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to-ecological Perspectives To Alt Development-ch

另類發 展的生 態視角 ：彩虹 計劃 武藤一羊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the Rainbow Plan Muto Ichiyo 要建構一個生態學的視角，我們需要重新考察現代發展範型的起源。這可作 為一個起點，由此我們可以邁向消弭當代發展的問題。幾十年前，當一般人相信 社會主義是「另類的出路」時(雖然那個時候沒有人用這個詞)，問題似乎簡單得 多了。我們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階級關係、階級鬥爭、工人國家以及階級團結， 似乎就很足夠了。環境，更不用說生態學，不屬於我們辭彙的一部分。到了今天， 廿世紀的歷史實踐已經否定了有關全球社會轉變的舊假設和思想框架。剩下來的， 就是一個全球性資本主義：它勝戰無不勝得很古怪，卻飽受永遠無法解決的危 機所困擾。那個危機與其說是屬於資本主義，更無寧是屬於整個現代世界，如果 喜歡的話，甚至可以說屬於整個人類文明，而如今已失效的國家社會主義也是 其中一部分。人們質疑這個文明的基本組成、假設、價價和文化，包括發展的理念 和理想。因此我們這裡談另類發展，而不是世界社會主義。兩者之間其中一個重 大分別是：前者整合了生態和性別、民族以及其他的視角。而後者則缺乏，或者 幾乎沒有這些視角。 只是在近年，大衆才開始意識到生態危機。卡遜(Rachel Carlson)1964 年的 《沈默的春天》是先鋒，其後羅馬俱樂部在 1971 年敲起了警鐘，而聯合國斯德哥 爾摩的環境會議在 1972 年召開。正是在這一段時期，在周邊地區，抵抗毁滅性 「發展」的基層抗爭展開了。譬如 Chipko 運動，以及日本水俁漁民的抗爭。它們揭 露了過往假發展之名而隱瞞的對自然和人的破壞。在這個時期，以及隨後的日子 裡，受生態理論和哲學所啓發的社會運動湧現並壯大起來，他們指出生態危機 是核心的問題。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開始對於生態抗爭的偉大先驅們的思想 和實踐，以及原住民關於自然的智慧和態度，有了新的理解。我不打算在這裡總 結過往數十年的成敗，而只想簡單提出：對於克服這個現代問題的探索，我們 還在起步階段。 不用說，生態的視角並不能化約到環境保護。它還包括了廣闊而分岐的研究、 關注和實踐：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哲學的，甚至是宗教的。換言之，對生態 的關注不能孤立於其他重大關注問題之外。我們也不能期望只要通過一系列針對 它每一個面向的對策，全球環境危機就能夠作爲一個獨立的問題而解決。這樣的 假設純屬謬誤，尤其是在這個畤代，由上壓下來的全球化進程，讓大企業的利 益自由馳騁，席捲世界。例如全球氣溫上升的問題(1992 年里約熱內盧高峰會的 主要課題)，只要大石油公司和龐大的跨國汽車工業的利益(等同於統領主導世 界的國家集團的利益)還是至高無上，而正在進行工業化、試圖迎頭趕上的國家 仍然以汽車化(motorization)爲發展的動力，這個問題就很難解決。而峰會另一個 1

關鍵課題：生物多元化以及知識産權，至今已經成爲大型藥品公司龐大壟斷利 益的新來源。它們試圖控制熱帶雨林，剝削土著的知識。 環境破壞、大量的人長久貧窮、人民失去力量，這些問題非常明顯是互相緊 連的。要討論另類發展的生態視野，就要把它作爲全球範型轉變的一個整合部分 來探討。 但是哪些人需要，哪些人將會，而且怎樣帶出這樣的轉變呢？讓我在這裡 寬泛地提出答案：世界的普通人民必需而且將會這樣做。這只是表述我們立場的 抽象聲明。然而很清楚的是：世界上大部分人民，尤其是屬於全球性南方地區 (the Global South) 的億萬人民，是全球化這個統領性權力体系的受害者。他／她 們有強大的理由要求改變這個狀況。而且，我們說：強化了內在力量的 (empowered)人民會改變，我們最少明確了立場：這個轉變的主體既不會是精英 和技術官僚，也非政府和大企業 (當然在某些條件下也不會排拒它們的角色)。通 過另類發展，我們所展望的並非一個技術官僚的世界，而是一個徹底民主的世 界，同時也是在生態上可以持續的。 我下面會討論把生態學整合進我們所展望的另類體系的某些層面，闡明人 民如何可以成爲變革的主體。 生態循環體系 當前人類社會的生態不能持續，根本上是源於線性單向發展的觀念和實踐。 這種發展以經濟增長(資本積累)來量度，它把地球上人類的活動推向地球所能 承擔的極限。只要以國民生產總值(GNP)爲導向的發展，還是最終控制所有人類 活動的組織原則，不去制約這條原則，那麼任何與之抗衡的環境措施，結果只 會是空談口惠，或者最好也不過是紓緩性的治標方法。在這個抽象的層次上，我 們應該以「循環更新」(cyclical renewal)來抗衡單向線性發展，以之爲人類社會的 替代另類組織原則。 所謂循環更新是什麽意思？這裏和大家分享某些概念探索，它們來自日本 一群學者以及環境保護活躍分子所形成的網絡。他們組織了熵學會(Entropy Society)，應用源自熱物理學的熵概念，爲環保運動提供理論支援。1970 年代上 半葉的關鍵字是能源危機，它向公衆敲響警鐘：能源供應行將耗盡。這是羅馬俱 樂部的信息，而 1973 年的石油危機正好令此警告更為可信。然而熵學派卻把這 條論證線索扭轉過來：危機在於濫用自然資源，以致地球熵值增加，而甚於資 源的限制。那個時候，熵對於運動活躍分子來說還是個陌生詞。該學派中其中一 位最富啓發性以及最具影響力的理論家土田惇在他的流行著作裡說：一般讀者 讀到的是熵廢物(lay readers read entropy waste)。 這學派的基本觀念是生物循環(bio-circularity)。土田認爲地球是一個靠水以 及空氣循環維繫著的開放恒定系統。大氣的空氣和水的循環釋放熵(廢熱(waste heat))，排出外太空，這過程令地球倖免於熱死亡(thermal death)。空氣和水的循 2

環是這個星球上生命的基礎。然而生物的活動增加地球的熵，雖然它們産生的熱 熵借著空氣和水的循環釋放至外太空，但是物質形式的熵(物質廢物)卻無法排 放。所以，生物要生存，就要有各種機制減低生物活動所産生的熵。生物循環正 正在這一點上運作。植物生長和死亡，然而假如地球上只有植物，它們就不可能 生存，因爲它們很快會耗盡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可是地球上還有動物、真菌和微 生物「吃掉」植物，並重新分解死掉的植物爲水、二氧化碳和泥土。水分和二氧化 碳被植物的光合作用重新運作，因而形成循環。這個生物循環建基於生物多樣化， 因爲它要求多種多樣的品種互相作用。土田指出：在這個過程裡，泥土十分重要， 因爲微生物就是在裡面從事生物循環。 基於此，土田譴責所謂的「石油文明」破壞地球的空氣––水分循環和生物 循環。對土田來說，當代工業文明等同于石油文明，化石能源(主要是石油)是差 不多所有工業經濟活動的主要能源。提倡用核能替代石油也不是答案。他說：「真 正的核能産生電力，但是核能的生産基本上也要石油。發掘鈾礦，提煉成爲原料， 以及建造核電廠，全部都靠燃燒石油。靠消耗石油産生核能，靠消耗核能而産生 電力。核能不過是石油能量的另一種形式。假如石油耗盡，你也不能産生核能。 」 甚至在世界各地提倡的美國農業模式也是建基於石油：農業機器完全依靠石油， 更不用說肥料和殺虫劑了。整個進步和經濟增長的理念，都是基於預期可以無限 量使用石油。它破壞了雙重循環的基礎，令廢料增加到無法控制的水平。他指出 沈溺於石油的文明本質是毁滅性的，並倡議要堅決抵抗這種文明。半吊子的替代 沒有作用，因爲那基本上還是以延續石油文明爲前設。他的建議看起來是駭人聽 聞而且是破壞性的：「要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我們就要放棄這個文明，而不 是要創造一個新的文明。」他對文明和文化有獨特的理解：文明代表垂直的政 治 宰製人際關係，而文化則是水平橫向的人際關係。前者要被拋棄，而後者則應保 留。 雖然土田對未來一般而言抱悲觀的態度，他卻認許某些歷史上的例子，在 這些例子裡，人類成功地維持與水循環以及生物循環保持和諧的文明。其中一個 他欣賞的例子是德川時代(1600-1868)的江戶市(東京的舊稱)。作爲幕府根據地的 江戶是日本的行政首府，直至 19 世紀中紀的整整 250 年間曾經是世界上大的城 市，期間人口由 1 百萬增加到 250 萬。德川時代的日本還有其他譬如大阪和京都 等大城市，人口都上 50 萬。土田問：爲什麽這些大城市沒有污染？ 江戶是一個龐大的消費城市，每年從全國各地經海路輸入 50 萬噸米。土田 觀察到幸好江戶人的食糧是米而非小麥。因爲稻田由山上流下來的水灌溉，這些 水帶來了肥料。鳥類在這個循環裡扮演重要的角色：它們從海上或者陸地上找尋 食物，然後飛回山中排下廢物和種子。千百年來，這個循環創造和滋養了森林， 後者正是稻田的養份來源。假如沒有稻穗截住和吸收山裡來的養份，它們就會直 接流入海裡。土田指出，恰恰由於稻米生長在這個循環之中，輸入江戶的稻米沒 有破壞生物循環，而是以另一個方式連結起山和海洋。德川時代的稻米種植被整 合進這個程之中。 3

江戶本身也有它的生物循環系統。首先江戶居民的糞便被收集和運到近郊的 農田，變成肥料種植疏菜給江戶居民享用。更者，江戶市的污水排入溝渠和河流， 最終流入江戶灣滋養魚、貝類和海藻。它們又被捕捉並爲江戶消費者所食用。土田 認爲幸好有這個雙軌的生物循環系統，江戶人從來沒有污染的問題。雖然有大量 人口集中，江戶還是一個潔淨的城市。他結論說：江戶文明的啓示在於歷史上曾 經有過包括了人類社群的生物循環。人類的角色基本上是把因為重力而流入海中 的養料帶回城鎮裡，然後由城鎮到農村，最終又由農村到山中。」世界上最大 的 城市江戶成爲這個龐大的生物循環的一部分。 這個生物循環系統同時將江戶周圍的漢都(Kanto)平原變成一個豐富的農業 平原，「住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卻沒有污染。」土田將江戶模式的這一方面跟歐洲 模 式對比。歐洲人認爲糞便是污穢，應該儘量傾倒得愈遠愈好。由於並不是所有人 都有能力支付拋棄廢物的費用，結果排泄物堆積在歐洲城市之內，導致傳染病。 江戶卻沒有發生過這種情況。 雖然土田並不認爲有可能回歸江戶模式，批評者還是有理由指出他理想化 和浪漫化了江戶時期，忘記了農民的受苦和犧牲，即使在水災或者饑荒的年頭 他們都要把一半以上的收成交給封建地主。德川幕府的中央集權封建系統是徹頭 徹尾的壓迫政權，毫不留情地鎮壓所有農村和城市社群的自由訴求。因此，有理 由這樣質問：土田稱讚的生物循環是否基於這種專制的統治模式？士田的生物 循環是否無視於社會關係和政權，因而不能展望另類的社會關係？在生物循環 裡，社會變革的位置是什麽？ 為了處理這個問題，存活體系經濟學家以及熵學派的另一位傑出成員，中 村壽分辨出三種不同而互相關連的層面：循環性、多樣性，以及關係性 (relationality)。循環性大致指土田的水分––空氣循環，而多樣性則指生物循環。 中村的第三個層面：關係性究竟是什麽意思？這是指種種社會關係，在這 些關係裡，每一條生命都認許其他的生命。這種關係是牽涉其中的生物所認知的 一種關係。他稱這種相互認知爲共主體性(co-subjectivity)。這樣，中村把人類社會 引入他的關於循環的論述之中。這個層面不能跟其他兩個層面分開。他的圖表說 明：外圍的循環性的周邊包括了多樣化，而後者又包涵了關係性(圖表 1)【原文 缺】。關係性以多樣性爲前題，而多樣性又預設了循環性。對中村而言，人類社 會 的獨特性，是關係性發展得最完備。 「隨著意識和語言的發展，出現了有關係性的生命，完成了生命活動的三個 層面。」根據中村的理解，隨著原初的人類控制使用火，意識和語言發展出來。不 管這個假設是否成立，重要的是他指定了人類社會所獨有的層面，就是關係性。 這是獨特的人類層面，但同時又代表了生命系統和生態循環性的完備。在某一方 面他的理論是新形式的人本主義，認許了人類的優越地位。「海豚不會憂慮鯨 魚 絕種。」他說，「相反人類自己卻會知道人類的滅絕，因此這是有別於鯨魚絕種 的 層面。 」 中村的進路基本上是矯正深度生態學的傾向，即是把人類層面化約為普遍 4

的生命系統。它同時又矯正了馬克思主義以及新古典社會科學無視於生態學的處 理問題手法。換言之，它同時讓我們從兩方面解放出來，一面是只有自然環境的 進路(「野生生物」進路)，另一方面是漠視社會轉變的生態層面，只顧社會轉變 的進路。具體而言，我們可以超越靜止形象的循環性觀念(相同的周期不斷重複)， 並替我們關懷轉變的主體性指明了一個正確的位置：我們的渴望、願景和精神性， 讓我們免於陷入根深蒂固的(西方)窠臼，把人構想成是任何人以及任何東西的 主宰。 從微觀到宏觀：地方本土 印度喀拉拉人民科學運動(Kerala People’s Science Movement) (簡稱 KSSP)的 其中一位創立人和領袖 M.P.Parameswaran(以下簡稱巴拉)觀察到：「任何東西都 是次臨界的(subcritical)，效能太少以致無法在任何地方産生影響。這樣的話，我 們就那裡也去不到……我們的努力應該最終是要改變主流事情，不管是政治或 是經濟，我們應該介入主流並改變事情。」巴拉這番話是爲了檢討一個名爲「整 合 亞洲另類發展努力」的工作坊。這個工作坊是由 ARENA(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 亞洲地區新另類替代交流)、JCNC-RUA 以及 KSSP 聯合在 1996 年 3 月印度喀拉拉邦的帕拉卡德(Palakkad)舉行。參與者來自亞洲各地的活 躍運動人士。他／她們爲了建設另類的體系而投身於各種不同的志業之中，包括 有機種植農夫和各界的活躍運動家：生産者––消費者網路、人民資源管理計劃 和信用社組織等等。衆人聚首于南印度的喀拉拉，分享經驗，討論各自創造另類 的努力，如何發展成爲可持續的另類替代體系。參與者的實踐都寫成報告發表， 而且都很精彩，然而巴拉卻認爲大部分的實踐無論在規模和影響上都是「次臨界 的」 。 巴拉的疑問牽涉到「如何」的問題。假設整合了中村的關係性的生物循環性是 我們視角的基調，它如何能夠紮根、成長，並最終戰勝全球化主宰體制？道路應 該有很多條，而不限於一種。而且正如前面所說，我們還是在起步點。 然而，不管是哪一條道路，有一點很重要：地方本土必需是目前另類體系 的基本單位，也就是說，本土是連結微觀到宏觀的橋梁。這包含兩方面的意義， 一是實踐上的，而另一個則牽涉到我們對另類替代的展望。 一方面我們不能期望走一步就可以改變一整個社會，更不用說全球社會。我 們需要從下開始一步一步走。另一方面，我們所展望的另類替代選擇跟全球化的 主宰體制是不對稱的。全球化體制要令所有社會文化都同質化，而我們的另類替 代選擇卻堅持多樣性。地方本土幾乎與多樣性同義，因爲如果所有的本土都是同 質的話，那就沒有本土性可言了。地方本土也不是一個點。它是一個地緣社會組 成，包括的範圍根據生命過程中循環性、多樣性以及關係性的運作範圍而富於彈 性地被界定，正如中村所論說那樣。地方本土的範圍因而富於彈性。雖然地方本 土從定義而言是某一個地方，它卻不一定是次臨界的。它也不是一個封閉獨立的 5

【譯按：原文 autarchic(專制), 恐爲 autarkic 之誤】社區，雖然它可能要奮起自力 更生。相反地方本土向其他本土開放，連結成網路和橫向的聯合，並藉多樣性而 豐富起來。究竟僅僅是這些地方本土的聯盟就能否導向另類替代的體系，能否成 功地與主宰的體制競爭，削弱它，重大地影響它，或者使它重新定向，並最終 克服它？目前還是只能猜度，尤其是就全球層次而言。肯定的是，我們需要展望 想象多層次、縱橫交錯的協調網絡，它們是另類民主管治的基礎。肯定的是：在 多個案例裡，存在著能夠跨越次臨界的潛在可能性。在這個案例裡，人們正在進 行創造另類替代體系的實踐。 有見及此，我希望介紹一個值得探討的特別例子：日本長井(Nagai)市的彩 虹計劃。 長井模式：彩虹計劃 長井市是日本東北部山形縣郊區的一個小城市，人口 3 萬 3 千。整個縣在降 雪的冬天極爲寒冷，以生産優質的大米而聞名。雖然長井稱爲市，它卻住了很多 全職以及兼職的農夫，在市的管轄範圍內，他們耕種了 3000 公頃的稻米田和 400 公頃的旱田。市內還有數間工廠在運作，大部分是爲東芝及其它大公司生産 電子零件的分包公司，以及紡織公司。34%的市人口從事製造業，10%的在製造 業、17%服務業、16%商業和飲食業，和 14%農業。正如其他日本的村郊小鎮一樣， 長井市長久以來受一系列問題所困擾：青年人口流失、工廠關閉、政府的貿易自 由化計劃令種植稻米的農民接連受到打擊。面對黯淡的前景，這個市鎮缺乏活力， 迷失方向。市政府官員都感到沮喪，因爲他們沒有可望成功的政策能夠爲這個城 市重新帶來活力。 可是置賜也是農民運動的搖籃。這裏正是全國知名的有機種稙計劃的所在地。 這個計劃由雄心萬丈的農民領袖所經營，吸引了從全日本各地前來的訪客。1980 年代初期，由東京回流，經歷過 1970 年代激進學生運動的年青農夫走在一起， 組成了「置賜農民交流」，一個由涵蓋全縣各村鎮的年青農民活躍分子所組成的 網路。他們反抗政府的稻米削減生産方案，反對和停止空中灑落農業化學劑，抵 抗興建哥爾夫球場，以及參與各種關乎農民問題的活動。但是他們不限於此。他 們在基層工作，卻經常超越眼前的問題討論更廣闊的策略，並參與亞洲的團結 工作。在 1989 年，這個網路透過組織本身的農民計劃，參加了在日本發起的人 民 21 世紀計劃(People’s Plan 21)。這需要一定的跳躍。即使很活躍，這個網路直 到那時爲止都被視爲左傾農民的一個邊緣團體。而且在農村社區裡他們仍然屬於 年青的一群，家庭的權力還是掌握在父親一輩的手中。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成功 動員了縣內外的基層農業社群。來自整個亞洲，以至於歐美的農民也前來討論農 業和環境的問題。這種活力和觸目的程度，以及討論的實質內容，令所有人留下 深刻印象，包括市和縣的管理機關，以及已具規模的農業合作組織。他們的形象 改變了。這個網路贏取了地方機關的尊重，大大促進了網路的發展。長井倡議正 6

是由這個網路的成就孕育出來。影響尤其大的，是寬野吉秀(Kanno Yoshihide) 的 遠見。他是一位富於想象力和善於表達的領袖(他本身經營長井市一所雞蛋農場)。 1989 年社區出現了一個新的倡議。在市長的倡導下，大約一百位來自不同 社會各階層相對年青的市民組成「我鎮未來藍圖會議」，開始討論如何使長井社 區再現活力。這個會議不久後再組織成爲一個智囊團，名爲市未來藍圖局。就是 在局內寬野提出了創造生態循環的計劃，後來命名爲彩虹計劃。 這是一個收集有機垃圾以及其他有機廢物的計劃。從市區收集的廢物變成堆 肥，供應本地的農民。農民種稙蔬菜後再供應市區消費者享用。處理城市有機廢 物變成堆肥， 並不是新意念。好幾個城市都試驗過。彩虹計劃嶄新之處在於有一 個很清晰的指導性遠見：把整個長井社區重新建設成一個自給自足、合乎生態原 理的社區，而且值得傳給未來的世代。另一個新穎的地方，是全市的所有居民都 積極投入和推廣這計劃。固然，這是一個小城市，可是這個規模肯定不是次臨界。 這個計劃也不僅僅是另一個有機耕作計劃。彩虹計劃的原倡導者，寬野吉秀認爲， 儘管有機種植在一定程度上傳播於日本之內，說到底不過是某些「精英農民」的 風險投資，聯繫上老遠以外東京和其他地方的消費者，坐上主流的長距離貿易 列車。這種做法並沒有改變生産者的整體社區。相反，寬野指出，彩虹計劃力圖 創造一個自給自足和食物充裕的市區-郊外社區。它基於一個本地的生態循環系 統，豐富了作爲本土地區內生命基礎的土壤。 原材料和貨品的本地循環，這個理念跟農產品長距離貿易系統，正好對立。 後者由連鎖超級市場和主要的貿易公司控制著。在日本現存的食物供應系統之下， 農產品由貨車從數百公里外運到東京中央市場。分銷商在那裏買了産品，然後重 新運到廣闊遙遠的地方去發售，甚至賣給原來的生産者。長井市也不例外。根據 本地批發市場所做的調查，長井居民所消耗的蔬菜和其他綠色産品有 95%是來 自外地，只有 5%是由本地供應的。寬野說：「長井以高質量的石韭蔥馳名。可是 我們在長井卻從不食本地韭蔥，因爲所有的出產都運到東京、大阪、仙台和其他 大城市。我們會食石韭蔥，可是卻是來自幾百公里以外的西玉、岐阜和靜岡的。 」 要扭轉這種荒謬的關係，長井居民食用本地蔬菜無疑是合理的。重建本地的 有機循環是合乎生態的。而且還不限於此。愈來愈多社區的人參與創造這個計劃， 過程中，整個社區都變得活躍起來。對未來的集體展望源於一個核心理念：建設 一個居民感到自豪的市鎮。用現在流行的術語，這個社區開始用希望來自我強化。 彩虹計劃的組織者富於想象力、朝氣勃勃、充滿自信，透過不同的渠道把這 個理念傳播到長井社區。他／她們貫徹地堅守從下而上的方向。他／她們首先與 已經活躍於合作社和其他生活運動的女性團體溝通。她們成爲了最初的熱心分子。 計劃然後一個一個地傳播到市的所有主要團體和機關：學校的飯堂、醫院、商人 組織、市政府職員、地方商會。它在廣泛的本地個人和團體之間激發了想象力，而 在此之前，他／她們很少會走在一起討論共同的問題。他／她們最後接觸的是市 政府和政黨。出乎意料之外，所有這些通常是長久不和的政黨，由保守的自民黨 到共產黨，都表示支援計劃。最後本地政府決定參與，市長也投身其中，市議會 7

全體一致同意通過撥款，興建一座堆肥廠來推動計劃。換言之，「主流」被這些倡 議所影響，並開始參與。 彩虹計劃的獨一無二的特徵，是主流的參與並沒有變成主宰了計劃。基層團 體和本地建制迄今都是平等地創造和實施這個計劃。早在本地建制加入前，關於 計劃，以及更廣闊關於長井市的現狀和未來的討論，已經開展了，人們早已發 表了意見，並且投入參與。不同團體之間的互動，産生了真實的旨趣利益。雖然 大家普遍共同分享那遠見願景，但是不同的團體卻有各自的詮釋。例如商會主席 尾崎由紀夫就提出了「以植根本地的企業管理」的理念，來作爲本地工業家參與 的基礎。 「僅僅關心個別公司的利益，已經不足夠。我們需要顧及，而且要勉力 改 善整個長井社區、整個置賜的生計，途徑是利用本地自然環境、文化和氣候的優 勢。」一位酒商高橋建男表達彩虹計劃對他的意義：「到處都有市鎮重建計劃， 但 是大部分都以失敗告終，因爲它們都依賴外來資本或者旅遊景點來帶動。我相信 彩虹計劃的循環關係，會擴展到覆蓋全縣府和全國。」他熱衷於和其他商人、工 業 家和農民會面，討論各種計劃。 「我現在很認真地研究環境、熵等等，而且覺得 對 整個社會有了一個連貫的圖像。我感到很興奮。 」 這些仍然只是遠景，也有情緒高漲的因素。事實上某些潛在的難題有待面對。 例如，「以本地爲本的企業」會不會抗拒放棄社區，而轉移把資源投資到亞洲其 他成本較低地區的誘惑，這一點還未清楚。可是在今天，我們很少會看到，一種 遠見願景會激發起一個消沉的鄉郊社區的熱情。計劃的實質是垃圾循環，在另外 的地方，那可能只是一個平淡乏味、引不起任何熱情的市政府公共工作。可是同 樣的計劃，由創造出長井背景的願景遠見，富感染力的特色，卻動員了人們。其 中的竅妙，一定是人們體驗了確實的過程，爲自己計劃和創造出一些新事物， 一些賦予社區生命新意義的事情。 事實上，隨著計劃的推展，投入的人和本地資源愈來愈多。「我們邀請三 種 人參與其事：那些有我們所缺乏的專業技術的人、那些有我們所缺乏的智慧的人， 以及有我們所缺乏的聯繫的人。」寬野憶述。這是資源動員的典型例子。 「幸好我 們 能夠遇上社區裡有傑出能力的人，並得到他／她們的合作。 」 1996 年，在基層鼓吹和支援下，一個觸目的聯盟：彩虹計劃推廣委員會 (RPPC)正式成立了。寬野出任主席。聯盟包括了市政府和市議會以及市內的民間 組織。從 1994 到 1996 年，一個試驗計劃展開，嘗試整個過程的運作：1000 個家 庭參與分開有機垃圾和塑膠以及其他東西，市政府收集垃圾，試驗製造堆肥， 最後 50 位志願農民參加試驗種植蔬菜，並由本地的食品雜貨商試行推銷産品。 計劃還整合了很多建議。RPPC 分成幾個委員會，每一個負責某個具體層面。垃 圾處理委員會包括女性組織、市清潔部門、其他市政府有關部門以及醫院醫生。廠 房管理委員會包括了工商會、農民組織、工廠廠主和市政府的工商部門，負責處 理關於市建堆肥中心的有關事項，討論成本效益的問題。貿易委員會包括商會、 工業推廣聯會、女性團體和其他人，負責怎樣把蔬菜賣給消費者。大家同意的政 策是由本地的綠色雜貨商發售(他們是社區的一分子)，而不是爲此另外創造一 8

個分開的渠道。 隨著堆肥中心在 1997 年 2 月啟動，彩虹計劃進入運作階段。在第一個階段， 堆肥中心每年接收 2300 噸堆肥原料，包括 1200 噸有機垃圾(來自長井市的家庭 和醫院、學校和其他機構，以及 1200 噸來自牧牛場牛糞和米農的米糠。預計生産 堆肥 800 噸售給本地農民。然而這個數量只能夠供應全市 400 公頃旱田中的 50 頃。寬野表示彩虹計劃下一個階段是以人糞爲原料，增加堆肥産量，以便所有的 旱田都可以用再循環堆肥。 但是這個系統在經濟上合理和可持續嗎？答案可以是可以否，視乎計算的 基礎是什麽。彩虹計劃的委員熱烈地辯論過這個問題，市議會也慎重地審查過成 本效益。成本計算顯示，作爲一個廢物處理系統，再循環系統較傳統燃燒方法爲 昂貴。可是有趣的是，無論是彩虹計劃的委員和市議會都得到相同的結論，就是 長遠來說，昂貴的再循環會更有成本效益，因爲它豐富了土質，改善了環境， 使這一代和下一代人得益。正如寬野說，如果以一百年爲計算基礎，堆肥是有利 的。市議會接受了這個成本效益的概念，決定資助建造和運作堆肥廠，作爲社區 長遠的投資。 在微觀的層面，彩虹計劃聲稱蔬菜生産者和消費者在經濟上會有所得益。蔬 菜農民可以節省 15%的包裝費用，因爲在本地銷售無需包裝，另外又節省了 15%運輸費用，因爲市場就在附近。對消費者而言，他／她們以同樣的價錢就可 以從自己鄰近的鄉村買到更新鮮、安全和更有營養的本地蔬菜。 在長途貿易的蔬菜售賣裡，生産者要滿足超級市場定下的三個嚴格標準： 大小劃一、外形美觀(比如彎曲的黃瓜就不能接受)和新鮮。在彩虹計劃商業中， 標準就不一樣：安全、營養，以及美味新鮮。嚴格的大小和外形的限制因爲沒有 關係而取消了，這樣就降低了被拒貨物的比率。 生態循環和人民聯盟 現在要全面評價彩虹計劃言之尚早，尤其是就其實踐層面而言。一旦這個體 系開始每日運作，肯定將會遇到困難和經歷有待改善的失敗。然而即使在這個階 段，彩虹計劃爲建設另類體系的工作帶來了新的啓示。 我們可以留意到，長井的經驗整合了三個過程：生態、社會和經濟。讓以本 地爲本的生態循環有機化的過程，同時是形成本地人民聯結的過程。這兩個層面： 生態和社會，有機地整合在一起。因爲這個整合過程帶出了産品的循環(蔬菜和 堆肥)，因而也是創造新經濟聯繫的過程。 這個三位一體反過來又界定了彩虹計劃聯盟的性質。推廣彩虹計劃的聯盟和 傳統的政治和經濟聯盟，有顯著不同的特徵。本地農民、工業家、婦女和商人有可 能會聯合起來形成聯盟，譬如說反對某些政府政策，或者提出他／她們的政治 訴求。可是一旦訴求成功或者失敗之後，這樣的聯盟通常就會解散。因爲聯合的 層面是政治性的，牽涉的社會團體並不會因爲參與聯盟而改變他／她們在社區 9

中各自的位置，因而相互的社會關係也不會改變。可是彩虹計劃聯盟卻代表了涉 及的社會團體之間相互關係的重新組織。因爲它的性質所需，彩虹計劃需要創造 一個能夠維持社區內部以及與外界的、新分工的永久性聯盟。可以說，彩虹計劃 意味著重構社區的內部和外部網路。它也牽涉到解除某些外部的關係，好讓社區 能夠以本身爲中心和獨立自主。換言之，社區是內部扣連起來，而不是從外面把 它連結著，而牽涉其中的社會團體之間的關係，也因此而重新以特別的方式扣 連起來，讓他／她們共同努力，在一個持續的基礎上，推進這個生態兼經濟連 繫。這聯盟不再是嫁接在社區之中的政治上層組織，而是代表了重新組織的社區 本身。 這個聯盟還有一個有趣的層面。正如我們從生活者(Seikatsu)俱樂部的經驗中 知道很清楚，日本現存的另類系統建設實踐，是以生産者消費者的直接聯繫爲 特徵。在這個模式裡，城市消費者組織成頗爲龐大的消費者合作社，與種植食物 的有機耕作農民建立持續的聯繫，以得到産品供應。消費者會經常探訪生産者， 培養直接的關係。 這個模式是基於一般認爲的消費者和生産者之間的二分。城市一方是消費者， 而農村一方是生産者。這種二分法很明顯是抽象的空想，切合了城市中產階級的 心態。事實上生産者也是消費者，而消費者也是生産者。作爲公司職工的城市消 費者，以及他們的家人被整合到生産系統之中。另一方面，農民是「城市消費者」 所製造的産品的消費者。城市消費者運動的弱點，正是忽略了這種相互關係。 長井模式克服了這種虛假的二分法。長井的本地有機蔬菜城市消費者理解自 己是堆肥的生産者和使土質肥沃工程的參與者。相反，市郊農民是城市人的産品 的消費者。在長井的案例中，傳統城市-農村聯繫裡消費者的優越位置，被更平 等互惠的關係所取代。正如寬野恰當地描述出來：「城鎮保護鄉村土壤的健康， 而鄉村則保護城市人飲食的健康。」這一點不是無關痛癢的，因爲這個模式打 開 了重建城市經濟體系的現實可能性。 城市消費者運動(生活者俱樂部具有代表性)確實也牽涉入生産之中，形式 是從消費者合作社派生出來的工人集體。可是他們的運作只占經濟很少的位置。 大體上，另類體系基本上意味著城市居民消費者合作社，通過這個方式，作爲 有關的消費者，他／她們保護自己免於「生産的霸權」(指大財團和市場佔有者)， 維護「消費者的主權」。換言之，城市人民主要是以消費者之名，從生産的外部 介 入生産。 長井的例子從這種消費者／生産者的二分中走前一步。儘管是一個小城市， 長井市卻有堅實的城市人口。在這裏，城市人現在界定自己爲另類生産的參與者， 故此也作爲生産者介入生産系統。雖然情況在東京這些全球性都市裡十分不同， 而且重新打造本地製造業和服務業，仍然不是他／她們能力範圍可及，可是長 井市打破了消費者和生産者的二分，似乎爲城市背景中的另類體系提供了一點 啓示。 雖然長井模式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然而它帶出的問題比答案還要多。兩 10

個隨之而來的問題是：(1)彩虹計劃如何超越垃圾––堆肥––蔬菜循環，而發 展社區的另類內部關係；(2)長井社區如何與其他社區重新建立外部聯繫，發展 跨市的另類體系？ 具備了組織者的熱誠和想象力，彩虹計劃似乎有能力回答第一條問題。堆肥 -蔬菜的聯繫被看成一個入口，透過它，社區裡形成充分發展的另類關係。就好 象胚胎的心臟開始跳動。彩虹計劃肯定能夠通過很多其他的聯繫發展其餘的社會 機體。第二個任務更爲困難：長井市需要合作夥伴來拓展聯繫。然而彩虹計劃現 在頗有名氣，組織者也思考建立網路和聯繫。聚集更多的社區，在空間上拓展， 似乎是彩虹計劃視角的一個整合部分。 或者比上面兩條問題更重要的是：(1)彩虹計劃聯盟在面對政治上分化大衆 的全國性課題時，怎樣能夠整合和維繫廣泛全面的政治社團；(2)它日後怎樣回 應社區內可能出現的社會衝突？ 例如，日本現在右翼勢力猖獗，譬如出現了右翼聯盟攻擊「東京論壇」的歷 史觀，美化日本的軍國主義歷史。這場政治運動迫使地方議會通過議案，要求刪 改教科書中有關「慰安婦」的部分。如果同樣的議案提上長井市議會，聯盟中的團 體肯定會尖銳地分裂成不同的政治意識型態陣營。彩虹計劃能否和應否在這類問 題上上表態，應否及能否超脫其上？ 第二個問題涉及區內階級和性別關係。彩虹計劃包括了志願基層團體和本地 的建制組織，保證了它不是次臨界或者邊緣的。但是這也意味傳統的內部結構或 多或少保留在現存具規模的組織內。萬一比如婦女或工人要求民主和自由改革內 部結構時，聯盟能夠改變自身去適應嗎？ 到目前爲止這些都是假設性的問題，彩虹計劃似乎還未碰上。當被問及第一 個問題時，寬野告訴我，1996 年下議院選舉並沒有影響聯盟。不過，我提出這 些問題，是因爲我認它們對所有建設另類體系的工作都很重要。一般來說，另類 體系建設似乎處於一個予盾的境況：(A)一方面另類體系牽涉整個社區(否則就 只不過是志願者的實驗)，(B)然而這意味要把全國政治層面上的廣泛政治社團 整合到聯盟內，(C)而組成的社會團體之間和內部都有分化而且往往互相衝突的 利益在運作。 怎樣解決這個兩難？我當然無現成的答案。條件(A)很容易導致生態-法西斯 的境況，尤其是當父權制和其他壓迫性的結構，因統一之名而被保留下來。因此 我們要反覆強調：我們追求的不是孤立的生態另類體系，而是整合的另類替代 體系，其中社會公義和免除壓迫和剝削的自由(中村所指的關係性)，與生態循 環體系是統一的。寬野認爲「從農民運動的觀點來看，另類替代應該基於某些原 則：(1)農業基於生命和生態循環性； (2)農村社區是多樣性的場所； (3)地 方本土自力更生和自決；以及 (4)全球視角。」可是我認爲還要加上第 5 點：通 過民主化社區內部關係，尤其是性別關係而達致基層民主。不同社會團體在形成 聯盟時，它們之間的互動，肯定會産生一個與基層民主和諧一致的新氣氛，因 爲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各社會團體自強不息，變得有信心，並且各自發現對方的 11

新面孔。建設另類替代的聯盟，因此應該是恒久和動態的締造聯盟過程。在這個 過程中，社會團體之間和內部的關係會再造和更新，達致更大的民主。 另類本地聯盟體現了社區計劃的健全整合，它能否界定本身的立場，即使 在並非立刻涉及社區利益的問題上，也有一定的立場呢？聯盟雖然是組合起來 的，只要問題涉及社區的共同利益，可以預期它能夠界定本身的政治立場。但是 它可以作爲更廣闊政治視角的基礎嗎？這個問題還是開放的。 我提出一個猜想：答案很大程度取決於聯盟的程度和範圍。如果聯盟超越了 社區的邊界，牽涉更廣闊的地域，那麽就可能拓展出一個基礎，令聯盟更容易 界定其對全國性政治問題的立場。同樣，如果聯盟跨越國家的界限，我們就可以 組成一個獨立發展的跨國界人民憲章，爲全球民主和全球生態循環性作出努力。 挑戰：引入全球生態循環性 全球視角又怎樣呢？我們展望的是保證全球生態循環性的全球民主。正面前 面所講，這是一個巨大長遠的任務。但是除非我們有志於完整的任務：整合生態 循環性和其他處理文明危機的另類選擇，也就是全球結構和經濟社會公義的民 主化，否則就沒有希望解決這個問題。把生態循環性整合到全球系統裡，是最根 本，也是最艱巨的任務，是我們面臨的巨大挑戰。僅僅從外部把生態的元素，插 入人民自強和參與性民主的視角之中，就正如費特曼(John Friedman)所說那樣， 是沒有用的。在本文中我無法充分討論這一個問題。但是我想指出所謂把經濟視 角整合進全球性另類替代裡是什麽意思。 朝向全球視角的另類體系的其中一個目標，應該是克服全球貧窮，消除北 半球國家和南半球國家之間觸目驚心的經濟和政治差距。但是正如我提及過，這 是不足夠的。我們要抵抗製造貧窮的剝奪機制，應該把全球生態循環性引進這同 一個過程之中。南北半球國家差距的問題，已經緊密與生態循環性連結在一起， 正如北方國家向南方輸出有毒工業廢料，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了。然而這不過是 深層的文明癓結最明顯的表現而已。 舉一個食物貿易的小例子。泰國是亞洲其中一個經濟增長最快速的國家，不 僅輸出大量白米，而且還有很多商品農作物：出口洋蔥和桉樹片到日本，糖和 木薯到歐洲。木薯大量出口到歐洲作爲牛的飼料。木薯是一種高度吸取泥土養料 的植物，幾年就可以耗盡一塊地的養份。正如和沖(Ohno Kazuoki)簡練地指出： 出口木薯即是出口泰國的森林和土地資源。在歐洲那面，傾倒牛糞已經超越了歐 洲土壤所能承擔的能力。進口泰國木薯又是添上致命的一擊，因爲木薯內所蘊含 的氮化合物又會增加歐洲土壤的負荷。來自泰國的氮化合物進入牛糞中，以氨氣 的形式釋放進歐洲的空氣裡，與氣車廢氣結合轉化成二氧化氮，最終又變成酸 雨破壞歐洲的森林。 這不過是更大規模情況的一小部分，但是即使是這個小例子，已經足以令 人瞥見全球生態循環的重要性。即使國家之間的貿易在經濟上是平衡的，而債務 12

問題也解決了，可是如果生態平衡受到破壞，整個系統還是不能持續的。木薯貿 易導致泰國的森林破壞和土地失去養份，而歐洲則森林受破壞，這種情況正正 因爲它打破了全球的生態循環性。如果我們僅僅把「糧食保障」理解爲通過自由穀 物貿易，在量上滿足世界上每一個人的需求，這樣只會加劇生態失衡，達到無 法補救的地步。 因此很明顯，在全球的層面上，消除貧困應該整合到建立全球生態循環的 努力之中。工業廢料顯然是生態循環性的一個重大障礙。但是現代農業也要負上 責任。從這個視角來看，大規模國際糧食貿易是非常有問題的，因爲很難把食品 廢物送回老遠的來源地再循環。這再一次表明，自給自足(卻不是封閉)的地方本 土是生態循環性最恰當的基礎活動場所。 我們能否超越環境問題，爲了全球的民主和生態循環性創造以地方本土爲 本的全球行動聯盟，影響和最終取代全球的主流呢？我們能否在這樣的聯盟裡， 將抗爭整合到另類體系建設裡去呢？開始回答這些問題，應該是我們當下面對 的挑戰。 注釋【原文沒有標明每條注在文中的位置】 1.土田淳《熵和生態學》，鑽石社，東京，1986。以下引文均出自此書。 2.中村壽《本地自力更生的經濟學》，東京，1993。 3.〈整合亞洲另類發展的努力：喀拉拉計劃的報告〉，馬尼拉，1997；ARENA 指 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亞洲地區新另類替代交流)，是一 群學者和活躍人士所組成的亞洲網路，統籌協調在香港；RUA 指 Rural-Urban Alternatives(城鄉另類可能性)，設在東京的非政府組織，1995-97 年間運作， 促進亞太地區的另類體系建設工作的網路聯繫；JCNC 指 Japan Negros Campaign Committee(日本內格羅斯運動委員會)，設在東京的非政府組織，與 菲律賓內格羅斯島的人民運動和非政府組織合作，促進該島的自力更生和生 態農業基礎。 4.人民廿一世紀計劃(PP21)1989 年由日本的活躍團體聯盟發起，還有亞洲和太 平洋地區的人民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參與。1989 計劃包括 19 個主題性和分部門 的國際工作坊，在日本各地舉行，最後在水俁市舉行總結會議，發表水俁宣 言，呼籲通過跨國界的人民聯盟(希望聯盟)達致跨國界的參與性民主。參與者 同意把計劃變成持續的人民聯盟建設進程。第二次大會 1992 年在泰國召開， 1996 年在加德滿都召開第三次大會。 5.「鄉村與城鎮」第 9 期，1996 年，RUA。 6.Oruta Tsushin，《另類新聞》，1994 年 9 月，亞太資源中心(PARC)。本段所有引 文均出自此。 7.在不久之前，日本一直有使用人糞作爲堆肥的悠久傳統。在彩虹計劃的早期， 曾經考慮過用人糞作爲堆肥原料，但是測試樣本顯示人糞含有超出容許水平 13

的水銀和其他有毒物質，計劃擱置了。現在再次考慮稀釋人糞使有害成分降到 危險水平之下，並混合其他堆肥原料。 8.在檢視廿世紀革命經驗時，分辨兩種聯盟似乎有重大的意義。在俄國革命中， 聚合到布爾什維克的城市工人階級與農民組成同盟，推翻沙皇政權以及其後 的土地改革和不願意和平的臨時政府。這是政治階級的同盟。然而在後期人們 期望這個同盟發展成經濟同盟時，更準確地說，成爲一個扣連起來的社會時， 它就崩潰了，農民階層離開了城市階層。類似的斷裂發生在大部分革命過程之 中，表明政治階級的結盟本身並不會自動成長爲維持和強化一個新社會的結 盟。20 世紀革命繞著圈子轉了一回，由城市對農村的專政(俄國)到農村對農村 的專政(柬埔寨)。 9.關於日本消費者運動和消費者／生産者二分，參閱武藤〈另類生計運動〉， AMPO，第 24 輯第 2 期，1993。 10.另類替代發展模式能否整合對性別的關注，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尤其是當 「傳統」被號召來支援這些模式時。在泰國東北部，我曾經訪問過一位整合耕作 的本地領袖，他的實踐基於佛教對自然的觀點。被問及性別的問題時，他讚賞 婦女的貢獻，可是卻說人應該在六個方向保持適當的關係：頭上的僧侶、面前 的父母、背後的妻兒、右邊的老師、左邊的朋友和下面支援你生活的其他人。如 果妻子堅決要從你背後走到你的旁邊時，這種模式有什麽反應？在崎玉，這 類傳統的思考模式是沒有的，彩虹計劃是完全世俗的，可是家庭層次的父權 制度仍然是建制的前設。 11.費特曼(John Friedman), 《強化內部力量》Empowerment, Blackwell 出版社, 1992, 康橋，麻塞諸塞州。 12.Ohno Kazuoki《農業與食物的政治經濟學》，1994，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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