌人，反而把这些警察当做潜在的同谋者，和他们一起 演出一场大戏，来揭穿独裁者的虚假排场。 虽然“抵抗组织”的力量和独创性都是土生土长的，他们的经费却来自国外。“抵抗组织”和其 他反对派——包括独立媒体、工会和其他民主派组织——接受国内或国外的任何资助，他们从西 方得到了多达二千万美元的资助。提供资助的西方组织包括：开放社会机构（OSI）、自由之 家、美国劳工工会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Labor Solidarity）、私人企业国际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东欧民主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mocracy in Eastern Europe）、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国际研究和 交流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Exchanges Board）、国际选举系统基金会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lection Systems）、星-德尔斐妇女联合会（Star-Delphi Women’s Network）、东西方妇女联合会（Network of East-West Women）、隶属于美国律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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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东欧中欧法律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s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Law Initiative）、世界学会（World Learning）、美国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国际共和协会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全国民主协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很多欧洲的基金会和组织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参与了运作。这些基金会和组织包 括英国外交部、德国外交部、所有的德国政党基金会、荷兰外交部；瑞士、瑞典、挪威、希腊、 匈牙利、加拿大、丹麦、卢森堡和捷克共和国的政府；荷兰媒体组织，瑞典赫尔辛基委员会、挪 威人民 AID 组织、西敏基金会等等。我把所有这些参与者列在这里，是想告知国际大众：一旦有 将独裁者赶下台的愿望时，有多少个民主社会的团体可以齐心协力共图大计。 虽然按照“抵抗组织”领导人波波维克的说法，美国国务院在这件事上表现“笨拙”，试图“从 背后操纵”塞尔维亚的各团体，以此做为提供支援的交换条件，但是这些彼此独立的组织对塞尔 维亚国内的情形十分了解，并且从未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塞尔维亚人。这一点至关重要：米 洛塞维奇的政敌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坚持说，他们的决定和行动都是自己做出的。但是他们在和平 抗争中使用的策略却受到了西方权威专家的极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波波维克和“抵抗组织”的同侪们一起翻译了研究非暴力运动的学者基尼．夏普 的书《从独裁到民主》，这本书在各个持不同政见的学生间传阅。波波维克说：“这本书提供了 摧毁独裁者统治基础的简明可行的构想。能拿到这本书、读到这本书真是‘棒极了’。”退役美 军上校罗伯特．赫尔维（Robert Helvey）为“抵抗组织”的领袖在布达佩斯开设了训练课程， 有了这本书更是锦上添花。被波波维克描述为“不同凡响”的赫尔维告诉塞尔维亚的年轻人，非 暴力运动是“一种战争……所以武装斗争的战争法则和战略性非暴力抗争有很大的重叠。”赫尔 维让他们分析支持米洛塞维奇的支柱，设计一些传单并寻找利用其弱点的途径。 “抵抗组织”的学生们和塞尔维亚的其他民主人士学到的是一种自助式的解放运动。他们组织基 层的群众、粉碎塞尔维亚人对米洛塞维奇统治的认同，宣传推广一些让警察在司法上和心理上都 不便镇压的抵抗行动。就这样，独裁者还未正式下台，政治权力就已经从他手中转移给人民了。 在民主正式实现之前，他们就已经把塞尔维亚的精神民主化了。 西方国家不仅对塞尔维亚非暴力反对团体提供了策略上的建议和资助，还给予塞尔维亚人民在竞 选、拉票和监督投票、计票方面的训练和帮助，为他们反对米洛塞维奇的竞选活动提供了另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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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外援。米洛塞维奇发现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就把总统竞选日期提前，以为这样他就能方便地 赢得或窃取竞选成果。然而民心已去，投票结束时他发现自己显然失势，就试图窜改投票结果， 要求重新选举。运动的支持者抓住时机走上街头。他们从塞尔维亚各地汇聚到贝尔格勒，参与的 民众之多令军队和警察（反对派首领和他们已展开对话）束手无策，米洛塞维奇不得不下台。反 对派首领之一，后来任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的金吉奇（Zoran Djindjic）说：“甘地的主张—— 仅需表示我们不接受该政府——正是我们用以瓦解政府权力的最后战略步骤。”用基尼．夏普的 话来说：“所有政权只有得到民众和社会机构的合作、臣服、恭顺，从中汲取保持权力必要的补 给，才能维持统治。”这种补给一旦中断，政权就只能解体。米洛塞维奇被告上海牙法庭，遭北 约的轰炸，之后西方才明确表态不再支援他。最后，当他的人民拒绝服从他的时候，他就倒台 了。 曾于七○年代就职东德、八○年代任职德国的前外交官梅里（Wayne Merry）回忆说，他的东德 朋友们（多是路德教派牧师）曾不止一次问他菲律宾人是怎么推翻马可仕政权的。他们从西德和 丹麦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梅里说：“他们从中学到的是：如果反对派在战略上深思熟虑，长于 自制，并愿意与权力机构对话，他们对独裁政权的非暴力抗争就可能胜利，至少理论上如此。事 实证明，这些经验在解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的危机中发 挥了关键作用，当然这多亏了世界另一端‘人民力量运动’的经验。”（注 7）今天，这一理论 更是显见。穆加比的反对者将其比做新近被推翻的塞尔维亚领导人、被控的战争罪犯米洛塞维 奇，一些非洲人民以十月五日塞尔维亚人民起义为表率。想想这些抗争活动，我们就不能不得出 “民主确是全人类的奋斗目标”的结论。 从人民力量的非暴力战略与民主政府和机构之间的互动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个真正的经验，即任 何事都是相关的。菲律宾和塞尔维亚的胜利、肯亚奈洛比和智利圣地牙哥选举的成功，这一切构 成了一类共同的体验。“抵抗组织”的学生们从菲律宾非暴力运动中学习经验，磨利武器参与发 生在塞尔维亚的战争。世界一端发生的事件如同恒星爆炸般光芒四射，照亮另一半球通往民主之 路。宇宙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孤立的。 附录：非暴力行动方法 ◎非暴力抗议和说服方法 正式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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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开演讲 2.表示反对或支持的信件 3.组织和协会的宣言 4.有签名的公开声明 5.诉状和意图的声明 6.集体或群众请愿 与更广泛的公众沟通 7.口号、漫画和象征物 8.横幅、海报和展示的宣传品 9.传单、小册子和书籍 10.报纸和期刊杂志 11.唱片、电台和电视台 12.空中文字（编注：Skywriting，例如租用飞机在天空喷出烟雾组成文字）和大地文字（编 注：earthwriting，例如：在空地或山坡书写标语或排出文字） 集体表达意愿 13.推派代表团 14.模拟颁奖 15.小组游说 16.立桩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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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模拟选举 象征性公开行动 18.展示标志性旗志和颜色 19.佩带象征标志 20.祷告和礼拜仪式 21.派发标志性物品 22.裸体抗议 23.毁坏自己的财产 24.标志性灯光 25.显示肖像 26.涂抹油漆抗议 27.新标志和名称 28.象征性的声音 29.象征性的开垦 30.粗鲁的举止 对个人施加压力 31.跟踪有关官员 32.嘲弄有关官员 33.和睦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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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守夜 戏剧和音乐 35.幽默剧和闹剧 36.戏剧和音乐表演 37.唱歌 各种游行 38.踩街行进 39.游行 40.宗教游行 41.朝圣 42.摩托车队 向死者致哀 43.政治性悼念 44.模拟葬礼 45.示威性葬礼 46.在墓地致敬 公开集会 47.表示抗议或支持的集会 48.抗议性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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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伪装的抗议性集会 50.宣讲会 ◎社会不合作的方法 撤退和放弃 51.退场 52.沉默 53.放弃荣誉 54.转身蔑视 ◎社会性不合作的方法 对个人的排斥 55.社会性抵制 56.选择性的社会抵制 57.拒绝性生活（编注：源自古希腊剧“Lysistratic”中的女主角号召雅典妇女及其他城邦妇女 共同拒绝和丈夫同房，直到他们答应不再参加无休止的战争为止。） 58.开除教藉、逐出教会 59.停止教权 有关社交活动、风俗和组织的不合作 60.停止社交活动和体育活动 61.抵制社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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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学生罢课 63.违抗社会习俗 64.退出社会组织 退出社会系统 65.待在家中 66.个人的完全不合作 67.工人出走 68.前往避难所 69.集体失踪 70.抗议式的移民 ◎经济性不合作的方法 经济性抵制 消费者的行动 71.消费者抵制 72.不消费被抵制的商品 73.节俭政策 74.拒交租金 75.拒绝租让房屋 76.全国消费者参与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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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国际消费者参与抵制 工人和生产商的行动 78.工人的抵制 79.生产商的抵制 中间人的行动 80.供货商和中间商的抵制 业主和管理层的行动 81.贸易商的抵制 82.拒绝出租或出售房产 83.锁门 84.拒绝工业协助 85.集体罢市 掌握资金来源者的行动 86.挤兑银行存款 87.拒绝支付会费、使用费及分摊的费用 88.拒绝支付欠款和利息 89.切断资金和信用贷款 90.拒绝收入费用 91.拒绝使用政府发行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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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不合作的方法 政府采取的行动 92.国内禁运 93.贸易商的黑名单 94.国际性卖主禁运 95.国际性买主禁运 96.国际性贸易禁运 罢工 象征性的罢工 97.抗议性罢工 98.闪电式罢工 农业罢工 99.农民罢工 100.农业工人罢工 特殊团体的罢工 101.拒绝强制性劳役 102.监狱犯人罢工 103.手工业者罢工 104.专业人员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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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工业罢工 105.单一企业罢工 106.行业罢工 107.同情性罢工 有限罢工 108.企业内部分行业工人罢工 109.轮流罢工 110.消极怠工 111.照章办事磨洋工 112.请病假 113.以辞职罢工 114 有限罢工 115.选择性罢工 多行业罢工 116.多行业同步罢工 117.总罢工 罢工和经济性抵制相结合 118.罢工罢市 119.停止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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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不合作的方法 拒绝政府权威 120.放弃效忠 121.拒绝给予公众的支援 122.主张抵抗的文字与言论 公民对政府的不合作 123.抵制立法机构 124.抵制选举 125.抵制政府工作和职务 126.抵制政府教育机构 127.退出政府教育机构 128 抵制政府支持的组织 129.拒绝帮助执法人员 130.拆除属于自己的招牌和标识 131.拒绝接受被任命的官员 132.拒绝解散现有的机构 公民不服从的替代办法 133.消极和缓慢的服从 134.在没有直接监督的情况下拒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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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普遍的不服从 136.隐蔽的不服从 137.拒绝散会 138.静坐 139.拒绝征兵和被驱逐出境 140.藏身、逃亡和使用假身分 141.公民不服从“不正当”的法律 政府雇员的行动 142.选择性拒绝接受政府人员的帮助 143.阻断政府命令和信息的流通 144.拖延和阻拦 145.一般行政上的不合作 146.司法上的不合作 147.执法人员故意怠工和选择性不合作 148.兵变 国内政府的行动 149.准合法的回避和拖延 150.某些政府单位的不合作 国内政府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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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更换外交和其他的代表 152.拖延取消外交活动 153.拒绝给予外交承认 154.断绝外交关系 155.退出国际组织 156.拒绝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 157 逐出国际组织 ◎非暴力干预的方法 心理干预 158.自我承受酷热严寒 159.禁食 (a)道德压力的禁食 (b)绝食 (c)不合作主义式的绝食 160.反诉（把原告变被告） 161.非暴力骚扰 实体干预 162.（在特定的建筑物内）静坐 163.（在特定的建筑物前）强行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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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在特定的车座）强行搭车 165.（在特定的沙滩）涉水 166.（在特定的场所）强行逗留游荡 167.强行祈祷 168.非暴力的进袭 169.非暴力空袭 170.非暴力入侵 171.非暴力的挺身介入 172.非暴力阻碍 173.非暴力占领 社会干预 174.建立新的社交模式 175.使设备不堪负荷 176.浪费对方办公人员的时间 177.强行发言干扰 178.游击剧场 179.建立替代性的社会机构 180.建立替代性的传播系统 经济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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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颠倒罢工 182.留守罢工 183.非暴力占用土地静坐示威 184.反抗封锁禁运 185.为达政治上目的而印制伪钞 186.垄断性买卖 187.没收资产 188.倾销 189.选择性的专顾 190.设立替代性的市场 191.建立替代性的运输系统 192.成立替代性的选择机构 政治干涉 193.使行政系统超载 194.揭露特务身分 195.设法入狱 196.公民不服从“中立的”法律 197.坚守岗位 拒绝与夺权者合作 198.双重主权和平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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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基尼．夏普《非暴力运动的政治》（波士顿：伯特萨出版商，一九七三）。 注 2：彼得．艾克曼和杰克．杜瓦《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纽约：飘古，二 ○○○）。 注 3：经过切劳．彼勒克允许，重新印刷《小同谋者》（华沙，一九八二）。 注 4：阿克．普丁顿《广播自由：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冷战胜利》（列克星敦：肯塔基大 学出版社，二○○○）。 注 5：乔治．舒玆，《动乱和胜利：我做为国务卿的岁月》（纽约：查尔斯．E 思森，一九九 三）。 注 6：议员史蒂夫．索拉兹，由作者采访，二○○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大使麦克．阿马考斯，电视采访由作者采访，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大使莫特．阿布拉默玆，由克特．贝斯采访，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大使史蒂夫．包斯，电视采访由作者采访，二○○一年十二月四日。 大使罗伯特．雷弛，由托马斯．唐宁根采访，一九九四年一月，《外交前线： 美国外交事务口头历史收藏》（阿灵顿，维吉尼亚，外交研究和培训协会，二○○○）。 查尔斯．斯图尔特．甘迺迪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一日采访余．A．思达斯。 于一九九一年四月八日采访理查．B．芬。 于一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采访加斯顿．希格，于一九九○年二月二日，采访弗里德里克．布 朗。见《外交前线》一书。 注 7：温梅里，由克特．贝斯采访，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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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最不受欢迎的四十五个独裁者 权力将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必定腐败。——艾顿爵士（Lord Acton） 透过几个例子，我们将独裁者首先归为一种将在二○二五年被灭绝的，带来灾难的物种。然而， 为达到此目的，我们必须沿着分类学这一纵深的观察，了解物种内部的划分，直至这四十五个独 裁者本人（请见图 8.1）。 据我所知，这一章节是对全世界独裁者进行特性解析的第一次尝试。但是它不应该是最后一次。 正如美国联邦调查局系统公布的十大通缉要犯名单，我们必须每年公布被通缉——或是最不受欢 迎的——独裁者及其照片。我们每年都应该更新这些独裁者的最新罪行，而这些揭示他们弱点的 证据可用来将他们送上法庭。这将有利于削弱这些歹徒的力量。一旦我们了解了他们，就可以开 始研究如何将他们击败。这些独裁者经常用所谓的政权制度、系统、文化，或传统的理由做掩 护。人们一般只报导那个国家如何如何，而实际问题却出在极个别的犯罪分子身上。 我们首先将独裁者分为如下六类： ●个人主义独裁者：海珊（Saddam Hussein），被证实是二十世纪杀人最多的独裁者之一，仅 次于史达林、希特勒和毛泽东。他是个人主义独裁者这一类的代表性例子——主要从权力中获取 个人的“伟大”的一个暴君。 ●君主独裁者：七十八岁的沙乌地阿拉伯加冕王子阿都拉．萨得（Abdullah ibn Abdul Aziz Al Saud）就是一个例子。自从他兄弟法赫德（King Fahd）一九九五年中风以后，他有力的控制 着这个国家。这种兄弟间的承传权力使得多位老病的统治者相继地统治国家。使得他们无法面对 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中成堆的问题，包括本土的和输出的回教极端主义问题。 ●军事独裁者：这一类的例子是苏丹的巴席尔将军（Gen,Omar Al-Bashir of Sudan）。他们分 裂自己的人民，在人民中挑起战争，用妇女、儿童进行奴隶交易以牟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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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独裁者：一个正在消失，但颇具毒性的物种。现在可以在古巴、中国、北韩和一些 其他亚洲国家中找到。 ●统治党独裁者：一个统治党独裁者将他的所谓的“合法性”基于他自己领导的统治党。例如 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严重腐败的“国家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这 个党控制了国会中 80％的席位。尽管埃及有十四个政党，但是所有这些政党都从国家获得财政 资助，并且随时都会被取缔。 ●神权独裁者：随着阿富汗的木拉．奥马尔（Mullah Omar）被废黜，最后一个神权独裁者是伊 朗的阿亚托拉．卡门内（Ayatollah Ali Khamenei）。他的反动、残忍，以及拒绝尊重民选政府 官员的做法，导致广泛的不满情绪与学生反政府行动的卷土重来。他的末日屈指可数了。 总结全部，共有二十个个人主义独裁者、七个君主独裁者、五个军事独裁者、五个共产主义独裁 者、七个统治党独裁者和一个神权独裁者。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十分清楚他们的统 治不具合法性。在他们的国家里，严禁对独裁者个人的批评。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内部安全，尤 其是个人安全。他们惧怕自己的人民甚于任何外来的敌人。他们从上到下的腐败和极端奢侈的生 活方式，早已疏远了他们贫穷而急需补偿的民众。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永远保有个人权力。民族主 义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只是被他们当做烟幕来夸张地利用；公正的裁判本来自国家，但也是领导者 一人可决定，而现在他们也越来越老了，其中一些人恐怕不会看到二○二五年的到来。我们所要 达到的目标至少是防止他们的接班人仍是独裁者——保证一个类似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主的接班 人。在很多情况下，独裁者越早向民主让步，对那个国家的人民越有利，不仅是对于本地，还包 括全世界的繁荣和自由。 个人主义独裁专政 不管这些独裁者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世界上众多的独裁政权在表层以下，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在没有真正的意识形态和缺乏民主政府机关彼此之间的相互制衡的环境下，他们以特权和威胁不 断的积累和维持自己的权力，通常还包括财富。他们大量侵蚀自然资源和国家税收，用以中饱私 囊，犒赏跟随他们的军队领袖、商人、顾问和地方官员。他们为自己的支持者安排工作，发放津 贴。在这种社会里，若想在经济领域里取得成功，必须和当权者保持双方获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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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他们所面临的政治挑战不同，个人主义独裁者通常藉助于恐怖和高压政治来压制他的反对 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使用安全部门骚扰、折磨、有时杀害持不同政见者。稍轻微一点的，一些强 者会容许独立言论的报纸、民间组织、甚至反对党。但是他们会用欺骗手段操控选举、胁迫立法 机构、以及使用各种其他手段，确保这些团体不会强大起来。在个人主义独裁者可以任意干涉经 济、社会和政治的情况下，在这种社会里的生命经常会变得残忍和不可理喻。 萨达姆．海珊（伊拉克）Saddam Hussein,Iraq 尽管海珊在二○○三年春天被美军赶下台，我们仍然决定在此书中为他留一席之地。他可能还活 着，将对他的人民、邻国和世界造成威胁。一九九一波湾战争当海珊被打得落花流水之后，很多 人以为他会被伊拉克人从权位上赶走，但是他却卷土重来了。在伊拉克确实曾经有过起义，但是 都被他用极端残忍的方式镇压了。我们把他写在书中的另一个原因是，海珊是世界上四处肆虐的 独裁者中令人记忆犹新并为众人所熟知的一个。（编注：海珊于二○○五年被美军所俘，伊拉克 特别法庭在二○○五年七月十七日正式起诉海珊，指控他在一九八二年巴格达北方四十公里的杜 杰尔村一批居民行刺未遂后下令军队攻击该村，当场枪决十五人，另有大约一千五百人在未被指 控任何罪名的情况下遭到监禁，最后还有一百四十三人在象征性的审判后遭到处决。海珊于十月 十九日受审。） 自从一九七九年海珊正式上任以来，他启动了两场战争，杀戮了无数政治异议人士，企图消灭伊 拉克的库德族（Kurdish population），并且对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Shiite）回教徒进行了疯 狂的屠杀。近年来，他修建了浩大的纪念碑及宫殿，而伊拉克人却在联合国的经济制裁中遭受着 前所未有的人类危机。算上这一切，海珊导致的伤亡人数已近百万。此外，他一直在威胁着周边 国家，寻找制造具有大面积杀伤力的武器，并且鼓励他的儿子们继承他的恐怖统治。他对巴勒斯 坦自杀式炸弹攻击者进行奖赏，对国际恐怖分子给予赞助。 一些对海珊有过认真研究的人指出，他既不疯狂也非无理智之人。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政治心理系的博斯特博士（Dr.Jerrold M.Post）认为，他确实是一个 十分危险的人物，但并非不可预料。他极端野心勃勃，十分过敏偏执，良心全无，格外强暴，只 对他自己忠诚。但同时他又是一个精明的战术家，他经过周密的考虑才会做出决定。博斯特博士 认为，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证他自己的权力和至高无上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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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库德族（Kurds）发动的战争被“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和其他监督组织视为 种族灭绝屠杀。仅仅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到九月间的一场称为“安复”的军事行动（Anfal operation）中，据保守估计就有六万人被杀戮。据“人权观察”组织指出，在一九八三到一九 九三年之间，被伊拉克武装力量杀害的库德人已“达到六位数字”。伊拉克对他的邻国构成长期 的威胁，一九八○年，伊拉克进攻伊朗，引发了历时八年的战争，据统计有近一百万人丧生，受 伤的人数更多，并且产生了几百万的难民。一九九○年伊拉克入侵邻国科威特导致了波斯湾战 争，使得二万五千名伊拉克人丧生。伊拉克政府还蹂躏和谋杀多位宗教领袖，尤其是什叶派教 徒。在伊拉克南部，军队企图席卷一小群什叶派教徒游击队，为此他们攻击村庄，把房屋夷为平 地，排干了阿曼拉（Amara）和哈马（Hammar）沼泽地，这一切彻底毁灭了具有六千年历史的阿 拉伯沼泽地本土文化（Marsh Arabs）。 卡南．马克亚（Kanan Makiya）在《恐怖共和国：现代伊拉克的政治》（Republic of Fear: The Politics of Modern Iraq）一书中描述了海珊复杂的、网状交叠且具有互相竞争性的安全 组织。政府内政部门的大幅成长，使得他的警察和民兵的数量超过了军队。海珊之所以能够保持 他的权力，是因他雇用大量的平民成为他的治安组织，因此很多人变成了他的合作伙伴。任何被 认为是存在的威胁都被迅速地、果决地消灭掉。城市居民经常被绑架、关入监狱、遭受折磨以及 被杀害，只因为被指控侮辱了总统。当政府官员找不着嫌疑犯时，他们就把其亲属拘为人质。为 了榨出供词，他们会威胁并伤害当事人的亲属。 海珊没有任何军事背景（他在军校录取考试中失败），和军队只有微弱的联系。为了避免军队威 胁到他的权力，海珊不停地更换和处决军中领袖。 伊拉克这个海珊生长的国家，很久以来一直忍受着政治和社会的暴力。这个国家目睹了种族、部 落、宗教和阶级之间的争斗；当地居民之间的敌对；外国的介入；以及流血政变和未遂的政变。 海珊一九三七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由叔父养大，并在早期受教于一位政治盟师卡拉拉 （Kairallah）。卡拉拉在一九四一年起义反抗英国，由于煽动民族情绪的罪名而被关了五年， 后来成为巴格达市（Baghdad）的市长。显而易见，卡拉拉在年轻的海珊的心中埋下了阿拉伯民 族主义、仇外、憎恨犹太人以及蔑视西方帝国主义的种子。确实，卡拉拉写的一篇题为“三种上 帝不应造的东西：波斯人、犹太人和苍蝇”的文章后来在海珊政府时期被再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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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纳瑟（Gamal Abdel Nasser）革命深深地影响了海珊，他在中学生时代参加了“巴什党” （Ba’ath Party；复兴党）。巴什主义倡导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完全脱离 殖民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并经由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它把阿拉伯世界描绘成正在被一九四八年 出现的以色列民族所压迫。巴什主义为海珊提供了一个证实他对阿拉伯事业的忠诚和展示他所具 有的暴力能力的机会。他在党中地位迅速上升，并参与了一九五九年那场对伊拉克总统库瑟姆 （Abdel Karim Qassem）的暗杀未遂。 在六○年代初期巴什主义者统治的短暂时期内，据说海珊在一个拘留中心担任审讯员和酷吏。当 党内爆发了意识形态分裂斗争时，海珊与巴什主义创始人阿富拉哥（Michel Aflaq）及领袖巴克 （Ahmad Hassan al-Bakr）结成同盟，据说他还提议暗杀党内的左派人士。在一九六八年，巴什 党再次夺权，总统是巴克（Bakr）。然而，从一开始，海珊就被视为政府幕后的强硬人士。他建 立了内部治安机器和政权的宣传机器。他并开始铲除在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巴什党在一九六八年 开始的统治，以大规模密告、样板审讯和处决“间谍”著称。 在伊拉克─叙利亚联盟的议题上与巴克的争吵之后，海珊于一九七九年说服巴克下台。海珊的就 职典礼在米勒（Judith Miller）和梅若易（Laurie Mylroie）所撰的《海珊与波斯湾危机》 （Saddam Hussein and the Crisis in the Gulf）一书中被描述为“血的洗礼”。这个新上任 的领袖召开了一个由一千个高级党员参加的会议。首先，一个什叶派党的秘书念了一份伪造的关 于叛乱的自白书。海珊随后宣布了一份“叛乱者”名单，包括工会首领和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 老党员被迫执行对高达五百位所谓的政治反对者进行处决，从此开始了一场由政府发起的屠杀和 刺杀。 海珊的近亲也无法幸免于他的恐怖统治。他的两个女婿，是一对兄弟，于一九九五年叛逃约旦， 怂恿使馆人员窃取近几百万美元，并可能有推翻海珊统治的潜在威胁。在海珊保证赦免和旅程安 全以交换被窃美元的下落的情况下，这对兄弟于一九九六年回到伊拉克。他们的叔父，一位曾在 几年前指挥过对库德人进行化学武器攻击的海珊政权中的高级成员，伙同海珊的两个儿子乌得 （Uday）和库瑟（Qusay Hussein），袭击了两兄弟的房子，杀害了他们及他们的直系亲属。 乌得和库瑟也有其残暴无度的名声。关于乌得的残忍有大量的故事，包括他曾经棒毙海珊的一个 仆人，枪毙一个拒绝他的女人，以及在一次争吵中开枪打死自己的叔父。一九九六年在一次暗杀 未遂后，乌得成为半残废。从此他控制媒体，监控多被用来服务他父亲的暴利黑市走私物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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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药品的所谓贸易。他还是国家足球队的负责人，据说那里会对输比赛的队员进行虐待。弟弟 库瑟则负责军事、情报及安全系统，并负责每年一度的屠杀犯人。他被公认是海珊的接班人。 早先，海珊的统治并非完全建立在恐怖统治上。七○年代早期，他开始试图在伊拉克人中提高自 己的声望。他在一九七二年把伊拉克的石油公司国有化，并把收入用在庞大的经济开发项目，国 家开始看到生活标准、教育、文化和保健的改进。政府允许忠于巴什党的贸易协会开始运作，并 且投入社会安全福利和土地改革计画。此外，海珊支援私人地位法，这是一项在中东地区相对而 言属于比较进步的法规，与它的邻国伊朗和沙乌地阿拉伯相比，它为伊拉克妇女提供更多的保 护。他对伊拉克平民所关心的事情的理解，使得他一直可以保持他的垄断事业。 最开始他曾经用石油收入为这个国家换来了某种程度上的现代化，他逐渐开始利用不受联合国制 裁的石油来交换食品，开始在自己人民忍受饥渴的时候大发横财。据报导至少有一百二十五万伊 拉克人死亡，据“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UNICEF）统计，在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九年的死亡 率迅速上升的时期，大约有五十万五岁以下的儿童丧生。“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组织”（UN Human Development Index）对世界上一百七十四个国家，利用包括教育、健康保健、物质财富 等社会指数衡量生活品质，一九九○年伊拉克名第五十五位，而在二○○○年，伊拉克下降到一 百二十六位，而且是在北部由库德族人领导下的地区，用石油交换食品显著提升生活标准的情况 下所总和出的数字。 同时，观察家估计海珊个人所有的不冻结外国资产高达六千万美元。他为纪念自己所建造的包括 宫殿、雕像、公园和清真寺等花去了不为人知的高额金钱。巴格达市以胜利拱门自夸，这个复杂 的建筑是一个伊拉克国家的形状，中间是总统的住宅，周围是成打的纪念建筑和喷水池。在重建 古代城市巴比伦（Babylon）时，采用的砖头上均刻有对海珊的颂词。但是大概最令人吃惊的是 “战争的母亲”（Mother of all Battles）清真寺，以第一次波湾战争取名，这幢清真寺建有 以飞掠的导弹为模型的高耸尖塔，大幅阿拉伯世界地图的水石浮雕，以及一本六百零五页据说是 用海珊的血抄写的《可兰经》。这个清真寺建筑被认为是海珊宣称其宗教合法性的一种可笑企 图。另有一个更为巨大的清真寺已接近完工，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同时另一个总统宫 殿——现有成打的总统宫殿中最大的一个——据伦敦《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描述 “有海珊忧愁面容的四个半身塑像在上方凝视着城市的肮脏与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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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珊指责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应对他的国家的人民危机负责。他对西方的蔑视和挑 衅，加上国际间对制裁的厌倦，尤其是那些想在伊拉克石油工业中投资的国家，都在帮助提高他 在阿拉伯人中的地位。此外，对伊拉克的禁运由于阿拉伯、欧洲和非洲国家渐增的违抗，也正在 日趋瓦解中。但最终，他对国际社会的蔑视和对自己人民的残暴，将导致他被军事力量所铲除。 伊赛阿斯．阿夫瓦基（厄利垂亚）Isaias Afwerki, Eritrea 在九○年代一个短暂的时期，非洲东部（Great Lakes）和非洲角（Horn of Africa），在一个 狭长的大陆地带上那些急待善良的人来领导的民众，曾经以为他们终于找到了几个好人。在一些 国家里，曾做为游击队领袖而证实过他们的勇气的年轻领导人们，决定要清理凌驾于意识形态之 上的任用亲信和实用主义的政府体制。一九九八年，美国总统柯林顿在他的非洲之旅赞扬着被他 称为“新一代的非洲领袖”，这些人看来正在泰然自若的扭转他们这片充满麻烦的土地的命运。 这种希望被扩大虚构着，而这些救赎者却越来越像个独裁者。即使在柯林顿讲话的时候，这些新 一代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民主党人。但是柯林顿却误认为厄利垂亚的伊赛阿斯．阿夫瓦 基、衣索比亚的梅勒斯．泽那维（Meles Zenawi）、乌干达的穆塞维尼（Yoweri Museveni）、 卢安达的卡加米（Paul Kagame）以及刚果的卡比拉（Laurent Kabila），将成为专注于发展经 济、改进政府和建立自由贸易的仁慈的领袖。 厄利垂亚的阿夫瓦基总统被证实是这一组新领导人中最具压制性的人。他的政府拒绝举行选举， 压制独立民间社会团体的成长，极端地控制新闻自由。 阿夫瓦基试图以他不成熟、贫穷的国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为理由，来限制平民政治权利。在二 ○○○年四月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中，他说，为到达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立宪、政治多元化 以及自由平等的选举制度自然是最好的制度工具”，但是，他接着说，这些方法必须“容许在特 殊的国家中考虑他们的主流文化和政治现实而采取适当的节奏和速度去发展。” 做为使厄利垂亚从衣索比亚独立出来的受人欢迎的游击运动领袖，阿夫瓦基取得了权力，并且绝 口不提他什么时候会进行总统竞选。二○○一年的国会竞选也被遥遥无期地搁置了。 在拒绝将自己的命运交给选民的同时，阿夫瓦基和他的新一代领导人们，看起来错过了一次建立 民主制度和确保在将来不会复辟到一个更加独裁制度的机会。他们不是将他们的合法性建立在广 泛的投票选举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他们推翻残暴独裁者和结束大屠杀的功劳上。在他们获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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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前，这些国家经历了后殖民地非洲的最可怖的时期：卢安达的人种灭绝，艾迪．阿敏（Idi Amin）在乌干达的疯狂统治，非洲角的大饥荒，以及萨伊（Zaire，现在的刚果民主国）的莫布 杜．瑟寇（Mobutu Sese Seko）的恐怖统治和国家颠覆。 新一代领导人透过表白，声称他们将会带来一个优秀的政府，对这个由于民间冲突而支离破碎、 由于不同的专制暴君而经济崩溃的贫穷国家，许诺一个文明的领导集团。他们其中一些人曾经是 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很久以前已经卸下了这个意识形态的重担。阿夫瓦基拒绝了许多第三世界国 家的领导者和知识分子的论点，他认为对于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不是资本主义或过去的殖民主 义，而是腐败。 在一九九四年卢安达的一场大屠杀中，至少五十万人被杀戮，而华府因未曾干涉而受到广泛的批 评，但是美国显然把与这些领袖的可靠联系视为与这个地区更大范围接合的基础。柯林顿政府毫 无疑问地将这些普遍亲西方的领袖，看做是对抗苏丹回教基本教义派政权的堡垒。 但是柯林顿的希望在他访问一结束就几乎破灭了。几个月之内，厄利垂亚和衣索比亚发动战争， 致使十万人丧生，一百万人流离失所，同时穆塞维尼和卡加米派遣部队援助在刚果边境的叛乱。 那里的卡比拉政府已经禁止政党活动和示威，并经常骚扰记者，然而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设法制 止蔓延在这片土地上的严重冲突。这场被称做“非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至少有八个国家 的军队卷入其中。卡比拉在二○○一年被刺，由他相对来讲缺乏经验的儿子约瑟夫（Joseph）继 任。 阿夫瓦基进入成年后的每个时期，几乎都与厄利垂亚近几十年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过程而紧密 相联。他出生于一九四五年，在一九六六年加入民族主义者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厄利垂亚人 民解放阵线”（EPLF）阵营，与衣索比亚政府战斗，然后投入自封为皇帝的海力．瑟拉斯 （Haile Selassie）的阵营。同年，阿夫瓦基在中国接受军事训练并随后成为“厄利垂亚人民解 放阵线”（EPLF）阵营的分区将领。他在一九八七年被任命为游击运动总书记，并在一九九三年 成为独立后的厄利垂亚总统。 最初，阿夫瓦基对提振民族自信心的号召，在那些长久参与独立战争、在战壕里并肩共同战斗的 男人与妇女中引起了共鸣。这个新的国家拒绝大部分的外来援助，政府要求年轻人服兵役，但是 与衣索比亚边境战争的结果，使得许多厄利垂亚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的生存考虑，而不 是为他们的国家殉难。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经济系教授兼华盛顿“自由非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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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会”（Free Africa Foundation.）主席，阿伊特伊（George B. N. Ayittey）说：“他们从 战争中得到什么？什么都没有，他们在为一片贫瘠的土地而战。”他指出，由于冲突导致经济的 灾难，在战后，使得阿夫瓦基呼吁厄利垂亚人继续为国家自信心而做出牺牲的呼吁变得十分空洞 不实际。二○○○年战争结束时，厄利垂亚须依赖食物援助，并因为购买武器而负债累累。阿伊 特伊相信阿夫瓦基面临的威胁不是被大批杀戮的政治异议分子，而可能会被不满的士兵和军队高 级将领赶下台。“我不认为他还能坚持多久。” 一九九八年战争开始时，厄利垂亚军队侵入当时在衣索比亚手中的边境小镇巴德米，进行双方争 夺，因此引发了非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两个国家打了近两年的战壕战，衣索比亚的士兵时进时 退，六百二十英哩长的沙漠边境线在冲突中几乎没有任何移动。 除了这场战争毫无意义外，阿夫瓦基和他的对手衣索比亚的总统梅勒斯．泽那维（Meles Zenawi）是远房表兄弟，他们曾在一九九一年共同推翻衣索比亚前独裁者马瑞维（Mengistu Haile Mariam）。两年后，在一场厄利垂亚未来公民的公投中，因绝大多数支持独立，迫使衣索 比亚放弃了对厄利垂亚的控制。 由于越来越多人民反对战争，阿夫瓦基政权在二○○一年九月开始对言论自由进行镇压。在一个 月中，政府以违反新闻出版法的理由关闭了八家独立报纸，拘捕十位重要的记者和十一位持不同 政见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在二○○二年九月指出，他们 得知几十个商人、公务员、记者、前解放斗士以及一些试图在政府和反对派中进行调解的老人相 继被捕。这些人全未经过起诉或审讯。 即使这些案件能够经过审讯，他们也不太可能是公正的审讯。据美国国务院二○○一全球人权报 告指出，厄利垂亚的司法部是“十分薄弱，并随执法者的意愿转移的”。 迄今为止，阿夫瓦基和他的新一代的同僚们的承诺并未实现。他们大多数人只关心维护自己的权 力。阿伊特伊甚至认为柯林顿总统对阿夫瓦基的赞扬，可能激励了厄利垂亚领导人向衣索比亚挑 战，从而把自己的小国家推向了危险的境地。“这就是他脑子里所想的，”阿伊特伊说：“他的 自负超越了他自己的能力，他开始在那个地区四处挑衅，随后所有的事情开始分崩离析。”但这 些国家的人民还在期望着实现那个许诺——最终完全从民族冲突、经济混乱和压迫统治中走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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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奥多罗．奥秉昂．恩圭马．默巴索哥（赤道几内亚）Teodoro Obiang Nguema Mbasogo, Equatorial Guinea 奥秉昂．默巴索哥，赤道几内亚的独裁总统，比起他的伯父弗兰西斯．恩圭马（Francisco Macias Nguema），已算是相当宽容的。在恩圭马七○年代的邪恶统治下，这微小的中央非洲国 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流放。但默巴索哥自从一九七九年政变帮助推翻了恩圭马的统治，几乎获 得了绝对权力之后，并未放弃使用暴力压制对他统治的挑战。 由中非大陆的一片土地和一个大西洋岛屿组成的赤道几内亚，由于拥有近海油田，因此是附属撒 哈拉地区（Sub-Saharan）非洲国家中平均国民收入最高的一个。然而对这个前西班牙殖民地的 一般人民而言，多数人是以农糊口的文盲，他们仍然只有极为稀少的财富，并未蒙受国家财富的 庇荫。 默巴索哥的权力不受约束，因此引起了对石油利润去处的关注，是否仅仅扶植了由总统家族成员 控制的政权。观察员说政府不是经由正式机关体制掌握大权，而是部分经由对谄媚顺从的商业领 袖、官僚体系和其他利益财团的勾结所达成。 一个外国外交官在一九九八年对《纽约时报》说：“这种传统的独裁统治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 了，但留下的是一个世袭的、完全缺乏法规的国家。总统家族控制一切，并且完全混淆国有资源 和个人财富。”虽然有报导说他的健康日下，但默巴索哥仍能设法安排他的一个儿子做总统，以 保留权力和家庭财富。一九九九年位于伦敦的《非洲机密》（Africa Confidential）时事通讯 报导说，许多人预料他的二个年长的儿子，特奥多令（Teodorin Nguema Obiang）和盖布瑞尔 （Gabriel Nguema Lima）会竞争继位。 默巴索哥对外部批评赤道几内亚的不良人权纪录一直很敏感。一九九三年，在美国大使伯纳特 （John Bennett）公开谴责独裁政权践踏人权之后，当局以妖言惑众的罪名将将他驱逐出境。然 而在一九九七年总统第一次公开承认，有一些市民、公安和军方官员“长期侵犯人权。”默巴索 哥声称他的政府会采取步骤结束这些恶习。但当局只惩罚了少数人权违反者，而默巴索哥的安全 部队则继续作恶。在二○○一年三月的一次私人访美期间，默巴索哥又开始否认所有的人权违反 事证。默巴索哥特别告诉记者：“没有人权侵害的事情发生。” 然而从九○年代初期，“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赤道几内亚上百件的酷刑和虐待案件，通常是对 政治反对者成员。国际特赦组织报告说，一个法院在二○○二年六月对大约七十个人处以六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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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间的监禁徒刑，所依据的仅仅是非法逮捕拘禁下刑求的证词。他们是在三月份有一百五十多 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罪名而遭拘捕，这些只是当中的一部分。 几个少有的正面改变的迹象其中之一，是士兵似乎较少对一般人民骚扰。在二○○○年七月，二 十五岁的唐克（Isabel Tonka），一个布比族（Bubi）的成员，告诉《纽约时报》说：“人们可 以自由活动了，不像以前那样。我能回我的村庄和马拉博（编注：Malabo，赤道几内亚的首都） 而不受到骚扰。”一九九八年一月游击队攻击首都马拉博所在的比奥克（Bioko）岛上的军营之 后，在一次大规模的冷酷暴力行动中，唐克的布比族遭到波及。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报导，这次游击队攻击，杀死了三个士兵和几个平民。随后，政府拘捕了大约 五百人，绝大多数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布比族人。布比族是比奥克岛的原住民。报告中还说，士兵 们眼睁睁地看着暴民攻击、强奸布比族人，同时有六个人在遭受安全部队的酷刑后死去。 一九九九年国际特赦组织报告说，对这次兵营的攻击，默巴索哥谴责一个非法的分离主义团体 “比奥克岛自决运动阵线”（Movimento de Autodeterminacion de la Isla de Bioko），由于 他们被指控介入，它的十五名成员被判死刑，其他七十人被判六到二十六年的监刑。所有的判刑 依据都是刑求下的供词，默巴索哥之后把死刑变成了终生监禁。 自从这个国家在一九六八年独立后，默巴索哥一直是赤道几内亚动荡历史中的一个主要人物。他 生于一九四二年，在西班牙接受过军事训练，一九七九年在他领导的军事政变中推翻并处决了他 的伯父法兰西斯．恩圭马，之后开始掌握政权。在恩圭马残酷的十一年王朝统治期间，他曾经拘 留并处决反对派、关闭学校和教会，甚至禁止当地渔民使用他们的独木舟。有些专家认为，默巴 索哥其实是挑起这些恐怖行动的一个主要角色。一九九二年一个外国外交官告诉伦敦的《每日电 讯报》说：“做为军队的首脑，默巴索哥其实是恩圭马的主要命令执行者。 一九九六年这位总统在一次竞选中，以超过百分之九十七的选票又赢得一个七年的新任期。反对 者和外部观察家说这次竞选是一场欺骗和威逼下的竞选。近年来默巴索哥稍微放松了对媒体的限 制，但仍然严厉地控制自由言论。几家小型独立报纸有时偶尔才出刊，其中两家《时代》 （Tiempo）和《舆论》（La Opinion）经常批评这个政权。于此同时，法院宣判了几个案件，有 一案子是一九九九年所拘捕的五个人，判了三年，原因是他们持有一份二年前的国际特赦组织文 件、影印了一张西班牙报纸上的文章，或是持有一些反对者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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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政府允许“国际红十字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探访 赤道几内亚的监狱，但监狱情况仍继续恶化。根据美国国务院关于赤道几内亚二○○一年的人权 纪录报告中指出的，“有报导说监狱当局实行酷刑拷打，或者虐待囚犯。这样的虐待，再加上缺 乏卫生保健，就会导致囚犯死亡。” 在未来几年，无论谁控制这个国家，都有机会利用石油的快速发展改善一般百姓的惨淡生活。然 而最近的证据显示，这个政府已经在玩弄石油收支。用典型的间接语言讲，国际货币基金会在一 九九九年十月的报导中注意到政府对石油生产股份合同的管理持续缺乏透明度，没有对石油公司 付款的财务控制。 由美国石油巨人艾克森美孚（Exxon Mobil）带头的石油公司，每天生产十二万桶石油。这跟附 近的奈及利亚的产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一个只有四十六万五千人的国家是个很大的数 目。赤道几内亚已经是美国在非洲附属撒哈拉地区投资的第四大目标。这样的投资使得华盛顿与 这些公司对于当地政府在人权行动和石油收支的预算方面，起到极大的潜在杠杆作用。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这个国家第一主要油田开始生产之前的一年，每人国内生产毛额 （GDP）为三百七十美元，增长到一九九九年的一千一百七十美元。然而，仅从这些综合的国家 指数，是很难确定到底有多少财富实际上能分配到一般百姓。 政府说它利用石油收支修建新的道路，并给马拉博市大多数的电工厂提供电力。根据世界银行的 数据，婴儿死亡率从一九九五年的每一千个初生儿中的一百一十二个婴儿，下降到了一九九九年 的一百零四个婴儿。 但其他迹象显示，一些石油收支仅仅用来提高有钱和有权人的生活。国际机场建了一个崭新耀眼 的总统侧厅，新别墅在富有的马拉博市邻区“小西班牙”纷纷建立。二○○○年三月，政府修建 了会议大厅，而且还在主持一九九九年中非国家会议之前，为前来参观的要人修建了十七座别 墅。 到现在，多数普通百姓只是等待着好生活的到来。由于大约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口年龄在十五岁以 下，只有极少数的赤道几内亚人能够记住七○年代宁武马政权的恐怖时期。但目前默巴索哥所遗 留下来的——无节制的违反人权的事例，持续的不幸与贫穷，和老朽的政府机构——给他们足够 的理由要求更开明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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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德里斯．德比（查德）Idriss Deby, Chad 德比在领导推翻哈布赫（Hissene Habre）专制统治的叛变后，于一九九○年开始统治查德。由 前国防部长图古米（Youssouf Togoimi）所领导的“查德民主及正义运动”组织（Movement for Democracy and Justice in Chad）的军队和叛军，遭指控进行屠杀和使用酷刑。自从一九六○ 年自法国手中独立后，持续不断的国内冲突破坏了这个国家。德比控制了军队和多数的握在扎哈 瓦（Zaghawa）和百得亚（Bideyat）族成员手中的关键政府职位，他们主要位于东北部的总统家 乡。国际和国内的观察家举出在二○○一内五月总统选举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给军队拥护的德比 第二个五年任期。德比生于一九五二年，一个职业军官，在一九八二年帮助哈布赫获得政权。在 被指控密谋军事叛乱以后，一九八九年出逃到苏丹，在那里重整势力，并进而推翻哈布赫。 纳辛贝．艾雅迪马（多哥）Gnassingbe Eyadema,Togo 非洲统治时间最长的统治者，艾雅迪马，六十五岁，在一九六七年领导了一次军队政变，从一个 民主选举政府手中夺取了政权，然后废除宪法并经由造假的选举实施他的法令。一九九一年他的 政党被合法化，并在一九九二年建立一部民主宪法。但士兵和秘密警察对反对党支持者进行骚 扰、威逼和谋杀而有效压制反对党。这个国家最主要的反对党领导人奥林匹奥（Gilchrist Olympio）一直在流亡中，艾雅迪马赢取了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八年造假的总统竞选。反对党抵 制了二○○二年十月的立法议会选举，艾雅迪马的“多哥人民集会党”（RTP, Rally of the Togolese People）赢得了八十一个席次中的七十二个。十二月，议会修改了宪法，限制总统只 能连任两期，但允许艾雅迪马在二○○三年再次参选。议会在二○○二年九月修正了媒体法，以 对“诋毁和侮辱”总统施以重刑。“侮辱国家元首”现在可以判长达五年的监禁。人权组织继续 谴责其国内的虐杀、任意拘捕、政治拘留及酷刑。国际特赦组织也谴责艾雅迪马政府管理下的普 遍性违反人权，包括在一九九八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发生的就地处死案件。 保罗．毕亚（喀麦隆）Paul Biya, Cameroon 毕亚，六十九岁，是非洲最长久的独裁者之一，自另一个铁腕人物艾得纠（Ahmadou Ahidjou） 总统辞职后于一九八二年以来一直统治喀麦隆。毕亚的安全部队经常进行非法杀害、酷刑和带有 政治动机的失踪隔离，而且奴隶制据说一直存在于一些北方地区。反对党在九○年代初期合法化 后，毕亚依靠威逼、操纵和欺骗以保证他在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七年总统竞选的胜利。反对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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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声称由于在二○○二年六月议会选举中过多的操纵，导致统治党增加了它在立法中已经占有 的大多数席位。这届总统选举是在二○○四年。 查德和喀麦隆的观察家担心，普通百姓无法从一个由世界银行资助的有争议的输油管工程获得好 处。这个长六百八十英哩，造价三亿七千万美元的油管将石油从查德输送到喀麦隆的大西洋海岸 的克里比（Kribi）港，将于二○○四年完成。世界银行说当石油收支一旦开始，就必须有充分 的安全保障以阻止腐败，但鉴于两个国家普遍的贪污现象，许多观察家持保留态度。“国际透明 组织”（TI，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把喀麦隆排在它每年的腐败调查的最后一名或接近 最后。位于柏林的另一个组织对查德的评估尚未出炉，但是足够多的非正式的证据说明：腐败和 欺骗在这两个国家也都很盛行。 查尔斯．泰勒（赖比瑞亚）Charles Taylor, Liberia 查尔斯．泰勒总统是一个军阀和一所美国监狱的逃犯，他自一九九○以来担任赖比瑞亚统治者。 他的“赖比瑞亚国家爱国阵线”（NPFL，National Patriotic Front of Liberia）在一九八九 年圣诞节那天侵略邻国象牙海岸共和国以后，接管了许多乡村，他的政府因为持续违反人权备受 关注而愈来愈脱离国际组织。泰勒试图控制曼纽（Manu）河地区、几内亚和狮子山。二○○一年 联合国实施制裁以惩罚其支援革命联合前线在狮子山的叛乱，泰勒否认这项罪名。这项制裁用以 防止泰勒和他的同僚出国旅行、买武器与出售钻石。 同时，赖比瑞亚和几内亚互相指责对方包庇那些试图推翻他们政府的异议分子。据说泰勒最早于 二○○○年提供位于赖比瑞亚和狮子山的战斗机，资助了在几内亚跨边界的攻击。在其国内，自 一九九九年以来，这个政权一直面对一个自称“赖比瑞亚和解民主联盟”（Liberians United for Reconciliation and Democracy）的反叛团体的叛乱。该政府在二○○二年二月宣布紧急状 态，以回应在首都蒙罗维亚（Monrovia）附近的一次叛乱攻击。与此同时，泰勒的安全部队继续 作恶且不受惩罚，包括非法拘留、酷刑和法庭程序外的谋杀。 在泰勒领导他的反叛部队，与敌对游击队及一个以奈及利亚人为首的保卫首都的国外势力对抗了 七年之后，他于一九九七年被选举为总统。这次武装冲突臭名远播，部分原因是用了许多儿童士 兵，通常是以吸毒和酗酒让儿童可以硬撑着去打仗。一九九七年的总统选举是在一种恐吓与威胁 的气氛中进行的，也因此泰勒赢得了约四分之三的选票。有些观察家说泰勒的胜利，反映出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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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的目的是为了和平，而不是真正的支持他这个人，因为许多赖比瑞亚人相信如果泰勒失败 了，泰勒将重新启动战争。 泰勒一九四八年生于赖比瑞亚，母亲是赖比瑞亚人，父亲是美国人。一九七七年从麻萨诸塞州的 班特莱（Bentley）学院毕业后加入杜耶（Samuel Doe）的赖比瑞亚政府。他在担任政府服务代 办处的主任时涉嫌贪污九十万美元而出逃到美国，他在美国被逮捕入狱。之后他从麻萨诸塞州的 监狱里逃了出来并设法回到了非洲，加入流亡的“赖比瑞亚国家爱国阵线”组织以后成为领导 人。泰勒于二○○三年八月下台。 兰萨纳．孔德（几内亚）Lansana Conte, Guinea 在邻近的几内亚，这个一九五八年从法国手中独立的西部非洲国家，前任统治者是马克思主义的 独裁者杜尔（Ahmed Sekou Toure），孔德总统在杜尔死后于一九八四年掌权。孔德生于一九四 四年，他曾在法国军队服役之后得以成为几内亚军队的首领，藉此得以接替杜尔的位置。 虽然孔德倾向使用镇压手段巩固政权，但其实主要的效果还是来自：施舍大量的工作机会，对企 业让步，以及对百姓和军队支持者的其他恩惠。一九九六年他几乎被一次军队兵变所推翻。对他 的另一个威胁，就是因为反叛者的攻击，以及数以万计逃离赖比瑞亚和狮子山的暴力镇压的难 民，部分赖比瑞亚南部的区域在九○年代后期已经呈现不稳定状态了。但由于国家资助和政府控 制媒体的支持，一九九八年孔德赢得改选后的第二个五年任期。随后他拘捕了上百的政治人物， 包括贡代（Alpha Conde），官方的第三号刽子手，他在后来因为煽动叛乱罪名被判处五年徒 刑。 罗伯特．穆加比（辛巴威）Robert Mugabe, Zimbabwe 穆加比总统曾在推翻辛巴威少数白人统治的领导角色上，一度受到许多国民尊敬。但是因为一次 不正当的竞选、食物短缺和其他经济困难，他现在面临人民普遍的不满情绪。在维护权力的奋斗 中，他在二○○二年三月登上总统宝座。但这次竞选被独立观察家视为不自由、不合理的选举。 数以万计都市中的反对党支持者，因投票站的临时关闭和更动被剥夺了投票权。在这次投票之前 的长期恐吓行为中，穆加比不只扣留、骚扰，并让他的支持者去攻击反对党“民主改革运动” （MDC, Movement for Democratic Change）的领导人、学生活动家、和工会组织成员。这次选 举造成一些人死亡，几乎所有的事件都可以追踪到执政的“辛巴威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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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Popular Front：ZANU-PF）和它的支持者。国家权力机构 的军队和警察，公开地介入政治角力中。尽管政府威逼它的候选人和支持者，由崔凡吉莱 （Morgan Tsvangirai）领导的反对党“民主改革运动”（MDC）在二○○○年议会选举中赢得了 一百五十个席位中的五十七席。而该反对党候选人在一九九五年只赢得三席。大约在这次竞选一 年之前，穆加比以将要订定法律的土地重新分配为名，煽动由“退伍军人”用暴力接管白人拥有 的农场。 逐渐衰老的穆加比，生于一九二四年，是一代非洲反殖民领袖中最后的一员。在六○年代南罗德 西亚（编注：Southern Rhodesia，辛巴威未独立前的英殖民政府）反对白人少数政权的暴力游 击运动中，成为一个领袖。一九六五年自行宣布从大英国协中独立。一九六三年穆加比帮助发起 成立了处于统治地位的“辛巴威非洲民族联盟”（ZANU），并和竞争对手“辛巴威非洲人民联 盟”（ZAPU，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的克默（Joshua Nkomo）一起，后来以谈判 结束了白人统治。在一九八○年，穆加比成为新成立的辛巴威国家的总理，并于一九八七年开始 担任总统职位。自获取政权以来，穆加比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并没有收敛使用暴力的恶习。最坏 的事例发生在一九八四年，当他派遣由北韩训练的“第五纵队”（Fifth Brigade）到这个国家 西部的马塔贝莱兰（Matabeleland），纳贝尔（Ndbele）族人的家园，为了造成压倒当地人口的 优势，他的第五纵队据称杀害超过一万人，他的对手也继续被杀害。同时，由于经济管理不善， 造成辛巴威一千二百万人口中几乎有三分之二人口处于饥荒状态，工作年龄的辛巴威人大约有百 分之七十失业。 穆阿迈尔．格达费（利比亚）Muammar Qaddafi, Libya 当经济管理不善、腐败和高失业率继续困扰着利比亚人之时，铁腕人物格达费正在设法结束利比 亚的国际隔离制裁。利比亚人从大约每年一百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中，相对地受惠甚少。 格达费的外交攻势开始于一九九九年，二名在一九八八年引爆飞经苏格兰罗科比（Lockerbie） 上空的泛美航空 103 号班机（Pan Am Flight 103）的利比亚籍嫌疑犯投降时。联合国稍后暂停 了因杀害飞机上所有两百七十人的空难而实施的制裁。格达费也同意付给在一九八九年尼日 （Niger）上空的一架法国班机空难攻击中死亡的一百七十人的家庭赔偿，也承认一九八四年在 伦敦的利比亚使馆射杀一名英国警察的责任，并且从利比亚境内驱逐“阿布．尼达尔”（A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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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dal）恐怖组织分子。然而美国一直维持着自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实施的单边制裁，因为利比亚 仍然列在华盛顿的资助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 格达费担任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和执政的“革命指导委员会”（R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主席，他在一小群亲信的协助下用威权命令的方式统治国家。国际特赦组织估计，利 比亚监狱关着至少一千名政治犯。在这个国家中，独立的政党、民间团体和媒体都是非法的。 格达费一九四二年生在瑟特（Sirte）沙漠城镇附近，参军之前在利比亚大学上学。一九六九 年，他二十七岁时，领导了推翻艾缀斯国王（King Idris）的政变。他把他这个基于阿拉伯民族 主义、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和回教信仰的政治体称为“迦玛西瑞亚”（jamahiriya），大致可以翻 译成“群众的国家”。但是所谓的人民委员会，在理论上是把基层的要求变成国家政策，却没有 真正的权力。格达费的“绿皮书”（Green Book）声称绘制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一个经济 选项。实务上，这意味着对石油和其他关键产业实行国家控制。 约瑟夫．卡比拉（刚果民主共和国）Joseph Kabila,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索马利亚都有一个没有实权的中央政府。在刚果，卡比拉总统表示与联合国合 作的意愿，以执行一九九九年结束派系林立的中部非洲国家内战的和平协议。随着二○○二年十 月最后一批卢安达部队的撤退，这个国家基本上已经没有外国势力了，虽然地方民兵仍继续控制 国家的一些地区。但观察家们怀疑卡比拉总统有力量对抗许多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这些团体从 这个拥有丰富矿物资源的国家之战争经济环境中获利。二○○一年一月，三十一岁的卡比拉因父 亲被谋杀而掌权。卡比拉依靠来自辛巴威、安哥拉和纳米比亚的支持，而与由卢安达、乌干达和 蒲隆地军队支持的反叛集团对抗。 木萨．苏得．亚拉侯（索马利亚）Musa Sude Yalahow, Somalia 由于大部分疆土被部落军阀割据，索马利亚一直是个失败的国家。二○○○年由商人、知识分子 和前任官员选举出的临时政府只控制着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的一半和很短的一段海岸 线。同时，一个以前的司机亚拉侯，控制着摩加迪沙剩余的部分，地方强人控制南部和中部索马 利亚的封地。北索马利亚实际上有二个小国家，索马利亚兰（Somaliland）和普特兰 （Puntland）。 伊斯兰．卡里莫夫（乌兹别克）Islam Karimov, Uzbekistan 207

苏联也许已经在历史尘埃中衰退，但卡里莫夫，这位乌兹别克的总统，管理他这个前帝国一角的 方式，就像以往做为莫斯科在这共和国的官吏一样。卡里莫夫出身是工程师，并且曾经是一家苏 联工厂的老板。他实施一种世俗的独裁专政，禁止真正的反对党存在，禁止在这个中亚人口最密 集的国家中有自由的回教崇拜。当局只允许占人口 90％的回教徒在政府规定的清真寺里祈祷， 并拘捕数千涉嫌和回教基本教义派有关连的人。 虽然乌兹别克最近遭遇一个规模小但极危险的回教叛乱，但人权组织和其他观察家说，卡里莫夫 利用这个威胁做为藉口，镇压他事实上和想像中可能的政治对手。在信徒倾向于带有回教宽容气 氛的社会中，当局反而拘捕了许多男人，仅仅因为这些虔诚回教徒喜欢蓄长胡子。 做为一个战略要地国家的领导强人，西方领导人一直向卡里莫夫示好且极少批评。主要是因为他 们将毗邻阿富汗和横跨潜在的输油管路之间的乌兹别克，视为一个阻止回教基本教义主义在资源 丰富的中亚扩散的重要缓冲地段。华盛顿一直在推动开放一条跨越里海的运输线，可以把乌兹别 克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石油输送到西方，做为现有俄国能源供应的另一可能替换物。 二○○一年九月恐怖分子攻击美国后，美国带头发起反恐怖主义行动期间，对美国而言，乌兹别 克的地位益形重要。卡里莫夫允许美国的部队和战机使用乌兹别克的空军基地来发起对位于其邻 国阿富汗境内目标的攻击。 在国内，根据在德国加米斯．帕腾基辛（Garmisch-Partenkirchen）的马歇尔中心（George C. Marshall Center）进行中亚研究的堪噶斯（Roger Kangas）教授表示，卡里莫夫藉着部分容许 传统氏族和家庭长老来控制地方封地，交换他们的支持以维系政权。卡里莫夫也刻意不让高级政 府官员保持稳定平衡，例如经常调换部长职务并奖励忠诚者，或藉施予极佳的外交职位让潜在敌 手待在乌兹别克国外。堪噶斯说，卡里莫夫让他的支持者清楚知道，基于对他的效忠程度而决定 给予权力和特权，“如果别人可以拥有更多的支持，你们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在苏联统治衰弱期间，卡里莫夫做为该共和国共产党头子的日子里，他继承了依靠权力支配运作 的系统。在乌兹别克做为苏联一部分的七十年间，莫斯科把许多部落依据区域，而非依据部族来 划分成许多地区。如今地区的长官继续监督棉花的生产，占乌兹别克国内生产毛额（GDP）的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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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耶鲁大学政治学尊龙（Pauline Jones-Luong）教授的说法，卡里莫夫的政治命运，部分依 靠他对地方领导们的控制能力，以及从棉花的生产和贸易中获益的能力。她提到地方领导倾向于 根据对卡里莫夫力量的认知，而调整他们对他的忠诚度。她说：“如果他们生产较少或者按照他 们自己的意愿出售的话，那么这个系统就瓦解了”。 在一九九九年早期，在一系列汽车炸弹攻击杀害十六人、震动了首都塔什干（Tashkent）之后， 这些区域性领导在违抗卡里莫夫作为上变得比较大胆。尊龙说：“对当局弱点的认识，给了区域 领导们更多占便宜的空间。”他们自己保留更多从棉花得到的收益。她相信，如果美国在未来的 几年中，强调乌兹别克在恐怖主义战争中的角色，给予重大援助和外交支持的奖励，将可加强卡 里莫夫的控制力量以扭转这个趋势。 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情况下，卡里莫夫把所谓企图谋害他生命的一九九九年炸弹事件归罪于“乌 兹别克回教运动”（IMU，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一个潜藏的基本主义派游击队 团体。在事件之后，当局拘捕了非法回教反对团体的支持者嫌疑犯、被取缔的“民主党” （Erk）和“团结运动”（Birlik）反对党成员，以及独立人权工作者。在一九九九年八月， “乌兹别克回教运动”叛乱分子在他们前往乌兹别克途中，经由塔吉克（Tajikistan）进入邻国 吉尔吉斯之后，当局加强对被怀疑的回教分子的镇压。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消息，当局对数千虔诚 回教徒在漏洞百出的审判过程后判以重刑。 卡里莫夫还使用措辞激烈的语言批评那些他口中的宗教极端主义者。一九九九年在报导中他说， 如果找不到极端激进分子的话，他会逮捕任何一个极端激进分子的父亲。地方报纸引用他的话说 “如果我自己的儿子选择了这条路，我会亲手拧下他的脑袋” 堪噶斯相信，当乌兹别克的回教徒在重新回归回教的过程中，宗教极端分子对这个地区的威胁不 会太大。他特别提到自从美国发起反恐运动之后，“乌兹别克回教运动”在一九九九到二○○○ 年间与政府军队的每次作战都失败了，同时得到的经济支援也大大减少。但是，堪噶斯提醒说， “如果经济不景气，人们或许又会回到极端分子们的营地中。” 虽然政府仍有可镇压的藉口，但实际上自从以美国为首在阿富汗进行推翻塔立班（Taliban）政 权的行动展开以来，“乌兹别克回教运动”已经失去了在阿富汗的安全基地。因此对政府当局的 实际威胁已经减少了。据二○○○年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Hong Kong-based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报导，这个自称要将乌兹别克变成一个回教国家的组织，其经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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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阿富汗人的毒品交易和宾拉登（Osama bin Laden）。他们以往的攻击往往导致一般村民相当 大的痛苦。“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导中说，自从乌兹别克政府军二○○○年八月与“乌兹别克回 教运动”游击队发生冲突以后，官方从南部苏坎达里亚（Surkhandaryan）地区与塔吉克的边境 线地带，强制聚集和迁移了上千名主要是塔吉克族裔的村民，因为叛军已经渗透了这些村庄。 在乌兹别克一九九一年独立前，卡里莫夫似乎走了一条典型的苏维埃政权的职业官员道路。他生 于一九三八年乌兹别克中部一个叫撒马堪得（Samarkand）的小镇，拥有机械工程和经济学的大 学学历。在一九六六年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之前，曾在国营工厂工作。卡里莫夫从“国家计画委员 会”（State Planning Committee）的一个职员开始干起，一直升到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九九 ○年成为乌兹别克主席。在五年一度的选举中，二○○○年卡里莫夫再次当选。（一九九五年国 会将他的第一届五年任期延长了五年）。总部设在维也纳的“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OSCE）认 为选举过程漏洞太多而拒绝派观察员参加。国际人权组织对二○○二年举行的全民公投，将国家 主席的任期从五年改成了七年提出强烈批评。 虽然他的升职归因于他的敏捷能力在旧的苏维埃系统中表现突出所致，卡里莫夫宣称乌兹别克的 共产党残余是民主法规的障碍。一九九四年七月，他对《时代》杂志说：“我们要建立民主制 度，但同时考虑我们自己的特殊情况。”“你认为在长期共产党统治之后，还有可能建立其他的 政治团体吗？”然而，其他十二个在欧洲的前任共产党国家，都用多党制度取代了一党专制。 要真正衡量一个缺乏表达意见管道的封闭国家的首脑是否真的受民众欢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 是堪噶斯相信许多的乌兹别克人支持卡里莫夫。他说，一般民众了解他们的国家避免了邻国阿富 汗和塔吉克那样的内部冲突。再加上，他们经济也不像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那样萎缩。 同时，乌兹别克有许多教师、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在寻求一个更可信赖和有效的政府。卡里莫 夫利用了恐吓与骚扰手段试图影响像“团结运动”（Birlik）和“民主党”（Erk）这样的非宗 教反对组织。将他们的一些成员流放。但是，一些独立的非官方组织，如乌兹别克人权委员会， 持续地反抗官方的压力，将政府的错误公布于众。 同样重要的是，自由并没有带来繁荣，让许多一般的乌兹别克人感到不满。据世界银行统计，二 ○○○年乌兹别克的人均收入为六百二十美元，尽管高于四百二十美元的世界平均收入，但仍属 于世界的低收入国家。堪噶斯教授说，“群众对前苏联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很多宣传和期望，人们 知道他们仍旧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可以与其他国家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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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拉德．尼雅佐夫（土库曼）Saparmurad Niyazov, Turkmenistan 与乌兹别克一样，其他四个中亚国家也是由个人独裁者统治着。全部算来这五个亚洲中部国家中 的四个独裁者是共产党时代的党魁。这种长期以来掌握权力的人员很少变动，解释了这些前共产 国家的落后。在强悍的尼雅佐夫的统治下，土库曼几乎没有停止黑幕压力的统治方式。这也使他 成为那一地区具有最差的侵犯人权纪录。尼雅佐夫在一九九九年让国会宣布他为终身总统，使土 库曼成为前苏联国家中唯一甚至连虚假的总统选举都省略了的国家。政府还控制了所有印刷的和 广播的媒体，控制司法，限制宗教自由，持续禁止反对党派，其中包括最大的反对派阿兹比尔利 克（Agzybirlik）。二○○三年年初，尼雅佐夫导演了对政治异议者样板性的法庭审判，指控他 们非法谋杀他。这个审判被西方媒体拿来与史达林的样板审判做比较。这个内陆闭锁的国家拥有 世界第四大的天然气储藏量，但有限的出口路径使出口天然气给利润丰厚的西方市场一途受到严 重阻碍。 这个前苏维埃共产党首脑建立了一套精致的个人崇拜仪式，他自封为土库曼巴斯 （Turkmenbashi）或是土库曼的领袖。正如《华盛顿邮报》二○○二年七月八日指出，他们的钱 币，每一种面值上，都刻着土库曼巴斯陛下的肖像。甚至连当地的伏特加酒和茶叶的商标也不例 外。国家电视网的节目中，不断把一个小的金色的“慈父”侧面像，强加在电视萤幕的右上角。 他住在一个金顶的宫殿中，在首都阿什喀巴的闹区最高处，一个土库曼巴斯陛下的富丽塑像放置 在二百英尺高的拱门顶上，并随着沙漠的太阳而转动，使阳光总能照亮他的脸。土库曼的天然气 带来的丰厚收入，但不是给国家财库，而是归入尼雅佐夫的“总统基金”。西方专家说目前这个 基金有二十五亿美元，只有那位伟大领袖能够支配这些被存放在海外的基金。与此同时，国库却 陷入困境。据报导外汇存底已经低至二千五百万美元。 一九九七年，尼雅佐夫进行了一次大心脏手术，他目前的健康状况不明。 努尔苏丹．纳札巴耶夫（哈萨克）Nursultan Nazarbayev, Kazakhstan 与尼雅佐夫一样，哈萨克总统表面上努力将哈萨克治理好，走向未来。尽管已经拥有了横扫一切 的行政权力，二○○○年纳札巴耶夫仍旧让国会授予自己终身统治权。这些立法人员给予纳札巴 耶夫关键的顾问委员会永久会员身分，并可以有效地操控未来的总统和政府。他的小集团近年来 利用了这些集中的政治权力，获得了大部分的策略资源和经济分配网络。纳札巴耶夫现在已经有 效掌控最近发现的石油事业，并将丰厚的石油收入纳入自己和支持者的口袋里。二○○二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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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他的总理通知国会，总统已经将雪弗龙石油公司（Chevron）的十亿美元付款放入一家秘密 的瑞士银行帐户。虽然西方石油公司和工业专家们估计的哈萨克的石油储藏量仍比较保守，但总 统宣布，哈萨克东部的里海油田（Caspian shelf）的石油储量将被证明是世界最大的。一九九 九年纳札巴耶夫在一场被“欧安组织”（OSCE）称为“远远低于”国际标准规则的选举中，赢得 了第二个七年任期。在二○○二年期间，他逮捕了反对派“民主选择运动”的领袖和一些独立记 者。有迹象显示哈萨克的中产阶级越来越想挑战纳札巴耶夫集团，然而在二○○二年，有成千上 万的人们签名加入一个叫“白色道路”（White Path）的反对派组织。这使“白色道路”到达几 乎不可能经由新会员人数的要求，得以再次注册为一个政党。 纳札巴耶夫生于一九四○年，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他的国家宣告脱离莫斯科独立的前夕当选为总 统。他的经历是一名工程师也是一位前苏维埃共产党干部。 埃莫马利．拉克莫诺夫（塔吉克）Imomali Rakhmonov,Tajikistan 拉克莫诺夫总统对塔吉克这个国家只有薄弱的控制。因为来自地方军阀、国会势力，和犯罪团体 轮番掌握着大部分山区和农村。这个中亚最贫穷的国家还在从一九九七年结束的长达五年的内战 中恢复着。这种冲突使那些苏维埃时代共产党掌权者们更加反对回教和反共势力。而上千这样的 人已经被遣散并重新整合到塔吉克的军队里。拉克莫诺夫这个前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在一九九四年 的战争中，取代另一个党派的军官而掌权，并从此加强了统治权力。他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的重 选中获得 97％的选票而获胜。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反对党候选人不能获得十四万五千人的连 署，而不能成为候选人。总部在维也纳的“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简称“欧安组织”， OSCE），鉴于选举前的严重漏洞而拒绝派观察员出席选举。 阿斯卡．阿卡耶夫（吉尔吉斯）Askar Akayev, Kyrgyzstan 在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Askar Akayev）藉着把政治对手放在不重要的边缘部门而逐步稳固 了他的权力。但由于他不能够深化经济改革，使这个贫穷的内陆国过分依赖俄国和其他邻国的贸 易和能源。分析家说，阿卡耶夫担心将大型的国营公司和能源部门民营化；以及市场化改革会削 弱统治集团对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人权机构和西方政府批评阿卡耶夫举行假选举，对司法部门 施加压力，并经由税务监督和诽谤罪骚扰媒体。二○○二年三月，安全部队向反对政府的示威人 群开枪，自国家独立后首次杀害了几名投掷石块的群众。一九九五年的总统选举，阿卡耶夫使三 名竞争对手失去竞选资格。而在此事件之前，他的“吉尔吉斯共和党”（Kyrgyz Republic）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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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独裁统治地区的争取民主前哨站的声誉。二○○○年，经由又一次禁止主要反对派领袖参加 竞选，阿卡耶夫赢得了第三个五年任期。阿卡耶夫生于一九四五年，是一位受过训练的物理学 家，在一九九○年成为总统之前，领导着苏联科学院。 亚历山大．鲁卡申科（白俄罗斯）Aleksandr Lukashenko, Belarus 在另一个陷入麻烦的前苏联共和国——白俄罗斯，鲁卡申科在赢得一九九四年的相对自由的选举 后取得权力。之后，四十八岁的鲁卡申科以一九九六年全民投票的方式修改宪法，延长了他的任 期，并增加了他的权力。他一方面精心挑选自己的支持者，将反对者逐出政府部门并重新组合了 国会，另一方面他的安全部队对异议人士进行残酷的镇压。大部分西方国家的政府不承认鲁卡申 科是国家元首，因为他的原来任期到一九九九年就结束了，并指控他组织暗杀队除掉一些异议人 士。在二○○一年九月的总统选举中，鲁卡申科宣称获得了压倒性胜利的 76％的选票。但“欧 安组织”指责选举是诈欺的行为。得票第二名的宫查利克（Vladimir Goncharik），是一个商业 工会会员，获得了正式选票的 15％。整个二○○二年，反对派政治人物、行动人士、学生和记 者都遭到频繁的骚扰和恐吓。 洪森（柬埔寨）Hun Sen, Cambodia 柬埔寨首相洪森很少会遇到对他权力的公开挑战，因为他领导的这个国家已经被没有法治、贫穷 和腐败而毁坏了。当国际捐赠者选择性地帮助一些合法的司法改革项目来制约贪污和非法霸占的 时候，受尊敬的反对派领袖瑞思（Sam Rainsy）却呼吁捐赠者们考虑暂时停止这样的援助。他说 洪森的独裁政府在解决贫困、腐败和加强土地所有权方面没有什么进展。 生于一九五二年的洪森在一九七○年加入“红色高棉”（Khmer Rouge）之后，于一九七七年流 亡至越南。越南入侵柬埔寨并将红色高棉赶到丛林里之后，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政府。这个政府在 一九八五年被洪森取代。接着，他的“柬埔寨人民党”（CPP，Cambodian People’s Party）在 这个东南亚国家一九九三年的第一次自由选举中获胜。洪森与施亚努亲王（Prince Norodom Ranariddh）的皇家“范西沛克党”（FUNCIPEC）组成联合政府，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他在一九 九七年的一次策划暴动中推翻了施亚努亲王，从而取得全部的权力。并于一九九八年举行选举， 使他的集团合法化。这次选举由于在清点选票的同时，进行政治谋杀、骚扰反对党和候选人、改 变选举程序，使选举遭到破坏，从而确保了“柬埔寨人民党”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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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谈判之后，二○○二年联合国从原先规划的“联合国-柬埔寨审判前红色高棉领导人” 的法庭中退出。联合国无法与金边（编注：柬埔寨首都）达成一致意见，以确保一个独立而全面 的审判。柬埔寨请求建立审判法庭，并由自己审理案件。但许多观察家们却怀疑这个国家腐败而 粗浅的司法系统是否有能力进行公正、透明的审判。有人说，对原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审判或许会 暴露洪森自己过去的一些不光彩的细节。他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领导红色高棉期间，由于 枪毙、疾病、繁重劳动和饥饿使一百万柬埔寨人丧生。 穆蒙．阿卜杜勒．盖约姆（马尔地夫）Maumoon Abdul Gayoom, Maldives 与大多数独裁者不同，这个印度洋国家马尔地夫的总统盖约姆大多使用难以察觉的压力和强制手 段，而不是明显地镇压来避免他的权力受到挑战。自从一九七八年执政以来，盖约姆在一九九八 年第五次赢得了五年一届的全民总统选举。在宪法中规定，盖约姆是这些被严密控制的全民选举 中唯一的候选人。只有“是或否”的全民公投没有给选民们真正选择的余地。他的集团不允许反 对党存在，并有时会抓捕反对派人物或其他异议分子。 盖约姆生于一九三七年，在开罗著名的阿兹哈尔大学（Al Azhar University）获得回教和民法 学位。并曾在那个城市的美国大学就读过（American University）。 君主独裁者 与个人独裁者一样，这些当权的君主们使用监狱和其他镇压手段，让异议人士走投无路、陷入困 境，同时以高官厚禄来奖励那些忠实的支持者们。但他们宣称其合法地位来自世袭的权力，他们 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或亲属能够继承王位。需要注意的是，不少非君主制度的独裁者，如北韩的金 日成和叙利亚的阿塞德（Hafez al-Assad），也模仿了这种世袭王朝的延续方式，将权力交给了 自己的儿子。四十五个独裁者中的许多人也安排了他们的儿子接班，造成了独裁的世袭与继承。 今天，世界上大多数的国王、苏丹（编注：这里所指的苏丹，是指以世袭和终身任职的君主，犹 如国王、皇帝、沙皇、大公等为国家元首，并由君主全部或部分、实际或形式地执掌国家最高权 力的国家管理形式）和其他君主，包括许多亚洲和欧洲的君主们，都成为君主立宪制度下的君 主。其他的君主也在朝这个方向改变。 阿布杜拉（沙乌地阿拉伯）Abdullah ibn Abdul Aziz Al Saud, Saudi Ara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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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乌地阿拉伯（Saudi Arabia），七十八岁的皇太子阿布杜拉，在他哥哥法赫德（Fahd）国王 中风之后，从一九九五年开始执政。尽管国家的生活水平在降低，人口骤升，并负债累累，这个 皇室家族仍旧在大肆挥霍，建造皇宫（仅在吉达一地就有三百多个）、购买车子、渡假和其他奢 侈享乐上大量挥霍。他们还将国内生产毛额（GDP）的百分之三十用于军队。但是当支持统治集 团合法性的回教神职人员针对国家与西方紧密联系进行批评的时候，许多阿拉伯人开始公开揭露 官方的腐败和管理的混乱。在皇室家族内外的批评意见，都在呼吁政治改革，其中包括公众参政 和停止一切的性别歧视。政府在自己对回教法典解释的基础上制定了国家宪法。而宪法规定政治 团体是非法的，君主藉着颁布命令进行统治。（编注：法赫德国王于二○○五年八月过世，阿布 杜拉继任。） 其他五个波斯湾国家的君主却没有如此压制。二○○二年巴林从“不自由”国家晋升为“部分自 由”，而科威特已经是“部分自由”国家。 喀布斯．萨义德（阿曼）Qabus bin Said al-Said, Oman 在喀布斯苏丹在位的三十二年中，他把阿曼从原来一无所有的沙漠，改变成了一个具有相当现代 化基础设施的国家，也改善了社会服务、公共设施设备、医疗健康和学校。与此同时，阿曼却面 临着喀布斯之后的接班人的难题。在所有波斯湾国家的首脑中，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后代的君主， 也没有培养继承人。在他一九九六年颁布的所谓第一部宪法中，这位苏丹没有给民众什么政治权 利。他在政府中任命了一位妇女做首相部长。 哈迈德．塔尼（卡达）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 Qatar 在卡达，五十岁的哈迈德在一九九五年废除黜了他的父亲谢克．哈利法（Sheikh Khalifa）之后 当政。从那时起，他逐步开始了谨慎温和的政治改革。一九九九年，卡达成为举行全民直接普选 的第一个波斯湾国家。有几个妇女参加了选举谘议委员会的委员竞选，但都没有成功。目前正在 规划一个直接选举的国会。同时在不允许攻击自己政府的条件下，半岛卫星电视台（alJazeera）得以播放包括人权和其他有争议的话题的节目，主要表现的是邻国政府集团的困扰之 处。半岛卫视以其坚决反美、反西方的倾向，成为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 扎依德．那哈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Zayed ibn Sultan al Nahayan, United Arab Emi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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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八十五岁高龄的那哈扬，从一九七一年阿拉伯联合大公国（UAE）建国以来一直是这个国家 的总统。他自一九六六年起成为最大的部落“阿布达比”（AbuDhabi）的酋长，因此在建国之时 被其他七个酋长推举为总统。这些酋长们和他们的家族，以及盟友们，牢牢地控制着他们部落的 政治。一般人民唯一可以影响政治的机会是一种传统的谘询程序，允许他们在公开举行的集会上 向他们的领袖提出请愿。与邻国卡达和阿曼一样，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人民因为出口石油和天然 气而过着高级优渥的生活。 哈逊纳．瓦道拉（汶莱）Hassanal Bolkiah Mu’izzaddin Waddaulah, Brunei 亚洲有两个世界上控制最严厉的君主国家，汶莱和不丹。汶莱苏丹哈逊纳（Hassanal Bolkiah Muizzaddin Waddaulah）在父亲退位后，于一九六七年登上这个东南亚小国的王位。自从他掌权 以来，这个五十五岁的苏丹就一直使用紧急状态法来进行统治。他自己担任首相、国防部长、财 务部长、国立大学校长、汶莱皇家警察总监，同时也是回教信仰的领袖。虽然石油储量正在快速 枯竭，但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仍旧占汶莱的国内生产毛额（GDP）半数以上。腐败和滥用职权问 题越来越引起公众的注意和不满，最典型的例子是苏丹的弟弟杰夫瑞（Jefri）亲王侵吞数十亿 政府的外汇来支付他自己的奢侈生活一事。尽管这位苏丹自己住在一个有一千七百八十八个房间 的宫殿里，为了不显示出自己对这件公开揭露的贪污事件无动于衷，他还是让政府以财务过失为 由以管理不善而起诉杰夫瑞。这件起诉案子后来在庭外解决。 基格米．辛杰．汪曲克（不丹）Jigme Singye Wangchuk, Bhutan 不丹国王汪曲克仍旧紧密控制着这个小小的喜马拉雅国土。他捕抓民主异议人士，禁止不丹人成 立政治性团体、民间结社或商会与贸易工会。这位来自不丹北部，说宗卡语（Dzongkha）的汪曲 克国王，在九○年代初期很可能亲自导演了对说尼泊尔语（Nepali）的人民的进行那场大规模侵 犯人权行动。但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军人为此负责或做过解释。当时的藉口是因那些说宗卡语的 文化幸存者佛教信徒受到威胁，因此安全部队对许多说尼泊尔语的村民进行殴打和强奸暴行，迫 使占南部地区的大多数人口的这些人民，成千上万地逃离家园。 汪曲克国王在一九七二年，十七岁时登上王位，自称是龙的国王。他生于一九五五年，在英国受 过一些教育，有四个妻子，她们都是姐妹关系。 恩史瓦帝三世（史瓦济兰）Mswati III, Swaz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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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南部，史瓦济兰国王恩史瓦帝三世，面临来自该国商贸工会要求民主改革的巨大压力。这 些商贸工会有他们强大的南非同行公司在后面撑腰支持。但国王仍使用强权命令的方式来治理国 家，并得到由德拉米尼（Dlamini）家族中的中坚力量支持。国王恩史瓦帝三世在父亲恩史瓦帝 二世去世后，于一九八六年十八岁时登上王位，延续这个达米尼王朝。恩史瓦帝三世生于一九六 八年四月，也就是史瓦济兰由英国统治下独立的前五个月。他在英国接受过教育。国王恩史瓦帝 三世公开敦促民众抛弃文化偏见，共同努力克服爱滋病毒的侵害，这个疾病正折磨着史瓦济兰约 五分之一的人口。 军事独裁者 在军事独裁政权中，权力均来自武装军队的武力。如果军事独裁者死了，或者被低级军官废黜 了，军队就会推举另一个军官来代替他的位子。然而在个人独裁政权下，当个人独裁者死了或被 推翻了，虽然或许会有另一个人独裁者取而代之，但是他的集团多会崩溃。至关重要的是，在军 事独裁政体中，武装力量是国家最具凝聚力的机构。这对于平民社会团体或组织要推翻这些独裁 者而言构成了极特殊的挑战。同时，在向民主转变的过程中，军队扮演了关键角色。一些军事独 裁者又重新获取了全部权力。但是另外的一些军事独裁者被坚决地推翻了，包括巴拉圭的史托斯 纳尔（Alfredo Stroessner），孟加拉的艾尔沙德（H.M.Ershad），和南韩的全斗焕。 奥玛尔．巴席尔（苏丹）Omar Al-Bashir,Sudan 在遭受战争分裂的苏丹，巴席尔将军一手主导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人权践踏和人民自由的破坏。自 从一九八九年他成为这个激进回教政权总统的计谋得逞之后，他开始对自己人民发动战争与分裂 行动、取缔政治党派和公众集会，把回教律法《希里亚经》（Shria）强加在基督徒和南部的传 统信仰者身上，同时不加选择地的轰炸平民聚集中心。造成二百万人死于与战争有关的饥荒和疾 病。士兵和政府干员绑架了上万的儿童，将他们强制转化成回教徒，并征召到政府军加入漫长的 苏丹内战。士兵们还从贩卖妇女儿童为奴隶的交易中赚取高利润的金钱。由于政府花费大量财力 用于战争中，并经常中途拦截国际援助，致使饥荒大面积扩散。 长期以来，巴席尔被认为是一位替回教精神领袖和基本教义执政党“国家回教阵线”（National Islamic Front，NIF）党魁图拉比（Hassan Al-Turabi）出面的一个重要人物偶像。虽然巴席尔 仍然奉行图拉比的极端主义政策，但巴席尔仍让他的对手靠边站。官方藉骚扰、恐吓、任意逮 捕、关押和酷刑，镇压了大多数政治反对派的势力，而官员却免于处罚。在回教律法下，惩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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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包括鞭打、截肢和钉十字架。妇女经常因为穿着违反政府规定的庄重标准，而当场被绑起来鞭 打。 苏丹从一九八三年开始的内战，促使北部的阿拉伯回教徒大规模与南部的黑非洲万灵教信徒 （animist）和基督徒对抗。一九九九年开通的输油管，使巴席尔政府从苏丹南部的石油储存中 获得资金。政府估计每天花费一百万美元于战争中，也因此同时减损甚至中止了应有的人道援 助。巴席尔否认苏丹存在饥荒状态，并指责西方媒体试图诋毁苏丹的形象。他也对国际间对强制 迁徙民众的关注做了回应（国内有大约五百万强制搬迁的苏丹人），他说这是内部事务，外国人 不应干涉插手。 巴席尔统治下的政府军对南部人民表现十分凶残，其恶行包括轰炸、抢夺村庄、强征娃娃兵、贩 卖妇女和儿童做奴隶、强奸并强迫怀孕、强迫人们信奉回教等。军官们用“回教圣战” （jihad）一词来描述这场战争，以及政府针对努巴（Nuba）山区，一个位于苏丹中心的三万平 方英哩地区，所采取的人口减少政策。在持续这政策以灭绝努巴地区将近一百万苏丹黑人目标的 同时，巴席尔鼓励阿拉伯苏丹人用增加人口来“帮助发展”。他在二○○一年八月说，“我们要 藉拥有很多老婆来达到这个目标。”二○○二年，政府和反抗军签订了一系列协议书，包括在努 巴山区停火、建立和平地带、实施健康专案、调查奴隶贩卖、停止对平民的攻击等。但是与战争 相关的犯罪和侵犯人权，在大多地区仍没有减少。 尽管它极糟的人权纪录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这政权的恐怖主义输出同样使它成为一个国 际社会的流氓。在巴席尔的统治下，苏丹为回教恐怖主义分子提供了避难场所。这些组织包括埃 及的“回教组织”（Islamic Group，IG）、“回教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巴勒斯坦 回教抵抗运动”（Palestinian Hamas），和宾拉登的“盖达组织”（al-Qaeda network）。巴 席尔还公开宣称美国是个“头号恐怖主义国家”，并指责美国试图侵略苏丹。关于美国对苏丹的 制裁，前大使彼得森（Donald Petterson）写道：“巴席尔把美国描绘成抢劫苏丹财富的贼，并 声称苏丹将用更进一步的圣战进行回击。” 自从二○○一年的九一一恐怖攻击以来，巴席尔似乎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与美国进行合作，与此 同时他也试图对苏丹内战寻求一个解决的方法。至于他在这两方面的诚意如何，现在还不十分明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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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席尔是在一九九九年与图拉比的争端后，以强人硬派的姿态出现的，在军队的支持下解散了议 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着手巩固了他自己的政权。在二○○一年图拉比及其支持者被 捕。随着图拉比被有效地压制，巴席尔也开始与美国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他对政治对手和任何 流亡国外回国的反对派人士提供大赦，还软化了强硬的回教派立场，同时他还修补了与一些阿拉 伯邻国的关系加以改善。 虽然在这些方面，巴席尔采取了积极行动，但是在与战争相关的犯罪和人权践踏方面仍无改善。 在二○○○年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中弊端重重。这些选举进一步肯定了巴席尔统治下，执政的 “全国国会党”（National Congress Party）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欧盟（European Union） 拒绝了担任投票观察员的邀请，避免为这些选举结果的合法性背书。然而，巴席尔本人已经很清 楚地表示，他不会在苏丹实行民主。他说：“在一九八六年之后政客们玩弄把戏的选举中，使我 们相信在苏丹实行民主这玩艺儿对苏丹一点好处也没有。”在一九八六年的选举中产生了一个由 马迪（Sadiq Al-madhi）领导的政府，马迪属于温和的“回教巫玛党”（Islamic Ummah）。 巴席尔所面对的反对派多而分散，主要的反对派是来自加朗（John Garang）领导的“苏丹人民 解放军”（SPLA，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这是一个位于南方并控制大片地盘的 反叛组织。苏丹人民解放军是“全国民主同盟”（NDA；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中最 大的一个组织，“全国民主同盟”是十几个反对组织的联盟，这些组织多数位于东北方。“全国 民主同盟”还包括根据地在东北的回教武装反叛组织的“贝扎国会”（Beja Congress）。此 外，许多效忠于图拉比的士兵转而反对政府。报导苏丹情况达二十五年之久的作家丹．康奈尔 （Dan Connell）称，反叛者认为政府军队内部的纠纷使他们得以成功地击退政府的进攻。康奈 尔说，这一政权由于巴席尔和图拉比之间的分歧而削弱。反对派没费什么力气就得到军事力量的 增长和政治方面的权力。 然而，苏丹境外的各方也各有各的主张。美国的布希政府已经对“全国民主同盟”提供经济援 助，很多人支持这一政策，或许是想更宽广地解决战争问题，或许是为了从战后苏丹得到更多领 导力量。然而埃及则宁愿看到苏丹保持现状不变，因为苏丹的解体将威胁到埃及对尼罗河水源的 控制。国际宗教、人权及其他组织则推动对苏丹巴席尔政权进行制裁。然而那些希望在苏丹石油 业方面进行投资的国家则赞成对话，改善与喀土穆（Khartoum）的关系。这些外部力量或许会对 苏丹在解决内战和民主发展两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而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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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尔维滋．穆夏拉夫（巴基斯坦）Pervez Musharraf, Pakistan 自从巴基斯坦这一南亚国家在一九四七年与英联邦的印度分开并获得独立以来，军方力量已经推 翻了几个当选的政府。虽然穆夏拉夫将军于二○○二年已经将政府权力移交给当选总理，但他在 巴基斯坦一直拥有决定性的权力。穆夏拉夫这一巴基斯坦武装军事力量的首领，于二○○一年宣 称自己为总统，在军方的支持下他拥有罢免政府及国会的权力。 自从二○○一年九月美国遭到恐怖攻击后，穆夏拉夫决定支持美国进行反恐战争，从而使美国重 新安排偿债时程，并且免去与核武器有关的制裁。但是这一南亚国家负债累累、极端贫穷，公共 教育系统极端落后，因此导致必须有回教基本教义派的宗教学校对巴基斯坦年轻的一代进行教 育。很多人称这种教育为宗教灌输。 穆夏拉夫于一九九九年在一次非流血政变后掌权。在这次政变中，当时的总理谢里夫（Nawaz Sharif）要求从有争议的喀什米尔（Kashmir）喜马拉雅地区撤军，穆夏拉夫和他所领导的军方 力量对于总理的命令加以抵制。穆夏拉夫采取步骤进行清除贪污，但也损伤了司法系统，镇压党 派的激进分子，并在回教基本教义派的压力下放弃了一些社会改革。 穆夏拉夫于一九四三年出生于印度的德里。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分家后，随他的家人迁移到巴基斯 坦，并于一九六四年加入军方。 丹瑞（缅甸）Than Shwe,Burma（Myanmar） 在缅甸，丹瑞大将军领导的政权，由于对人权大规模践踏而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他们的人权恶 行包括非法处死、酷刑折磨和强迫劳动。据报导，丹瑞正患重病，观察家说他最可能的两个接班 人是国防部军情局局长钦纽（Khin Nyunt）中将和丹瑞的政敌，强硬派三军副总司令兼陆军司令 貌埃（Maung Aye）上将。军方可从不动产和其他生意中获得暴利，其中有些生意利润是用强迫 劳动而获得。军方没有向诺贝尔奖得主翁山苏姬（Aung San Suu Kyi）所领导的反对派让权的任 何迹象。这一政变后夺权的军政府，被正式冠以“欧威尔式”（编注：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 是英国著名的作家。代表作品是讽刺小说《动物农庄》和预言小说《一九八四》）名 称的“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它已经允许各种政治团体重新开放他们的办公室，并且释放了 上百名的政治犯。这一政权在软禁翁山苏姬十九个月后，于二○○二年将她释放。然而据报导， 缅甸的监狱内仍然关押着一千五百名政治犯。在一九九○年，翁山苏姬的“全国民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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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赢得了三十年来第一次自由选举的胜利，但是军方则拒绝 承认这一选举结果。自从一九六二年军方推翻了一个正在试图控制经济危机和种族乱乱的当选政 府政权后，这一南亚国家一直在军方的严密控制之下。 丹瑞生于一九三三年，在一九九二年取得政权。他是一名心理战专家。 皮埃尔．布约亚（蒲隆地）Pierre Buyoya,Burundi 布约亚在一九九六年利用解除蒲隆地这一饱经战乱国家的戒严状态为藉口，发动政变而夺得政 权。蒲隆地在自从一九九三年以来所发生的种族战乱中约有二十万人丧生。布约亚废黜了总统， 恩帝班通加亚（Sylvestre Ntibantunganya）。恩帝班通加亚于一九九四年在这个中非国家主要 政党的权力分配中代表胡图族（Hutu）成为总统。布约亚的图西族（Tutsi）占主导地位的政府 与几个胡图族反对党派之间，最近进行了权力分配，建立了一个过渡政府。这一政府现仍然存 在，然而政府和主要的胡图族反叛组织尚没就停火达成协议。 布约亚所领导的图西族少数民族的成员，自从国家独立以来几乎一直统治着这个国家。布约亚在 一九八七年推翻一个未经选举而产生的图西族总统巴加萨（Jean-Baptise Bagaza）后夺得政 权。在一九九三举行的蒲隆地第一届总统大选中他被恩达戴（Mechior Ndadaye）击败后被迫下 台。在一九九三年发生的恩达戴被暗杀事件，使这个小小的国家进入大范围的暴乱之中。 布约亚于一九四九年生于一个畜牧业家庭。他曾在军事学院学习，还在比利时、法国和德国学习 过。根据权力分享协议，布约亚应该在二○○三年将他的权力移交给他的胡图族副总统。 阿伯德拉兹．布特弗利卡（阿尔及利亚）Abdelaziz Bouteflika, Algeria 在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试图终止极端回教主义者和政府军之间的暴力冲突，然而这一努 力并没明显的结果。这冲突已经导致十万多人的死亡。回教主义者的暴乱始于一九九二年，这场 暴乱是因为军方夺权并取消了第二轮的立法选举而引起的，而在这一选举中，“回教拯救阵线组 织”（Islamic Salvation Front）本可以获胜。政府还面临来自阿尔及利亚培培（Berber）少 数民族成员的压力，因为有一名年轻成员在囚禁中死亡，培培成员在二○○一和二○○二年举行 了全国性的抗议，又有几十名培培成员在与安全部队的冲突中丧生。二○○二年，当局拒绝培培 成员对于政治权、种族语言权、游行和集会权利的要求。一些培培激进分子诉诸暴力，并以武力 威胁对二○○二年五月进行的议会选举进行联合抵制。 221

一九九九年举行的选举，布特弗利卡在包括他本人在内七位经军界批准的总统候选人中，得到一 九九二年夺取政权时的几位将军们的公开青睐而得以当权，其他六名经军界批准的总统候选人没 有被看上。他的对手们在大选的前夜退出选举，并指控选举舞弊。阿尔及利亚于一九六四年从法 国的统治中，经过流血的斗争获得独立以来一直由独裁者统治。 共产主义政党的独裁者 自从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以来，在莫斯科、北京、以及来 其他卫星国，共产主义政权国家陆续形成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批极权社会系列独裁政府。在共产主 义的乌托邦意识形态的幌子下他们建立了一党专制、计画经济，制定激励人民去完成虚假的生产 目标。他们还禁止任何异己独立的宗教及公民与社会团体的存在。如今共产党政权府仍然存在于 中国、越南、寮国、北韩和古巴。他们的经济体制各所不同，从北韩典型的国家完全控制，到中 国的部分经济改革。但在这些残余的共产主义国家，共产党仍然控制着几乎所有有组织的政治、 社会和文化活动领域。当权者关押异议人士、遏制宗教自由、严密控制新闻，以此来压倒反对呼 声。 江泽民（中国）Jiang Zemin, China 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事件后，为了巩固摇摇欲坠的共产党政权，挽回中共的国际声誉，继续 压制异议人士，年迈的幕后统治者中国前任国家领导人（编注：邓小平），需要一个强硬派上 台。他们看中了江泽民这个平庸但有经验的党官。江没有为一九四九年的革命打过仗而且没有任 何政治后台。他上台后疯狂地镇压异议人士，同时处心积虑地保住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职位。在二 ○○二年八月满七十六岁的他，在共产党的二○○二年代表大会上，正式让位给年轻一代的中国 领导人，这也是很早就安排计画好的。被邓小平指定的江的接班人是六十岁的国家副主席、工程 师出身的胡锦涛。他将掌管成为权力无边的共产党领袖。然而江却保留了自己关键性的军委主席 职位，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他想像当初邓小平一样在幕后掌握实权。 近年来，中国的市场改革促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威胁到共产党强硬统治的削弱。当 共产党面临如何加深加快市场经济改革的关键决策的时候，新旧两位领导层骑虎难下出现了分 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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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打算试图以加快经济增长做为长远计画，但延后政治改革。他企图以此来摆平担心关闭大型企 业和进行其他一些痛苦的经济改革所导致广泛的不满。八○年代的学生激情运动早已经平息下来 了，但工人和农民却在近几年上街举行了上千次的示威游行和罢工（编注：中共公安部长周永康 二○○五年七月公开指出，二○○四年中国民众抗议的次数已由十年前的一万次猛增至七万四千 次，参与人数三百七十六万），抗议政治腐败和政府将中小型企业的私有化及取消终身福利所带 来的困境等社会问题。私有化已经使数百万工人失去了工作。随着中国加入世界经贸组织，中国 政府将大幅削减关税，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并允许更多外资进入，所有这些变化会使问题更加 严重。 江同时也害怕进一步自由化可能会削弱共产党对经济的控制。七○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造就了 新一代的私有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他们越来越要求自由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的权利。江清楚地知 道从新兴中产阶级中涌现出的有组织的诉求群体，是促使推翻南韩、菲律宾和其他亚洲国家独裁 统治者垮台的中坚力量。为了集结学生和其他既得利益集团体的支援，江试图把共产党放在新兴 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先锋位置上。 江没有放松公开颁布任何绝对禁止政治异议的禁令，但他也没有改善中国人权的恶劣状况。大多 数违反人权的事件是由无法无天的地方官员和国家安全部的人干的，但很明显这些政策是由江自 己制定的。为了改善普通刑事和民事诉讼的公正性，中共近年开始了司法改革。然而江明显纵容 他的士兵、警察和行政官员违反人权。江个人下令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这场镇压致使上千人 死亡，成千上万的人被关进劳教所和监狱。他应对此负直接责任。他经常发起治安“严打”运 动，致使每年上千人被快速地非正常判处死刑。他还给予国家安全部门和地方政府广泛足够的权 力来惩罚异己和执行命令。更有甚者，他亲自制定触角很长的政策和法律严格控制新闻、民间团 体、宗教和政治生活。 江走了他的导师邓小平晚年的路。一手小心地进行经济改革，一手镇压异己。邓在毛泽东一九七 六年去世后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在一九七八年后期开始试图开放中央控制的计画经济。 江希望他能像邓一样，放弃一些官方头衔职位，但仍大权在握。 现在江似乎只想留住一个职位——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这样的。这个 职位有很大的权力。它掌管着中国二百五十万军队。分析家指出，包括胡所领导的大权在握的九 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位或六位是江的羽翼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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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观察家都很吃惊江能留在他的职位上那么长时间。一九八九年六月，他从上海市委书记职位 上被邓小平钦点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其中主要原因是他没有亲自参与天安门的大屠杀。江在上 海采取与学生对话、发布禁止抗议令等手段支援北京屠杀，而没有动用军队把上海的民主运动平 息下去。 与此同时另一方面，江也充分证明了他强硬的一面。在一九八九年春天示威刚刚开始不久，他撤 销了自由化先锋《世界经济导报》的总编钦本立的职务，充分证明了他强硬的一面。江后来随同 邓及其他一些党内元老呼吁惩处那些容忍学生自由民主示威的干部。他的前任总书记赵紫阳就是 其中一位。从此江加入了邓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元老的队伍。在天安门大屠杀后仅几周，他在中国 共产党喉舌报《人民日报》中提到：“绝不能放过对这些凶狠的敌人，绝不能有丝毫的怜悯。” 江在一九九三年三月任国家主席，但一直等到邓小平一九九七年去世后才成为真正的中国最高领 导人。 江的成长受到一些西方的影响，但基本上走的是典型的共产党官员升迁的仕途道路。在人民日报 网站他的英文版自传（编注：江泽民一直急于为自己树碑立传。二○○五年二月收买洋人出伪 传，并经官方镀金宣传。为还原真实，大纪元编辑部整理《江泽民其人》，资料宏富，书中鲜为 人知的生动故事，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江泽民）中提到，他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七日出生在 中国东部江苏省扬州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在一个美国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在那里学会 了英语，然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获得工程学士本科学位。五○年代初，他在苏联史达林 汽车厂工作之余学习经济。回国后，在一个工厂任工程师、厂长。在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一直 保持低调而得以保全官位，然后被机械工业部派往罗马尼亚。一九八○开始，他担任过一些中央 政府职位，一九八五年成为上海市长。在他的自传中说，他精通英文、俄文、罗马尼亚文，并且 懂一点日语和法语。 江日后可能会被人认为是半个经济改革者，但同时也留下了残忍的独裁者的骂名。尽管具体数目 不详，中国监狱、劳教所、拘留所关押了成千上万的政治犯。自从一九九八年以来，法庭以颠覆 国家罪等罪名判处超过三十位持不同政见的中国民主党成员，最高达十三年徒刑。 普通老百姓受到虐待更是家常便饭了。根据国际特赦组织二○○二年的报告，中国的劳动改造所 在二○○一年初关押了大约三十一万人。同时政府的收容所每年扣留一百万人，其中大多是无家 可归者和一些任意扣帽为“不良的”市民。劳教所和收容所都只是行政程序，中共官员可以不经 法律程序就把人关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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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每年处决数千人，比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许多死刑犯并没有暴力犯罪，只是流氓结 伙、偷盗粮食和牲畜、盗用公款和贪污等等。根据国际特赦组织二○○○年二月的报告，中共对 犯罪嫌疑人犯、政治犯等的折磨是广泛而系统性的、全国性的。有系统的存在于政府各个部门， 从警察局到劳教所，从老百姓家里到工作场所，甚至公共场合。 根据美国国务院国际人权报告和其他一些消息来源，中共政府要求所有宗教组织必须隶属于由国 家严密控制的协会。对任何拒绝接受管辖的宗教领袖和普通教民都进行严厉打击。地方政府经常 骚扰、罚款、拘留、殴打、迫害教会领袖和普通教民，还袭击、关闭和捣毁地下教会、清真寺、 寺庙和讲习班。 据新闻报导，自一九九九年以来，法院未经审判就把上万名法轮功修炼者送入监狱，上千名法轮 功学员被殴打折磨迫害致死。同时政府也无情地把目标指向了西藏虔诚的佛教徒和新疆的回教 徒，试图以此来削弱这两个地区的独立运动。 香港的《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二○○一年五月报导，纵观江氏的 在位历史，观察家认为他似乎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即把共产党国家过渡到一个社会国家体系。在 这个体系中，只要不涉足政治，中国老百姓就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力与足够的自由。报导中指 出，这些观察家们相信，江是受了所谓新独裁权威主义智囊团的影响。他们强调民族主义和国家 富强，但限制民主权力。在这方面，江没有实现他在一九九七年的承诺，即把中国的村庄直接选 举推广到更高的阶层。 同时，江不愿推行政治改革明显地证实他的实用主义和见风使舵的手腕，这个手腕使他保住了权 力。他有一个绰号叫“风向计”，这个绰号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至少他不择手段地保住了他的职 位就充分证明这一点。电视记者华莱士（Barbara Walters）采访他时，提到一九八九年大约一 百五十座城市中，数百万民众在争取民主自由大游行后，军队开枪打死了几百名示威学生时，江 回答说：“这是无中生有的事。” 金正日（北韩）Kim Jong Il, North Korea 金正日或许是一个十足的不计后果的疯子，他的国家核武计画和弹道飞弹计画威胁着南韩、日 本、甚至美国；或者这位北韩的独裁者是个非常精明、善于算计的人，用这些武器计画做为筹码 向华盛顿、首尔以及东京讨价还价，从而获得援助和其他方面的让步妥协的筹码。他或许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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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者，很少与外部世界接触，很少在北韩以外旅行，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或者他是一个对全 球事件了如指掌，遨游网际网路并欣赏着好莱坞的影片的万事通。他或许是一个古怪孤僻的妄想 狂，感到深深的不安；或者他是一个狂妄傲慢并沉醉在史达林式个人崇拜中的人物，这种崇拜把 他描述为天才并对他的每一个行为都加以赞美。 这些是对这个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独裁者所描述的各种不同的形象特征。有人把他描绘成神秘的 精神病患者，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精明的实用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种描述都很准确。前 一种观点起因于冷战时期，那时南韩的情报官员将金正日描绘成一个喜怒无常不稳定的花花公 子。自从金正日在一九九四年继承了父位成为北韩的最高领导人以后，他为他的个人安全问题已 经困扰到十分可笑的程度，这已经足以说明他属于神经质类型。一九九八年，一枚北韩的弹道飞 弹飞越日本。这一夸张的行动使人们相信金正日是这个地区的捣蛋鬼并已构成威胁。他已经使他 的东亚邻国心惊胆颤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更为不祥的是，二○○二年，这一政权承认他违背了 一九九四年的协议正在生产武器用铀，从而制造了一个新的国际危机。 对本国人民的残暴使金正日成为一个群体灭绝犯。北韩政府连自己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也不给，经 常处决持不同意见者和被遣返回来的叛逃者，并在极端糟糕的条件下关押了几万名政治犯。政府 的政治及经济政策，已经使这一国家走向大规模极端严重的营养不良和广泛的饥荒。自一九九五 年以来，据估计北韩总共有近二百万人被饿死。金正日本人则涉嫌参与了八○年代南韩民用飞机 的爆炸案和其他的恐怖主义行动。 与此同时，曾经与金正日进行会见过的南韩和美国官员则称他是一个干正经事、甚至通情达理迷 人而理智健全的人，他们认为可以与金正日打交道共事。在二○○○年，前南韩总统金大中与金 正日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高层会晤，会晤后金大中称金正日是“一位具有准确判断能力的务实 领导人。” 这些种甜言蜜语式的用词或许是出自外交方面的考虑，以达到促成对话的目的。这些讲话也明显 地反映了金正日本人要比人们所认为的见多识广。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导，一名曾随从 国务卿欧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在二○○○年十月到平壤与金正日举行会谈的官员说， 这位北韩领导人可以就“市场经济、网际网路、未来的技术和经济趋势”举行会谈。许多资深的 金正日观察家说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这个寻常之辈就是金正日。在二○○一年八月，一名华盛顿的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北韩问题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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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沃斯塔尔（Jon Wolfsthal）对《纽约时报》说：“我从来都觉得金正日不是一个神秘的、与 外界隔绝的半疯子。不论他是经由浏览网际网路或经由看电影或其他什么途径，这个家伙确实与 外界有些接触。” 这位北韩独裁者或许真的与全球的事件有一定的接触，但他不大可能被误认为是一名政治家。因 为害怕坐飞机旅行，金正日在二○○一年八月乘火车横跨俄罗斯境内荒凉的六千英哩到达莫斯科 进行访问。沿途他取消与地方官员的原订会见。在绝密中，只在火车外做几个短暂的逗留，其中 包括走访一个养猪场。 为了满足他长期存在的多疑妄想，金正日乘坐的二十一节车厢的火车备有装甲板防护，并且带有 十条可以嗅到炸弹的狗，及两名检测食物品尝师。在这一列火车之前有两辆扫雷车开道。一名随 从他的俄罗斯将军撰文写了一个声明披露了金正日在食物上的奢侈。在他的沿途旅行中，他要求 专用飞机随时运来活的龙虾和非常昂贵的法国葡萄酒。 金正日是一个电影狂，有一次他让北韩情报人员在香港绑架了一名著名的南韩电影演员和她的丈 夫，将他们带到平壤。而其他有关金正日生活方式的传说故事如果不是错误的，就是杜撰出来 的。二○○○年十月，美国官员对《洛杉矶时报》说，很明显有关金正日用年轻处女的输血来延 缓衰老以及他与瑞典金发女郎淫乐纵酒狂欢的谣言缺乏真实性。《洛杉矶时报》补充说，一部分 故事是基于南韩在进行民主过渡之前的情报来源得出的。 由于北韩史达林式的宣传机器的报导，金正日的背景，就像他的生活方式一样，也是含糊不清 的。根据官方出版的传记，金正日在一九四二年出生在北韩的圣山“白头山”（Mount Paekdu） 山坡上一个共产主义游击队民兵居住的小棚子里。更客观的来源说金正日在一九四二年出生在苏 联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的一座红军医院内。当时他的父亲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日 的军官驻扎在那里。 这位未来的独裁者在平壤大学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教育，做为统治了北韩四十二年的金日 成主席的儿子，金正日从具有统治地位的“朝鲜劳动党”（Korean Workers’ Party）中青云直 上，他首先被委任负责宣传部门，然后又掌管党的人事部门。这一部门可以根据对金日成的忠 心，使官员们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可以使其一落千丈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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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金正日在他的父亲死后得到政权，使他成为世界上共产主义国家中第一位以世袭政 权交接方式得到政权的人。从那以后，金正日再没有对金日成所创立的这一专制政权做任何大的 改动。叛逃者说，这一政权拘留了十五万名政治犯。然而南韩说有二十万之多的政治犯。联合国 人权委员会与二○○一年七月表扬了北韩，因为它将原来处以死刑的犯人由三十三名减少到五 名，但指出剩下的五人中四名政治犯改判五到三十三年服役。关于北韩每年处死的政治犯，没有 准确的数目，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政治原因，北韩政府处死人数没有确切的数目。 金正日对其贫穷人民的极端苦难表现了令人吃惊的漠不关心。尽管这个政权所导致的长期食品短 缺引起大批人民死亡，很多北韩老百姓以野菜维生，但这一政权仍然在建造各种纪念碑，雕塑模 范工人和士兵，或者赞美金正日本人和他父亲的各种纪念碑。据报导，金正日本人正想推行一项 北韩空间计画和建设一座拥有摩天大楼的城市，而它的天际线能与中国上海相媲美。 北韩的经济从来就没有强盛过，自从苏联和东欧集团解体导致急需品供应和优惠性贸易的突然中 断，北韩的农业遭到灾难性的打击。根据美国国务院二○○一年全球人权报告，据估计，仅仅九 ○年代的饥荒所导致的死亡人数，估计在数十万到两百万之间。另外，自从一九九五年以来，有 大约三十万北韩人逃往中国。 虽然九○年代中晚期的干旱和水灾对这个国家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但北韩在经济方面的不正 确处理、管理混乱和对私有财产及自由企业的限制，事实上是禁止，是其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 没有一个民主的政府会允许饥荒的存在。此外，据《洛杉矶时报》在二○○○年十月报导，该地 区的经济学家说，虽然在七○年代初期，南北韩在经济方面是相等的，但现在资本主义的南韩国 内生产总值是北韩的一百倍以上。 金正日在二○○○年与南韩总统和美国国务卿欧布莱特举行了会谈，他还在二○○一年一月对上 海股票市场和工厂进行了参观，他的这些举动使外界猜测他正在寻求将北韩与外界的脱离中解脱 出来，以促进它的经济。为了这个目的，金正日政权在最近几年中允许家庭在小小的私人园地耕 种，并允许农民在小型市场上贩卖他们的产品。另一项隐含的对过去政策失败的承认，是在二 ○○二年政府开始增加工资并放松了对食物、房屋及其他必需品的物价控制，并以稍高的价格收 购农产品。但是到了二○○三年初，似乎这些改变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生活困难。最近南韩和日 本的公司正在协助重整北韩的工厂，以便可以雇用当地工人制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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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日的上海之旅还表明他在保持严格的政治控制下，或许会模仿中国，对北韩的经济进行改 革。在二○○二年八月金正日还对俄罗斯的远东城市进行了类似的参观访问。然而，由于严重的 能源短缺和瘫痪的铁路和港口设施，北韩吸引大量外资来振兴那些濒临倒闭的工厂的能力非常有 限。与邓小平在七○年代末期在中国开始实行农业改革不同的是，金正日尚没有对那些导致人民 极度营养不良和饥荒的农业制定改革政策。不论怎样，金正日将北韩向外资开放将破坏这一政权 自力更生的国家指导哲学。首尔韩国大学的金炳国（Kim Byung Kook）教授在二○○一年接受 《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说：“我们在上海看到的是经过二十三到二十四年的努力工作，与中国 领导人危险尝试的结果，对金正日来说要想获得成功将是困难重重。” 当前尚未出现如同中欧和东欧看到推翻共产主义统治的地下反对组织运动的迹象。很多北韩人正 在努力争取解决温饱问题，大多数北韩人每天奋斗的目标就是给自己找点吃的。然而，很多人非 常清楚邻近国家的生活比他们好得多。人们会从什么样的国家逃往共产主义中国或另一个独裁政 权呢？虽然试图逃到其他国家面临着危险和困难，而且一旦被遣返回国将面临严重后果，仍有大 量人群试图逃离北韩。一名最近成功逃离北韩的人士估计，在二千万北韩人中，假如能保证他们 离开后安全无虞，60％的北韩人将会离开。他说这是使北韩垮台变得不稳定的最简单的方式。 “只要六个月的时间，北韩人就会蜂拥而出，城市将变得空荡无人。”（《纽约时报》，二○○ 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正是这种大量的人口外流使得东德的共产主义政权彻底垮台。 说到底，金正日在个人安全方面的极端强调也好，他对任何改革的拒绝实行也好，以及他试图得 到外资的援助而不让他的国家受到外部影响也好，似乎表明他很了解情况且精于算计，并不是一 个狂妄自大和无理智的妄想狂。金正日正是藉助使人民贫穷、饥饿并与外界隔离的政策，避免了 那些南韩强硬派跨越边界渗透到北韩境内的命运。在八○年代后期的南韩，新兴而逐渐形成的中 产阶级，推翻了一个高压的政权。 农德孟（越南）Nong Duc Manh, Vietnam 农德孟在二○○一年四月取得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职位，他面临着棘手的经济选择，这已是越共维 持其绝对统治的核心问题。如果越南政府不能使其经济现代化，并为每年加入劳动大军的一百四 十万越南人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它将面临长期的问题。然而加速改革不良的国有工业系统，可 能导致数百万人失业和对其政权的冲击。另外，目前的改革已使数百万农民可以自耕自给，也使 许多其他越南人进入私营体系，他们不容易被监控，并且不再依靠政府而生活。农德孟先前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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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主席人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被公认能在越共保守的老战士卫兵和年轻的提倡深 入经济改革的干部之间达成共识。农德孟在一九四○年出生于一个齐族（Tay）农民家庭，他曾 在前苏联学习五年，是越共第一位没有反法国殖民统治战争经历的领导人。 卡姆泰．西凡敦（寮国）Khamtai Siphandon, Laos 西凡敦是寮国执政的“人民革命党”（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的领导人，他是这个 政权的老战士派的首领，领导着一个老卫兵政权，该政权面临着党内温和派广泛经济改革的压 力。八○年代政府结束了集体化的农业并引入其他市场经济改革。但卡姆泰和其他强硬派人士明 显害怕进一步扩大私有制，比如卖出大的国有企业，他们担心这样会消弱人民革命党对经济的控 制，从而损害党的大权独揽。西凡敦自一九九二年以来一直担任党总书记这一寮国最有权力的职 位。他出生于一九二四年，四○年代末期在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独立战争中参加了寮国共产主义军 队势力。 菲德尔．卡斯楚（古巴）Fidel Castro, Cuba 在残存的四十五个独裁者中，古巴的卡斯楚自一九五九年当权以来，压制自己人民的时间比任何 其他四十五个独裁者都长。他的经济政策的失败，使古巴人民面对限量配给能源、食品和消费 品。卡斯楚控制着古巴包括司法在内的每一项关键的权力杠杆，并负责每一个重要的人事任命。 他经由关押、在押期间殴打和使用正规和便衣警察进行恐吓，来惩罚异议人士。古巴人民几乎不 可能在政府的监视之外工作或参与群体的文化和社会活动。“古巴共产党”（Cuban Communist Party）是唯一的合法政党，这使得政府选举完全是假的。该党控制着从全国的政府机构。卡斯 楚领导推翻了美国支援的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独裁统治之后夺取了政权。卡斯楚出 生于一九二六年，在耶稣会学校接受早期教育，之后在哈瓦那大学（Havana University）就读 并取得法律学位。 统治党独裁者 统治党独裁者（Dominant-party dictators）不像共产主义者那么极权化。也就是说，他们及其 执政党虽然控制政治活动，但并不或至少不会像共产主义者那样强加指导理论，或利用政党指 挥、监控民众。随着中国和世界上一些残余的共产主义国家走向部分市场经济，及其人民拥有某 种稍宽松一些的社会自由，这两类独裁的实际区别在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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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党独裁国家也不同于个人的政权，前者在于拥有统治党团和个人控制的种种权力杠杆。但这 里的实际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很有权力的领导人，例如叶门的萨利那样领导着执政的“全国 人民大会党”（General People’s Congress），也以个人强权的方式统治着他们的国家。 霍斯尼．穆巴拉克（埃及）Hosni Mubarak, Egypt 自从一九八一年穆巴拉克继承被暗杀的沙达特（Anwaras-Sadat）总统以来，埃及越来越成为穆 巴拉克的单人秀。穆巴拉克成功地刺杀沙达特总统以来，埃及已越加成为一人统治的国家。穆巴 拉克增加了政府对政治、社会、文化事务的控制，并一己指定政府部长、资深军官、媒体负责 人、法官、银行行长、公司老板、大学校长甚至宗教团体的领袖。（这很接近于史达林和毛泽东 共产党的组织部或人事部，在最后的四十五个独裁者统治中颇为典型）。尽管埃及正式宣布有十 四个官方政党，但他们接受国家资助，因此可以被随时关闭。严重腐败而执政的“国家民主党”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控制着至少 80％的议会席位，穆巴拉克轻易地以多于 90％的票 数赢得选举。尽管反对党面临着对其参选的无数的限制，但他们指出可能取得了接近 10％的选 票。 大量恭维穆巴拉克的媒体报导和他从不指定接班人甚至副总统，使其个人高高在上的形象被进一 步强化。事实上，一般认为他正在大力培养他的儿子加玛尔（Gamal）做接班人。《中东时报》 （Middle East Times）在二○○一年五月的一篇题为〈夸张的穆巴拉克生日报导充满阿谀奉 承〉的文章，称献媚的国有媒体对该活动的报导“更适合于独裁统治”，并提到许多埃及人认为 这些报导“令人受窘”，而且“滑稽可笑”。 一位妇女说，这篇文章因受审查未被印刷出版，而只出现在网路上。她还说，高层行政官员正是 经由这种崇拜方式来维持他们的职位。她说：“新闻部长沙里弗（Safwat Al Sharif）得以在任 这么长时间，正是因为他从不放过任何机会——用最漂亮的词句赞美穆巴拉克的机会。”正如大 多数缺乏正当性不合理的领导人一样，穆巴拉克对自己的形象也异常敏感。政府为了惩罚那些批 评穆巴拉克家庭和高层政府官员的人，已经修改了新闻法。 在没有批评、缺乏透明度和责任制下，腐败成风。朱迪．米勒（Judith Miller）在她的《神有 九十九个名字：来自军事中东的报导》（God Has Ninety-Nine Names: Reporting from a Militant Middle East）一书（纽约：西蒙&舒斯特，一九九六）中写到“太子帮”——高级官 员的孩子们——利用其父亲的地位发财致富。根据米勒所述，总统的儿子阿拉阿（Al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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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barak）是许多利比亚-埃及合资企业的合伙人。阿拉阿的兄弟吉哈德（Gihad）是一个投资银 行家，他因帮助埃及资助一项与中国的数百万美元的交易合同以及其他活动而赚取了数万美元的 红利。 与此同时，埃及的失业率几乎是 20％，大约 50％的埃及人仅部分时间被雇用，年人均收入大约 是一千八百美元，收入分配偏向富人，大多数埃及人挣得很少。大约 45％的埃及人是文盲，农 村妇女中文盲高达 76％。只有 14％的怀孕妇女享有产前医疗保健。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美国向 埃及提供了大约五百七十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四百一十亿美元被用在武器、军事上。 穆巴拉克一直在大力发展军事，在政治上进行压制，以对付“回教组织”（Islamic Group）和 “回教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这两大在埃及活动的恐怖组织。这两个组织声称要推翻政 府并建立一个回教国家。几千名怀疑是被禁的回教组织成员被关押，有些已被监禁了十几年。 “国际特赦组织”报导，在关押中酷刑和虐待经常发生，二○○○年时至少有二十二人被处死。 虽然好战者已被有效地镇压，紧急法案仍在严重地限制着民权。“人权观察”组织在二○○二年 指出政府利用国家安全和反恐怖的名义镇压政敌。 穆巴拉克也避免与相对温和的回教徒亲近，其中包括回教徒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尽 管回教徒兄弟会成员能够以独立人士的团体参与选举，但该党本身被当局禁止。在竞选期间为了 减少其影响力，该党上百名成员遭到逮捕。 同时，穆巴拉克也在越来越向政治化的回教势力让步并承认政治化的回教，希望藉此减少反对派 的声音，维持他在回教徒中的信誉同时支援他自己的回教徒成员。由于回教徒认为以色列和美国 是祸害干扰埃及的邪恶根源，仅次于穆巴拉克自己的政权，穆巴拉克政权很乐于埃及人将他们的 不满怪罪于别人。他本人与沙达特的与以色列保持和平的政策保持距离，甚至表示歉意，同时有 效地维持着“冷和”（cold peace）。他要求回教徒学者禁止被认为是异教徒或侮辱回教的书 籍。他不仅允许、而且鼓励，甚至在教材课程和媒体中鼓励反以色列运动。埃及报纸包括政府文 件中报纸充斥着反犹太的言论。米勒在卡通图片中，将犹太人描绘成“挥舞着屠刀、大鹰钩鼻 子、腰包被美元涨得鼓鼓的、舌头上滴着血的虐待狂”。穆巴拉克也认可下令对埃及基督教徒 （Copt）进行严厉打压。埃及基督教徒曾经被回教徒大屠杀，而安全部门对此不闻不问并且被安 全部门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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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使狂怒的反犹太和反西方情绪高涨的同时，穆巴拉克政权也镇压要求民主的反对派。法律限 制了非政府组织运作和集资的能力，这些组织要求更大的政治开放和民主。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政 治分析家伊布拉辛（Saad Eddin Ibrahim），在二○○一年以“诽谤埃及”和接受外国资金的不 公正审判之后，被判以七年苦役。该项判决在二○○二年上诉时被维持原判，但在其他国家的巨 大压力下，于十二月被最高法院撤销。一度是穆巴拉克的朋友和顾问的伊布拉辛曾批评政府没有 建立民主，并调查和谴责了对埃及基督徒的歧视，提倡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监督选举。二 ○○○年夏天，警察搜查了他的家，他被逮捕。他的易本．卡尔敦发展研究中心也被警察彻底搜 查。法庭判处伊布拉辛和他的二十七位同事二十七年徒刑，但这些判决多数都被延后。国际人权 组织强烈抗议对伊布拉辛的逮捕与判刑，穆巴拉克的反应是“为什么人人都这么关心这个愚蠢的 人？” 穆巴拉克压制民主辩论并安抚回教徒的政策，使埃及人民不可能有民主的选择。当一九八一年沙 达特被回教基本教义派击毙时，穆巴拉克坐在他旁边并受伤。但他没有促进民主改革来设法瓦解 沙达特的刺客群，反而是以他的当权为优先考虑。他让埃及继续倒退和贫穷，藉此增加回教徒的 诉求。尽管如此，伊布拉辛以及和他同样想法的埃及人的存在，意味着极端的政治化的回教并不 是穆巴拉克之后埃及的唯一选择。 巴夏尔．阿塞德（叙利亚）Bashar al-Assad, Syria 三十六岁的巴夏尔．阿塞德，在叙利亚长期独裁的父亲哈菲兹．阿塞德于二○○○年六月去世后 掌权。巴夏尔上任初期对言论自由的略微开放很快就在二○○一年逆转，这表明巴夏尔这位受英 国教育的眼科医生在步他父亲的后尘，这或许是由于他受制于父亲老友们的顽固利益，或者是由 于他本人的意愿。叙利亚被美国国务院列在资助恐怖分子和继续支援极端恐怖组织的名单上，恐 怖组织名单中包括以黎巴嫩为基地的“真主党”（Hizbollah）。叙利亚有三万五千到四万的军 队占据黎巴嫩，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控制黎巴嫩。尽管黎巴嫩人民比她的“保护国”享有更大的 公民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和其他自由，但叙利亚选择的黎巴嫩领导人在内部和地区性事务上与叙利 亚保持一致。 宾阿里（突尼西亚）Zine al-Abidine Ben Ali, Tunisia 突尼西亚人民对于六十六岁的强人实权派宾阿里（Zineal-Abidine Ben Ali）领导下的生活水平 的下降、腐败和失业越来越不满。西方政府和人权观察者批评突尼西亚政府对不同政见者的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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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盖达组织在二○○二年四月对北非最古老的犹太教堂的一次袭击中，杀害了二十一人。对 此，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加强了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在二○○二年五月被视为“化妆舞会” （masquerade）的公民投票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但宾阿里赢得了修改宪法的权力，因此他得到二 ○○三年的第四届任期。宾阿里的非宗教的“宪政民主议会党”（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Rally，RCD）自从一九八七年起开始长期控制着突尼西亚，那时他的前任包格巴（Habib Bourguiba）被认为身体不好，而不适于管理国家。 何塞．艾都尔多．多斯桑托斯（安哥拉）Jose Eduardo dos Santos, Angola 在安哥拉，自从二○○二年多斯桑托斯与反抗组织“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 UNITA）结束了内战后，很少遇到对其统治的反对。这个给安哥拉带来苦难的内战始于一九七五 年安哥拉从葡萄牙独立出来的前夕。冷战期间华盛顿曾支援安盟领袖萨文比（Jonas Savimbi），但后期他利用内战做非法钻石交易以获私利，他的死亡使得冲突得以平息。自从一 九八○年上任以来，多斯桑托斯以反对安盟的战争为由，长期压制基本的自由，并将权力集中在 他个人手中，但这个藉口现在已经叫不响不再响亮了。他是总统、总理和执政党“安哥拉人民解 放运动”（安解，MPLA）领袖，据报导他利用职位发财。高层官员的腐败和外国使团外交官员称 之为“完全个人化的战争的完全私有化”，使得数亿美元“不翼而飞失踪”。外国使团交官员和 助手们警告说如果政府不兑现其承诺，给予遣散的安盟士兵职业训练和其他返回社会生活的帮 助，战争可能会重演。多斯桑托斯还保证在二○○四年要进行选举。（编注：安哥拉预定于二 ○○六年举行战后首次全国议会和总统选举。选举委员会于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在卢安达宣誓 就职。） 阿里．阿卜杜拉．萨利（叶门）Ali Abdullah Saleh, Yemen 六十岁的“全国人民大会党”（General People's Congress）的领袖萨利（Ali Abdullah Saleh），自一九九○年成为统一的叶门总统以来，逐渐排挤反对组织，尤其是南方的“叶门社 会党”（YSP，Yemeni Socialist Party）。二○○一年二月的公投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萨利的 任期得以延长并且增加了他的权力。至少到二○○三年，这项修改基本上将“叶门社会党”挡在 了政治门外。人们广泛认为萨利在推荐培养他的儿子做为他的继承人。叶门受困于官员腐败、贫 穷和部落间的暴力。叶门无法可依恶名昭彰，没有法律制度使它成为一个恐怖分子、武器和宾拉 登盖达组织的资助来源和中转站。最近叶门与美国军队联手打击恐怖主义并增加其境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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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恩．白尔特兰德．亚里斯第德（海地）Jean-Bertrand Aristide, Haiti 四十九岁的亚里斯第德继一九九○年普选获胜后，在一九九一年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一九九四 年在美国进攻海地的威胁下东山再起，他在二○○○年十一月再次被选为海地总统。然而这次竞 选受到反对派的联合抵制，并出现民间骚动和对投票者的恐吓。亚里斯第德的支持者称他是个弱 势者的卫士，而他的对手则指责他要建立一党专制的国家。经济上的混乱已使海地成为一个腐 败、洗钱和毒品交易的滋生地。控制参议院的亚里斯第德的“拉瓦拉斯之家党”（Lavalas Family Party）的成员与哥伦比亚的毒品集团有着联系。美国当初曾使亚里斯第德安全上台，但 最近几年已与亚里斯第德越来越独裁的政权疏远。华盛顿在其他态度上的改变，包括美国司法部 在二○○○年结束了对海地长期充满丑闻声名狼藉的警察和起诉方面的长期官员培训计画，美国 对此项决定没有给予任何官方解释。二○○二年九月，美洲国家组织提出一套恢复稳定和民主的 改革计画。然而，反对派指控政府在改革方面停滞不前。 鲍尔．卡加米（卢安达）Paul Kagame,Rwanda 长期被认为是卢安达领袖的四十五岁的卡加米少将在前总统比兹蒙固（Pasteur Bizimungu）于 二○○○年辞职后正式成为总统。卡加米是“卢安达爱国阵线”（RPF，Rwandan Patriotic Front）的军事指挥官。“卢安达爱国阵线”为了结束一九九四年多数民族胡图族（Hutu）对图 西族（Tutsis）的种族灭绝，从邻国乌干达攻入卢安达。“卢安达爱国阵线”之后又入侵其邻国 刚果的东部地区，胡图族难民在此处躲藏并在卢安达边境重新武装。该政府以对国内安全的持续 威胁为由继续管辖该地至少到二○○三年。它严密控制着曾被胡图族用来煽动屠杀宣传的新闻媒 体。被认为是苦行和守纪的卡加米小心地低调处理种族事务，他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卢安达人而 非图西族人。 神权独裁者 阿亚托拉．阿里．哈米尼（伊朗）Theocratic Dictator: Ayatollah Ali Khamenei, Iran 随着阿富汗神学士（Taliban）的垮台，伊朗变成了世界上唯一的神权国家。伊朗神权统治者们 声称他们做为回教士（clerics）具有合法的统治地位。相比之下，其他以回教徒为主的国家也 将其部分或全部司法体系建立于回教经上，但统治者声称其合法性来自于世袭权威，如沙乌地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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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或者声称其合法性基于某种形式上的选举，统治者声称世袭的政权是合法的，或者像是在 如马尔地夫，一定形式上的选举决定国家首脑也是合法的。 自一九八九年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掌握了伊朗政权以来，伊朗成为众所周知的国 际恐怖主义的支持者并且残酷侵害人权。哈米尼是已故的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的继任领袖。何梅尼是伊朗革命的建筑师，造就了回教神权政治。一九七九年，毫无 声望的哈米尼加入了何梅尼发起的，结束巴勒维（Shah Reza Pahlavi）残酷腐败统治的斗争。 哈米尼接管了一个被战争摧毁了的社会。乍看，至少人们在威胁下变得屈服了，屈从于回教教义 的诠释。从人民的政见到他们的服饰、举止，一切必须服从回教的旨意。但是，人们牢骚满腹， 特别是一些年轻的，不曾经历不能理解这个革命的人。在民间社团、学生抗议者和被选出的总统 和议会的带领下，改革复兴运动的势头在出现。总统和议会几乎没有什实权，但他们也在向哈米 尼提出令其生畏的现代化和改革的要求。 在哈米尼的统治下，大量的死刑和酷刑一直在持续着。否认妇女的权益，大规模推动刺杀伊朗海 外不同政见者的狂潮。每年成千上万的伊朗人因“道德败坏”而被拘捕，其中包括穿牛仔裤、收 藏录影带或妇女头发露出围巾外太多等案件。鞭打和截肢是普遍的处罚。妇女经常因卖淫等“道 德”犯罪被乱石砸死。 国际特赦组织相信，自从革命后，数万的伊朗人被处以死刑，真实数字也许更高。伊朗人冒着风 险公开谴责如此苛刻的刑罚。在回应最近一名主张废除死刑和复仇法的报纸记者时，哈米尼说， “任何报纸或者作家，要放弃回教的基本原则，或怀疑议论复仇法，就是叛教者，将处以死 刑。” 在回教什叶派领袖何梅尼两次连任总统期间，哈米尼担任最高领袖的顾问，他积极参与政府决定 在海外进行的恐怖行动。其中包括一九八六年在法国发生的一次街道轰炸，十几个人丧生。一九 八九年六月何梅尼死后，哈米尼被命为最高领袖，西方观察员曾预言伊朗政治制度将趋于缓和。 但是，他们发现哈米尼不仅缺乏他前任的特殊魅力和团结不同政治与意识形态派别的能力，而且 他的宗教威望资历也不够。他在神职人员中级别较低，不符合最高领袖的宪法要求。实际上，哈 米尼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经过何梅尼和指定的接班人蒙塔泽里（Ayatollah Hossein Ali Montazeri）发生了一次争执，而把蒙塔泽里搁置一边了。分析家说，为了使政权合法化，哈米 尼应该采取一种更为缓和的执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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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的做法恰恰相反，他在右翼宗教顽固派中寻找他的盟友，并将执行他的专政法制化。为 了增加最高领袖的权力，伊朗宪法被迅速地修改，由此伊朗远比在何梅尼统治下更缺少民主。按 教规要求，最高领袖要有广泛民意并且是一个英明的法官，还拥有坚定的追随者和宗教法理上的 极权，但该项规定被删除。总统的权力被减弱，最高领袖被赋予军事、外交事务和司法控制权； 可以任命和罢免总统和立法机构；实际上说白了，政府内政、外交方方面面的政策最后由最高领 袖一人决断。为了稳固哈米尼在伊朗国外代理人（包括以黎巴嫩为基地的真主党恐怖组织）中的 地位，这个政权掀起了一场宣传运动。 在伊朗政府默许下，行刑队成员以“神的责任”的名义迫害国内外被发现的异教组织和政治上的 反对派。哈米尼与当前改革派总统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关系难以相处，他的支持者们成 为近年来特殊的打击目标。根据官方消息，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在一九九八年末被情报机构中的 “流氓分子”枪杀。许多杀人嫌疑犯被释放，据说头号嫌疑犯在监狱里自杀了。 自从一九九七年哈塔米赢得大选以来，哈米尼的位置变得很微妙。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石油收 入减少使人民生活水准明显下降，经济腐败和管理不善以及对个人自由的约束，导致百分之七十 的选民投票支援哈塔米。他许诺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改革，并表示愿意促进法治。哈米尼自己缺 少民意，面对拥有民意的对手，哈米尼公开抨击哈塔米的政治立场，谴责他的支持者是完全丧失 道德的自由主义者。哈米尼的指责激起了强硬派政客和行刑队成员对哈塔米支持者的愤怒。他们 被控腐败而受审，失去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报纸被关闭，他们被拘捕，受到人身袭击，并发生了 一些刺杀案件。 甚至在哈塔米竞选以前，哈米尼政权即在寻求压制温和派和自由主义者的声音。近年来，数十位 伊朗和外国人士侨民，包括土耳其新闻记者、伊朗教授以及库德库德族领导人，均被伊朗行刑队 自卫队成员杀害。或许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印度出生的作家鲁希迪（Salman Rushdie）。何梅尼指 责他的小说《撒旦的诗篇》（The Satanic Verses）亵渎了回教。一九九三年，在引述何梅尼所 发布的一项对鲁希迪的追杀令时，哈米尼说：“伊玛目（编注：imam，回教领袖称谓）的利箭射 向这个厚颜无耻的变节者，利箭已离开弓弦，射向目标，迟早会击中的。这个判决必须执行，而 且一定会执行。”鲁希迪正在欧洲和美国躲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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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几年来认为，伊朗是恐怖主义的主要支援国、邪恶轴心的首要主办者。伊朗为真主党 提供物质和财政支援，一九八三年帮助其在黎巴嫩建立基地。从那以后，真主党介入许多反美和 反以色列的恐怖攻击活动，包括二○○一年六月杀害二十个人的特拉维夫夜总会爆炸案。 失败的经济政策和猖獗的贪污腐败，损害了伊朗的经济，耗尽了曾经富有的中产阶级。一九八八 年，伊朗与伊拉克结束了毁灭性的战争以后，伊朗领导人放弃了重建，选择了一个巨大而迅速的 军事采购计画，包括努力发展核武器。联合国开发计画署的二○○二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将伊朗 排于一百七十三个国家中的第九十八位，综合指数包括平均寿命、教育程度、平均每人国内生产 毛额（GDP），以及其他社会经济福利等衡量指标。伊朗百分之二十五的成年人是文盲，百分之 二十七的人看不起病，百分之三十六的人没有卫生设备。同时，神职人员经由巨大的回教慈善机 构，让他们自己更富裕，这些被称为“朋亚兹”（bonyads）的慈善机构是由伊朗前国王、他的 随从以及其他伊朗人在逃避革命时遗弃的财产和财物建造的。“朋亚兹”不受这个政府监管而且 腐败盛行。此外，目前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食物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依赖进口。 对此，公众的反应强烈。在二○○二年七月，一位引导星期五祷告、令人敬重的神职人员，发表 公开信辞去他的职位，谴责神职人员的腐败。一九九九年，数万名学生走上街头，史无前例的呼 喊反对哈米尼的口号。自卫队残酷地镇压他们，之后，哈塔米呼吁他们要有耐心。他们是有了耐 心，在二○○一年，他们再次帮助哈塔米取得竞选的压倒性胜利。但是，妖魔跑出宝瓶了，二 ○○二年，学生在全国范围内抗议以亵渎罪判处政治改革组织的领导人阿哈加里（Hashem Aghajari）死刑。虽然，传统的伊朗学生活动再次觉醒，但是，在一九七九革命中有影响的主要 力量不可能在哈米尼手中丢失。最后，他必将避开不断增长的反对浪潮，或者，如同扫清伊朗神 权统治后期的障碍那样把他清理干净。 这就是四十五个独裁者，包括个人独裁者、国王、将军、共产主义者，和一个回教什叶派领袖。 他们进口恐惧并出口恐怖和战争。他们为维护自身权力而不顾一切代价，奴役他们的人民，并使 邻国长期蒙受苦难。当然，这些独裁者们自己生活得很好。 他们是文明世界的主要障碍。 四十五名独裁者的档案出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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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事，查尔斯．格里鲍和克里斯丁．贵达和我认为不必要为每个简介提供注脚，多数是简要 的说明。对于这些国家和独裁者们，我们提供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作者愿意回答关于各简介中 的任何问题。 ●国际特赦组织（伦敦） ●塞得．阿伯瑞《萨达姆．海珊：仇政治》（纽约：布鲁斯伯瑞，二○○○年）。 ●艾凯，穆罕默得〈奇阿曼大屠杀也许与海珊被害的女婿盗用资金有关〉，《华盛顿中东事理报 告》（一九九八年四月）。 ●弗兰克．安徒生〈科达非的利比亚：乐观极限〉，《中东政策》一册第四号（一九九九年六 月）。 ●美联社。 ●乔治．艾伊《动乱中的非洲》（纽约：圣马丁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巴亥，艾布拉兹〈科达非与黑人交换赌注〉，《中东时报》（一九九八九月）。 ●伯尔、J．米拉和罗伯特．柯林斯《苏丹安魂曲：战争、天旱和灾害──尼罗河畔救济》（巨 石城：西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每日电讯报》（伦敦）。 ●《经济学人》（伦敦）。 ●《远东经济评论》（香港）。 ●福克、阿赫墨德〈穆巴克过分的生日报导使众人畏缩不振〉，《中东时报》（二○○一年十九 刊）。 ●高曼、梅勒《在中国播撒民主种子：邓小平时代的政治的改革》（康桥：哈佛大学出版社，一 九九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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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嘎，史帝文和罗伯特．R．考夫曼《政治经济的民主转型》（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 社，一九九五年）。 ●邢达卫、胡笙〈利比亚与非洲的暧昧外交〉，《中东时报》（二○○一年八月三日）。 ●人权观察（纽约）。 ●林子，环．J 和阿尔佛雷德．斯德潘。《民主转型和巩固的问题》（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 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琼斯．罗、保霖，耶鲁大学，纽黑文，康涅狄格。 ●康戈斯．罗杰《二十世纪的乌兹别克：政治的发展和力量的演变》（纽约：圣马丁出版社，一 九九四年）。 ●马其亚．康南《恐惧共和国：现代伊拉克政治》（柏克里：加州大学新闻，一九八九年）。 ●马克布莱．爱德华〈为自己树碑立传：巴格达在海珊的时代大兴工程〉，《大都会》（一九九 九年六月）。 ●米勒、朱迪斯《神有九十九个名字：来自军事中东的报导》（纽约：西蒙&舒斯特，一九九六 年）。 ●米勒、朱迪斯、劳里．迈《海珊和波斯湾危机》（纽约：时代书刊，一九九○）。 ●彼特逊、唐纳德《苏丹内幕：回教政治，冲突和浩劫》（巨石城：西景出版社，一九九九 年）。 ●杰诺．颇斯特博士〈在议院三军部队委员会关于海珊心理的声明〉（一九九○十二月）。 ●雷诺、威廉《军阀政治和非洲国家》（巨石城：林．E 瑞尼发行商，一九九八年）。 ●绍、欧沃《天堂命令：新一代企业家、异议人士、艺术家和技术官僚对中国未来的主张》（纽 约：西蒙&舒斯特，一九九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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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彼尼，那依母〈穆巴拉克先生前往华盛顿〉。在《民用社会：阿拉伯世界民主化（八）》， 第九十一期（开罗：一九九九年七月）艾凯顿中心的发展研究月刊。 ●“苏丹推动一夫多妻”，BBC 新闻，二○○一年八月十五日。 ●崔米里特、乔治《格达费：沙漠神秘主义》（纽约：卡罗尔和高夫，一九九三年）。 ●美国国务院关于人权实践国家报告（华盛顿特区）。

第九章 二○二五出局 民主化已经成为全球性浪潮……并且， 那些顺应潮流的将会繁荣，而那些逆潮流的将会灭亡。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 经由对世界上最后的四十五个独裁（国家）的研究，我们可以马上应用前述原则，思考如何把他 们推翻。我们所陈述的优先考虑是在二○二五年以前，尽可能用非暴力手段使所有的暴政都消 失。我们还要针对每个现存的独裁统治，设计出一套计画并且排出优先顺序。 从北方的中国和北韩，到南方的辛巴威和安哥拉独裁统治圈，可划分为三个基本区域： ●亚洲包括八个独裁统治的国家。中国、北韩、越南、柬浦寨和寮国是共产国家；汶莱和不丹是 君主独裁国家；而缅甸是军人独裁统治。虽然在这区域里独裁统治国家的数目远远没有自由民主 或半自由国家之多，但中国却大约占了全世界还在独裁统治下人口的一半。 ●中东与北非包括世界上所有独裁统治国家的一半，共二十三个。这是世界上唯一完全由非民主 国家组成的区域。 ●非洲撒哈拉沙漠南区有十一个独裁统治国家：安哥拉、蒲隆地、喀麦隆、刚果、赤道几内亚、 几内亚、利比亚、卢安达、史瓦济兰、多哥及辛巴威。但是自由及半自由国家比独裁统治国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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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倍。还有三国处于边缘地区的独裁统治国家，他们是欧洲及美洲最后的独裁统治：白俄、古巴 和海地。这两大洲在过去二十五年，几乎把所有独裁统治一扫而光，剩下这三个自由之海中的畸 形物。 亚洲 所有亚洲的独裁统治都值得我们注意，在亚洲国家，例如寮国或北韩，对民主推动者而言，推翻 本地的独裁统治比发生在本地区其他地方的任何事情都重要。要预测这八个独裁统治国家中哪个 会先把他们的独裁者赶下台几乎是不可能的。北韩是最孤立的国家，按照一般的看法，是最不可 能变动的。但是它也是最脆弱的，正因为它迫害人民最厉害，而且显然连食物和暖气这些人民最 基本的需要都无法满足。与南韩更是个强烈的对比，有如以前的东、西德。所以，发生突然且意 外的改变是完全可能的。帮助一个亚洲共产独裁统治国家走过极权与民主的分界线，将是一个非 常重大的改变。我们应该从东欧与中欧的波兰领先造成的大波浪带动了其他欧洲共产国家走向民 主的先例中学到经验。缅甸也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因为一九九○年的自由选举差一点就把独裁 统治推翻了。 中国 很显然中国是最需要关注的国家，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一九八九年中国差一点就变成了民主国 家。而且如果中国成功了，十三亿人民将从此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这数目也就是地球上人口的 五分之一，或目前还在独裁统治下人口的一半。 如果中国继续在独裁统治之下，中国和这个世界将会怎么样？而如果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又会怎 么样？很多严肃的军事分析专家认为中国是对美国和全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而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的眼里，美国和西方国家是他们的敌人。中国问题专家罗斯．特瑞（Ross Terrill）说过 “共产党国家需要把我们当作敌人，以支持其合法性。”（注 1）中共已拥有能够袭击美国西海 岸的战略性导弹。在上海执业的章家敦（Gordon G. Chang）律师在《中国即将崩溃》（注 2） 一书中说：中国是目前“将其核武器瞄准美国的唯一国家”，此外北韩也有攻击美国的一点有限 能力。对于周边邻国来讲，中国也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如果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则情 形会完全不同。它与民主台湾的统一也可以和平的方式达成。中国也会把美国和其余的民主世界 看做盟友，而不是敌人。当共产主义垮台了，亚洲的政治势力也会像欧洲一样得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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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在二○二五年以前有可能成为民主国家吗？过去三十年中，中共立国以来发生了三次 民主运动：七○年代晚期的民主墙运动；一九八九年最后演变成天安门广场示威的全国性运动； 以及上世纪末开始的法轮功及其他团体的抗争。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成功。但我们从印度、波 兰、匈牙利、南斯拉夫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可见，持续的非暴力运动对于永久推翻独裁者是 有其必要性的。每次运动的失败都揭示了最重要的一个事实——为民主牺牲奋斗的决心已深植人 心。 很少人知道，一九八九年，在中欧和东欧取得了民主胜利的同年，中国民主人士几乎成功地推翻 了独裁者邓小平。根据《天安门文件》，中国公安部统计，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有一百二十 万民众在北京举行示威（注 3）。同日，在全国范围内的一百三十二个城市内发生示威活动。全 国各地的大专学生都举行了抗议活动。根据公安部的报告，北京的示威者不只是学生，甚至小学 生，许多工厂的工人、党干部、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博物馆、智力沙龙、旅馆、食品市场、百 货公司，和其他行业的人员都参与了。一些部队的指挥官拒绝服从命令，做为独裁统治者，总是 担心在关键时刻军人拒绝向自己的平民开枪。 政治局常委中的大多数人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反对实施戒严令以及武力镇压学生。这与戈巴契夫 和其他许多中欧和东欧共产党独裁统治国家的情形很相似，由于反对使用暴力而成功地实施了民 主化。然而，不幸的是，中国的大独裁者邓小平在其他元老的支援下，认为“这是关系到我们的 党和国家未来的生死存亡的大事”。邓小平和他的元老们都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可能被软 禁”。邓小平并且声明“最近这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虽然做了一些有益于经济改革 的事，但他们都对解放资产阶级持反对态度。因此，邓小平最后决定使用武力镇压。但是，邓至 少允许学生示威持续了几个星期，让中共政权在戈巴契夫来访时困窘不已，甚至使北京的中心地 带处于瘫痪状态。他显然很关心警察和军队是否会和他保持同一阵线，因为使用武力镇压可能导 致他的政权被推翻。也有可能是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长期被流放的经历，使得他起初还是比较开 明的。一九八九年事件的教训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民主化几乎成功，如果邓小平已经去世，或 赵紫阳公开反对戒严令，军队及警察就不会阻止这场民主运动。邓小平、中共元老以及李鹏和他 们在政治局的代理人，在权力斗争中战胜了赵紫阳和其他改革派，其中部分原因是，中南海领导 人认为民主世界，特别是美国政府在敦促希望小心行事。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说，美国 不希望看到中国或苏联发生大的变动。当被问及美国为什么没有支持中国学生，贝克回答说， “美国支持民主以及言论和集会自由，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美国认为维护政治安定更重要。” （注 4） 243

八九年学运在上海和北京的一些学生领袖向我证实了八九年学运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没有受 到美国和其他民主政府的支援，甚至遭到反对。而且，美国和其他民主政府的态度对于邓小平和 赵紫阳的决策和行动也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并且警察和部队的行动也是受到影响。这里的一个 教训是：不要遗弃和打击您的自然盟友。 想一想，如果是一个民主化的中国，今天的情形会是多么地不同，中国与美国、台湾，和其他民 主国家的关系又会是多么地不同。尽管八九年的残酷镇压，数以万计的平民被射杀，成千上万人 被监禁，而且今天仍在持续压制，然而令人振奋的是，在天安门广场非暴力冲突的十年以后，一 次全国范围的非暴力运动再次发生。根据官方统计，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和八月之间，发 生了三百零七起群众抗争事件。实际上几乎每日都有劳工罢工，一些大罢工涉及到成千上万名工 人。其中最戏剧性，但绝不是规模最大的，是那事先没有任何先兆的万名法轮功学员出现在中南 海前面，在独裁者面前炼功，和平而又顽强地坚持他们的炼功和信仰自由的权利。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再次面临和平对话与镇压的选择。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朱镕基总理会见了几名法轮 功学员并且承诺不镇压法轮功，然而江泽民在暗中驱车观看了法轮功学员的炼功之后，决定了要 镇压法轮功。根据《时代杂志》报导，江对于法轮功学员良好的纪律以及在短时间内能聚集这么 多民众的能力非常吃惊，并且由此对法轮功及法轮功在网路上的动员能力非常忧心（注 5）。 丹尼．谢特（Danny Schechter）在他所著的《法轮功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一书里陈述道，这是 一场涉及到三千万到一亿民众的运动，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比例很大的人口，与当年的甘地运动颇 为类似（注 6）。法轮功是源于佛家和道家的修炼方法，有着渊源的历史。法轮功吸引了社会各 个阶层的人们，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军人和警察。法轮功群众凭着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几乎每周 在天安门广场以及中国各地举行和平抗议。香港的《南华早报》在一九九九年二月报导，“江泽 民警告说法轮功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就像八○年代的团结工联运动对于波兰共产党的威胁 一样。”也如章家敦所述“共产党视李洪志和他的法轮功精神运动，如四○年代末期毛泽东视全 国范围的农民运动一样。难怪中国政府如临大敌，对于法轮功展开生死斗争。”（注 7） 令人遗憾的是，民主世界的反应，就如丹尼．谢特所说的：是再一次的“冷漠”，并且独裁者再 次将此视为对其继续进行镇压的默许。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当镇压进一步升级时，在纽西兰的 一次双边会议期间，美国柯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互相微笑着聚在一起。江泽民送给了柯林顿一本中 共政府反对法轮功的小册子，而当地法轮功学员送给了柯林顿总统一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的著作，柯林顿没做任何表示。谢特写到：在这次会议期间，江泽民延迟三个小时，直到大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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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法轮功展板被取走，才出席国家首脑的正式晚餐。同样在英国和法国，安全警卫人员阻止了 抗议者，保护了前去旅行的中国独裁者。没有一个民主政府的首脑，包括最近的两位美国总统， 曾会见过流放在美国、居住在纽约的李洪志先生。白宫没有欢迎这位和平精神的领袖，一部分原 因是由于共产党诬衊法轮功是“邪教”，另一部分原因是担心独裁者江泽民的反应。所以这位也 许是民主中国的最大希望、在中国最受欢迎的运动的领袖，仍然不被接纳。而美国不是唯一怀有 这种担心的国家。 当我向设于柏林的德国外交部要求允许我介绍一位法轮功的重要人物时，我的要求被拒绝了，理 由是“也许会导致中共政府的误会”。我们对于国家利益、国际安全的理解是多么肤浅、固执， 目光又是多么短浅（注 8）。民主世界应该意识到，民主化在中国是可行的，中国的民主化会带 来世界的安全。所以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应该将中国的民主化视为首要事务。我们应该对中国社 会各个阶层进行对话，明确而公开地宣称，民主化会在这一代实现，而且一定会在二○二五年以 前实现。我们需要明确表示，我们支援中国人民的民主奋斗，我们希望中国繁荣，成为值得全世 界信任和尊敬的国家。 我们反对的是中国的独裁者，而不是中国人民，民主人士必须达成一个新的共识。传统的那种主 张“接纳”中国和主张“孤立”中国之间的辩论，都是毫无意义的。目标必须是接纳所有的人 民，而孤立、影响、最后赶走独裁者。最有力的办法是由外国民主人士与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合 作，引发一次和平的民主革命。我们必须在单一的策略下，帮助结合中国各主要团体，我们必须 积极地加入中国的民主运动。 我们的策略还应该包括设置一个全面实行民主化的最后期限。一直等待到二○二五年似乎太长， 但设置五年为期限，对于这么大而又在民主前期的国家似乎是不切实际。或许二○一五年为目标 是现实可行的。可以以每四年为一期，实现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应该在二○○八年奥林匹克 运动会时完成。（否则，就像一位 BBC 记者说的“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中国政府变得更加法西 斯主义。由北京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不由得使人联想到一九三○年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 （注 9） 国际工商业界的加入对促使中国民主化是很重要的。我们提出的“促进民主工商社群” （Business Community for Democracy）包括在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公司，也就是在中国最大 的投资商，应该给中国制定一个特别计画，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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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必须达成共识——法治和民主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是保护经商和成功的必要条 件；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使中国得以有机会推行公共责任和法治。违反 WTO 规定的，要 严格按照 WTO 章程追究责任，政府执行契约、物产和贸易法，有利于大众对其他权利义务的认 识； ●有关促进中国实施法治和民主的计画应由“促进民主工商社群”的全球民主化基金资助； ●就像在南非所做的一样，应该建立公司的规范，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对待工人，在外国人拥 有的公司里允许成立独立工会组织，与社区内其他组织，包括与环境和其他民间社团多沟通，自 由发表观点；允许法轮功和其他信仰组织的信仰自由；聘用民主运动活跃人士； ●企业必须不参与腐败行为，特别是不为独裁者、其支援机构及其亲友提供经济支援。 或许有人会说，工商业界如果做这些努力可能会被中国赶走。其实，这些人忽略了一个事实，中 国是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迫切需要国外投资，以及向国外出口产品。没有国外的投资、技 术和市场，中国经济将停止增长，共产主义也很可能会被武力推翻。中国知道外部经济对于中国 经济有巨大的杠杆作用。问题是，国外工商业界没有组织好来利用这杠杆作用，而且对此也没有 正确的认识。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一个包括一些公司和民间团体的非正式组织（China Working Group）已经存在了，其中包括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国际劳动人权基金会 （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s Fund），和全球性交流组织（Global Exchange）。团体内成员 交流在中国投资和经营的经验资讯，以及通报有关中国政府的政策，以及中国的人权和劳工权利 的受侵犯情形。 我们必须联合并组织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帮助中国境内的民主人士，但由“联合国人权会议” （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上，多数民主政府不愿投票支持谴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 决议可见，依靠各国政府支持中国民主化的可能性甚微。这正是民主团体可发挥作用的时候。如 果所有的民主团体联合起来，分工合作，那么，这个当今世界大国的民主化就更容易推动。也 许，一些民主政府会联合起来共同帮助中国的民主化。起初要做的事情可能比较单纯，比如，在 中国进行民主教育（开设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课程），以及我们所推荐的“开放”计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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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和组织民间民主人士帮助中国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已经有一些外国人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权的 支持而去中国，并且遭到拘捕。成千上万的中国海外留学生，许多就读于美国大学，他们具有很 大的潜力。尽管许多人不愿意谈论政治，这些学生应该由美籍华人与之联系并且加入我们的民 主、人权组织。有些学生也许考虑学成归国后实行改革。对中国的年轻一代进行非暴力对抗的教 育非常有意义，因为他们可能是中国未来变革的主力。中国还有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散居在亚洲 各地，这些人也应被视为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力量。台湾在最近几十年来的全面民主化，对新加坡 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论”中所谓的：民主只是外国人的事，无法在中国社会立足的观点迎头一 击。经常出入中国的中外商人可以在中国鼓励非暴力对抗，以及公开争取基本的民权和人权。 “自由之家”将香港和澳门两个现已受中国控制的特区列为部分自由地区，由于两地沿用了以前 的民政结构，民主机构应该帮助两地的公民维护并监督自由权。如果共产党及其地方傀儡违反了 协议，民主机构应该大声抗议，直接抗议到北京。这两个特区是中国自由的象征，那里的党派应 该很活跃。其他的非政府组织，如第十七条文和其他有关新闻自由和“美国劳工及产业工会联合 会”（AFL-CIO）等有关劳工权益的组织，应该能够正常运作，并且得到强有力的支援。 民主国家的公民也能帮助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外籍人士可藉旅游之际，从事一些风险小的实施民 主的行动。二○○一年底和二○○二年，国外法轮功学员与中国大陆学员一起在天安门广场炼功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应该成立“推行民主志工”组织，有计画地在中国行动；这就是提出 “学生民主运动”的目的。例如“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以及中国环保运动会组织在三 峡大坝上举行示威活动，这将会是媒体的重大新闻，能引起中国其他地区的仿效。八○年代后期 匈牙利的民主改革就是由环境保护学家抗议一个水坝而引发的。这类的公众抗议示威，外国使馆 人员可以参加、保护和支援。非政府团体或政府还可以经由在全世界褒奖、庆祝每年一度的“中 国民主日”（China Democracy Day）。这时各国总理、总统、国会议员和其他民主领导人可以 发表声明，公开支持并且帮助实施许多具体计画。最重要的是，这将会促使人们质疑共产党独裁 统治的合法性。 在中国推行一个大规模的民主计画是必要的，而且将会有很好的结果，但这些计画需要费用。在 原已经费不足的促进民主基金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基金用于中国。但中国人口占全球受独裁 统治人口的一半，而且中国是美国及其邻国的最大安全威胁。美国国会应该通过一个中国民主化 特别法案，就像对塞尔维亚一样。我们整个民主阵营必须共同努力，以应付这项挑战和机会。大 力增加促进中国民主的项目，包括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美 国劳工及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所属的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会（ American Council for 247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自由之家”以及其他民主促进组织的帮助，都会起到很 大的作用。国际共和协会（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十年前就提出了中国农村进 行选举的计画。我们应该力促江泽民和胡锦涛允许进行省级领导的选举，并且协助设置相关的机 构。 在新成立的“从独裁到民主推动中心”（Dictatorship-to-Democracy Center）内，应该为中国 专门设立一个大型计画，帮助策划全国运动，技术培训和资助，中国异议人士及民主运动人士迫 切需要这些帮助。在中国，美元的确是很重要、很有用的。那些愿冒险为民主而奋斗的人士需要 资金操作。而当他们被捕或在地下活动时，他们的家庭也需要经济支援。对他们来说，以有创新 性、非官僚的方法把资金送到他们手里是很关键的。 在中国，比较传统的开放计画也是最值得重视的。各种形式和各个阶层的交流和参观是很重要 的。由于电视普及和民众逐渐富裕，对于媒体而言，中国变得愈来愈有前景。尽管内容是遭监看 过滤的，网际网路的使用仍一直在增加。向中国传播资讯的重要性在于让中国人知道整个世界是 与他们站在一起的，并且对他们生活在一个腐败的、压迫的政权下的痛苦表示关注。自由亚洲电 台在这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尽管中国当局常常对它进行干扰，它仍然有非常好的收听率（注 10）。自由亚洲的听众打电话在节目上讨论当日发生的问题，包括罢工、警察镇压，并让中国人 知道他们的同胞在关心他们的问题等。自由亚洲的听众可以经常了解到这个共产制度的腐败。经 由广播可以收听到那些遭禁止作品的分集连载，这里建议一个新的计画：阅读艾克曼（Peter Ackerman）和杜瓦（DuVall）的《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或者基尼．夏普的有关策 略性非暴力的作品将有助于传播这种非暴力抗争的智慧和方法。由于共产党的批评反而使自由亚 洲电台更具知名度，有更多的听众。在资讯技术扮演重要角色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十三年，共产 党在应用技术和有效公共关系方面还是赶不上时代潮流。 对于自由亚洲电台和其他对中国以中文（普通话、广东话、藏语、维吾尔语）广播的国际电台， 可以把中国宪法做为另一个可能的讨论话题。像苏联宪法一样，它列举共产党当局从未尊重过的 人民权利。中国已经签署了多项国际协议，这些协议保证尊重人权，而中国却严格的限制这些人 权。一个类似捷克“七七宪章”（Charter 77）的节目是有帮助的，这个节目使用在一九七五共 产政权签署的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protocols）做为切入点。我们的媒体的努力也应该进入 电视时代。卫星频道从洛杉矶对伊朗的“波斯语”电视直播展示了这个媒体的力量，他能够直接 面对广大的观众，特别是对那些年轻人，传播民主，并且具有在一个社会中塑造新的领导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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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注 11）。独裁者江泽民有他自己的卫星频道覆盖中国和在美国的华人，而在那里没有其 他普通话或广东话的电视台，所以民主人士在中国没有可与之抗衡的方式深入中国观众。其实只 要有五千万美元的投资和每年一千万美元的支援费，就可以建立一个一流的新闻和娱乐电视频 道，以普通话和广东话覆盖中国和世界各地。 电视不同于广播，不应该由美国政府经营。“美国资讯总局”（U.S. Information Agency）的 “全球网”（Worldnet）和其他政府电视台的失败经验已充分证明，如果由政府经营将会非常的 乏味，并且很难吸引观众和对其产生影响力。所建立的新公司应该得到政府支援，但具有独立的 管理和具有专业电视经验的董事会，先前我们提议，为建立独立电视台而设立一个十亿美金的国 际基金会。在计画实现之前，美国政府应该出资建立中文频道。就像波兰团结工会打入国家官方 电视台播放自己的节目一样，法轮功也在中国东北的长春市当地的电视台插播了他们自己的节 目。更戏剧性的是，据新华社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的报导，法轮功用台湾做为基地拦截卫星 传输信号，并重复播放它的节目到中国大陆各地达十二个小时之久。（编注：中共宣称鑫诺一号 卫星被插播，信号来源在台北，并指称是台湾法轮功所为。台湾电信总局调查中国所指干扰信号 来源地的山区无任何发现。有关人士称，很可能是中共又一次炒作，藉此攻击法轮功。据悉，此 次鑫诺卫星插播节目是“江泽民卖国”，而不是法轮功。节目揭发江泽民和俄罗斯签定条约，出 卖了相当于一百个台湾的土地。） 中国是一个需要长期计画和努力以发展民主的理想对象，像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它有它的五 年、十年甚至十五年的经济发展计画。当前中国正在实施它的第十个五年计画。从毛之后，所有 中国的共产党独裁者也都提到政治发展的长期计画和目标。中国的宪法条文中保证许多权利，包 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最早的签署国之一，而且最近还签署了《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这三个文件包含对建立民主机制和发展民主规划的具体承诺。中国对自由集会、独立 工会、多党竞选、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及独立司法制度等等已有承诺。 以一个多年的民主发展计画和实施为宗旨（参见第五章），相对民主发展的三个阶段而言，中国 目前是位在第一阶段的早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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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中国人民推行实现这三个阶段的民主计画，我们建议由联合国所属的“民主政体联盟”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建立一个“从独裁到民主推动中心”（Dictatorship-toDemocracy Center）。这个中心的目的就是详细的指导各国民主进程。如果近期不能建立这个中 心，有此意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应联合起来帮助中国政府。 虽然最初可能不会有正面的回应，但是这个开始推动的过程本身就会有一定的作用。这种对话无 论是公开的或是私下的，都可以由违反人权的个案转移到更根本的政治制度改变的问题上，不然 的话只能是对无止尽的人权侵犯做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所提议策略的实施，即使是中国的独 裁者也会坐到桌上来商议。更为重要的是这三个阶段的计画可以提高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和其 他人士对民主的期望，使他们致力于非暴力运动的方法来寻求变化。或许二○○八年的奥运会可 以做为多年民主发展运动进程的标竿和参考时点，这个进程应该远在那届奥运会之前公布并开 始。到那个时候第一阶段很有可能已经完成。有关奥运会之后的程序和预计日期也应该加以计 画。 我们无法预知何时共产党领导阶层会准备合作。但是很清楚的，目前在党内是有政治改革的争 论。例如，现年八十五岁的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在中国官员广泛阅读的杂志《炎黄春秋》 （China Chronicle）发表的文章表明了这一点。文中他警告说中国必须接受民主政治和言论自 由才能避免停滞和可能的崩溃。他提出采取广泛的措施以限制共产党的权力，开始引进政府官员 的普选，保护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注 12）。如果我们不与他们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交流的 话，我们无法知道新的党总书记胡锦涛和新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会愿意做些什么尝试。 一个中国民意调查专家在一次最近的公共民意调查报告中说：“十年前，人们关心的是能否得到 较好的食物，像肉和菜等。但在十年稳定和经济发展以后，人们有愿望过得更好。普遍的愿望是 在党代表会之后，法治系统会有缓慢稳定的进步，并且改变我们的政治体系。”他还写到，人们 表达特别希望把地方选举扩大为更高层级政府官员的选举。三分之二的民众希望新的选举办法与 旧的会相当不同，并且允许公众表达自己意愿（注 13）。 在中国，我们必须认识到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潜在价值，把他们做为在中国各地活动的 自由堡垒。他们必须在中国文化和政治景观中被明显见到，成为鲜活显著的部分。不仅要设在主 要城市，而且还要设在边远地区、西藏和新疆，即中国的主要自治区所在的西部地区。如果腐败 的工厂经理与政府官员相互勾结，剥夺工人资产，那么采访这样的工厂会给中国民众这样一个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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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他们对滥用职权的抗争已得到了认可。外交人员应该介入对法轮功成员的政治审判中。他们 应该公开地在天安门广场和其他公众场合参加法轮功学员的炼功。 外交人员到局势紧张或不安定的地区走动是必要的，包括到南北韩边界去对北韩难民表示同情与 和鼓励。我们的外交代表机构应该不仅代表我们的政府而且应该代表我们的社会和人民自我管理 的民主价值观。大使和领事绝不能成为纯粹的贸易促进者。他们不但能够而且必须完成传统的外 交使命，同时可以促进民主的发展。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选择适当的人员做这项工作。这些 人，不论是职业外交人员还是特别任命的，需要参与民主体制的建设，同时需要准备对中国当局 提出尖锐而“不客气”的问题。这类问题包括他们系统性地践踏民权和人权。敏锐的观察家，如 前“自由之家”主席蓓蒂．罗德（Bette Bao Lord）指出，在代表团的组成和其他关键问题上， 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很少从中国当局得到相同的互惠。通常，共产党对来访的国家挑三拣四以避 免批评和可能的指责，美国则极少这样做。当这样的障碍出现时，民主国家应该采取类似的反制 和进行定期的观察。那些障碍应该很快就会消失。在民主国家使馆之内，大使需要与各部门包括 情报和军事方面的负责人一起举办民主协调会。在这些定期会议之后不久，这些大使们也需要在 一起召开类似的例行会议。这种例行会议不应在首都举行，而应在有大量外交人员的城市召开。 在社交活动中，大使在拟定他们的客人名单时要保证不应限定他们所邀请的人员。除了通常的官 员和外交官，还包括非政府的人物，包括独立运动者、罢工领袖、私人业主、妇女、法轮功人 士、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和其他受迫害的宗教人物、释放的劳改犯、学生以及其他各界人士都应 该有机会出席。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应该成为自由的基地，提供不受限制的资讯。如果必要时，使 馆应提供避难所，大使馆、领事馆和其他正式办公室应该设有网咖。经由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开办 这些中心，民主国家就可在整个中国协调民间活动。这些互动除了帮助这些民主国家互相交流之 外，还使他们能够发现潜在的领导人以及可协助他们的管道。我们应该定期举办一个关于民主的 沙龙漫谈。每个星期至少一位大使在一个新的“中国民主时间”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讲。该节目可 经由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或其他电台播出。这节目也应该附带播放一些总统、总理或其他人士在访问中国时， 或在其国内非正式场合所作的演讲。 乔治．布希总统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北京的清华大学的讲话是个很好的开始。它经由中国 官方的频道向全国播出。他说：“美国的优势在于我们的民主政治价值观和制度。美国的生活所 象征的意义是，辅以法律的自由是不会令人生畏的。在自由的社会中，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混乱无 章，辩论不等于冲突，不同政见也不是革命。自由社会信任他的公民，在他们自己和在他们的国 251

家中寻求最美好的。”（注 14）随后的演说应该更加明确地针对中国自身。例如，布希总统错 过了时机，在清华没有提及三百名该校学生和教职员被投入了监狱里或劳教所，只因为他们和平 地修炼法轮功。他也未抓住时机明确地指出中国也将会在几十年内实现全面民主，因为那是他的 人民想要的，而且每隔十年都会被证明一次。对于布希和其他民主国家的领袖来说，他们有宽裕 的时间能够为现在还不能自由表达自己愿望的民众而大声疾呼。 关键的要点之一是人民解放军职业化。一九八九年，邓不想测试军队是否愿意对赤手空拳的示威 者开枪。所以在他采取行动之前，必须设法找到他认为可靠的部队（注 15）。美国需要经由与 中国军队的接触，提倡职业及民主的精神。军队应该保护人民免受外敌侵略，而不是帮政府镇压 人民。美国要把注意力放在中下级军官，不仅因为他们容易接受新思想，而且他们是连排级指挥 官。他们更容易被强迫决定是执行还是拒绝执行对人民开枪的命令。 我们必须直接与中国的独裁者打交道。如果有历史轨迹可循，江泽民将设法保住他的权位直到他 死去。所以胡锦涛这个预定的接班人，将会因此而不得安宁。我们一再看到中国预定接班人和其 他资深领导人设法要顺应情势，作民主改革，却受制于年迈掌权者，甚至被其所罢黜。从《朱镕 基在一九九九年》（Zhu Rongji in 1999）这本新书中可确切看到：江由于害怕中国总理朱镕基 受欢迎，从而有计画地破坏朱的改革主张及其个人影响力（注 16）。这使得在北京的美国大使 和其他主要民主国家的大使就是否与江、胡和其他关键领导发展直接关系发生了争论。他们之间 的分歧是可以发展并加以利用的，这需要时间，而且与他们相处越倾向私人性质越好。见面的场 合不仅限于办公室，在其他地方见面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在餐桌上及运动场上等各种可能的方 式都行。邀请胡锦涛再次访问美国是加深关系的一种方式，特别是他与美国总统的关系。前往中 国访问也是另一种会面，对话的内容应包括三方面： 首先，大使和总统应该与江、胡和其他人谈论二十一世纪社会的本质以及自由市场和政治体制的 关系。这种体制包括独立的商会、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政党竞争。中国目前正面临无数的问 题：庞大而且日益增长的失业人口、数量众多且有时演变为暴力的罢工、趋缓的经济成长和基本 上处于破产状态的银行和国营企业。而现代化开放的民主社会可以和平地缓冲和处理这些问题。 在这个日益由智慧产品而不是纯人力所推动的世界中，一个专制政权会扼杀人民的进取心。 其次，应该讨论关于胡和其他领导人的个人情况。应该帮助胡了解：学生、法轮功和其他人是有 理性的人民（大使与学生及法轮功的直接关系是影响他们可靠性的关键），并且在胡也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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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应与胡合作。谈话的重点是要表明越来越多的前共产党领导人将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中具 有非比寻常的作用。要让胡和其他的领导人了解：如果他们愿意接受民主改革，就能在中国的系 谱中留下正面的历史性形象。 第三，也要让胡了解，如果他拒绝的话将产生的不良后果。大使应该表明：更多的民主抗争将是 不可避免的。胡将面临的抉择是屠杀自己的同胞，还是展开全面的对话。对于学生占领天安门广 场，当时邓相信如果不使用武力，就会被软禁或有更糟的结果。但是世界已经变化了。另一次天 安门广场事件就会导致在海牙的特别法庭受到反人类罪行的审判，就像米洛塞维奇和卢安达领导 人一样。那么，学生和工人也许会与年轻的军人联合起来，把枪口对向迫害者，而不是被迫害 者。根据国际刑事法庭的定义，江在他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犯有十项以上反人类罪。更为甚者，他 几乎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所有的条款。江直接导致成 千上万中国人被非法监禁、遭受酷刑和死亡。我们不要顾虑美国前国务卿贝克有关“美国（必 须）不能被认为利用情势煽动政治动乱”的说法，相反的，我们必须说明，只有经由民主，而且 公开积极的支持非暴力的民主运动，才能使中国达到政治稳定，我们指的是包括法轮功和中国的 各种民运团体。我们从一九八九年的经验知道，在中国各地的学生、知识分子和日益增加的中产 阶级，都有一种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并愿意为此走上街头。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末期有些工人也 加入抗议的行列。近年来工人罢工的数量和规模都在不断增加，大多是抗议工厂关闭、工厂领导 腐败以及地方党部和政府官员同流合污。在政府内部民意调查中，贪污已超过失业问题成为人们 最不满的问题。 根据《华盛顿邮报》二○○二年三月六日报导，接近中国公安部门的消息来源指出，与贪污案件 相关的动乱、凶杀及示威案件有增加的趋势。但这些罢工还是分散的，没有与独立的全国性工会 串联或成为像波兰团结工联那样的运动。所以必须找到办法，使工人、精神运动成员和民运人士 能串联成全国性的运动。 在劳工阶层中什么样的问题能引起他们共鸣？广泛存在的贪污？失业？或是环保？只有中国人民 自己能决定他们想要使用的策略和方法。但是那些熟悉其他非暴力运动的外部力量也能起到关键 作用。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专制独裁、全国选举和罢免领导的问题上：一个独裁者，面对整个国 家选举和可能反对自己领导人权力的状况。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独裁者是江泽民，他个人决定对 中国最大的精神运动法轮功学员进行镇压、监禁和谋杀。胡锦涛身为可能的接班人，也要为他在 西藏任职期间的恐怖镇压负个人责任，他们不应该隐藏在“政权”或“文化”之后不受追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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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必须清楚地指出，他们应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毕竟他们拥有无上的权力。我们要针对他们 的反人性罪行、人格缺陷及不法行为发布一份年度报告。同时，我们应该密切注意领导层内的改 革推动者，也就是潜在的戈巴契夫和叶尔钦。在一九八九年血腥镇压之前被邓小平解职的赵紫 阳，以及在被江泽民箝制之前的朱镕基都有这种倾向。对于江、胡在过渡期间的紧张关系，可以 利用之处是鼓励更加宽容的政策、鼓励江泽民真正的退休和鼓励最终在中国实行自由竞选。 北韩 被许多观察家称为“隐士王国”（the hermit kingdom）的北韩，在世界最集权的制度统治下， 长期以来便是个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国家。它也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人民饱受慢性饥荒的 折磨。在九○年代，北韩为了维持其政权，开始寻求人道主义的援助。尽管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无 法充分的自由旅行和进行调查，但还是清晰地描绘出了问题的轮廓。各种调查显示：极权统治已 经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灾难。由于全面性的营养不良，儿童的体重远远低于正常值，并且引 发精神缺陷。共产主义先天上就不擅于经济管理，导致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无法自给自足。北韩 至今还完全处于冷战状态，其封闭的程度甚至超过古巴及越南。它就像一个二十世纪怪物，时空 错乱地存在于讲求资讯全球化与自由化的新时代中。 为了打破北韩与世隔绝的状态，南韩前总统金大中发起了一个称为“阳光政策”（Sunshine Policy）的计画，尝试与平壤政权展开接触。刚开始时这项计画有一些进展。对于和北方同胞分 离了五十年的南韩人来说，这个计画为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南韩公司在北韩的投资受到奖励， 开发中俄交界处图们江流域的计画也进行了评估。在被全世界戒备最森严的边界隔绝了数十年之 后，若干家庭得以短暂地团聚。北韩渴望从富有的南韩取得外汇，所以同意在严密控制的条件下 开放若干地点的观光旅游，二○○○年金大中与金正日甚至在平壤见了面（注 17）。但到了二 ○○一年，“阳光政策”似乎遭遇到了瓶颈，南韩投资人在北韩的投资损失惨重，种种想要延续 进展的努力都徒劳无功了（注 18）。北韩是完全没有自由化可言的。在这个短暂的解冻期间， 南韩人（以及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其他太平洋强权）对北韩所增加的了解并不足以减轻他们对 北韩的恐惧。北韩就是那样一个偏执、孤立、顽固地不对外开放的国家。 随着布希总统第二任任期的到来，美国政府对平壤有了更多的质疑。在展开二○○二年二月份亚 洲之行的前夕，布希诠释了为何美国必须在南韩维持强大驻军。他强调他关注北韩对非军事管制 区的立场。他补充说：“在这个非军事管制区的一边是因饥饿而死亡的人们，是被监禁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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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自由表达思想的人们……而在另一边则是自由的人们，拥有着惊人的经济和偌大的机会。 我想提醒人们想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我想是因为自由。”（注 19）在与南韩总统金 大中的记者招待会上，布希总统强调：他支持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同时质疑北韩不愿意采取 行动有效地利用这项政策所提供的新机会。他继而强调为何把平壤政权归入邪恶轴心国。他说： “对于一个容忍饥饿，但却又同时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政权深感不安，而独裁者金正日必须 向全世界证明他关心他的人民。”布希接着概述了他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看法：“我的看法很明 确——我希望未来看到的是一个在经济和合作的基础上完成统一的半岛，而不是一个被铁丝网和 恐惧所分隔的半岛。北韩的祖父母们晚年时应该和他们所爱的亲人共同度过，北韩的孩子们应该 不再因供养庞大的军队而挨饿。没有一个国家应该成为人民的监牢，任何一个北韩人都不该只被 当做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注 20） 问题是应该如何来推动这样的变化？ 二○○二年十二月金正日承认他已在进行一项秘密的核武发展计画，从而引发了一场新危机。他 亦违反了与美国在一九九四年签订的协议，以战争当筹码，威胁美国同意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谈 判以及重启经济援助，以换取他再一次不发展核武的承诺。而这场新危机对美国和南韩来说是一 个绝好的机会，尝试“从赫尔辛基到平壤”（From Helsinki to Pyongyang）。这是一篇声明的 标题，是由哈德逊学院（Hudson Institute）的霍若维特滋（Michael Horowitz）和我共同构思 和起草，而我们也确信美国会为其背书。《华尔街时报》在二○○三年一月十七日发表了这份声 明。我们认为，正如尼克森总统在一九七二年同意与布里兹涅夫进行对话一样，布希总统也应该 提议与北韩展开类似当年赫尔辛基的对话。当时布里兹涅夫要求缓和局势以及增进经济合作，尼 克森总统虽然同意对话，但仍坚持加入包括人权在内的诸多议题。赫尔辛基协议的核心观点是： 公开地突显人权问题的重要性，美国才有着力点削弱苏联共产帝国的合法性。后来的发展也验证 了当初的预期。共产党在赫尔辛基正式承认一些权利是合法的，例如人民可以自由迁徙、开放疆 界和家庭重聚。共产党也因而打开了管控异议人士的闸门，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崩溃。 金正日是否会同意类似的磋商和协议呢？在二○○二年和二○○三年初他曾为了应付日益恶化的 问题而急于寻求解决方案。二○○二年，他在薪资和物价上实施了温和的改革，这很可能是他到 中国和俄国参观学习的结果。虽然他用他一贯好战的方式，事实上他等于是向美国乞求与其建立 关系，并希望从中取得援助。他虽然不是一九八四到一九八五年时的戈巴契夫，但两者仍有我们 应该加以利用的相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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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不自由国家之中，北韩是唯一尚未迈入民主发展三阶段中第一阶段的国家。它没有公民社 会的雏形，没有法律规章的文化薰陶，也没有自由媒体。它比赫尔辛基协议前的苏维埃共和体更 加与外界隔绝。物质的贫乏更超过六、七○年代的苏联。那时苏联的公民境况虽然凄惨，但至少 它还向世人佯装着拥有一个消费群。事实上，由于人类精神和想像力的韧性，很少国家真如他们 外在所展现的那样封闭。北韩人民可能被说服：隧道的那端就是光明，他们终会用一世代的时间 与南韩在民主开放的基础上完成统一。民主国家，特别是在这个区域有重大影响力的美国和日 本，在与南韩——一个民主社会成员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亦需要优先考虑和北韩人 民加强交流。一旦受虐的北韩人开始相信他们能够改变命运，并且会得到民主国家所能提供的一 切协助，北韩这栋腐朽的大厦就将开始崩溃。但是时间很紧迫，一点都不能浪费。 一个非常宝贵的方式就是媒体的渗透，这在北韩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住在乡间的人们都有收音 机，自由亚洲电台有提供韩语服务，而南韩电台的广播也都能收到（注 21）。想把自由亚洲电 台韩语服务从他当前的每天四小时延长到全天候服务并不需要太多的资金，但只要想一想它潜在 的效益就知道这投资很有必要。协调一致的以这种方式接触北韩人民是很重要的，即便有干扰和 监测。 北韩的精英分子可以经由卫星电视、网际网路和其他媒体，拥有较多的管道取得外界资讯。他们 收到的讯息应该始终如一，那就是对那些愿意效忠人民而不是这个政权的人来讲，他们的前途是 光明的，而且这是一个注定将走向灭亡的政权。他们也必须了解，如果北韩领导阶层有一天自作 自受，其结果将是绝对可怕的。对这个政权来说，管理军事、安全和外交事务的精英分子能接触 到国际媒体是很重要的。藉由这些管道，民主国家可以减少这个政权崩溃时所可能引发的危机。 近年来，已有一些北韩高级官员投诚。毋庸置疑的，他们愿意承担背叛的风险一定是有原因的。 他们知道北韩的独裁者是怎样地领导这个国家，而今天这个国家又是如何的落后。现在必须为这 些精英分子找到一条出路。民主国家的情报部门应该针对这个特殊阶层吸收有影响力的人员。如 果能说服北韩军队和安全部门不镇压国内的异议者，而在国外又不反对他们所谓的“敌人”，只 要北韩人民有勇气冒必要的风险，那么民主的转化就会迅速随后而来。 民主国家必须设法耕耘日本境内规模可观的韩国社区，想办法打入他们并获取北韩内部情报（注 22）。虽然这些社区内也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北韩间谍以及同情北韩的人，但是他们也可能转变成 助力。虽然审问和转化北韩间谍伴随着风险，但至少会比较清楚地知道支持北韩的资源脉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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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这些支援北韩的资源被削弱，甚或转变成为民主而奋斗的生力军，这个政权就将感受到真正的 压力。 这种残存的与外面世界的资讯交流一定要加以利用。名义上已经成为民主国家的俄国仍然继续和 冷战时期的盟友维持密切关系。但是对莫斯科来说，北韩还不足以为俄国在经济或战略上产生实 质的助益。在恐怖分子攻击美国以后，俄国普亭（Vladimir Putin）总统试图拉近与美国的关 系，因此机会就在眼前。布希总统应该和普亭展开对话，让莫斯科明白一个能以和平方式转变到 民主政体的北韩符合美国和俄国双方的利益，敦促莫斯科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来确保北韩“软着 陆”。 俄国位于远东的广播设施能扩大无线广播的覆盖面及提供更多的频道，使更多的北韩民众能接收 到广播。俄国与北韩边境虽然较短，但足以鼓动投诚与难民，藉此也可促进和北韩当局的互动。 再者，俄国应该颁布政策，提供政治庇护给逃离北韩的人。正如前东德一样，不经流血或战乱， 大量的难民潮可能就足以导致政权的崩溃。如果俄国想被接纳为民主国家和反恐战争中的伙伴， 那么它如何处理与北韩及几个流氓政权的关系就极为重要，乃至于如何收拾令人发指的车臣 （Chechnya）战争等等，俄国就必须证明它愿意针对这样的共同目标做出承诺。 中国与北韩有比较长的边界，并且和平壤关系更深——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双方专制政权都认为他 们处在民主国家的包围之中。尽管中国相比之下比较开放，它仍然觉得必须维护北韩这个它从韩 战中保护下来的政权。中国和北韩之间一直有大量的交流。北韩的投诚人士和难民已是不足为 奇，在过去的几年中就有大约三十万人之多。就像中国一贯的人权做法，一些人被强迫遣返北 韩，其他人就和世界各地的非法外籍人士一样，在中国基本上处于奴隶地位。中共政权渴望得到 国际社会的尊敬，虽因为它的本质而变得遥不可及，但是在这样悲惨的情势下也应该可以利用。 遣返难民导致难民受酷刑折磨或甚至被杀害是违反国际法的。我们应要求中国承诺——实际上是 对其规劝——遵守国际法应该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其次，中国与北韩的边境是渗透进入北 韩最容易的疆界，亦是韩国人聚集以及获取北韩政权情资的好地方。民主国家应该筹资，帮助这 些有幸避开北韩边界警察追捕的难民在南韩定居。这些逃离者与其他投诚者应该在非暴力组织接 受训练，学习与北韩相抗争的技巧。首先请参加过一九八○年“光州（Kwangju）事件”中街头 巷战的人来负责执行这项训练，先把这些逃离者培养成为教练，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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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底线是，必须强迫北京当局接受北韩终将与南韩统一成为民主的韩国，而且各民主国家也 希望尽快付诸实行而不是等待。当然，如果中国在二○一五年以前能够像前面所谈到的完成民主 化，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除所有这些外部活动之外，民主国家也需要与这个国家的内部直接进行接触。美国已对平壤表 示，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展开对话，那为什么不宣布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希望在平壤设 立大使馆？尽管外国使馆为数可能不多，但是只要选择合适人选进驻，民主对北韩发展的影响就 会迅速地增加。这些使馆就像其他地方的使馆一样，有网际网路及各种设施让人们能安全地交 往。大使们和其他外交官员也需要增加他们在平壤的曝光率，测试他们的极限，并到内地旅行、 做报告、交朋友、扩大影响。甚至分发能接受外国广播的收音机，如同我们的外交官当年在古巴 所做的一样。 在南韩的领导下，民主国家和非政府组织需要广泛地与北韩扩展教育、文化、科学、民间等多方 面的交流。这个已实际验证过的方法曾对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开放发生过巨大的作用，当然也可适 用于北韩。金正日对交流的摸索虽然只是非常试探性的，而又反覆地退缩，但是他曾经愿意展开 交流。就算这位独裁者最初有兴趣的领域只局限于管理培训、了解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发展机构 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商业法是如何运转的，民主国家都应该把这些看做是这个转变过程的起始 点。金正日像大多数独裁者一样，在神经质与偏执狂的状态下，可能会开始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聪 明才智可以控制一切。我们必须相信，当北韩开放到一定程度时，他就无法这样做。 统一前的准备工作现在就应该开始着手。由于政权会在何时崩溃是很难预期的，最好早日准备好 计画，因应北韩政权随时的垮台。北韩周边国家都应接纳这项整体计画，或者就像中国的案例一 样，愿意置身事外。整个民主世界必须向该区域的国家保证——尤其是首尔——当这个转化过程 开始启动时，他们将获得包括各种资源在内的坚定后援。在南北韩双方差距巨大的情况下，怕被 压制的恐惧是可以想像和理解的。这样的恐惧或许是南韩不愿积极支援北韩政权转化的最大障 碍。他们需要确保这样的转化过程是完全可以控制的，而现在是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节加以开 始计画的时候了。 现在就开始为后共产主义的来到而规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就如对北韩广播这一计画为例， 公开地做将让人们相信这种巨变是真实的而且近在咫尺，因此可以提高人们的期望并创造动力。 我们相信一旦失去了人民的合作，专制政权就将无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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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韩和其他国家的人已经在研究德国是如何在一九九○年走向统一的，以及有什么应该加以避 免。德国与韩国两者虽然并非完全相似，但仍有可借镜之处。例如，不应该让北韩货币占太多便 宜，这曾经损害了东德最具竞争力的优势——廉价的劳动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必须等待一段时 间，直到北韩经济有了一些进步才可开始，以防南韩陷入廉价劳力的冲击；但同时亦不应否认北 韩在吸引投资方面的优势。在不可抗拒的对家庭团聚的渴望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这将是不 容易做到的，也是现在就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或许在独裁者被驱逐，两韩完成原则上的统一之 后，仍应有一个过渡时期，允许某种程度的隔离和自治。一个从德国统一中学到的正面教训是： 加强基础设施在刺激经济成长、吸引国内外投资和阻止大量人口涌入富庶地区的功效非常卓著。 北韩曾一度是这个国家的工业基地，而工业基地就要求有相应足堪使用的公路、港口、铁路和通 信系统。南韩的警察、行政官员和其他行业的经理级干部将需要迁往北部，带领北韩人民平稳地 走过这一过渡时期。最重要的是尽早将民主政治体系介绍给北韩人，以使他们能像南韩人目前一 样自己处理地方事务。 对自由化的北韩来说一个最正面的模式就是南韩。用一代人的时间，南韩从一个被认为是独裁统 治下的绝望死水转变成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由世界上最富有的民主国家组成）的成员国，现在 南韩的创造力和技术都已具备。在积极推动世界上最专制政权解体的过程中，北韩人民将自己带 领自己走向自由之路，使一个自由和统一的韩国成为现实。 缅甸 缅甸是亚洲的三个非共产主义的专政国家之一（其他两个国家是君主制的不丹和汶莱）。因为军 事专政之故，它在“自由之家”七项专政评分项目中都得了满分，这是评估政治权利和平民自由 最差劲的分数，缅甸和其他八个国家共同分享此一“殊荣”。一九八八年八、九月间，缅甸学生 领导发动追求民主的大规模和平示威，军队却向群众开火，估计有三千人遭到杀害。今天这个政 权依然存在，光从这点来看，帮助缅甸人民拥有自由似乎是一项艰钜的任务。但从历史角度来 看，军事专政比共产独裁或君主专政更容易被驱逐。缅甸人民组织了多次民主示威活动，并且有 自己的真正领导。诺贝尔奖得主翁山苏姬（Aung San Suu Kyi）——缅甸最杰出的民主运动家， 拥有强大的国内外关系。她的党——全国民主同盟党，在一九九○年缅甸三十年来的首次自由竞 选中，赢得了四百八十五个议会席位中的三百九十二个。在被软禁在仰光的那段日子里，她仍然 设法和其他民主领导人进行周期性会议，并且和外界积极保持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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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二年五月获释后，她一直锲而不舍地谋求与军事领导人就民主展开对话。为了使对话成 功，她需要外界的支援和承诺。缅甸可能是亚太地区民主化的第一个试点。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民主国家共同组成一个常规联盟是深具意义的。参加的国家将包括澳洲、纽 西兰、印尼、菲律宾、南韩、东帝汶、斐济、日本、吉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 岛、蒙古、诺鲁、尼泊尔、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帛琉、俄罗斯、所罗门群岛、东加、吐瓦 鲁、万那杜、美国和加拿大，还可邀请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做为观察员——当然如果考量台 湾的表现，是一个出色的民主国家，应该被列入会员国名单内。但是很不幸的，有许多国家在政 治上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而未给予外交承认，因此台湾只好暂以观察员身分加入。 即使其中一些国家仍然处在过渡阶段，这二十五个正式参加国和三名观察员将构成强有力的民主 力量，而且这样一个组织也涵盖这个区域大多数的国家。 这些国家也许可以发起一个亚洲版的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process），该协议曾对欧洲民主 意识的引入和巩固产生很重要的影响。赫尔辛基协议诞生了“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OSCE）。 亚洲版本的赫尔辛基协议可以从起草基础文件开始，进而得到民主国家的认同。经由这些文件的 制定，让未来全体亚洲人民共同分享民主体制的全方位目标，同时阐述这样的目标与该地区和平 与经济成长的关系。这份获得亚洲民主国家承认的文件将是亚洲民主化的先驱。文件中的一个重 要章节可以是设立一个组织，来负责和非民主国家共同努力设计出民主发展计画。这样的“亚洲 民主组织”（Asian Democracy Organization），如同“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一样，能发挥一 定的实质作用，譬如选举的观察和落实、民主的训练等等。 缅甸可望是“亚太民主同盟”（Asia-Pacific Democracy Caucus）以及“亚洲民主组织”着手 解决的第一个国家。它不像中国那么敏感，因此当做第一项任务也较容易处理。亚太民主国家可 设法以下列的提议劝说缅甸独裁者进行谈判： ●亚太民主国家同意撤销所有投资及经济的制裁，并积极提供经济援助。 ●军事独裁者同意参与民主发展，召开全国性的圆桌会议并且订定日期，举行自由的、公正的竞 选。 ●与独裁者私下对话，为他们提供出路；但同时必须清楚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选择拒绝接受， 那么他们将面临审判、驱逐或监禁。同时，要全方位地帮助和鼓励缅甸民主人士。尤其是要在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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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非暴力冲突的策略方面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如果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不够强的话，缅甸的军事将 领是不会自行消失的。 中亚、中东与北非：黑暗的专制中心 在地理的弧线上，独裁政权最无民主可言的黑暗中心地带，包括二十三个暴君统治下的国家。从 中亚各国（stans）往西，从巴基斯坦和哈萨克，通过伊朗和波斯湾各国，再通过埃及到阿尔及 利亚，向南到查德、苏丹和索马利亚。有人称这区域为“大中东”（the Greater Middle East）。在这区域内受压迫的人民，为数仅次于中国。这个区域的民主进展，比世界上其他任何 地方都慢，也是独裁者的大本营；除了唯一的“自由”国家以色列之外，只有享有“部分自由” 的科威特、巴林、约旦、土耳其、摩洛哥、衣索比亚和吉布地点缀其间。 虽然这个区域是独裁者最集中的地区，然而却鲜少受到民主国家的关注，这种状况直到九一一恐 怖攻击事件后才有所改变。长期以来，就有所谓的专家对回教是否会驱逐统治他们的独裁者抱持 着怀疑的态度，甚至怀疑回教人民是否能成功地管理自己。实际上，传统观念认为在这些国家积 极推展民主并非一件好事，反而可能导致更坏的政权。当然，信服所谓的政治现实和国家安全的 人，为了保障石油的供应和保护油源之故，要求我们必须支援沙乌地阿拉伯的法赫德国王和埃及 的穆巴拉克总统。因此埃及成了美国的第二大受援国，而法赫德国王也成了我们“亲密的伙伴及 朋友”。更糟的是，我们混淆了自己对于独裁者的定义，称他们为“温和派”。所有和沙乌地家 族政权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们与温和派根本沾不上边。这些独裁者对美国、欧洲和日本来说是 弊大于利。所有的独裁政权——包括那些石油产地的独裁者——其政权都是不稳定的，迟早会被 推翻，问题只是谁是下一个以及会发生什么事而已。 《法兰克福日报》的弗兰肯伯格（Klaus-Dieter Frankenberger）写得非常对，他说：“不管美 国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它必须考虑中东的未来。从现在起，华盛顿必须加倍慎重地考虑是否应 该继续和这些压制自由，却被描述成温和派的统治者谋求在政治、战略和能源利益上的合作。如 果说有什么重大的计画值得在中东推展，那么这个计画一定要能引导该地区与现代社会、多元化 的世界以及民主特质取得某一程度的共识。推翻巴格达政权是这计画的一部分……美国不应该在 这项任务中独挑大梁，也不应该专擅独行，主张拥有完全的权利（注 23）。”民主国家们应该 认识到我们真正的、持久的盟友其实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只有帮助他们建立民主政府，区域的安 全及其他问题才能获得解决。我们也必须了解如果海内外的民主人士不能携手组成一个温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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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新政权，那么会继承当前独裁者的依然是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极端分子。宫廷的主人若不 是走向民主，就是走进清真寺。 问题的核心在于这些独裁者个人，并不在于回教本身。实际上今天世界上的回教徒超过半数居住 在民主国家。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国家，最近它刚脱离了苏卡诺和苏哈托的漫长独裁统治。 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是一位回教神职人员，他成为印尼第一位民选总统。长期以来， 他便是印尼最大的回教社会组织的领导人，也是一位长期献身民主的斗士。印度有世界上第二多 的回教徒——大约一亿五千万，除了喀什米尔地区之外（即使在这里，二○○二年的竞选也比往 常要好），回教徒积极参与印度生机勃勃的民主政治。解决喀什米尔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将民主导 入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拥有世界上第三多的回教徒，其国民一再表达他们期盼实施民主的意愿。 孟加拉的回教徒占全世界第四位，达一亿二千五百万。虽然它政局动荡，但并非独裁统治。土耳 其、伊朗和埃及在回教徒的数目上大致平分秋色。尽管土耳其有很多严重的问题，但是它也不是 独裁统治。伊朗分别在一九九七年和二○○一年举行了民主选举和再选举，两次均由鼓吹民主的 回教神职人员哈塔米当选总统，这显示大多数伊朗回教徒也希望民主。奈及利亚也有为数相当的 回教徒（占总人口的一半），它是一个新兴的、奋进中的民主政体。因此，世界上八个回教徒最 多的国家中有七个在回教和独裁统治上没有本质上的紧密关联（而谁又相信埃及人民会喜欢独 裁？）。而许多所谓的专家却认为独裁统治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于这一个黑暗心脏地带，问题都 是来自回教，而这样的观点仿佛已经是根深柢固了。 和美国政府与非政府领导人、专家来往最密切的独裁者似乎要证明事实就是如此。当然，他们的 说法是来自彼此矛盾的观点。穆巴拉克争辩说他们的独裁是为防范回教夺取政权；法赫德国王争 辩说他的独裁是为了保护和促进“纯净的”回教。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所有独裁者都要为他们独 裁统治的合法性找到依据。他们的理由就像那些中世纪的国王辩解说统治是为保护和传播基督教 一样的不切实际。导致回教倾向于独裁统治这一错误偏见的另一个原因是学术界的懒惰。专家们 在某一问题上常做出相似的“预测”，这一现象简直太普遍了；没有多少专家有足够的才智、创 造力或专业勇气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中单独做出颠覆从前的预测，除非事态紧迫或者情况非常明显 时。 那些被广泛接纳的观点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以及国际安全来说，冲击是极具灾难性的。这个地区在 经济停滞的困境中挣扎，而这个因素与独裁统治密不可分。这里也是一个社会十分落伍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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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回教国家比非回教的民主国家出现过较多的女性领导人，但是许多这些国家的妇女必须忍受 男性沙文主义残暴的奴役。世界上再没有其他比这个地区压迫妇女更大的集体犯罪了。如果我们 无法在此一人道主义的考量上要求民主，那么我们可以应用地域政治需求的杠杆作用。这个地区 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是地球上最丰富的。 就实务面来说，民主国家需要改变他们现行的政策，带领这些国家进入民主阵营。首先，民主国 家和民主人士必须尊重回教，就如同我们尊敬其他伟大的宗教一样，并且要意识到回教徒占了人 类总数的四分之一。其次，我们必须拓展管道，使回教民主国家和非回教民主国家成为紧密合作 的盟友。赫尔辛基协议是绝对需要的。我们需要新的方法以便展开对话，制定策略与方案，驱逐 压迫回教人民的独裁者。我们需要针对各个国家提供不同的行动方案，并且要为整个区域投入更 大的民主资源。 布希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比前任的美国政府、欧洲或其他民主国家都来得好。在二○○二年的一系 列相关演说中，布希总统、国务卿鲍威尔和国务院政策计画主任哈斯都曾阐述了这个区域各个国 家的民主目标。在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的中东合作伙伴关系草案中，他们提出了几个具 体方案。但是《华盛顿邮报》针对这项草案发表了社论，称这项草案“延续了美国在这个地区现 行的怯懦逻辑，它既想促进阿拉伯国家的自由化，却又不愿挑战在位的独裁统治者……如果自由 竞选和言论自由能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发生，那么在约旦和埃及也应该是可能的。布希政府…… 应该做好准备，不仅只考虑罢黜它认为的敌人，而且也应要求他的盟友做出艰难的决定。”（注 24） 如同前中央情报局中东专家哥拉特（Reuel Gerecht）曾经说的：“对阿拉伯世界里的自由派理 想主义者所提供的援助几近于零，……而支持埃及和其他地区已经腐败了的政权并没有为我们带 来应有的荣耀，最后反倒伤害了我们的利益。只要回教世界受专制政治控制的情况不改变，宾拉 登的吸引力永远都不会消失。”（注 25）在这一区域中，有一些国家值得特别关注，因为他们 提供了较佳的机会，而且如果有所突破的话，影响就会像涟漪一样扩散到整个区域。身为地缘政 治学者，我们必须仔细地看看地图，在这些清一色的独裁政权中，找出他们最脆弱的地方，以便 使他们之间的串联解体。出现在我自己名单上的是：巴基斯坦、乌兹别克、伊朗、伊拉克、波斯 湾各国、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和阿尔及利亚。 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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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认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对立，存在于同时拥有核武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这两个国家在 过去短短的四十年里已经打了三场战争；但都是没有民选的巴基斯坦政府向印度宣战。前巴基斯 坦陆军参谋长穆夏拉夫于一九九九年十月推翻了民选的巴基斯坦政府，其近因是民主选举产生的 总理谢里夫（Nawaz Sharif）下令巴基斯坦军队支持的回教民兵撤出从印度劫夺而来的喀什米尔 战略高地。这一军事行动是穆夏拉夫将军个人的计画。谢里夫曾试了几个月想让文官体系控制军 方——这是巴基斯坦的老毛病。一九九八年十月七日他撤换了前陆军总参谋长，一九九九年十月 十二日又撤了想继续与印度作战的穆夏拉夫（注 26）。只要军事独裁者执政，喀什米尔的冲突 以及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之间的战争就找不到长期的解决办法。没有喀什米尔，巴基斯坦军队及其 军事独裁者就找不到正当理由，要求维持高水准的军费支出以及授予军方政治权力。因此尽量拖 延喀什米尔问题对巴基斯坦军方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般人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在 做出困难决定并加以坚持的这件事情上，独裁者要优于民主人士。历史证明恰恰相反。在与那些 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恐怖主义者如盖达组织、神学士或其他恐怖主义者打交道的过程中也能得出 同样的结论。巴基斯坦的律师，卡塔克（Afrasiab Khattak）就指出“美国支持军事将领只会把 事情弄得更糟。九一一事件发生后，民主政治在这里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彻 底铲除恐怖主义。” 优先考虑巴基斯坦民主化的第二个理由是，在那里已经有民主政治的良好基础。巴基斯坦立国五 十五年以来，有一半的时间巴基斯坦人民能够选举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并享有一定的民主自由。 根据《纽约时报》记者波恩（James Burns）的报导，经过三次军事统治之后，“巴基斯坦人民 对于许诺人们要回归民主，但却采用种种计谋来拖延的将领感到猜疑。”（注 27） 最后，由于牵涉到一亿四千万的人民，一九九九年推翻民主的政变，就成为民主革命非常时期里 最大的单一倒退事件。恢复民主政治不仅影响巴基斯坦人民，而且对整个民主黑暗心脏地带的民 主发展会有巨大的影响。 那么应该如何做呢？与独裁者对话是必要的。曾担任过参谋联席会议主席的前国务卿鲍威尔可以 是这个对话的关键人物。我们必须说服穆夏拉夫同意实行民主的一个具体时间表，并在二○○七 年以前卸除他的总统位置。这个职位和时间是他在二○○一年六月二十日为自己设定的。依据该 项显而易见的政治谋略中，即使在二○○二年十月总理和国会选举以后，他仍将继续掌握实权。 （这一天是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制定的恢复民主政治的日期）。选举结果产生了一个支持穆夏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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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党联盟，同时史无前例的，巴基斯坦国会议员中也出现了相当比例的回教基本教义派。此 外，基本教义派还在四个省的议会中赢得两个省的控制权。 穆夏拉夫将军住在土耳其的时侯，他父亲在那里是个使馆专员，他目睹了凯末尔（编注：Kemal Ataturk，土耳其之父）政教分离的模式，他曾对此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支持。然而巴基斯坦军方 的成员与回教的关系却与土耳其军方截然不同。好战的巴基斯坦回教徒是受到另外一位将军伍哈 克（Zia ul-Haq）的放纵与煽动。正如《华盛顿邮报》发表的社论所说的：“回教徒在二○○二 年的选举中显然从穆夏拉夫将军的反对政教分离的竞选中获利。非宗教党派一直反对他试图重写 宪法和延长他的总统任期。布希政府本来可以对穆夏拉夫将军施加压力，让他与民间党派谈判。 他们不但没这样做，反而实质上支持了他的权力游戏。”（注 28） 穆夏拉夫独裁政权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恐怖袭击后得到了大量国际认同，因为他们进攻阿 富汗的盖达组织需要获得来自伊斯兰马巴德（编注：Islamabad，巴基斯坦首都）政府当局的支 持与认可，这是新世纪中最大的一个讽刺。我们必须牢记穆夏拉夫将军在他的政变前后都竭尽全 力支援神学士，只有在最强烈的威胁下才能迫使他停止支持曾协助成立的神学士，他还继续支持 喀什米尔残暴的伊斯兰主义者。总而言之，他还没有明确地在巴基斯坦境内采取行动对抗他们。 幸运的是，想在巴基斯坦建立民主还是有相当基础的。巴基斯坦的报界大体上是自由的，而且有 许多非常专业的记者。巴基斯坦的社会仍然比较开放，就以排名最后四十五国的惨淡标准来说， 穆夏拉夫政权还不算特别会欺压老百姓。随着经济的混乱与十多年来的持续下滑，民众的不满情 绪正在增长。与此同时，民主的印度在过去十年里却成为世界上经济成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巴 基斯坦公务员和政府官员的薪资普遍偏低，贪污盛行，巴基斯坦一直都被列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 家之一，远远超过所有的邻国，约和奈及利亚排名相当。军方在单薄的国家预算中却占有极大的 部分。 美国必须在华盛顿与伊斯兰马巴德的新关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对于巴基斯坦民主责任政治的 发展而言，民主国家能提供的最佳协助就是让穆夏拉夫信守他自己承诺的时间表。这五年的时间 应该用来增强新任总理贾马利（Zafarullah Khan Jamali）和其政府的权力；巩固各政党和其他 民主机构；并筹备总统选举。很显然的，全国民主协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国际共和协会（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德国政党基金会和其他相关的组织在 如何建立政党以及竞选技巧上一定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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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选出的议会将会为民主国家与伊斯兰马巴德之间的互动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在这场政治角力 中，让穆夏拉夫说话算话是第一件要件。民主国家一定要和新的政府打交道，但议会是各选区议 员行使合法权力唯一的中心。人们的感受与看法相当重要，因为这能够帮助巴基斯坦民众建立对 自己国家的期望。部分的努力必须用来鼓励被选出的官员，使他们认真对待其职权，行使宪法所 赋予的权力，逐渐扩大影响力。 这个五年的时间表还可提供一个过渡期，以便向穆夏拉夫施加压力，让他实现再三承诺的改革， 同时让新的总理行使他的权力，也让独立的政党开始运作。巴基斯坦存在着一些结构上的问题， 长期阻碍着民主基石的建立。巴基斯坦仍是一个多层阶级的社会，大多数财富都掌握在地主的家 族手里，课税的基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许多有钱人不必拿钱出来支持这个自从独立以来就实行 寡头统治的国家。穆夏拉夫本人和其他被选出的官员像沙里夫（Sharif）和 布托（Bhutto）一 样，都来自社会的上层。所以印度最富有的人是印度回教徒的软体企业家，这并不意外；而在巴 基斯坦，大富翁却是前五十名的封建地主，也就不是偶然了。只要实权继续掌握在这阶层手里， 就很难想像巴基斯坦的民主会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当统治阶层不愿意付出时，这个已经很穷的国 家就更落后了。 这里最明显的受害者是公共教育制度，其实它还配不上这样的称呼，巴基斯坦至少有一整代的年 轻人都因为这一失败的制度而遭殃。于是沙乌地阿拉伯资助的回教宗教学校取而代之，填补了这 个真空。这种现象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世界其他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沙乌地阿拉伯的清静派 回教徒（Wahabist）的苦行，和反现代化的回教教义在原本毫不相干的地方也形成了很强的势 力。穆夏拉夫强行把巴基斯坦推向世俗社会的努力必须好好的处理这个关键点。为了使这一努力 成为现实，富有的民主国家应该资助巴基斯坦重建一个正规的公共教育体系，而不是让穆夏拉夫 或巴基斯坦当局逃避这样的重责大任。如果想要在穆夏拉夫的任期内达到这一目标，巴基斯坦必 须彻底重建税收制度，因为只有这样政府才能负担得起公共教育，包括提供学生制服和餐点。已 开发国家很可能需要在改革实施后援助巴基斯坦一段时间，但是巴基斯坦也不能以此为藉口而不 给其公民提供正常的教育。同样地，腐败的行政机构，执法机关，以及司法制度的改革也是非常 必要的。不论是被选出的或是世袭的，掌权者都应承受压力，进行这些痛苦的调整。 如同那些穷困和制度不健全的社会一样，巴基斯坦最有价值的潜在资源之一是受过教育而比较富 有的、居住在国外的巴基斯坦人。虽然海外的经济机会吸引许多人出国，但他们仍和巴基斯坦维 持着紧密的联系。巴基斯坦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不是内在的因素，而是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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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如果机会成熟，许多留居海外的巴基斯坦人会回国投入他们的资金和才智。在民主化的进程 中，为了充分利用这一宝贵的资源，巴基斯坦的选举法案应该提供一个简单而又可以查核的方 式，让海外的巴基斯坦人也可以参与投票。民主国家应考虑资助在海外巴基斯坦人集中的地区进 行公共资讯的传播，以便与正在巴基斯坦本土的资讯相结合。 尽管有些海外的巴基斯坦人支持和资助激进主义者，大多数的人还是比较温和的。我有个侄子是 印度教教徒，目前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他有很多巴基斯坦回教徒的朋友，他们公开表示对喀什米 尔没有兴趣，但是最想看到巴基斯坦实施民主。我们应该把巴基斯坦年轻的、有领导才能的人送 到美国去体验一下这种温和精神，对他们进行民主与治理方法的培训，让他们在返回巴基斯坦时 境界水准有所提高。年纪较大的人因为想法已经固定，不易训练；再者，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声名 狼藉的。 巴基斯坦五年民主计画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二○○七年的总统选举。文人政府越强，在民主国家协 助塑造下巴基斯坦政党的地位和声望越高，能孚众望的挑战者就更有可能出来和穆夏拉夫竞选总 统。最好的方式还是劝说穆夏拉夫和那些军方人员不要参加竞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民主力量 的团结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正如我们在许多从独裁过渡到民主的国家所观察到的一样。肯亚的 莫伊（Daniel arap Moi）只有在民主人士分裂时才能操纵选举；民主人士一旦团结共同支持一 个候选人时，他就失败了。只要让穆夏拉夫信守他的诺言，民主国家就有机会帮助巴基斯坦建立 一个可行的民主政治。显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文人政府和军方的关系即使在五年以后仍会是 一个敏感问题。但是只要民主国家能接受、监督并参与穆夏拉夫将军公开承诺的民主化进程，他 就很难自食其言。 乌兹别克 乌兹别克是典型的五个中亚个人独裁国家中的一国，被前苏维埃时代共产党员卡里莫夫紧紧地操 控。卡里莫夫在布里兹涅夫后期设法用浮夸的棉花产量的数字来欺骗苏联体系，又巧妙地度过了 苏联的解体。卡里莫夫总统在二○○○年选举里作弊，恶名昭彰，以致连“欧洲安全暨合作组 织”都不肯去监控投票，但他仍是那个封建国家的国王，如同另外四个原苏联中亚国家的独裁者 一样。 早在九一一成为反恐战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前，卡里莫夫就在利用乌兹别克的战略位置和人口相 对较多的优势。乌兹别克独立后，卡里莫夫一直竭力抵抗莫斯科的影响，与其多灾多难的邻国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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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同（塔吉克一直在打内战，哈萨克有众多的斯拉夫人口）。在卡里莫夫的统治下，乌兹别克 亲近美国，热心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和平计画，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站在一起反对俄国试图 对“近邻”的控制。 由“人权观察”和其他组织所做的工作显示，卡里莫夫政权的镇压措施是众所周知的。在该地区 信奉传统的回教被卡里莫夫视为威胁，如同任何一个潜在的与他们争夺权力的团体一样，所以乌 兹别克按照苏联的模式由国家统一管理宗教，民间团体经常受骚扰，酷刑也时有所闻。在这样的 环境下，卡里莫夫把不满的人民推向“乌兹别克回教运动”（IMU，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之类的怀抱。这个运动于九○年代末在盖达组织和神学士的支援下，成为很活跃的 游击队。在九一一袭击之前，看上去卡里莫夫和乌兹别克回教徒好像陷入了互相残杀的陷阱里， 破坏了居民既受压抑却又平静的生活。 卡里莫夫是美国反对神学士和盖达组织战争的主要受益者。与阿富汗接壤的乌兹别克边界成为美 国空中和地面部队极重要的集结区，也是经由铁尔梅兹（Termez）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运输点— —这一目标几乎没有实现。在美国对阿富汗的神学士和盖达组织空袭中“乌兹别克回教徒运动” 损失极大，其成员和其他伊斯兰武装分子是神学士政权的左右手。我们不清楚有多少组织结构幸 存，人们认为“乌兹别克回教运动”的军事领袖纳曼甘尼（Juma Namangani）已经死亡了。我们 清楚的是“乌兹别克的回教运动”造成的威胁已经大大减少。虽然这种威胁是真实的但被卡里莫 夫夸大了，且利用为镇压反对派的藉口。 美国对卡里莫夫政权的影响是极大的。现在“乌兹别克回教运动”造成的威胁已经被击退了。美 国没有理由不尽快推进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进展。如果不尽快这样做，美国就冒着史埃及成为美国 附庸的风险，从而损害其在中亚的声誉和利益，正如在埃及的穆巴拉克无原则的附庸关系一样， 在埃及引起了激烈的回应。对民权和宗教自由的压迫早已导致了一场回教徒的叛乱，否则它也不 会形成一股势力，除非这种不满情绪能在公共领域得到疏导，否则这种威胁还会重新出现。 在神学士政权统治下的阿富汗，对邻国乌兹别克的人民而言是一种真正的威胁。现在虽然面临着 困难，阿富汗在国际社会明确并扩大的承诺下，正一步步走向民主。这个事实对周边的国家都有 重大的意义，正如伊拉克的情况一样，在阿富汗周边所有独裁统治的邻国——伊朗、巴基斯坦、 土库曼、乌兹别克、塔吉克，甚至中国都害怕一个与美国有着密切联系的民主的阿富汗。伊朗宗 教界和巴基斯坦对逐步稳定的阿富汗民主进程感到担忧，担心会给其国内的年轻人和不满现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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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树立学习与期待的榜样。因此这个努力务必成功，因为其影响至关重大，不仅限于阿富汗一 国。 乌兹别克目前的形势相当于民主发展的第一和第二阶段，有迅速推进的可能。民间社会已出现了 勇敢的人物，包括敢说话的反对派人物，和一群敢为被当局指控的政治嫌疑犯担任辩护律师的 人。二○○二年三月，在去美国访问的前夕，卡里莫夫终于允许十年来努力不懈的唯一人权团体 注册了。然而，媒体的形势仍很凄凉，也没有任何层级的民主自治。 民主世界透过“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发出了正面的信息拒绝监督二○○二年一月延长卡里莫夫 统治的公民投票。华盛顿公开批评了该次公民投票，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性声明。然而考虑到对 这个国家与日俱增的注重，特别是在安全领域里，在反对神学士和盖达组织的战争后，有许多混 杂的信息，使得狡猾的卡里莫夫认为他能逃避有关其专制统治的严苛批评。在公民投票耍诈后， 西方施加多层面的压力，使民主世界的批评看起来较有深度和意义。但是如果不能坚持下去，这 样的声明不但失去价值还会使那些受压制的人怀疑民主国家人士对他们声称的价值的承诺。 在与卡里莫夫打交道时，民主人士应该让他明白，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关注并不是认可他的政府， 然而，我们发现这样做是不合法的。合理的姿态应该包括与民间社会的合作，包括民运人士，和 准备下次选举的官方选举机构。民主人士应该尽力让统治政权宣布在三年内选举新的总统和议 会。他们应随后建立一个可行、自由、公平民主的选举制度。这种制度不能像上一次公民投票那 样仅是一种形式。就卡里莫夫对人民镇压的程度而言，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然而，具有同样专 制历史的国家也实现了民主的过渡。 首先能够做到的是改变乌兹别克国际和国内形象。“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塔什干的机构颇适合 担任此重任。但到目前为止，观察家认为他们在乌兹别克没有实力，所以他们主张的政治透明度 和责任制根本得不到响应。美国和英国大使馆常常略过“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而擅自发表更强 硬的主张。尽管如此，他们的努力仍有助“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确定方向并增强实力。目前需 要有一个资深的政治家，如前总理一般等级的官员愿意加入，来领导“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在 塔什干的行动。这个领导人要与驻塔什干的民主国家外交代表合作，去改变“欧洲安全暨合作组 织”徒具形式的现状，进而实现“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旨在推动民主的组织目的。“欧洲安全 暨合作组织”应更勇于对乌兹别克及四个中亚专制制度及仍属于“不自由”的白俄罗斯（所有 “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成员），推动追求多年的民主并定下达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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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外交是推动民主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塔什干的民主国家团体至少应该一个月召开一次会议来 协调策略及交换资讯。这些民主国家的大使应该熟悉打开封闭社会并愿意出入公开场合，而不仅 仅满足于外交上的呆板操作。有些新兴民主国家的外交使团里便有很多曾参与公民反抗活动的主 要人物。像斯洛伐克的驻美大使布托拉（Martin Butora），应该适合这样的角色。他曾参与过 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及后来推翻共产党独裁总理米凯尔（Vladimir Meciar）的活动，很适 任此项任务。其他如公开接见反对派人士，参加对那些政治人物的审判，为民间社团领导人与执 政当局举行招待会，这些都能为乌兹别克打开更大的公众空间。在可能的情况下，应给予独立的 报纸和其他媒体独家采访外交人员、要员和军事首脑的机会。许多职业外交官会避免触怒所在国 政府的活动，他们应被那些敢于尝试的人代替，这些人不准备参加下次的竞选，而是履行他们现 在的任务。民主国家的大使应该拥有一笔资金可以帮助当地的民主和民权的参与者，不用等着通 过国家资金预算程序，而能抓住时机做些事情。民主人士应集中资源为记者和非政府官员设立法 律防卫资金等等，以确保他们能在别人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时保卫自己。必要时驻塔什干的大使 馆（和那些驻在布哈拉 Bukhara 和撒马尔罕 Samarkand 的领事馆）应做为避难所来保护那些遭统 治集团盯住的政治目标。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能被交到当地政权的手里。 全世界的民主政府，特别是“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的成员应该向卡里莫夫施加压力，促其政府 遵守独立以来签订的国际条约和盟约。就像我们在七○年代和八○年代看到的中欧一样，这种承 诺（尽管这种承诺常常是形式上的）也能够成为那些勇敢的个人和团体手中有力的武器，促使政 府缩小承诺和实践的距离。许多民权组织都没有登记的权力，所以实际上是非法的，从而容易被 迫害。国际上的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能影响他们立法。另外，我们应该劝导塔什干邀请 联合国的一些特殊机构，例如防止酷刑的特殊报告起草委员会，也应该邀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向 塔什干派地区代表，这是卡里莫夫一直不情愿做的事。这些结构在乌兹别克的存在，本身就能在 此区域让人们知道，自九一一以来，伴随着西方国家对此事的关注，也增加了对民主和保护基本 人权的重视。 二○○二年二月，国务卿鲍威尔告诉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他说：“美国将继续对中亚关注， 并继续驻守在那里，这是我们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最近美国军队大规模进入中亚，包括成千 上万的军人、航空人员、承包人员和设在乌兹别克及阿富汗的指挥中心，可能成为一个非常有力 的契机，从而影响民主的实践，这是那些独裁者不愿意看到的。美国军队进驻乌兹别克、吉尔吉 斯、塔吉克和那个地区的其他地方，将成为在中亚最明显的民主世界的代表。美国军队和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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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下的调子在这个地区和他们的边远地区产生强烈的共鸣。现在不能只与独裁者短期交往，也不 可误认安全可以建立在与民主价值完全脱节的基础上，坚持民主原则才是安全的唯一保障。 我们需要表明为什么要参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当地的积极活动，不是对独裁者卡里莫夫的帮助， 而是为了相互的利益。我们使用的语言和词汇尤其应表明民主国家的态度。因此从长远来看，不 顾外交惯例方式，赞美与卡里莫夫这种非民主领导人的合作，甚至称之为“战略伙伴”是很危险 的。民主国家应谨慎地声明他们是与合法的团体，即乌兹别克人民为伙伴，根本不应该赞扬卡里 莫夫，否则美国肯定会与这个高压专制政府纠缠在一起，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扭转政策与态度。 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军事强国，比如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是在自己国家部门之 间，比如大使馆、军队和其他的安全部门中协调好相互的工作与关系。在美国方面，这不仅包括 在克基安德（Khojand）和堪纳巴地（Khanabad）基地的地上部队，也包括大使、中央情报局局 长还有司法部门的代表。此外，这些代表需要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同事互通情报，步调一致地面对 乌兹别克的部队，以及用来镇压人民的“内部政务部队”（MVD，Interior Ministry forces） 和秘密情报部门。潜移默化地使他们放弃暴力和不法行为，可以给其向民主体制的转换提供便 利。另外，提倡国际部门间的对话也是刻不容缓的。“乌兹别克回教运动”的困境给我们提供了 很好的讨论基础。由于该组织的复苏将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所以讨论这些问题关系到美国的国 家利益。同时，该组织的社会成员帮助政府镇压宗教和民众自由，对我们的军队也构成威胁。如 果公开宣布民主国家相信“乌兹别克回教运动”已被消除，特别是经由当地媒体宣布，将有利于 去除卡里莫夫用来镇压人民的魔鬼兵团。像“自由之家”这样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应与美军合作举 办一个有关军民合作的强化研讨会，欢迎国际和当地人权组织以及乌兹别克的安全部门参加。这 样的集会不仅使乌兹别克的不同部门在民主国家的监督下相互联系，也给美国军队一个机会好好 地评估当地对手如何对付人民以保护自己的体制，从而帮助美军调整在乌兹别克和中亚其他地区 的策略。 我们也应鼓励美军和其他人士与当地人民接触。当前的“部队保护政策”虽有道理，但它阻碍了 部队与当地人民接触的机会，同时符合了像卡里莫夫（或与其类似的沙乌地阿拉伯政府）这样独 裁者的利益。如果美国的部队不被看成是侵略者，他们就更能表现出是当地居民的伙伴，敌人就 不能称美军为“占领者”。这种基地部署实际上是展示正规及自愿军实力及其所代表的民主力量 的大好机会。他们对经济的影响也很重要，有利于广大民众，而非仅局限于那些代表当权者（或 当权者所指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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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没有独立的广播电台，只能依靠外界对大众传播消息。用乌兹别克语及其周边其他语言 播放的“自由之声”（Radio Liberty），应充分播放与听众相关的节目。“自由亚洲电台” （Radio Free Asia）那样的邀请听众打电话进来的“叩应节目”（Call-in programs）并不昂 贵，但影响很大。独裁政府控制的电视节目通常远远不如其他媒体富有娱乐性和资讯性。因此， 阿富汗的开放使得跨区域的，并且适合边界及阿富汗境内乌语观众口味的电视频道得以发展。同 时，我们应注意不削弱喀布尔当地政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民看到同胞制作的娱乐和新闻节目会 削弱卡里莫夫在国内控制消息的能力。此外，也可迫使卡里莫夫批准在乌兹别克国内成立一个由 独立的乌兹别克团体拥有的电视台。电视台应尽可能与外国伙伴合作以保证其独立性。 除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在乌兹别克派驻外交人员和部队的政策方式以外，民主国家还需要积极调 动乌兹别克非政府系统的参与。交换教育和专业人员是很有价值的投资。经验证明“福布莱特计 画”（编注：Fulbright program，是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教育交换专案之一，目的在于促进美 国人民与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交流，每年全球约有四千七百名赴美留学生受惠于此资助计 画）是推动民主化进程的无价资产，广泛帮助美国了解世界各地的情况。我们明显地看到对乌兹 别克和其中亚邻国的关注提高。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在乌兹别克尤其重要。虽然民主 国家的影响不断加大，这些组织仍然至关重要。在前苏联提倡法律独立的“美国律师协会”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中、东欧法律协会”（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Law Initiative）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除了参与行政与司法体系，他们也参加了在白俄罗斯实行 “生活法律”（street law）这样的教育计画，帮助人民认识他们的权利受成文法律的保障。人 民在与国家政权冲突时可以运用其权利，这个概念应深深打入乌兹别克政治体系中，几乎没有比 这更重要的民主概念了。 在更开放的政治方面，德国瑙曼基金会（Naumann Stiftung）和美国国际共和协会（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等政党基金会应该公开与受到打击的反对派“团结运 动”（Birlik）和“民主党”（Erk）联系，帮助他们准备选举。使政府接受民主国家希望促成 的选举制。 二○○二年十月“自由之家”在塔什干（编注：Tashkent，乌兹别克的首都）的“人权和资源中 心”（Human Rights and Resource Center）举办了一个公开的就职典礼。美国、英国和德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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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与会致词，对乌国令人震惊的人权状况给予极大的国际和国内关注，远远超过预期的效果。该 中心的存在和盟友的帮助，使得乌兹别克的人权团体能够采用更具策略的方法和更积极的方式。 环境问题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公共话题，因为他们毫无疑问具有政治影响。乌兹别克的棉花业需要 大量水源，控制水源对国家的生态稳定和人民健康有重大影响。在许多集权体制的国家中，民间 的环保组织对政府的腐败与怠忽职守起到监督作用。在乌兹别克讨论这样多方问题的时机已经成 熟了。很明显，当前对棉花业的依赖不是长久之计，其受益者只是贫穷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民主 国家应鼓励并提倡国际环境组织参与当地的问题。西方国家应该吸取过去三十年学到的教训，可 让在乌兹别克的军事基地对环境影响采取开明的态度，为当地人民着想，如此不但扩大我们与当 地的正面关系，还会对比出当地政府不闻不问的态度，使他们受到人民的责备。 单独对其中一项计画尽力并不能使乌兹别克民主化，但是如果我们灵活运用，并有计画、系统地 灌输真正的民主概念，就会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重大成效。 伊朗 伊朗是在阿富汗神学士政权灭亡之后，世界上最后一个真正的神权国家。战争摧毁了神学士政 权，也明显地暴露了邻国伊朗政府的矛盾。虽然选举产生的哈塔米（Seyyed Mohammad Khatami）政府声明支援在喀布尔（编注：阿富汗首都）卡赛（Hamid Karzai）的脆弱政府，但 伊朗的军队、安全部队与回教什叶派领袖哈米尼（Ayatollah Sayyed Ali Khamenei）的监护委 员会，却试图与它作对。他们与历史重镇赫拉特（Heart）地区人物长期的关系，破坏了卡赛建 立中央集权的努力。邻国阿富汗建立民主政府的前景，以及可能返国的君主使得伊朗的保守势力 很紧张。在美国流亡的王位继承人瑞扎．巴勒维（Reza Pahlavi），在这个人民缺乏政治崇拜者 之时，对伊朗的广播越来越有影响力（注 29）。他远比他父亲巴勒维（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更加致力于民主。同时伊朗人民已厌倦了选举产生的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也不会履 行承诺。绝大多数伊朗人民向往民主的意愿很明显，过去几年诉说不完的大事，道出了这个国家 要摆脱独裁统治的决心。一九九二年由于过分自由派倾向而被迫辞职的前文化部长哈塔米，在一 九九七年参加了总统竞选，他提倡经济改革、法治、文明社会和改善外交关系。他赢得了知识分 子、妇女、年轻人和商业团体的支持，这些人推崇自由社会，要求停止国家的经济干预。90％的 选民参加这次选举，有 70％选了哈塔米。哈塔米与未经选举的独裁者哈米尼和他那同样的未经 选举的监护委员会斗争了四年。在二○○一年的大选中，伊朗人民又一次一致声明支持民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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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人参加的选举中，只投哈塔米的票，视哈塔米为唯一的合法领导人。目前面临哈塔米的亲 信、议会成员和媒体被抓捕与迫害，但哈塔米总统仍敦促人民要谨慎小心地对付独裁者。 伊朗的年轻人对这种明哲保身的方式越来越感到不耐烦，大批青年上街游行，呼喊反独裁的口 号。九一一后，数千人走上街头打着支持美国的标语，并为罹难者守夜（注 30）。教师和其他 行业就薪水问题的抗议也日趋频繁。比如《纽约时报》二○○二年七月九日的报导，“反政府电 台和卫星电视长期以来激励着人们。在暴力镇压德黑兰大学（Tehran University）学生示威的 三周年，示威者发泄出对专制政府的不满情绪，与警察发生冲突。”“监护委员会”（Guardian Council）被迫调动军队干预，试探军队的忠诚。观察家认为如果民主势力占优势，很多回教神 职人员（ulema）会考虑支援，来对抗一九七九年的回教革命后持续制式化的政权。伊朗现有一 半的人口在革命后出生，年轻人向来把神职人员当作他们未来的选择。 伊朗的经济虽然活跃而有潜力，却没有带来令人民满意的工作和繁荣。人民不再相信政府，甚至 不再相信他们选举的力量。一九九一年波湾战争打消了以往对伊拉克进攻的恐惧。经历了两次总 统选举，人们认为他们已经等待很久，该由他们决定国家的发展方向了。 伊朗具本质变化的成熟度。远超出其他民主国家（除美国外）的决策人所能相信。虽然神学士政 权在阿富汗被消灭后，对此地区产生了关键性的变化，他们已经认识到伊朗进入民主国家行列会 带来多么不可思议的好处。美国的决策人甚至也受到影响，进而做出搭配性的策略以推动实质的 民主化。 尽管神职政府的镇压还在持续，反对派不断被逮捕、殴打、暗杀，然而国际政治、社会与经济力 量还是可以影响伊朗，每个机会都要好好利用，任何时候都可能有大的突破。首先，民主社区需 要宣布并展示他们对伊朗人民努力的支持。只支持哈塔米总统是不够的，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 民主国家需要按照选民的意志，呼吁哈塔米实现对人民的承诺。如果他和其他选举产生的官员因 强硬派的反对而不能有效改变现状，他们必须告诉人民并与人民一起奋斗。否则他将被认为是神 权统治机器的一部分。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其他民主社会的决定也一定要清楚：必须站在伊朗 人民这边。 布希总统在二○○二年的演说中作了政策转弯。他说伊朗与伊拉克和北韩都是“邪恶轴心” （axis of evil）的成员，伊朗人民因为他们的“未经选举的领导人”而入围（注 31）。二 ○○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布希总统明确承认伊朗存在的分歧，大多数人参加选举，支持民主，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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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人则反对民主。但是他仍未利用这个机会推出新的计画和专案项目，积极支持为伊朗的改 变而奋斗的人们。 布希总统应该宣布一个清楚的“与伊朗人民的契约”（Contract with the Iranian People）， 总统应该对美国在二十世纪八○年代早期支持伊拉克入侵伊朗表示懊悔。鉴于两伊战争给伊朗带 来的毁灭性打击，以及何梅尼利用伊拉克的入侵在革命后巩固了其政权的事实，布希总统的道歉 会有极大的影响。此契约应该包括具体的承诺，比如一旦伊朗实行民主时，美国将帮助伊朗的经 济重建，帮助伊朗的石油工业现代化，追查被伊朗国王和神权政治中坚人物偷窃的伊朗人民的财 产，一旦这个国家实行民主运作，就解除阻碍其资产国有化的障碍等等。就像二○○一年的“辛 巴威民主法案”（Zimbabwe Democracy Act）一般，“伊朗民主法案”（Iran Democracy Act） 会在国会很容易地通过，并立即起草立案。有国会的支持和随之而来的资源，这一法案将会对契 约中所做的承诺赋予实际意义。 二○○二年三月十三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主席、民 主党议员拜登（Joseph Biden）在向美伊理事会（American Iranian Council）致词时，基于以 下前提提出了一个五点计画：我们必须承认，多数伊朗保守因素是想经由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使伊 朗永远处于隔绝的状态，而试图改变的人则想增加国际联系。拜登从一开始就瞄准了正确的方 向，遗憾的是，他没能够坚持到底，他低估了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能够提供帮助的能力。他声称 “美国对于伊朗正在进行的权力斗争不具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也不应该直接介入这种权力斗 争……（一九五三年的经验）告诫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我对于透过其他民主国家帮助伊朗摆脱 独裁统治的想法深深不以为然，美国是能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的。一九五三年的教训就是美国具 有影响力而当时却错用它来对抗民主力量，但是应该能够做到“分头进行”。布希和拜登都错 了——我们需要同时公开要求独裁者下台，如果必要的话可以采用总罢工的形式，我们还应积极 致力于伊朗的对外开放。 美国的努力应该和其他民主力量协调一致。正像其他的独裁统治一样，伊朗的独裁政权依赖民主 世界力量的分歧，减弱了武器扩散和其他方面的压力。在美国做出决定性方向改变的同时，需要 使世界其他民主力量与之同步，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同时召开一个国际性会议，邀请那些主要的 国家、国际性金融组织和伊朗反对组织成员参加。这种会议可以为迅速启动的项目筹集特定资金 来帮助伊朗的民主过渡。以上努力对于渴望自由和真正需要改善的人们将产生极大回响。在政策 方面，经由伊朗籍国外人士的捐助，让卫星电视广播能向他们国内的同胞发声，进而产生直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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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决定性的影响。位于洛杉矶的播音室透过卫星向伊朗播放的“伊朗国家电视”（National Iranian Television）曾经拥有数万名观众，后来因为资金短缺不得不停止播放。随着这一策略 在更细部上的规划与协调，只要每年向这一服务设施提供大约五百万美金的资金，就可以实质改 善伊朗的通讯传送。正如菲律宾和塞尔维亚的革命形式一样，爱国者的行动具有一种驱使人民变 得更加勇敢的扩大效应，此一效应在关键的（与不可预测的）时刻可以协助建立出动能来。 除了支援这些电视广播之外，民主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在规划和实现伊朗的民主化策略方面也是 十分必要的。德黑兰的大使馆应该重新开放，其中包括美国大使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应该十分 清楚，他们应该把自己视为可被伊朗人民接受的人。民主国家的比较优势应在共同的策略下得到 肯定并不断扩大。所有的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应该成为“自由之家”，向伊朗人民提供可任意上网 的网咖及其他通讯设备，以及利于会面的安全房间。这些大使馆应该准备随时为那些示威者和受 到政治迫害的人提供保护。 美国应该取消对伊朗的贸易限制，美国公司应该签署一项公开的行为准则。这种准则应该承诺公 平对待所有工人，允许他们成立自己的组织，万一发生镇压事件，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雇员。文 化、学术和专业等方面的交流项目，必须成为我们帮助伊朗民主化进程中所采取整体努力的一部 分。访问教授、学者，甚至一般的观光客，反而拥有外交人员不能享有的自由活动及连系能力与 可能性。那些来自民主国家的年轻民主斗士，可以用观光客的身分进入伊朗，从而与伊朗的民主 人士会见，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可以协调并帮助这些人访问伊朗。在目前的环境下，伊朗的反民主 势力可能会杀害这样的外国人。但是只要有合适的手段，就能掌握到帮助伊朗民主化的宝贵时 机。 帮助伊朗的年轻民主人士到国外，与在塞尔维亚、菲律宾、印尼等国家成功组织过人民运动的民 主人士举行短期的研讨会也同样重要。公众的支持可以加速以上进程。一如我们帮助塞尔维亚一 样，我们应该积极帮助人民组织推翻独裁统治的总行动。许许多多散居在国外的伊朗人同样是一 个关键因素，这个神权国家在世界各地大量暗杀著名流亡人士表明了这一点。在国外的伊朗人也 有不同的派别，比较明显的两造是支持伊朗国王与反对伊朗国王并离开的人。然而，民主的伊朗 应该会使他们有了统一目标。伊朗国王的儿子瑞扎．巴勒维（Reza Pahlavi）经由公开的声明表 达了对伊朗人民民主渴望的支持，他在帮助不同派别之间沟通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可以成 为一个非常有趣而重要的人物。无论如何，君主政体绝不能够在没得到伊朗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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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人民头上。即使是君主立宪政体，也要像西班牙或大英帝国的那种模式，绝不能让前国王的 独裁统治重现。 伊朗的运动可能发展迅速，伊朗对这一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民主的伊朗将不 再是一个向“真主党”（Hizbollah）和“哈马斯”（编注：Hamas，回教抵抗运动）提供资助的 恐怖主义国家发源地。它也不应该是一个武器扩散国和世界潜在的核武威胁。再者，与独裁统治 者哈米尼进行和平对话也是需要的，或许英国驻伊朗大使能够展开这样的对话。 伊拉克 当布希政府正确认识到海珊的问题不能只靠持续的围堵，而需采取激烈手段的时候，布希政府并 没有充分考虑使用非暴力的力量将海珊赶下台。非暴力的手段比直接入侵手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然而与完全不采取行动推翻海珊，或只是尽力限制并与他共存相比较，我本人赞成直接入侵。但 是当我们审视伊拉克及伊拉克以外的国家时，我们最好牢记超级鹰派佩里（Richard Perle）的 观点。“我们不会为民主而发动战争……，我们应当利用一切美国的影响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 而这些手段多数是非军事的。”（注 32）。我必须承认在美国领导的联军入侵的多年之前，我 们中间的那些相信非暴力手段力量做为一种辅助策略的人们并没有得到反伊拉克人士的积极响 应。 一些伊拉克人同意参加培训会议，但是更多的人与我们争论，认为海珊与其他的独裁者不同，因 为他是一个如此血腥残酷的人，用推翻其他独裁者的方法很难将他赶下台。甚至赞同我们的伊拉 克反对党人、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库巴（Laith Kubba） 在二○○二年也对我们说：“海珊对伊拉克人民长期的恐吓、猜疑和冷漠，已经使他们的心态发 生改变。” 难道美国可以再一次帮助唤起伊拉克人民的希望，说服他们在自己的解放中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 色吗？波湾战争后，联军对海珊镇压北部库德族和南部什叶派教徒的起义置若罔闻，因此人们已 经普遍地放弃这种希望。美国采用了这样一个策略，所有其他的民主国家和先前的批评家如果不 赞成为了经济上的利益继续与海珊周旋，那么在海珊下台的时候，伊拉克人民将会记得他们并要 他们承担起责任。不幸的事实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海珊统治的内部掀起对海珊大规模的挑战， 除了全面的入侵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结束海珊的独裁统治。为了在伊拉克人民中建立起希望， 两三百万散居各地的伊拉克人应该是这一解决方案的中心。正像库巴所估计的一样，在居住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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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伊拉克人当中只有一到两千人是政治上的活跃分子，但更多的人在能持续得到西方国家支援 下，应会参加推翻海珊的行动并帮助建立一个团结的内部反对势力。 我们需要一起发动一个传统的两阶段运动，即首先组织起来，然后采取行动。这一策略取决于： 什么样的资讯，可以在伊拉克内部得到相应的共鸣？这一政权中有什么样的分歧，可以被发展利 用？什么样的激进主义组织，可以在海珊统治下的伊拉克进行活动？民主国家需要与广泛的亲民 主的伊拉克人一起工作，而不只是将视线集中在伊拉克国民大会或者任何其他的单一组织上。这 一运动将需要资金和其他的（如投票选举）协调支援。这一努力涉及英美保护的伊拉克北部禁航 区。大约有五百万伊拉克人居住在那里，他们的生活条件比海珊直接控制的地区要优越得多，在 这一地区以石油换粮食计画所得到的资金尚可到达老百姓手中。位于伊拉克北方的库德族内部也 存在着政治分歧，但对于好战的美国的承诺，他们却一致持怀疑态度。他们以前经历过威胁和阴 谋，所以他们更容易接受政治手段。包括巴尔扎尼（Massoud Barzani）和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在内的领导人，二○○二年已经重申要建立一个民主联盟的伊拉克的愿望。正像他们 中的一个代表所宣称的那样：“我们不希望一个独裁者代替另一个独裁者，我们希望一个民主的 和联邦的伊拉克，这样库德族人可以成为一等公民，与其他的伊拉克人民共同参与政府的管 理。”（注 33） 如果美国过去能在所有民主国家中率先在这个北方山麓，组建一个伊拉克临时民主政府，带头承 认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并予以保护，整个格局应该已经大有改观，所需资源也会远比现在要低。如 果我们想一想，在过去十年中，为阻止海珊侵略所花费的人力财力，美国入侵伊拉克本身所花费 的代价，与入侵后错综复杂的新局面比较，我们就能理解到建立临时政府的构想前景无限，很值 得我们为之努力和付出。 在北部保护区，伊拉克人民本可以经由投票选举产生完全由伊拉克人组成的议会，由受过训练的 本地人来管理，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选举产生的议员在组成议会后，又可以组建过渡内阁，其 成员中也包括来自被占领的伊拉克地区的议员。过渡内阁应做为伊拉克人民的合法代表受到民主 国家的承认，直到整个伊拉克都被解放。整个过程当中的每一步都必须在“伊拉克自由广播电 台”（Radio Free Iraq）、“BBC 阿拉伯语广播”（BBC World Arabic Service）以及其他电 台广播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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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本应该是在伊拉克其他地区发起积极的抵抗，彻底清除海珊的残余势力。在美国入侵前， 一位伊拉克反对党领袖曾经非常愤怒地说布希政府似乎只考虑采用一切可能的军事手段来推翻伊 拉克政权，却没能认识到有两千两百万伊拉克人都是憎恨海珊的，他们有巨大的潜力可挣脱顽强 的控制。另一位反对党领导人曾说如果没有了来自石油的收入，海珊政权就没法生存。石油工人 人数有限，如果他们辞去工作，就足以造成危机了。此外，还有其他工业上的不堪一击之处。如 果海珊连石油工人和供电工人都枪决，那么谁来保证油田生产以及他的皇宫和军事基地的电力供 应呢？所以，组织石油工人和供电工人罢工或抗议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塞尔维亚的矿工、波兰 的船厂工人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成功地经由非暴力抗争赶走当地独裁者的。 另一种策略是让人民上街。在绝大多数的抵抗运动刚开始的阶段，多数的观察者会认为成功的希 望渺茫，因为他们能看到的只有当局的残酷无情和抵制者所要付出的代价。但是有技术性的办 法，可以在抵制的一开始让当局很难下手打击——例如大批的人不上街，在特定的时段里造成大 街空荡无人或者所有的人都慢步缓行。很缓和的成功的开始会鼓舞更加大胆的再接再厉。当被问 到如果能组织五千人在巴格达游行会有什么效果时，一位曾经当过将军的伊拉克的反对派只是耸 耸肩说，海珊会命令对他们开枪扫射。当再被问到同一问题，但却是五万或十万人上街时，这位 反对派说，“那谁不知道呀，海珊第二天就得滚蛋。” 所以，我们原本可以组织和行动为目标——先是在北部及其他地区的地下运动，到最终走上街 头——就像曾在其他十几个国家里发生过的一样。试问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准备好要经由军事干 预来制止海珊用武力镇压这种抵抗运动吗？不再像九○年代初期那次我们没有准备好这样做？最 起码，我们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应当靠武力来保护北部的自由区和临时政府。但是我要说，在全国 都出现大规模抵抗运动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早已经明确告诫了海珊的保安军，如果他们胆敢向和 平示威者开枪，我们就会立刻攻击他们（第一个攻击对象就是海珊）。 这种分两步骤的计画方案，对当时在海珊统治下的伊拉克应当会有直接的冲击。进一步说，不论 最后那个政权的改变是如何在巴格达（编注：伊拉克首都）实现的，经由这种抵抗运动从而唤醒 且鼓舞国内及国外的伊拉克人，积极组织起来参加大型的示威活动，有利于伊拉克的民主过渡时 期。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过渡时期。 由于具有上述冲击效果的原因，这个分两步骤把海珊赶下台的计画当时如果提出来，可能会在中 东和欧洲引起不少人的反对。但是，政策十年不变之后突然加速换档将带来不少未经试验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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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未知的危险，而如果当时采用这个两步骤的策略，会比我们后来决定采用单一武力介入更适合 多数人的观点和口味。那么，其他民主国家就不太会反对一个与民主伊拉克人（包括在西方国家 的，在伊拉克北部的和在伊拉克其他地区的进行地下反抗运动的伊拉克人）合作的政策，进一步 挑战那个独裁当局。那么，一个为共同目的而合作的气氛可能会取代为报复而互相指责的不和谐 气氛。援助散居在外以及生活在北部的伊拉克人，也可能催化全伊拉克产生新的领袖与希望，而 他们就可能在外界的帮助下，自己解放自己。既然我们想使伊拉克改变政权，使其不再是那个地 区的威胁，那么设法与伊拉克人民成为盟友，本应是我们更好的策略选择。就我个人观点看来， 美国赶走海珊的军事行动，对于伊拉克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都是有利的。 波斯湾及附近国家：从君主制到民主 从伊朗和伊拉克沿着波斯湾西岸南下，是六个君主制的国家，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 区。把伊朗带入绵延整个波斯湾东岸的民主阵营，将为自由和稳定开创一个着力点，并增进能量 使这个地区的民主有所突破。在伊拉克的民主突破，则可进一步强化民主阵营的策略运用。波斯 湾西岸的六个君主制王国，也已波涛汹涌。 地处战略要塞的科威特已步入“部分自由”国家之林。按照定义而言，科威特还不算是完全民主 的国家。以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为例，在五十个席位中伊斯兰主义者占二十席的科威特议会，仍以 微小的差距否决了赋与妇女同等的政治权。但是我们别忘了，美国及法国的妇女是在一九二○年 及一九四七年——也就是在这两个国家的民主革命之后的一个半世纪，才分别获得选举权。令人 振奋的是：科威特容许“伊斯兰主义者”参与民主政治运作后，长期延后的人权核心问题得以公 开处理，而极端主义和封建主义也能互相妥协。无疑地，妇女在科威特将会有选举权，而且是经 由说服和建立共识所达成，而非经由暴力才实现的。（编注：科威特国会已于二○○五年五月十 六日以三十五对二十三票通过修改选举法，赋予妇女投票与参选的权利。并由总理任命首位女性 部长）二○○二年，巴林（Bahrain）也和科威特一样，进入“部分自由”国家之林。一九九九 年三月，五十一岁的哈麦德酋长（Sheikh Hamad bin Isa al-Khalifa）在其铁腕统治四十年的 父亲过世并由他继位后，即着手改革。哈麦德酋长放宽了新闻审查，取消了非常时期的统治，允 许流亡者回国，对无国籍者授予公民身分。在二○○一年二月的妇女也能参加的公民投票中，巴 林人通过了宪政改革，包括建立一个直接投票选举的国会。在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妇女第 一次参加投票和竞选国会席位。然而，巴林政府对新国会的立法权范围尚未确定，而反对派的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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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派（Shiite）也杯葛了那次的选举，认为那只是一场表演秀。二○○二年二月，哈麦德酋长恢 复了自己的王号，并宣布巴林为“君主立宪”的国家。 在卡达（Qatar），塔尼酋长（Sheikh Hamad bin Khalifaal-Thani）已经开始逐步推行和缓的 政治改革，并在二○○二年宣布他的承诺，要把国家变成一个民主政体，以符合全面参加“民主 政体联盟”（Community of Democracies）的标准。卡达在一九九九年成为第一个实行普选权和 直接选举的波斯湾国家。在一个地方谘询委员会的选举中，有数位妇女参加竞选，但都未成功胜 选。目前还在筹划建立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在当局不再公开管制媒体的情况下，阿加泽拉 （al-Jazeera）半岛卫星电视热烈地报导人权及其他有争议的话题，使其附近邻国政府大为恼 火，尽管该电视台恶毒的反美偏见对民主国家在那个地区的利益是个不小的威胁。 顺着波斯湾西岸继续南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United Arab Emirates，UAE）是又一个“不自 由”的国家，但是已经开始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有了政治变革的基础。虽然阿布达比 （编注：Abu Dhabi，UAE 的首都）的那哈扬酋长（Sheikh Zaid ibn Sultan an-Nahyan）和其 他共同统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六个酋长尚未像科威特的酋长那样允许政党和其他的民主机构的 存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已经从贫穷弱小的数个沙漠酋长国变成了一个现代化且富有的国家。阿 拉伯联合大公国在二○○二年的联合国发展计画报告中，以其生活品质、实际收入、预期寿命及 教育标准评估，被列为世界前矛之国。“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把阿拉伯联合大公 国列为“阿拉伯世界中网际网路最普及的国家”，它拥有大约十四万三千个网路用户。妇女被平 等对待的程度几乎超过所有其他的阿拉伯国家。 在位的三十一年中，喀布斯（Sultan Qabus ibn Said al-Said）把阿曼（Oman）从一片贫穷的 沙漠变成了现代化的国家，拥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公用设施、医疗系统及学校，堪 与西方世界媲美。与此同时，阿曼面临一个王位继承的难题，因为喀布斯是波斯湾诸国领袖中唯 一没有子女的，他也还没有推荐出继承人。国王只给了国民很少的政治权利，只实施了他在一九 九六年所颁布阿曼真正的第一个宪法中的几条。他允许妇女投票给纯粹顾问性质的“马利撒尔． 束拉”（Majlis al-Shura）委员会，他在立法和公共政策问题上会向“马利撒尔．束拉”谘 询。有数位妇女在一九九七和二○○○年的选举中当选。 沙乌地阿拉伯大概是最具压迫性的现存君主制国家，其兄传弟的王位继承方式注定了这个国家由 一系列年老多病的王室成员来治理，他们试图避开社会压迫和经济凋零的问题。做为一个背逆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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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神权支柱，绍德王室（House of Saud）仍然以“清静派回教徒”（Wahabist Islam）著 称，投入巨额传播这一教派的教义。尽管有此一宗教维系，沙乌地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日渐强 盛的国内回教极端分子，这些极端分子的所作所为包括提供参与九一一事件中大部分的恐怖分 子。 在寻找如何把民主引入沙乌地的途径时，王朝的素质既带来问题，也可能带来解决方案。无论如 何，（统治者）要于危机四伏的不稳定的王权、回教极端主义、传统与现代中寻求稳定。有迹象 显示，目前正在进行之中。据说瓦利王子（Prince Wali bin Talal）与王室中其他人讨论过如 何才能减少国内的不满情绪，他主张取消言论限制，甚至提到了把国家导向有限民主的可能性。 要求给予沙乌地人民更多自由的压力正在增加，若非西方老是讨好那里的独裁者，这种进步当会 大为加速。 在波斯湾的东南西三方向，还有其他五个君王统治国家。新上任的年轻国王统治约旦和摩洛哥。 这两个国家都被“自由之家”归类为“部分自由”的国家，也就是说，性质上比起世界上其他君 主制统治的国家更自由一些。国王阿布杜拉二世（King Abdullah）于一九九九年其父（译注： 胡笙国王）死后掌权，一直把约旦的经济当做他的首要问题；他继承的王国有高达百分之二、三 十的失业率，蔓延的贫穷与公认腐败而缺乏效率的官僚体系。他必须设法维护那不稳定的国内平 衡，力争回教分子和阿拉伯国家主义者的支持，同时又要努力限制这两种力量的影响。总体来 说，约旦在容忍异见方面比其他波斯湾国家进步；比如说，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被合法承认的信 仰，而且也在持续的要求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压力下做了一些改革。 摩洛哥的国王默罕默德六世（King Mohammad VI）也是在一九九九年掌权，一开始就面对高失业 率、贫困和文盲的挑战。反对派的伊斯兰主义者（Islamist）正在利用这些获得穷人的支援。他 父亲实行的渐进而有限的迈向民主制度和市场化经济，虽然产生了一些效果，但是中央集权以及 腐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个君主制的合法性。截至目前，默罕默德六世政府在经济和 政治改革上的记录好坏参半。默罕默德六世国王在二○○○年做出承诺，要把他的国家变成君主 立宪制，但是仍然还未能排上明确的改革时程。 亚洲有世界上两个控制最严的君主制国家：汶莱与不丹。汶莱苏丹哈逊纳（Haji Hassanal Bolkiah Muizzaddin Waddaulah）的权力几乎不受限制，自从登基以来就一直实行紧急处分令。 腐败和权力滥用招来越来越多的公众追究与不满。不丹的汪曲克国王（Jigme Sing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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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chuk）继续在这个喜马拉雅小国维持着严密的控制，关押追求民主的异议人士，不允许不丹 人民成立政党、民间组织和工商联合会。在非洲南部的史瓦济兰，恩史瓦帝三世国王（King Mswati III）受到来自于工商联合会要求民主改革的压力，这些联合会从强大的南非工商联合会 得到支援，因此恩史瓦帝三世通过颁布法令来统治。 针对所有这些君主制国家，包括那些相对来讲可以容忍的（例如约旦），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帮助 他们过渡到君主立宪制。有一个很值得探讨的意见，就是召开一个首脑会议并最终成立一个君主 制国家联合会——“走向民主君主制国家联合会”（Monarchs for Democracy）——世界上残留 的君主制王朝，藉此可以交换经验，并探讨走向君主立宪制之路。在“民主政体联盟”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的主持下，经由对话应当能从过去充满动态变革的数十年里得到 很多经验，因为很多君主制王国已经走过了这一转变。在不少地区，这一动态变革仍在发展中， 例如在阿富汗，前国王扎希尔（Mohammad Zahir Shah）现在寄身于合法选举出的新人物之中， 在倡导全面民主化。在保加利亚，原来的国王沙克斯柯堡（Simeon Saxe-Coburg-Gotha）在二 ○○一年六月在完全公平自由的大选中成为总理，他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选举出任国家公职 的前君主。泰国国王最近几年也曾数次出面干预，以保护泰国的民主。一九九九年泰国军方压制 并向要求民主的示威者开枪，蒲美蓬国王（King Bhumibol）把军队首领与最著名的改革倡导者 同时传来，持平地训斥一番，给和平重返民主之路一个开端（注 34）。在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 寮国人失去他们的国王，为了满足对王族的渴望，寮国人通过能在寮国收看到的三家泰国电视台 来观看泰国的蒲美蓬国王。曾经把寮国最后一个国王赶走的共产主义者，现在正向寮国一个早先 的君主表示效忠。美国大使哈特维克（Douglas Hartwick）观察说，“他们在国王和领导阶层之 间建立一种关系（注 35）。《华盛顿邮报》报导说，在柬埔寨，瓦契哈公主（Norodom Vacheahra）因批评总理（及独裁者）洪森脱颖而出，成为王族中最为直言者。”（注 36） 在欧洲的君主立宪政体中，西班牙的卡洛斯国王（Juan Carlos）在西班牙向民主过渡的初期阶 段以及面临阻止整合过程中的挑战，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班牙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它抛 弃了强权统治以后，经济和社会飞速增长，在惊人的短时期里就缩短了与其他欧洲国家间的巨大 差距。西班牙在过去和现在都与北非和中东关系密切。卡洛斯国王与许多中东的君主保持友好关 系，有可能带头组织他们共同思考成为现代政体的关系问题。 摩洛哥与约旦的两位年轻国王，可以是这样一个初期对话的理想候选人。如前文所说，这两个国 家已经被“自由之家”评等为“部分自由”的国家，而且这两位国王明显在思考变革之路。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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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科威特、卡达和巴林，也是理想的初期对话伙伴。巴林的君主已经自称是立宪君主，尽管他 还有一段路要走。卡达已表示对“民主政体联盟”（Community of Democracies）的极大兴趣， 包括愿意做有关民主的讨论会议的东道主。 阿曼王国和沙乌地阿拉伯代表着更大的挑战。但即使在这几个国家里，也有一些王族成员似乎可 与之对话。亚洲的立宪制君主，包括日本的皇储及其做过外交官的夫人，应当可以与汶莱和不丹 的君主对话。泰国国王大概能主持这个讨论。史瓦济兰只能参加更大范围的对话了，因为在它那 个地区没有明显的区域对话者。 君主立宪制的立论是很难阻挡的。在全球多元化的文化和环境下，这些君主经由参与合作走向立 宪制，从而保全了他们的财产、特权以及他们家族继续做王族的权利。他们的选择乃是在某种程 度上，介于如法国、俄国皇室般在暴力中灭亡，或者像日本、泰国、尼泊尔、英国、北欧、西班 牙等等许多皇室一样成为得以继续存在的立宪制中的一个角色。会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和结局，有 些在今日甚至是无法想像的。有些中东问题专家认为，波斯湾地区的众酋长和约旦与摩洛哥的国 王可以像保加利亚的沙克斯柯堡国王那样赢取公平自由的竞选而执政。从总体上衡量，这并不是 个好方式。因为民主的精髓是国家领导人既能当选也能败选，而立宪制的君主则希望并且也能够 永远占据王位。当然，这过程必须谨慎进行。那些拒绝尊重包括容忍异己在内的民主规则的回教 徒政治团体，将不得不被排除在政权之外，直到其改变自己为止。在这一方面，土耳其的经验可 供借鉴。我们知道，回教徒可以成为好的民主人士：今天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回教徒生活在民主国 家，并积极参与民主政治。如果在回教徒极端主义党派和温和党派之间投票，绝大多数回教徒会 投给温和派。只有成功地在中东地区争取到更多的回教温和派教徒，才有可能成功过渡到君主立 宪制。而这个更大范围内的努力要想成功，这些君主王朝就必须有高瞻远瞩的愿景，同时有实质 的进展来实现这种愿景才行。 即使是没有君主王朝经验的民主国家，也有发挥作用的地方。第一，为举行这样的对话，美国和 其他国家得找西班牙政府和卡洛斯国王以及其他立宪制的君主，说服他们来做带头人；第二，我 们可能不得不对中东和其他王朝施加有力的影响，让他们认真对待这个对话的努力；第三，在所 有需要具体工作的领域——从起草宪法到法治再到公民教育——我们都有一些世界级专家和组 织。当然了，专门人员的来源是很多的，其中包括住在民主国家的回教徒。 巴勒斯坦与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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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君主制王朝和波斯湾移向地中海地区，我们看到“不自由”的巴勒斯坦和“不自由”的黎巴 嫩。这两个国家的政治走向都值得特别重视。多少任的以色列政府都没能同巴勒斯坦达成妥协方 案，根本原因在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并不是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因为阿拉法特的所作所为像一个独裁者和恐怖主义分子，他已经让任何人都不相 信他会实施民主。因此，他没有一个民主国家首脑所具备的信誉，无法做出也无法兑现承诺。在 此方面，我的一位老师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是一位在苏联用非暴力争取民主的英雄。 他在苏联为了民主的信仰而坐监十二年。他早就指出，以色列的安全问题在于阿拉伯诸国缺少民 主。就巴勒斯坦的情况而言，不能成功地引入民主，并非由于巴勒斯坦人民缺乏民主的意识和愿 望。真正的原因在于阿拉法特自己贪污受贿，并不惜一切要保住自己的权力。他没允许过巴勒斯 坦议会自由地行使职权，也没有允许过独立电子媒体的存在。“民主政体联盟”（Community of Democracies）在这个地区能做的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坚持并帮助巴勒斯坦全面民主化。 黎巴嫩人民也理当享有主权并获得自己选举国家领导人的权利。经历过的人都不会忘记，在内战 爆发和被叙利亚占领之前（两者是生在七○年代中期），贝鲁特（编注：黎巴嫩首都）曾经是多 么的繁华。最近去过黎巴嫩的人都会感受到那个国家有走向民主的很大潜力，也不难体察到人们 对叙利亚占领军以及太显眼的叙利亚秘密警察的憎恨。一下飞机你就会在贝鲁特机场碰到这些秘 密警察，而且他们在全城到处可见。在有叙利亚反对的情况下，继续义无反顾地推动民主以扩大 最近取得的进步，并施加更大的压力让叙利亚撤出黎巴嫩，就像以色列已经做到的从黎巴嫩南部 撤出一样，这是我们要面临的挑战。黎巴嫩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意愿清晰可见。叙利亚撤除以 后，那里的政治和经济定会重现繁荣。理所当然的，民主的黎巴嫩会成为以色列更容易相处的邻 国。 埃及 地处阿拉伯世界中心的埃及，历史上就一直是阿拉伯的灵魂。虽然比起其他一些独裁政权的压迫 要稍轻一点，但是埃及在自一九八一年成为总统的前将军穆巴拉克的统治下，算不上有自由。如 能使埃及成为民主国家的一员，其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会像当年波兰跨越这一界线时给中欧和 东欧带来的巨大影响一样。埃及有世界上最多的阿拉伯人口，并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它也同时拥 有成熟的知识阶层和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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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是个典型情况：一个长期窃国的独裁者藏身于迷惑人的“舍我其谁”的藉口中，说取代他的 只可能是回教徒极端主义。他已经说服了很多民主政府接受这个逻辑。但实际上，埃及大众对回 教武装分子的支持已经因其过分鼓吹暴力而下降。 在穆巴拉克的领导下，执政的“国家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继续把持着被严 密控制的政治体制：在总统大选中只设穆巴拉克一个候选人，在选举议会中作弊，否决成立新独 立政党的申请。穆巴拉克在全国布署秘密警察。他在二○○一年五月监禁温和民主派的领导人伊 布拉辛（Saad Ibrahim）及其“易本卡尔敦发展研究中心”（编注：Ibn Khaldun Center，易本 卡尔敦为十四世纪阿拉伯的历史学家）的工作人员。穆巴拉克控制的一个特别安全法庭于二○○ 二年七月再次维持对伊布拉辛的七年徒刑判决，但最终由于国际压力，伊布拉辛在上诉后得以获 释。这个独裁者压制伊布拉辛的主要原因是他在一篇文章中反对穆巴拉克把儿子立为接班人—— 这又是一个独裁者搞世袭王朝的典型。 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对穆巴拉克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这几乎全被用来限制他从沙达特 （Anwaral Sadat）订立的对以色列的温和立场上逆转。而事实上，要想埃及成为以色列的持久 友好邻邦，只有当埃及像以色列一样加入到民主阵营时才有可能。民主世界需要纠正他们对埃及 的政策。同样的，需要与穆巴拉克进行谨慎的对话。同时，需要采取一个全面的非暴力策略，来 推动自由选举、独立媒体及民主社会所要求的机制。 从每年给埃及的二十亿美元援助中拿出一亿来，建立一个“埃及民主基金”（Egyptian Democracy Fund），是一件有力且可立竿见影的行动。现有的援助全由埃及政府经手，与其不同 的“埃及民主基金”公开宣告直接用于援助民主人士。正如《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杰克逊．迪 尔（Jackson Diehl）所指出的，“在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投入到埃及的几十亿美元援助 中，‘易本卡尔敦发展研究中心’没得到过一分钱的好处。另一个一直处在穆巴拉克警察压力下 的‘埃及人权组织’（Egyptian Organization for Human Rights）也同样没有得到过任何援助 资金。‘人权法律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Legal Studies on Human Rights）因为资金短 缺而不得不关闭……。美国国际发展署的钱却花在被穆巴拉克用来把伊布拉辛和其他民主人士关 进监狱的可笑的法院系统上了。”（注 37） 布希政府由于伊布拉辛的上诉被驳回，因此在二○○二年八月声明将不会给埃及超出二十亿美元 的附加援助。这是美国头一次在中东对所谓的“盟友”施以经济援助大棒来促进他们接受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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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迈出的第一步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这不如增加经济援助给当地民主人士来得有效。事实上，暂 停或撤销援助基本上是错的。在情况向负面发展时，我们理应更投入、更主动出击地向民主力量 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穆巴拉克拒绝接受埃及人民极需的援助，以此来回击布希的决定，当时也 正是我们拟增加以色列援助的时候。 阿尔及利亚 这是又一个在那个期望高涨与民主浪潮的丰收年里被卷入的国家，原一党专制的阿尔及利亚当局 在一九八九年实施改革。起因于腐败、住房短缺、失业及其他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反政府情 绪，使得“回教救世阵线”（Islamic Salvation Front）势力大增，尽管这个阵线已经声言要 用回教教法实行神权统治。军方下令取消一九九二年的第二轮立法选举，并且取缔已在选举中明 显领先的“回教救世阵线”。这触发了多起暴力混乱冲突，并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编注：回教救 世阵线是一个属于回教基本教义派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回教组织，标榜反叛、殉教思想。对于大多 数的西方国家而言，回教基本教义派是一个令他们头痛而几乎无从因应的组织。许多的恐怖组织 与行动，几乎都与之发生关联。而对当地的回教百姓而言，他们也同样畏惧基本教义派以那种极 端教义进行统治的手法）。 法国、美国及其他能影响独裁者布特弗利卡（Abdel aziz Bouteflika）和阿尔及利亚军队司令 的民主国家，赞同了这个拒绝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合法表达出的意愿（选举）的举动（注 38）。没有人能知道如果一个回教领导的政府上台后会怎么管理这个国家，可能会建立民主政 体，也可能会走伊朗的回教学者（mullahs）统治的路，但是那有可能是个民主政体。也有可能 是先发制人地取消了那个选举，扶植一个独裁者，民主国家犯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如果阿尔及利亚的民主派能和世界上的民主政府及民主人士携手合作，现在又是一个获得突破的 机会。对于“民主政体联盟”的重点项目来说，阿尔及利亚是个绝佳的机会。 亚撒哈拉非洲 法学教授和“肯亚人权委员会”（Kenya Human Rights Commission）主席穆塔（Makau Mutwa） 这样写道：“非洲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被历史上少有的严重人权侵犯所重创。这个漫长的凌虐史 还在持续着。但是非洲人民像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从来也没有停止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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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更开明更负责的社会而奋斗。在过去十年里，唾弃一党专制和不民主国体思潮的盛行是惊 人的。”（注 39） 非洲也同样处于九○年代风起云涌的民主浪潮中。成功会带动更多的成功，持续这样一个全球的 动能，改变每一个独裁者尚存的国家和地区，直到二○二五年的全面成功，就会对这个地区有 利。随着各地区独裁者越来越少，他们维持其权力及合法性就会越来越困难。看到他们邻国的人 民都走上了自由之路，那里的人民也会起来赶走他们的压迫者。 但是要保持并加大这个动能，需要非洲的民主国家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强调非洲人的团结转为强 调民主的团结。有关“一个人，一次选举，一时定终身”的笑话，不幸在非洲经常是真实的。当 选的领导人常常只允许那一次诚实的选举，上台以后就可以操纵后来的选举，经由修改宪法，或 者经由挑起邻国纠纷等手段，而长期待在台上不下来。 这样的事最近在辛巴威重演，几乎没有听到有邻国表示反对。来自奈及利亚和南非的观察员，并 没有因为二○○二年三月辛巴威总统选举中出现粗暴恫吓反对派而拒绝承认有利于穆加比的不公 正的选举结果（注 40），只有以波札那立法委员莱福豪克伯爵（Duke Lefhoko）为首的“南非 发展共同体议会论坛”（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Parliamentary Forum）的 观察团，经由一份对选举环境的调查报告对此做了抨击。“在所谓非洲兄弟姐妹要团结的名义 下，有人在推销这种‘对邪恶不听，不看，也不讲’的态度。”他如此描述同事们对他施加压 力，要他把报告改得更温和。对使用政府公权力来支援争取连任的竞选人，威胁反对派成员，并 在反对派势力集中的城市阻挠投票等行为，莱福豪克大加抨击。他曾批评一个非洲邻国违反民主 和人权原则的行为，莱福豪克说：“总得有人站出来为非洲说话，…这种颠倒是非的事还要持续 多久呢？”（注 41） 类似的呼声也还有一些，但是极少在权力高层出现，即使在几个已经羽毛丰满的非洲民主国家也 是如此。如果民主力量打算在非洲巩固地盘，这必须改变，否则难以扩大影响范围。民主选举产 生的非洲领袖们，如果把做非洲人当成首要的而把做民主人士当成次要的，那他们无法为选举他 们的人民以及邻国的人民带来好处。大多数的辛巴威人民已经勇敢地证明没有其他选择。 老牌的西方（或者非洲人喜欢叫做北方）民主国家在促进非洲民主上有个咎由自取的信誉问题， 他们只能靠一致性的、讲原则的、崭新的实践来扭转。殖民主义的臭名依然让人生厌，这使那些 强人得以用“对抗白人再次搞殖民主义”的名义来做为其独裁统治的藉口。（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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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从殖民时期以后的冷战到今天，西方列强曾经支援过一些卑鄙、贪婪和压制人民的独裁 者，使这一情况更加恶化。像萨伊（现在被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独裁者莫布杜．瑟寇 （Mobutu Sese Seko），他不可能在没有西方强国的支援下有能力夺取和巩固他的政权。 即使对于愿意采纳民主的政府首脑，他们的政权也是通过暴力夺取来的。一九九七年，美国前总 统柯林顿在非洲之行时曾宣称非洲开始了一个“文艺复兴”，这显然误导了公众。因为柯林顿见 到的每个国家首脑都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有些是彻头彻尾的独裁者。而这些独裁者只不过学会 了如何在国际上表现像一个好的“领导者”（注 43）。坦白说，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讲，没有一 个简单的答案。比如说，卢安达就是一个最难采纳民主的国家。在“种族灭绝”罪的过程中，就 是一个大的种族试图灭绝小的种族。长远来讲，模糊卢安达图西与胡图两大种族的界限是个好的 策略。卢安达的独裁者卡加米（Paul Kagame）似乎朝着这方向努力。其他的非洲国家，像乌干 达，多多少少也将面临同样的政治问题。 解决如何建立民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致力于建立一个机制，而不是依赖于某个人。一位有见解 的非洲观察员伯克利（Bill Berkeley）说：“对于美国来说，最基本的任务就是依靠他们的资 源和信誉，在非洲大陆上设立法律学校及建立法治信赖感，而不是依靠某一个人。最终，这个法 治体系才会真正为非洲带来永远的希望，这种理念适用于所有民主国家（注 44）。如果我们真 想帮助拯救非洲大陆，我们必须放弃依赖任何独裁者的想法，而致力于提倡民主和法治，这样才 会持久。 在非洲撒哈拉大沙漠南部（sub-Saharan Africa）的国家中，共有二十九个“自由”或“部分自 由”国家和十一个“不自由”的独裁统治国家。十一个自由国家是——贝南、波札那、维德角、 迦纳、赖索托、马利、模里西斯、纳米比亚、圣多美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和南非。这些国家贯穿 整个非洲大陆，他们是能与西方民主国家合作的潜在伙伴，也将是在非洲推动民主的中流砥柱。 我们应该鼓励这些国家扮演更多推动民主的角色。 超过一半非洲撒哈拉沙漠周围的国家，也就是十八个国家，属于“部分自由”国家。他们当中有 一些正在向全面民主迈进，而另一些国家则在民主进程上有些倒退。这些国家的民主机制仍然不 健全，而且非常脆弱，甚至还时常倒退。显然，全面民主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在当今世界的民 主潮流之下，尤其是对于非洲自己的民主进程，跟踪监督民主化的进程以及帮助非洲人民推动民 主进程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承认，非洲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已经迈出了一大步。比较非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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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几百年的恐怖年代，过去的几十年进步可观。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个最根本的突破。不像中东地 区，非洲这里已经从独裁统治向民主制度过渡了。 但是，这十一个剩下的独裁统治者仍然在干着大规模骇人听闻的暴行。因此，全世界民主国家就 应该更加努力地推动民主化进程。在一九九四年卢安达发生的群体和种族灭绝暴行中，数以百万 计的图西人和胡图人被屠杀或被迫流浪，还有在刚果的大屠杀，这些暴行都是独裁统治的结果。 要想永远解决种族之间的分歧，就必须在民主和公平的机制下，经由双方谅解以及和平谈判才能 解决。从本质上说，独裁者是依靠暴力的，他们的存在只能加剧种族之间、部落之间的分歧和仇 恨。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一个民主的优良管理及信赖度。没有这些机制， 任何民主化进程都谈不上。 二○○二年七月九日，南非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在“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成立 时说：“今天我宣布，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我们这块土地上终于有了一个民主的、人们能够参 与的、法治的国家制度。”新的“非洲联盟”要求其成员国必须允许自由选举，允许有反对党自 由参加选举。该联盟有权出面制止和查处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种族灭绝罪，以及践踏人权的 罪行。该联盟仿效“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EU），希望建立一个地区性的议会、一个中 央银行以及一支为制止暴力而常设的军队。然而，辛巴威反对党议会领袖克塔尔特（David Coltart）说：“由于最近非洲国家支援辛巴威的独裁者，所以非洲联盟成立一开始就有了一个 不好的开端。然而，现在非洲国家领导人有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责任，那就是推动非洲民主化进 程。未来的非洲取决于那些少数不自由国家能否动摇非洲联盟的基本民主理念。”（注 45） 当地的民主人士和世界各地的民主人士一定要联合起来，从战略、战术到规划及行动上全面展开 以实现民主。 我们必须在民主团体中建立一个非洲核心小组，唯此，二十九个自由和部分自由的国家在非非洲 国家民主团体的协助下，才能帮助那些艰难过渡、甚至是在倒退的成员国家，而且只有利用集体 的力量和不懈的努力才能让最后十一个独裁者下台。这二十九个国家是贝南、波札那、布吉纳法 索、维德角、中非、葛摩、刚果共和国、象牙海岸、加彭、迦纳、几内亚比索、肯亚、赖索托、 马达加斯加、马拉威、马利、模里西斯、莫三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奈及利亚、圣多美普林西 比、塞内加尔、塞席尔、狮子山、南非、坦尚尼亚、乌干达和尚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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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特殊的法庭来受理群体灭绝案，就像“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这些特殊的法庭可以集中受理那十一个国 家的独裁者违反国际法的案件，将这些独裁者绳之以法，或者寻求其他司法机构来实施。我们必 须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所有的独裁者，包括那些将他们的国家从“部分自由”倒退到“不自由” 的，像辛巴威的总统穆加比，都将被国际法庭或当地法庭审判并绳之以法。现存的一九九八年六 月成立的“非洲人与人权法庭”（African Court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是无法胜 任这一任务的。（注 46） 一些在非洲有过特殊历史的国家需要改变他们的优先顺序，在将这最后十一个独裁者赶下台的问 题上扮演更积极角色。法国的政策尤须大幅变动，“自由、平等、博爱”经常在非洲的历史上站 在错误的一边，在后殖民时代维持着一个又一个独裁者。可悲的是，法国不是唯一站错位置的国 家。英国、葡萄牙、比利时、德国、西班牙、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与非洲都有一些特殊的历史 和关系，因此也有责任。 也许最根本的是，非非洲国家和非洲国家自己应该开始相信：非洲人民和其他人一样有权利、有 理由、也有能力拥有民主。在非非洲人中有一种可怕的高高在上心理，认为我们必须把非洲当作 一个孩子、一个病人或一个施舍的对象。这种观点明显地带有沿袭下来的种族歧视。致使对独裁 者百般忍受，本末倒置地未着眼于建立正确的管理，却着眼于免除债务、救济难民和防止冲突 上。我们应该提倡用非暴力冲突的方法，将阻止国家前进的独裁者以及在本国和邻国推崇暴力的 独裁者赶下台。 国务卿鲍威尔，做为美国第一个黑人国务卿和第一个在非非洲国家的非洲人后裔的国防部长，在 二○○一年五月第一次正式访问非洲。他开始的第一站是马利，非洲的十一个自由国家之一，他 称赞马利的民主，并保证进一步促进多边关系（注 47）。他访问的第二个国家是南非，也是一 个自由国家。在那里他敦促南非的邻国辛巴威总统穆加比下台，并准许自由公正的选举（注 48）。然后他抵达不自由国家肯亚，在那里私底下会面时将同样的资讯告诉了总统莫伊（Daniel arap Moi），并在公开场合再次提出（注 49）。莫伊自一九七八年开始执政，他声称一个非洲 领导人只需要十年的经验就可以领导一个国家。他对鲍威尔让他离位的提法公开回应，“非洲人 民应该自己决定他们的领导人。”（注 50）当然，那正是国务卿鲍威尔和他书中的观点。在二 ○○二年，肯亚人民终于有机会联合起来彻底打败了莫伊的代理人。在接任者的就职典礼上，莫 伊被人们高喊“小偷”的骂声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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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巴威 穆加比所统治的辛巴威就像中国的谚语所说，“鱼烂头先臭”。穆加比首先命令他的民兵暴徒和 军队、警察掠夺土地，进行政治迫害，打压异己。（这种伎俩也曾在利比亚被利用过。）辛巴威 正处在政治和经济的崩溃边缘，而这种状况很容易被独裁集团所利用。穆加比显然认为辛巴威的 人民在这种状况下，只追求生存，而对民主自由不会感兴趣。二○○二年八月，反对党“民主改 革运动”（Movement for Democratic Change ，MDC）组织领导人崔凡吉莱（Morgan Tsvangirai）说：“对于这个国家来讲时间不多了。如果再等一年，整个国家基础设施和人民的 精神都将会被政府搞垮。生存问题将成为主要问题，谈不上任何投资和发展，这将又是一箩筐非 洲案例中的一个，就是这个道理。”（注 51） “民主改革运动”组织谨慎地展望未来，希望以大规模非暴力的运动将穆加比赶下台。一些地区 的选举日期已排定，然而，二○○○年和二○○二年的选举舞弊阴影仍然困扰着人们。“民主改 革运动”组织正在进行法律上诉，力求为这两次选举讨回公道。这次我们必须让“民主改革运 动”组织相信，民主国家真正地同他们站在一起，并努力保证选举的公正性。如果穆加比再一次 进行舞弊，那么一定会被送上海牙国际法庭。选举是一个把大家组织在一起的很好的机会。如果 “民主改革运动”组织抵制这场选举，那么将使胆小怕死的非洲民主人士更为退缩。 国际上的支援对于动员大批公众（去投票）是十分重要的。培训组织者、展开抗议游行及印刷宣 传资料是最基本的开销。像塞尔维亚的“抵抗组织”（Otpor）举行的竞选活动一样，到处带有 讽刺文宣的海报、火柴盒和日历，都有助于减少穆加比的影响。要想使地方竞选活动更加有效， 国际上更大规模、更有力度的援助是关键。在二○○二年三月的总统大选中，国际观察员少得可 怜，而且参与竞选管理工作的观察员大都倾向于承认穆加比的竞选胜利。在非洲，“南非发展共 同体”（South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的议会制度是一个例外，这个议会制度应被 广泛采纳。在上次选举中，恐吓和警察、民兵的暴力骚扰不断。因此，在这次选举中，派遣众多 的专业专职的选举监督员到各地区就显得重要。 由于独裁统治者使独立媒体沉默了，国际上的媒体的报导就显得十分关键，尤其是 BBC（英国广 播公司）。在城市里，民主改革运动组织得到了广泛支持，而独裁集团将这些城市视为占领地 区，把农村乡下那些得不到资讯的地方视为基地。所以，选举的关键是要保证在选举活动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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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全辛巴威人都能听到广播。获得邻近民主国家，例如南非和莫三比克的支持也是非常必要 的，他们能保证广播的声音在辛巴威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 在首都哈拉雷（Harare）和内地，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官员也应该协调好。在布拉瓦约 （Bulawayo，辛巴威的第二大城市）和首都地区，民主活动人士发现，很少有美国使馆官员访问 其他城市以及郊区，即使他们出访，一般时间都很短。民主国家的使馆官员应该尽可能多出访， 在民众面前多露面，尤其是在那些被政府用谎言蒙蔽的地区。而且使馆官员应该在辛巴威提高知 名度，并收留反对穆加比的异见人士。 穆加比曾经利用粮食短缺的状况来分散注意力，从而掩盖其政治管制，我们民主人士不应该被蒙 蔽而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看待。首先第一步，粮食出口商和非洲民主人士要保证粮食被送到了最 需要的人手里。辛巴威民主人士考虑到，通过联合国世界粮食援助计画捐助的粮食是很难拒绝 的，配发这些粮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些粮食一旦落入政府手中，就一定会被滥用和贪污。这 个策略可以重新点燃辛巴威人民的希望，那就是：世界并没有站在穆加比集团一边，更不是穆加 比标榜的“联合国支持他”。 现阶段的“聪明制裁”（smart sanctions）实施并不一致，因此到目前为止效果不显著。由于 穆加比得以参加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一个会议，穆加比因此对禁止他旅游的法令嗤之以鼻。 “民主政体联盟”（Community of Democracies）应该实施一个更统一的制裁措施，例如冻结穆 加比政权成员及同伙个人银行财产，并将财产的地点和数目告诉辛巴威人民，证实他们早已怀疑 的穆加比将人民的血汗钱装入了自己的腰包。 政权的安全部队需要知道他们必须对暴力镇压平民的行为负责。在八○年代英国人培训辛巴威的 军官时，他们之间就建立了关系。这个管道应该用来将这个信息转达给他们。那些命令军队向示 威者开枪的军官、使用酷刑折磨人的军官和那些不制止这种暴行的军官一定要知道，不管他们逃 到哪里，他们都会被追查，而且会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上的刑责。南非的安全部门包括一 些与辛巴威关系密切的前非洲国民大会武装成员需要清楚地让那些军官知道，他们在注视着这一 切。 南非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能铲除穆加比和他在非洲的影响力。穆加比是现在最老的非洲 领导人，也是在殖民地后执政时间最长的。辛巴威民主人士认为，这个事实是劝说非洲民主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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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呼吁他下台的主要障碍。曼德拉讨厌穆加比是众所周知的。在更大的民主运动中，曼德拉必须 公开呼吁穆加比下台。只有这样才能让穆加比政权垮台。 在二○○三年年初，有报导说反对“民主改革运动”组织的人与辛巴威执政党最有影响力的官员 会晤，讨论建立共同政体。这个提议会让穆加比下台（注 52）。但是，穆加比是求生存的能 手，他只有在强大的压力下才会放弃政权。 刚果民主国（金夏沙） 一九九七年萨伊（编注：Zaire，刚果民主国的前身）独裁者莫布杜．瑟寇死后，刚果脱离了美 国的支持。尽管人们对其抱有很大希望，但刚果民主共和国只是名义上保留民主。游击队头目卡 比拉（Laurent Kabila）总统因卢安达的支援，闪电进攻金夏沙（编注：Kinshasa，刚果民主国 首都），开始时得到了许多支援，特别是美国的支援。不久人们清楚地看到，卡比拉的野心建构 出和莫布杜同样腐败和独裁的政权。他在控制了刚果西部后开始在那里散播反图西人的花言巧语 去博取人们支援（注 53）。一九九八年，新的战争开始了，安哥拉、纳米比亚和辛巴威站在卡 比拉政府一边，卢安达、蒲隆地、乌干达和其他一些当地正在增加的民兵反对金夏沙政府。这场 战争在打了将近四年了后目前还在进行着（编注：联合国估计，民主刚果每天有一千人死于暴 力、饥饿或疾病。二○○三年，刚果达成了一项结束五年血腥内战的和平协议，然而从那以后， 战斗仍在继续。现在，联合国维和部队试图控制这片没有法制的地区。据估计，刚果持续的内战 已经造成四百万人死亡。这确实是个惊人的数字，这个数字超过了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杀害的人 数，超过了卢旺达屠杀中的死亡人数），预计有超过三百万人在刚果东部丧生（注 54）。令人 难以置信的是，这不寻常的死亡数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一点关注。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 单一冲突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外国军队目前与刚果建立了一种索取的关系，他们得到金矿、宝石 矿或木材，辛巴威的军队在刚果中部也是这样做的（注 55）。二○○○年卡比拉被刺杀后，他 的接班人——儿子约瑟夫（Joseph）使刚果的局面稍有改善，但仍希望会得到进一步好转。 鉴于刚果极其可悲的处境和正在进行的战争，它并不是一个好的民主化的候选国。这个国家缺乏 集中的管理。非洲邻国对刚果的国际性掠夺一直在持续，这阻止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并推 翻了其中唯一称得起民主国家纳米比亚的民主体系。刚果从来没有一点民主的管理体制，它现在 也没有国家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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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刚果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缺陷，我们仍然看到一些提倡民主途径的可能性。英法联合做出的一 项新的致力于解决“非洲世界大战”的承诺，开始于二○○二年一月外交部长斯特劳（Jack Straw）和卫得（Hubert Vedrine）的共同访问，这标志着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因为英国和法国 政府过去的非洲政策一直不协调，尤其法国十分固执的坚持保留“法语国家联盟”（la Francophonie）（注 56）。南非也正在呈现新的领导气势。围绕着民主的这个主轴而建立的共 同阵线，会使那些国家从战争开始就想插手干涉之事难以得逞。 一个十分有希望的征兆是在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于南非首府普利托里亚（Pretoria）签署的 一项协定。它安排了一个权力共享的协议，允许总统卡比拉至少有权位长达两年的时间，直到民 主选举得以进行（编注：刚果（金）国民大会二○○五年五月十三日通过投票通过了该国内战结 束以来的第一部新宪法，为举行大选铺平了道路。新宪法最突出的特点是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总 统的权力，规定未来刚果（金）总统的任期为五年，而且只能连任一届。同时，新宪法还最大程 度地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并规定所有部族成员均是刚果（金）的合法公民。据悉，在国民大 会批准新宪法以后，刚果（金）将在六月内举行全民公决。如果新宪法得到全民公决的认可，刚 果（金）过渡政府将在二○○六年六月之前组织全国大选）。并指派四个副总统，一个来自于卡 比拉政府，一个来自反对党，两个分别来自武装叛乱组织：卢安达支援的“刚果民主同盟” （Rally for Congolese Democracy）以及乌干达支援的“刚果解放运动组织”（Congolese Liberation Movement）。不幸的是，一些战斗还在继续，还需要很多的努力使这个或未来的协 定得以实施。（注 57） 首先，在实施这些策略中，包括像南非和纳米比亚等非洲国家的所有民主国家都应该给予完全的 支持，并从刚果撤离所有的外国武装势力（包括提供后勤支援的代理集团）。如果任何武装势力 不愿意撤离，那么周边国家独裁者个人和政权都应受到制裁，他们的财产应该被清点、记录和冻 结。建立政权相关者包括配偶孩子的黑名单，还应该拒绝发放签证并限制他们的旅行特权。如果 不能以达到民主要求的标准完全撤离的话，可以罢黜他们。此外，包括民主国家在内所实施的这 些商业行为，必须是以支持“民主商业共同体”（Business Community for Democracy）标准的 共同利益为目的，否则将被制裁。国际媒体必须大力的宣传这些政策，使刚果人民和参与战争的 国家能够知道这个政策。再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导到独裁者在欧洲的疯狂购物，包括他们的帐单， 这可以有效的证实那些被他们愚弄的人民已有的怀疑，即这些独裁者正在无节制的掠夺他们的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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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国外势力永久性地撤离非洲所做的协调工作是绝对必要的，但这还不够。非洲当地人熟悉当 地的人口分布和开发，很容易及时弥补外国势力撤离后所留下的空白。 已有新闻采访人士断言，刚果的资源与恐怖组织之间有着很紧密的关联，譬如哈马斯（编注： Hamas，回教抵抗运动）、真主党（Hizbollah）和盖达组织（注 58），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世 界需要藉助联合国或“联合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使团”（UN force in Congo ；MONUC）的力 量，提供必须的资源填补这个空白，以保护和维持脆弱的和平进程，并保证向军队提供所需矿物 和森林资源。关于这些资源内容的合同或协议不得向民主国家公布，即使一定数量的外国公司已 从这些资源中获利，国家资源应该被冻结直到刚果建立民选政府及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停止采集 “鲜血钻石”（blood diamond）的禁令需要更加严谨实施，并且这一禁令应扩大至控制其他可 追踪的资源外流点，包含从刚果、利比亚到狮子山，而刚果是“钻石冲突”（conflict diamonds）的焦点。维持对这些区域的控制，是民主国家最重要的大事之一，为的是促进民主、 维护和平直至结束刚果的战争为止。 金夏沙和周围地区的民主外交方式，需要相互协调。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打破以往的做法。前述的 “斯特劳和卫得的任务将趋向结束这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统治。如果有些驻非洲大使工作 太拘谨，起不到实质的协调作用或对当地的民主发展起不到促进作用，那么他们将被致力于发展 民主的人选取代。这一做法应在“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EU）内部，以及欧盟和美国之 间相互保持一致。英国也应该在大英国协施行这项民主政策。 或许最难解决的是非洲民主国家与北边欧洲民主国家的协调问题。在刚果境内建立支持力量，使 非洲的民主国家给那些不民主的邻国施压，以便阻止事态恶化。帮助邻国走向民主，刚果是成功 计画的一个主要因素。尽管南非在非洲拥有其特殊角色，“南非发展共同体”（South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对要求非洲国家停止战争做得还不够。非洲民主国家应群起全力推翻 邻国不民主的独裁统治，打破不可公开批评其他非洲国家的忌讳，否则非洲将很难建立永久性停 火的共同发展目标。尽管刚果经历了多年的不善管理与掠夺（自从莫布杜下台后缺乏应有的国家 管理），刚果仍不乏智力资产和人才。例如，经常露面的民主党（Democratic）领导人茨瑟克帝 （Etienne Tshisekedi），被刚果总统卡比拉视为潜在威胁。诚如许多被战争破坏的社会一般， 刚果的人才大量流落国外，如能采取一些方法鼓励他们回国发展，加上留在刚果的人才，应可发 挥更大的效应，共同开创刚果的未来。协定包括这些项目，还需要国际民主社团的支持，其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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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不是在武装小组之间相互掠夺。从某些方面来说，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将是一个重要讨价还价 的筹码。民主国家的使馆需要公开参与这件事，并扶植有能力有远见的新领导人。 众所周知，刚果人民关注新闻和国家大事，在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中有一个好处是，对新闻的管理 相对宽松。新闻界对杰出的民主领袖表示关注（加以更多的广泛呼吁），各政党能在此混乱中发 挥和产生重大的影响力。 在刚果东部，由于国际人道主义不断的援助，为刚果提供了一个在基层促进民主实施的机会。当 食物和医疗救援紧缺时，尽快促进地方农业发展和自治管理，将会促使刚果走向国家兴旺和更加 民主。例如，不允许当地民兵处理发送救援物品，而是由当地医疗人道主义组织监督发送援助物 品，是一种重要的手段。 一些实验性的专案项目在其他早期非洲战争国家如南苏丹试验过，如“星光计画”（STAR Program）项目，由人道主义援助组织协助开展和帮助建立地方民主治理，这一成功事例可用于 东刚果，并可从头开始。刚果东部城市戈玛（Goma）在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火山爆发后，30 ％的城市被吞没，80％的民房被毁坏，造成上百人死亡，成千人无家可归。但戈玛的百姓没有出 逃，大家召集在一起，同心协力重建家园。刚果东部戈玛人们对家园的寄讬和对民事的关心，显 示一种强大的尚未被开发的民主潜力。可悲的是，刚果经历了自一九九四年卢安达种族灭绝惨案 以来最残酷的战争（注 59），造成几百万人丧生，都没能引起国际关注；火山爆发造成百人死 亡，整城百姓无家可归，这才引起人们对刚果的关注。阿富汗的经验显示，历经数十年战争的国 家，应当有足够的国际正义去帮助包括精练的小型部队作后盾，此国家仍有重建的可能性。极少 人能够想像，二○○二年一个临时阿富汗政府（编注：卡赛，Hamid Karzai）会在喀布尔上台。 刚果有着类似的情况。长期战乱，被卷入了国家分裂式的战争，虽然历经战乱，刚果仍有走向民 主自治的可能性。民主制度不会从天而降，即便在邻国支援力量撤离之后，刚果面临的仍是一条 漫长的前进道路，协议是成功的第一步，临时政府得以竞选提名上台。民主国家应实施一些策略 及加大力度，帮助刚果走入民主阶段。 欧美州最后的独裁者 白俄罗斯、古巴和海地是欧洲和美洲最后的独裁国家，至今仍然遭受独裁者统治。我们在此提出 关于怎样帮助前两个国家民主化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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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 九○年代初期，白俄罗斯在前苏联共和国统治下经历了短暂的民主统治，自从一九九四年鲁卡申 科（Aleksandr Lukashenko）当选总统后，已经逐渐地走向下坡。他开始巩固其自身的权力，不 仅解散了立法机关，同时还利用法律与行政命令压迫异议人士。二○○一年九月举行的总统选 举，完全是一个骗局。 而且，鲁卡申科政权有一些很隐蔽可疑的朋友，包括流氓国家伊拉克在内，伊拉克的国防空军人 员就是在白俄罗斯受训的。白俄罗斯拥有大量的现代化前苏维埃武器，并已经成为世界武器交易 的一个主要成员。其武器范围从小型武器到复杂的防空飞弹都有（注 60）。当它的西部邻国， 如巴尔干国家和波兰——这些北约成员或即将成为北约成员的国家，在经济上迅速发展时，白俄 罗斯的经济还是一潭死水，它无法吸引太多外资进入。白俄罗斯人民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 白俄罗斯似乎对于先进民主的推广，特别是在政策上，毫无进展。上一次的总统选举应该已显示 鲁卡申科政权是一个具有苏维埃式控制导向的政权，它甚至对已经十分缓慢推进的民主化进程加 以干扰。但是美国和欧盟却在这个问题的共同立场上出现裂缝。二○○二年二月，美国国务院民 主人权和劳工部的助理国务卿克雷纳（Lorne Craner）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谴责白俄罗斯对独立 媒体的镇压（注 61）。可惜的是，他的声音是孤独的。一些欧洲议员和部长对独立媒体发出邀 请，但却没有对白俄罗斯官员明确表达抗议其不合法。 美国在明斯克（编注：Minsk，白俄首都）有个很活跃的大使，科扎克（Michael Kozak），他与 白俄罗斯民间组织成员交往一段时间了，这种情况在那里的外交官社群中是不寻常的。他们多数 坚持老派的“以客户为中心”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只是在支持独裁者，此外没有什么别的作为。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首先全世界必须对白俄罗斯人为民主而起的非暴力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不 可思议的勇气、坚韧和创造力给予肯定。例如“野牛”（Zubr）、“九七宪章”（Charter 97） 等组织几乎每天都有抗议或者其他活动。他们面对殴打和牢狱，仍然坚持不坠。 一个为白俄罗斯推广民主的策略，需要北美和欧洲的政策执行者们在他们的首都和明斯克推动一 个共同的议题目标。没有“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欧盟、北约、欧洲议会、联合国和其他组织 的共同态度，鲁卡申科政权将能分裂民主人士并且继续镇压。要得到广泛的同一政策，需要高层 人士的领导。各个机构传统上都会有戒心地保护自己的特权和独立，因此通常会拒绝这样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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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除非白俄罗斯问题能够得到各国政府最高层的关注，否则鲁卡申科会有足够的空间耍花招。 看上去这样的领导需要来自华盛顿、“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在白俄罗斯的分部，自从被鲁卡申 科关闭以后，“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已经从“相对积极”缩减至“最小公约数”的模式。尽管 在白俄罗斯对独立印刷媒体和民间社会的其他方面的镇压不断，“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却只是 在口头上说：“情况还算乐观”，却无任何作为。 美国布希总统、英国布莱尔首相（Tony Blair）、德国施若德（Chancellor Gerhard Schroeder）总理，以及欧盟人物如索拉纳（Javier Solana）、彭定康（Chris Patten）等，应 该明确表示，尽管在白俄罗斯的抗议被压抑与消音，西方民主社会并没有抛弃白俄罗斯人民，而 且会和他们一起来实现他们对繁荣和民主统治的愿望。他们应该明确表达访问白俄罗斯的愿望， 将这个政权于国际上曝光。就像布希总统在中国所做的，民主领袖应该要求他们在电视上的演讲 即时播出，包括演讲后的问答。最重要的是，他们应该会见当地的民主人士。另外需要明确表 示，一旦白俄罗斯实现民主，欧洲——大西洋各组织的门仍然向白俄罗斯敞开，而且民主世界愿 意帮助实现这一目的。 二○○二年十一月，对于不承认鲁卡申科的非法政权有了进展。除葡萄牙外的欧盟的成员，对鲁 卡申科和他的七位严重违反人权的官员下了旅游禁令。欧盟以前曾经对缅甸和辛巴威的独裁者下 过旅游禁令。此举阻止了鲁卡申科在该月至布拉格参加北约高峰会的企图。他也没有被邀请参加 该高峰会。 向世界揭露明斯克在国际武器交易中所扮演着恶毒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而国际制裁如果指向 白俄罗斯政权，应该也是适当的。鲁卡申科共谋提供武装给伊拉克海珊的军队、非洲的军阀和其 他声名狼藉的人物，已引起世界注意。关于针对性的制裁下一步应做的事，是在民主国家中建立 一个广泛的对抗前线。 在欧洲和北美的民主国家也都需要提出一套共同方式，来对付鲁卡申科在俄国最重要的保护人。 俄罗斯总统普亭一直支持鲁卡申科，但有时候也保持一定的距离。例如，二○○二年六月十七 日，他发表了一个严厉的公开声明，驳斥鲁卡申科用他自己的一套推行苏维埃式的联邦（注 62），之后鲁卡申科推行联邦的想法似乎趋淡。就像很多与莫斯科的关系一样，莫斯科与鲁卡申 科的关系令人怀疑普亭对在邻国建立民主的承诺。在九一一后与美国走近后，俄国仍然维持着与 明斯克政权的关系，明显支持暴政，可能也支持在白俄罗斯境外的恐怖主义。民主国家应该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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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提出质疑。目前俄国与北约建立新关系，并且想与欧盟更接近，如果俄国想把自己变成一 个民主国家，那么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应该反映出它在这方面的政策。 俄国在白俄罗斯的影响是很强的，而它的影响可以是好的影响。鲁卡申科非常依赖俄国提供的低 价石油与天然气。如果这个能源系统的补助被删掉，或甚至只是被威胁，鲁卡申科可能会在几星 期或就几个月内被驱逐。另外一个很有力的俄国的杠杆是电视，在娱乐和新闻方面，白俄罗斯人 普遍喜欢俄国电视，而不是本土电视。普亭最近对独立传播媒体的镇压不但打击了俄国观众，而 且波及了一千万白俄罗斯人。西方民主国家应该购买俄国“独立”电视台的广播时间，制作以白 俄罗斯人为主的节目，由在俄国工作的白俄罗斯人制作这些节目。而且应该再次给俄国独立新闻 工作者在俄国电视台播报的机会。如果普亭能够在电视上号召白俄罗斯人进行真正的选举，并摆 脱鲁卡申科，这个独裁者就会完蛋。 所有高层的访问者应该去具有重要性的地点，如为遭史达林杀害的白俄罗斯人设立的“库拉帕提 （Kurapaty）纪念点”（目前鲁卡申科的公路扩建正在威胁这个地方）和“高梅尔（Gomel）地 区”。高梅尔地区是被一九八六年受车诺比（Chernobyl）核电厂灾难严重影响的地区，现在仍 然是公众健康的恶梦，对孩子们的健康危害更甚（注 63）。访问者需要在这些地方和其他重要 的地点出现，从而建立与广大民众的关系。访问者们应该公开会见“野牛”（Zubr）、“九七宪 章”团体和其他主要的民主异议团体。 民主国家驻白俄罗斯的大使馆，必须成为未经过滤监控的思想聚集与交流的绿洲，并对广大民众 开放，特别是年轻人。如前文提到的，一个免费的网咖和读书室应该是受欢迎的、有作用的。 大使和他们的工作人员应该共同努力认识这个国家，与在首都内外的当地人会面，时刻倾听和关 注白俄罗斯的民主和独立人士。如果推广民主是终极目的，那么与分享同样价值观的白俄罗斯人 会面和会见害怕他们的白俄罗斯官员一样重要。有些人仍然把因为九一一攻击事件而高涨的安全 问题考虑做为藉口，从而坚持传统的责任而限制留在铁幕内。这对于推广一个民主的白俄罗斯来 说是一剂毒药。 民主国家的大使需要定期地分享他们从各自的资讯来源掌握的情况，讨论为支援总体的民主策略 在战略上应采取什么样的战术。大使馆内部民主工作小组应该推进和追踪这些工作会议，以确保 所有部门都在做着同样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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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部门必须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美国有计画性支援的组织如“全国民主学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国际共和学会”（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国 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自由之家”一直偏重于白俄罗斯的 项目。但是，这些组织中没有一个在白俄罗斯国内设立分支。他们都在邻近国家操作，如波兰和 立陶宛。无法持续掌握当地局势，当地民主人士的努力会被切断。虽然要进入这个国家很难，即 使如此在国内的联系是不可取代的。 民主世界的外国非营利机构（NGO）可以帮助训练当地的民主人士。有关政党的训练是必须的。 白俄罗斯的民主人士在二○○一年九月的总统大选中，确实团结一致支持商业工会领袖宫查利克 （Vladmir Goncharik），但是在对立的政治家们自我的竞争中，失去了许多潜在动力。他们害 怕，如果宣布一个共同的参选人，那么这个参选人会在选举中被封锁。但是如果有一个更加融洽 的共同民主阵线，并且增加三到四个主要的问题，这些民主人士更能对抗阻扰他们传播讯息的障 碍。 在总统选举的几个月前，“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在中欧及东欧进行过 一个名为“生活法律”（street law）的法律启蒙行动，以教育白俄罗斯人他们在白俄罗斯法律 下的权益（注 64）。人们如果知道他们的权益，他们就能抵制当权者的胁迫。此计画的附加好 处是揭露白俄罗斯政权。该政权靠武力威胁及以非民主方法通过或者颁布法律。这些写在书上法 律理论上是保证权利和自由的。但是公民们实质上不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 有关非暴力组织和抵抗技术的培训是非常重要的。白俄罗斯有不少很坚决的年轻人加入“野牛” （Zubr，Bison）青年运动和其他市民团体（注 65）。他们曾经受过基尼．夏普（Gene Sharp） 和他的同事们的培训。这些年轻人正在进行一场非常训练有素的，勇敢且非暴力的抵抗运动，是 目前仍存在的独裁国家中训练最好的之一。但是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培训和帮助。在塞尔维亚，有 一些来自新民主国家如斯洛伐克，帮助民间社会和政治组织的有力人士；在白俄罗斯，波兰人、 立陶宛人、塞尔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他们已经在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白俄罗斯有很长时间因为太穷又离俄罗斯太近，而没有被当成应该被援救的国家。但是很明显， 这个国家有很多不满意的人们渴望变化，而这又使独裁者用无耻的欺骗和镇压来保护他的权力。 这一点就应该说服政策制定者帮助他们从非法统治者手中夺回权力。事实上，白俄罗斯变成独裁 统治没有受到民主世界的很多抵制，导致了比它大得多而更有战略上重要地位的国家，如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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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可以遵循同样途径开民主倒车。帮助把白俄罗斯从边缘上拉回会给其他苏联解体后的集权国 家的政府和市民一个信号：民主国家不承认无民主区域；而且，我们正在为此付诸行动。 古巴 卡斯楚是世界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独裁者。一九五九年他帮助推翻右派独裁者巴蒂斯塔 （Fulgencio Batista）后，在广泛的支持中上台。他很快地现出了他的军事独裁者主张：镇 压、牢狱和杀害革命政敌。卡斯楚很快在冷战中与前苏联联手。一九六一年不幸的“猪猡湾事 件”（Bay of Pigs）试图推翻卡斯楚政权和第二年的“古巴飞弹危机”后，华盛顿和哈瓦那 （编注：Havana，古巴首都）之间的关系成为世界上最有害的、最令人头痛的关系之一。美国自 此对古巴实行全面的贸易和投资禁运，以削减卡斯楚政权影响力。但是前苏联在冷战中对古巴大 量援助，使禁运失效。原先预言该政权在前赞助人莫斯科削弱后将会崩溃，结果卡斯楚政权在前 苏联解体后却已经维持了超过十年。 古巴当前的情况处于第五章中讲到的连续民主化的第一阶段。在古巴，异议人士被镇压，被送入 监狱，在社会上被排斥。卡斯楚允许一些外国投资，并吸引旅游者到古巴海滩赚些外汇，同时古 巴的文化仍保持十分活跃。国际上认为古巴音乐正处于一个复兴时期，音乐家是可以自由旅行的 少数人之一。但是尽管有这些细微的地方，古巴仍然是一个纯血统的独裁国家，是目前绝大多数 为自由国家的半球上仅存的两个独裁国家之一。（海地是美洲的另一个不自由的国家。） 很明显，美国对古巴的贸易和投资禁运没有达到，也不会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欧洲、加拿大、 墨西哥和其他的投资者们，非常高兴用卡斯楚给他们开放的机会（卡斯楚有时候也关闭机会）牟 利。但是，这些投资者尽管有新的投资管道，却没有去推动自由。同时，延续禁运已经成为一部 分强有力的古巴裔美国社区的原则，支持禁运与否已成为评量一个政治家反对卡斯楚的尺度。就 何种政策能够帮助古巴实现民主目标的问题，这个情绪性的争议已经削弱了理性的辩论。这也给 卡斯楚提供了一个吸引古巴人民族主义的方便的工具：抵制北边的那个“帝国主义”巨人。的 确，我一直认为如果美国对古巴采取了一个不同的政策（但不仅是终止禁运），卡斯楚早就会被 推翻了。而且这个还在进行的政策已经成为其他民主国家对卡斯楚的独裁统治上达成共识的难 题。 长久以来我相信，若美国与任何其他民主人士对古巴问题的处理上有创新的想法，将会帮助促成 在这个国家有意义的变化。美国应该坚持与古巴人民打交道，以此实现大部分美国人、古巴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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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所喜欢的目标：古巴人民可以在不受迫情况下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如果决定开始民主参与 的道路，在自己认为的和别人同意的分寸下，美国可以有原则地在民主人士中培养一群有决定性 的群众。就像美国在推进古巴变化所采的单边隔离政策失败了一样，在原则问题上，为了利益而 实施中立的政策同样会失败。根本地改变有策略的民主计画，美国可以在民主可能成熟的局势下 掌握主动。 二○○二年，古巴国内为争取民主的奋斗跃上了一个新的水平。在这个多年来最重要的一个单独 争取民主的进展中，一万一千二百名古巴人签署了一个请愿书，呼吁公民投票来保证自由言论和 集会的权利、政治犯的赦免、给予私有企业更多的机会，以及一个新的选举法和普选。这个请求 在二○○二年五月十日递交给了国家议会。根据古巴宪法，国家议会必须考虑并投票决定任何一 项由至少一万名注册投票的古巴人递交的意见。就如这个被称为“乌勒拉计画”（Varela Project）的领导人——帕亚（Oswaldo Paya）所说：“这个政权是永恒、不可战胜的说法是个 神话。人们可以推翻它……在一个充满畏惧的文化里，当人们克服他们的恐惧时，变化就开始发 生了。这一万一千二百人是先锋。这一万一千二百人要求变革这本身就是一个变化。”（注 66）到二○○三年初，已经有超过三万古巴人签了名。 前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访问古巴时，在二○○二年五月十四日一个电视转播的讲话 中，他特别提到了“乌勒拉计画”。布希总统在有关对古巴政策的二○○二年五月二十日讲话中 也提到此事件。 卡特总统和布希总统积极的支援古巴民主运动和古巴民主人士。卡特总统对民主的公开呼吁是西 方政治家在古巴国土上的最清晰、最强烈的呼吁。但他对卡斯楚很客气，他把一九五九年前的古 巴领导人巴蒂斯塔（Batista）称做独裁者，但经常赞扬卡斯楚本来就应该做到的一些成就。布 希总统宣布了给古巴人到美国来学习的新的奖学金计画，并且对帮助古巴人民的美国非盈利组织 （NGO）增加了补助。 但是总体政策上的僵局在继续着。卡特总统呼吁终止美国对旅行和贸易的禁运，但没有任何对卡 斯楚的制裁替代禁运。布希总统强烈地重申了他对禁运的实行，只是含糊地答应在古巴国家议会 二○○三年大选后，如果卡斯楚给古巴人民近乎完全的自由后，再改变禁运。这个和局令卡斯楚 可以很容易地回应卡特、布希和乌勒拉计画。他只要假装谘询古巴人民，并声称 99％的古巴人 民签了一份文件，就可令这个现在的社会主义系统“无敌而永恒”（注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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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个勇敢的新方式。它可以从美国、墨西哥和其他有领导地位的民主国家达成共识，并 且给与古巴人民以下的承诺： ●为古巴发展民主的行动计画。初期努力应该放在和古巴国内、国外及政权内的民主人士对话 上。目标是达成共识，开始在古巴推行民主行动，建立全面化的民主机构、自由媒体、贸易工 会、政党以及完全自由的选举。 ●罢黜卡斯楚，如果必要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如果卡斯楚拒绝合作，民主社区应该采用其他方法 把他从权力位置上除去。这需要大力地帮助古巴民主力量来组织非暴力运动实现民主，并建立一 个特殊的国际法庭公审卡斯楚。 ●提供适当基金，以支援民主群体和新的民主机构。 ●由社会的合法机构如天主教堂运作的经济援助方案。 ●废除美国的贸易和投资限制，而针对卡斯楚和他的支持者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制裁。 下一步需要从总统等级开始，因为刚开始有很多东西需要说服，也包括布希总统本人。很多国会 议员和美国大众倾向于废除旅行和贸易制裁，但是需要赢得他们对支援古巴人民，废除卡斯楚， 建立民主的、聪明的制裁配套方案的支持。同样，除非那些热心坚持禁运、维持治外法权“赫姆 斯-波顿法案”（编注：Helms-Burton law，该法案以特别条款孤立古巴政府）的人们亲自参与 制订新政策，并相信政府和国会对推进民主古巴的目标，否则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政策变革。如 果早期是以开放而诚恳的交谈做为推广主动制裁配套行动的一部分，那么有意义的会议不仅可 能，而且很有可能发生。一旦政府、国会和民间领袖充分协商，对此新作法获得有决定性的数量 支持，总统和国会领袖们就应该和墨西哥及其他在邻近的民主国家合作，进而产生最大影响效 应。 允许美国公司和个人进入古巴市场的同时，他们应该都承认一个共同的指导原则。这个行为原则 将使这些公司和个人公开承诺遵循国际公认的劳工标准，包括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和同意在下 班时间把其设施用做“自由之家”的卫星机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卡斯楚成功地分化了民主国 家，很多民主国家和他们的人民都逃避面对卡斯楚的暴力统治。当对古巴人民的承诺国际化以 后，总统应该鼓励在古巴有大量投资的公司所在的国家也执行同样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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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这个国际的合约应该列举民主国家将如何协助古巴的民主化有突破性的发展，并且 在建立民主后怎样继续帮助他们。这个“民主红利”应该包括国际金融机构的帮助、奖助金和其 他形式的经济援助。主要的捐赠人应该公布一个暂时的快速启动保证帐户来帮助巩固变革行动。 潜在外国投资者应该表明一旦古巴变革后他们的投资意向，卡斯楚和其非法政权才是实现繁荣古 巴的唯一障碍。 重要的是，这个合约必须向“民主政体联盟”（Community of Democracies），特别是“美洲国 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承诺，现在就帮助古巴民主斗士。拉丁美洲的 民主国家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经历驱逐了国内各类独裁者，因此 可以提供在策略和技术方面有价值的经验。但是他们必须要相信美国会认真地执行更细致的政 策。二○○三年，联合国拉丁美洲小组再一次推选卡斯楚的古巴做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U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成员。如果这些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一样能仗义直言，此新方式将 会有很有力的影响。 在古巴，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应该积极与古巴人民打交道。并采取大胆和高曝光度，以向古巴人民 证实这是帮助他们实现民主的一个大进展。古巴官方不断的放话，声称古巴裔美国人正等待着要 从他们手里买下古巴，并取消过去四十年来在教育和健康保险方面的进步。排除这种官方宣传至 关重要。 古巴裔美国民主斗士应该被指派为下一个在哈瓦那代表美国利益的部门负责人。这个部门现在有 大约五十个美国人和超过一百个古巴人。在过去两任负责人领导下，它终于开始更积极开放，更 符合新方式运作。卡森（James Cason），目前的负责人，“把他的办公室和家开放给卡斯楚的 反对者。他参加了全国各地的异议人士的会议，称呼他们为古巴的未来领袖。气愤的卡斯楚把卡 森叫做“有豁免权的流氓”（注 68）。他的前任，哈得尔斯通（Vicki Huddleston），分发收 音机给古巴人，这样他们更容易收听到美国政府资助的“玛提电台”（Radio Marti）（注 69）。就像在其他独裁国家一样，民主国家大使馆之间的协调是很重要的。拉丁美洲和欧洲在古 巴有很多机构，他们有别人没有的管道。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可以有一个利用他们优势的一个共同 的策略。帮助古巴被压制的异议人士和民主活动家需要在策略、计画和保护方面得到援助。拉丁 美洲和欧洲的民主斗士也必须扮演外交人士、旅客、教师和商业人士等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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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大使馆需要有开放活跃的文化部门，并有免费网咖和安全的会议室。这个部门应该叫做“美 国屋”（Casa America），在其他民主国家大使馆内也应该有相应的部门。需要的时候，大使馆 应该策划敞开大门接纳被特务追踪的人。像摆放在柏林墙上的那种计时器应该显眼地放在大使馆 和外国公司院内。卡斯楚的国家机器四处蔓延，它应该尽可能广泛地被牵制。已经出现的裂缝将 会越变越大。 培训年轻的古巴人获得非暴力组织和抗争方面的技术，可以在古巴国内外进行。到拉丁美洲国家 的学生出国签证在古巴相对较容易取得，因此拉丁美洲国家应该和民主国家一起努力促成此计 画，给古巴社会和潜在的新领袖更多的管道在文化、学术、专业方面的交流。卡斯楚所操作的古 巴隔绝政策，虽然没有北韩的那么彻底，但它不仅把古巴和正常经济伙伴分开，而且也削弱了古 巴和外界的文化社会之交流。在这个分隔墙上打洞会帮助加速古巴民主化。 “乌勒拉计画”和超过三万古巴人愿意冒险签名，给我们揭示了前面的路。想像一下上百万的古 巴人签署了“乌勒拉计画”，而不是因为恐惧而服从了卡斯楚在“乌勒拉计画”后的骗局。罗卡 （Vladimiro Roca）因为批评卡斯楚政权而入狱，在五年后于二○○二年五月被放出监狱，说到 人们到他家来，“有些人因为签了卡斯楚的文件而感到羞愧。他们问到‘乌勒拉计画’，并且想 签名。逐渐地，人们对说反对政府的话的恐惧越来越小。（注 70）”对于我们这些在八○年代 末生活在东德的人来说，同样明显感觉到恐惧的消弱正是共产体制破产的开始。二○○二年十二 月十日，国际人权日，罗库（Martha Beatriz Roque）勇敢地在她哈瓦那的家中主持了一个由七 十个民主人士参加的会议。并且在十四个省都有同样的会议。她领导“推动市民社会议会” （Assembly to Promote Civil Society），一个由超过三百个小组织参与的为古巴向民主过渡 做准备的大组织（注 71）。一旦恐惧的水泥出现裂缝，独裁者的日子就所剩无多了。 要发掘安全系统、共产党和军队中的分歧。所有独裁统治在终结期都有高层的背叛，或者是明显 的，或者表现在关键时刻不配合。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卡斯楚清楚知道军队中的一些高层官员， 特别是那些在非洲远征的领导人，对高层的愤恨肯定存在（注 72）。保证在政权垮台时军队不 会对人民施暴是非常重要的。军队或军队的相关因素，可能必须用来平衡来自民兵或者特警的更 猛烈的力量。迈向民主的古巴人与安全系统力量的内部接触，可以帮助识别要夺权阻止民主代替 卡斯楚的计画。不管怎样，这样的反制计画很不可能成功，因为古巴人民已经长期渴望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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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拉克和其他封闭的社会，民主国家在政策上的分歧一直是卡斯楚独裁的王牌，不然这个独 裁者就会软弱得多。实施有策略的原则与决心，并和古巴人民交往，不断给古巴政权施压，而促 使古巴政权变更的计画，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及人士可以把握局势并催化一个全新的、成功的方 式以结束卡斯楚破纪录长期的独裁（编注：卡斯楚在位迄今已四十六年）。 注 1：罗斯．特瑞〈中国——不稳定的盟友〉，《纽约时报》，二○○二年二月十九日。 注 2：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纽约：任意之家，二○○一）。 注 3：张良、安德鲁．内森和平瑞．林克《天安门文件》（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二○○ 一）。 注 4：张良《天安门文件》。 注 5：丹尼．谢特《法轮功给中国带来的挑战》（纽约：阿卡思出版社，二○○○；中文版：博 大出版社，二○○四）。 注 6：谢特《法轮功给中国带来的挑战》。 注 7：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 注 8：谢特《法轮功给中国带来的挑战》。 注 9：〈中国的老习性顽固不化〉，BBC 新闻，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注 10：贝迪．保罗电话采访，二○○二年二月十一日。 注 11：迈克尔．勒，电话采访，二○○二年二月十一日。 注 12：克里斯．白克里〈毛泽东前助手敦促中国走向民主〉，《纽约时报》，二○○三一月七 日。 注 13：伊莉莎白．罗森塔尔〈中国领导人放弃职位但不放弃权力〉，《纽约时报》，二○○二 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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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4：伊莉莎白．布米勒〈布希总统在中国讲话，吁宗教自由〉，《纽约时报》，二○○二年 二月二十二日。 注 15：张良《天安门文件》。 注 16：菲利普．潘和约翰．庞夫瑞〈评论家嘲笑中国总理试图维护一贯纪录〉《华盛顿邮 报》，二○○二年三月十六日。 注 17：“平壤，我爱你”，BBC 新闻。南韩金大中总统在平壤时的讲话，二○○○年六月十三 日，http://news.bbc.co.uk/1/hi/world/asia-pacific/788682.stm. 注 18：来自首尔的长久邀请和平壤的允诺，但是金正日南方之行终未成行。“金正日将于春天 南行”BBC 新闻，二○○○年九月十三日，http://news.bbc.co.uk/1/hi/world/asiapacific/923016.stm.“南韩呼吁新首脑会议”，BBC 新闻，二○○一年 6 月 6 日， http://news.bbc.co.uk/1/hi/world/asia-pacific/1372722.stm. 注 19：迈克．艾伦〈北韩被敦促撤除武装〉，《华盛顿邮报》，二○○二年二月十七日。 注 20：迈克．艾伦〈北韩被敦促撤除武装〉，《华盛顿邮报》，二○○二年二月十七日。 注 21：对北韩人权委员会的行政经理黛比．梁．芬的电话采访，二○○二年二月十三日。 注 22：在日本的北韩散居人数达七十万人，尽管很难估计多少外币被寄回北韩，这是贫困的平 壤政权外币的重要来源。据一九九六统计大概每年有一亿美元到六亿美元流入北韩。《华盛顿邮 报》，一九九六年六月七日。 注 23：弗兰肯伯格〈国外观点〉，《华盛顿邮报》，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注 24：〈没有例外〉，《华盛顿邮报》，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注 25：瑞．马克．格〈伊拉克战争不会使中东动荡〉，《纽约时报》，二○○二年十一月二十 六日。 注 26：欧文班尼特琼斯，“解雇和政变”，BBC 新闻，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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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bc.co.uk/1/hi/world/from_our_own_correspondent/480306.stm. 注 27：波恩〈巴基斯坦军事统治者宣布自己为总统〉，《纽约时报》，二○○一年六月二十 日。 注 28：〈影响的手段〉，《华盛顿邮报》社论，二○○二年十月十五日。 注 29：弗兰克林．夫尔〈瑞扎帕拉苇下一次革命——继承者的故事〉，《新共和国》，二○○ 二年一月十四日。 注 30：德黑兰居民被警察和回教民兵禁止在城中心守夜及公共聚会。“回教世界哀悼美国的损 失”，BBC 新闻，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http://news.bbc.co.uk/1/hi/world/americas/1544955.stm. 注 31：全部的文本：国家情况演讲，BBC 新闻，二○○二年一月三十日， http://news.bbc.co.uk/1/hi/world/americas/1790 五 37.stm. 注 32：瓦尔特．平克斯〈美国官员谈论和平的变迁〉，《华盛顿邮报》，二○○三年四月八 日。 注 33：“库德人展望海珊下台后的未来”，BBC 新闻，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http://news.bbc.co.uk/1/hi/world/middle_east/2144063.stm. 注 34：〈泰国的调查〉，《经济学人》，二○○二年三月二日。 注 35：塞思．麦〈寮国共产主义者铲除国家王室过去的影响〉，《纽约时报》，二○○三年一 月五日。 注 36：诺拉．宝〈皇家评论柬埔寨民主〉，《华盛顿邮报》，二○○三年三月七日。 注 37：杰克逊．迪尔〈国际开发总署的埃及耻辱〉，《华盛顿邮报》，二○○二年九月二日。 注 38：“阿尔及利亚十年血腥的冲突”，BBC 新闻，二○○二年一月十一日， http://news.bbc.co.uk/2/hi/middle_east/1755099.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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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9：萨曼莎．鲍尔和格雷姆．艾丽森编辑，《实现人权》（纽约：圣马丁出版社，二○○○ 年）。 注 40：“分析：民意测验是否自由合理？”，BBC 新闻，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http://news.bbc.co.uk/2/hi/africa/1870970.stm. 注 41：乔．杰特〈美国的反对拒绝穆加比的胜利声明”，《华盛顿邮报》，二○○二年三月十 四日。 注 42：辛巴威独裁者，罗伯特．穆加比。参见“辛巴威攻击英国‘殖民主义’”，BBC 新闻，二 ○○二年三月三日，http://news. bbc.co.uk/2/hi/uk_politics/1852053.stm . 注 43：柯林顿旅途及围绕其发生的一切，看《华盛顿邮报》，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柯林 顿访问路线及向导”，BBC 新闻，一九九八年三月三日。 http://news.bbc.co.uk/2/special_report/1998/03/98/africa/68674.stm. 注 44：比尔．伯克利《墓穴尚没添满：在非洲心脏的人种、部落和权力》（纽约：基本的书， 二○○一年）。 注 45：雷切尔．斯〈团体角色为目比基增添好的形象〉，《纽约时报》，二○○二年七月十 日。 注 46：堡尔《实现人权》。 注 47：“马利外交部长马迪布．希迪比新闻报导继与库那总统会面”，美国国务院， 二○○一年五月二十三日，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1/3013.htm. 注 48：“鲍威尔谴责穆加比”，BBC 新闻，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http://news.bbc.co.uk/2/hi/world/africa/1352238.stm. 注 49：〈与肯亚丹尼尔总统会面后的评论〉，美国国务院，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1/3110.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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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50：“鲍威尔敦促肯亚改革”，BBC 新闻，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http://news.bbc.co.uk/2/hi/world/africa/1352918.stm. 注 51：《华盛顿时报》，二○○二年八月十二日。 注 52：〈辛巴威计画据说包括穆加比的退出战略〉，《纽约时报》，二○○三年一月十二日。 注 53：由老兵通讯员约翰．庞所创作的《华盛顿邮报》一九九七年的一系列文章中展示卡比拉 早期的黑暗。〈卢安达人领导在刚果的反抗；国防部长说提供军队武装用于反对马布托〉，《华 盛顿邮报》，一九九七年七月九日；〈大屠杀是刚果内战的一个武器--卡比拉军队暴行累累〉， 《华盛顿邮报》，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一日。 注 54：国际援救委员会流行病学家雷．罗伯茨，对刚果正在发生的战争进行了开拓性的调查。 “死亡率研究，东刚果民主共和国”，二○○一年二月至四月，见国际援救委员会网站上， http://news.bbc.co.uk/2/hi/special_report/1988/12/98/french_in_africa/235589.stm. 注 55：针对外国军队的研究在刚果运行。见贾丝廷．皮尔思，“穆加比代价昂贵的刚果冒 险”，BBC 新闻，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http://news.bbc.co.uk/2/hi/world/africa/6118.stm. 注 56：“分析：在非洲的同盟”，BBC 新闻，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http://news.bbc.co.uk/2/hi/world/europe/1776025.stm. 在法国非洲政策上，见露西．艾斯，“法国：超级强权或讨好于非洲？”见 BBC 电台 4 的二部新 闻特别报告“帮助非洲走向文明？法国人在非洲”，BBC 新闻，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http://news.bbc.co.uk/2/hi/special_report/1998/12/98/french_in_africa/235589.stm. 注 57：艾米丽．维克斯〈刚果，反叛者达成协定〉，《华盛顿邮报》，二○○二年十二月十八 日。 注 58：道格拉斯．法拉〈挖掘刚果肮脏的珍宝〉，《华盛顿邮报》，二○○一年十二月三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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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59：马克．杜米特“刚果无穷的痛苦”，BBC 新闻，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http://news.bbc.co.uk/2/hi/world/africa/1780540.stm. 注 60：马克．朗兹〈欧洲用于恐怖主义的兵工厂〉，《华盛顿邮报》，二○○二年一月三日。 注 61：代表团的两个成员，自从这份声明后被逮捕和监禁。 见瓦伦蒂娜．麦特“新闻记者由于诽谤鲁卡申科被判刑”，参见二○○二年七月二日波兰、白俄 罗斯以及乌克兰报告，www.rferl.org/pbureport/2002/07/26-020702.html.由助理国务卿罗． 科然所做的声明请见二○○二年二月八日 www.state.gov/r/pa/prs/ps/2002/7915.htm. 注 62：〈普亭在鲁卡申科合并计画上泼冷水〉，见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报告，二○○二年 六月十八日，www.rferl.org/pbureport/二○○二/06/ 注 63：有关鲁卡申科试图将库拉巴地纪念馆铲平的努力，请看“活跃分子向政府请愿保护库拉 巴地纪念馆”，二○○二年六月十二日，www.rferl.org/ucs/2002/06/24-120602.html. 注 64：ABACEELI 简介，华盛顿特区，二○○一年八月。 注 65：Zubr 的网站 www.zubr-belarus.com. 此团体维持一个活跃的国际网路，定期发送新闻，如章程九十七项公民的倡议 www.charter97.orgZubr 定期报导成员被骚扰及逮捕的消息。 注 66：凯文沙．利文〈反卡斯楚力量发动请愿运动〉，《华盛顿邮报》，二○○二年注四月二 十八日。 注 67：玛莉 ．乔丹〈卡斯楚开始上演仇敌的剧目〉，《华盛顿邮报》，二○○二年七月二十五 日。 注 68：〈美国特使玩弄卡斯楚的胡子〉，《经济学人》，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注 69：弗雷德．伯恩斯坦〈四日向古巴点火挑战〉，《纽约时报》，二○○二年七月四日。 注 70：约旦〈卡斯楚拿了一页节目单〉，《华盛顿邮报》，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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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71：〈古巴持不同政见者在警察关注下聚集〉，《纽约时报》，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注 72：恩内斯．F．伯坦，“古巴财政失衡，汇款诡计，毒品非法交易和走私货款，过渡中的古 巴”，ASCE 二○○○，二○○三年二月三日。 http://lanic.utexas.edu/la/cb/cuba/asce/cuba10/betancourt.pdf.

后记及行动日程 邪恶获胜的唯一必要条件是好人袖手旁观。 ——艾德穆得．柏克 我们已经讨论了如何在二○二五年之前用人道方法，除去目前仍大权在握的最后十几个独裁者。 的确，除非使他们下台，我们别无选择。历史已充分证明，任何独裁者的存在都会使这一世纪比 上个世纪更加腥风血雨。正如我们所见，因为独裁统治自然具备着毁灭性；谋杀、恐吓、压迫是 他们的专职。他们也会毁坏经济成果。当暴君们大肆自吹自擂，建起豪华宫殿的时候，他们的人 民却生活在贫困中，只能观望却不能进入唯有和平与自由才能带来的繁荣昌盛。 在合理的时间内把实现全球民主的普遍愿望变成现实是我们的任务；二○二五年是我们选定的目 标。这就意味着我们对国际力量的认识现在必须是寻求一种政治体系，该体系能在各个层次播种 民主，将独裁者判为流氓、罪犯。 封闭的社会必须敞开大门迎接民主的曙光。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积极行动，扶植民主。在不放弃外 交礼仪的情况下，民主国家的使馆必须成为自由的庇护所；大使们是自由斗士。独裁者必须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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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个人对待，而不是一种政权或文化的代表。由此可以经由人道途径形成多种具体计画，将独裁 者逐一推翻。 我构思二○二五年前实现全球民主计画的蓝图，主要原因是我待过独裁统治与民主起步的地区， 当过外交官和企业主，而早年学到的却使我一生受益最深。 十岁时，我家住在维吉尼亚（Virginia）的亚利珊卓雅（Alexandria），一个跨越华盛顿地区， 座落于老波托马克河的港口上。那时我父亲任职五角大厦联合总指挥部中的一个美国海军上尉。 我当时在挨家挨户送《亚利珊卓雅公报》（Alexandria Gazeette）并学习经商之道。那时是五 ○年代的早期，亚利山卓雅还是不太起眼的南部小镇，之后才兴起为富足的郊区城镇。不足为奇 地，我的很多顾客拖欠报纸的款项，有时一拖数月，有时甚至以暴力威胁我这催款的报童。而报 社却要我收到报费，令我财务日益困难。绝望中，我向父亲请教。不出所料，我们采取了行动。 下次收款时，我多了一个伙伴，他身材高大，面目严峻，身着美国海军军官冬季制服，袖子上装 饰着有上尉标志的四条金杠，胸系绶带。当我逐个造访拖欠款项顾客时，我父亲紧跟着我。他总 是一言不发，但保持着海军的冷峻面容。很快的，所有的人都有能力付清欠款了。 在亚利珊卓雅的那个冬日，远在我为共产党统治下的匈牙利的民权和民主，为中国法轮功而奔走 之前，我深知自由和强大的力量若站在被剥夺权力和被压迫的一方，会产生什么变化。多年以 后，波兰格但斯克（Gdansk）的工人告诉我们一句话：“团结”。 “站在一起”的概念，是具有生命力的一词。古巴民主人士帕亚（Oswaldo Paya）从卡斯楚政府 拿到了出境许可，并非因为该政权放松了对人民控制的铁钳，而是帕亚在二○○二年获得了“欧 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安德烈．萨克罗奖”（Andrei Sakharov Prize），他不 得不去欧洲领奖。《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迪尔（Jackson Diehl）写道：“在过去的几个星期 中，他会见了欧洲总理们、主教和国务卿鲍威尔。他们都问他能帮什么忙。‘团结’是帕亚的唯 一回答。”（注 1） 二○○三年一月，王炳章被中国法庭以领导恐怖分子的罪名宣判终生监禁；而他的实际“罪过” 是提倡中国自由贸易联盟和多党民主。他的美国同盟很快做出回应，使这一不公平且震撼的消息 成为国际焦点（注 2）。幸运的话，这种团结方式将能使他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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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不再将残酷的米洛塞维奇政权的崩溃归功于北约的轰炸者，但没有几个行动能比自愿代 表他国人民参战更具力度。通常一个成熟、具有强大力量的伙伴对受挫的自由斗士的声援，就足 以使天平倾向民主。正如我半个世纪之前所学到的，有时你需要一个成人站在身边，如果那个成 人是位海军上尉，就更有帮助了。 但是，唯有积极的团结，并且建立在这样的理解上：即当地的民主斗士非暴力的力量（地下组 织）以及最终控管街道和取得权力而获得自由。而我们支援非暴力运动是成功的关键。 确实，利用军事力量，我们和当地民主人士积极合作为不可剥夺的权益站出来，使我们度过了冷 战时期，开辟了中欧和东欧的民主大道。民主的历史是强大和弱小、已开发和开发中、富有和贫 困的团结互助的历史。既然形势的发展需要我们迈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一个大胆的、具有 全新道德的远见已经提出，即独裁统治已穷途末路，全面民主即将到来。经过冷战我们都理解主 要的危险和机会。现在，清除那些威胁我们安全的势力、建立一个民主世界的目标，能使我们再 次朝气蓬勃，团结一致。 有了这样的团结，任何事物也不能阻止民主和民主人士。也许你已经读过许多刻在专制统治下的 支离破碎的城墙上预言家的手稿。根据“自由之家”的研究结果，仅在二○○二年，就记载了二 十九个民主取得进展的国家，这个数字大约是那些民主倒退国家的三倍。就连顽固不化的肯亚独 裁者莫伊（Daniel arap Moi）最终都被放逐荒原。同时应该感谢美国及其联军，使海珊也得以 被铲除。 沙乌地阿拉伯是世界上九个最专制的独裁政权之一，在二○○三年一月，有一百零四名沙乌地阿 拉伯商业领袖、教授和知识分子在一项“为国家的现状和未来的愿景”计画上签名。该文呼吁建 立议会、自由选举、公平分配财富、消除腐败、为妇女争取更多的权力。加冕王子阿布杜拉 （Abdullah）会见了签名者（注 3）。 独裁也不会带来经济效益。在二○○二年，“自由”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二十六点八万亿美 元，而“不自由”国家仅有一点七万亿美元。 因此，现在是自由世界的人民帮助被压迫者寻找民主的时候了。我们需要采取哪些步骤呢？本书 指出了一条道路。我们的目的在于指出如何除去残存的独裁统治者。我们在此对行动日程加以总 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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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日程 二十一世纪给我们两种选择：独裁者继续存在或独裁者消灭。我们需要： ●加深对以下这一情况的理解：独裁者会使二十一世纪比二十世纪更加腥风血雨； ●倡导没有独裁者对于世界和平、繁荣和自由所带来的益处。 我们必须取得观念的突破，坚信在下一代所有的独裁者能被铲除： ●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上一代铲除大量独裁者的事实和其所使用的方法； ●将国家安全／权力重新定义为民主的发扬和各个民主势力间的合作； ●确立目标：在二○二五年前铲除独裁者。 ●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国际力量体系： ●“民主政体联盟”（Community of Democracies）和“北约”要转型为全球民主联盟，备有随 时待发的武装力量、区域性计画和在现有国际组织下的决策委员会； ●独裁必须被定为是对人道的一种犯罪，而且现存的独裁者必须受国际法庭起诉； ●独裁统治下的非政府民主人士必须组织起来，为人民喉舌。 开放封闭的社会取代隔离是成功的关键： ●新政策和财政预算应优先考虑开放社会和铲除独裁者的计画； ●重新调整传统的开放计画，同时创立新计画，例如，独立的电视台和电台基金。私人基金会及 企业须更广泛地加大力度促进民主； 最主要的变革是我们要为每一个残存的独裁统治设立民主发展的计画。这些计画应包括： ●确保他们在协定的日期前完成民主发展的三个过程； ●在联合国和民主阵营的协助下创立一个独立的从独裁走向民主的国际中心，来执行那些计画； 316

●经由圆桌会议或其他途径使当地民主力量成为骨干。 一个以民主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可将使馆变为“自由之家”；大使成为自由斗士，透过： ●公开支援民主人士——同他们举行会议、举办象征性活动、游行、制作宣传纪念章、电子广告 板。大使、总统、首相、议员们也可经由电台、电视台、网际网路与各方人士进行自由交谈； ●争取和独裁者及其政权进行民主转型对话。 在铲除独裁者时，虽然武装力量有时必不可少，我们也必须加深理解非暴力冲突的性质和其力 量： ●查询记录要使人印象深刻；可以教人学会技巧； ●教授一种分两阶段以非暴力方式铲除独裁者的战术和策略； ●强调局外人的参与至关重要。 重心放在将最后的四十五个独裁者，视其为个别的独裁者是非常重要的，不允许任何独裁者躲藏 在一个政权、文化或国家中： ●每年对最不受欢迎的人用多种主要语言广泛进行报导； ●对每个独裁者的罪行诉讼建档并随时更新。 综合此书所建议的各种方案，为每个仍在独裁者统治下受难的地区和国家建立综合行动计画： ●应优先考虑目前存在最大的问题：中东和中国； ●与对民主感兴趣的国家和民主人士进行多样联盟； ●将制裁集中在独裁者身上，而非人民身上。 民主阵营必须采用共同目标：在二○二五年前铲除所有独裁者。那么就要靠联合国大多数成员使 这一目标和计画被采用，且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政策和法律得以采用。铲除独裁必须从国家安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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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政策的边缘地位提升为中心议题。上一代取得的进展令人振奋，现在我们该下决心完成这项 工作。 “我必须告诉你，起初我认为铲除世上所有的独裁者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成功的机率就如同我能 扇动双臂飞起来一样。”《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斯徒瓦特．阿尔巴在信中这么对我说。“当我 读完这本书，即便成功来得不像我们想要的那么快，我意识到列出目标和设立计画去实现很重 要。”我希望您能同意这一观点。 由于独裁者对财富和永恒权力的贪恋，让二百万北韩人被活活饿死，而我们光是义愤填膺是不够 的；必须强迫独裁者下台。当独裁者下令致使数千人死亡，而亡者唯一的“罪过”是修炼一种中 国渊源流长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时，我们不能承认它的合法性。当独裁者们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并与其他独裁者共用，且支援扶植恐怖主义之时，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因为只要他们掌权一 日，他们就会这么干。现在该是这些危险的残余政治势力绝迹的时候了。我们最终必须说：我们 受够了，且言出必行。我们必须和世界上的民主力量团结起来，铲除最后的独裁者，建立全球民 主。 注 1：杰克逊．迪尔〈团结，古巴的风格〉，《华盛顿邮报》，二○○三年一月十三日。 注 2：伊莉莎白．罗森塔尔〈中国判持不同政见及与美国有联系者无期徒刑〉，《纽约时报》， 二○○三年二月十日。 注 3：迈克尔．杜布〈伊斯兰式的改革〉，《华盛顿邮报》，二○○三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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