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to-13 Years Of Pp21-ch

13 年以 来的 21 世纪人 民计划 运动 ――新自 由主义 全球化 以及人 民同盟 武藤一羊 13 Years of People’s Plan 21: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and People’s Alliances Muto Ichiyo 21 世纪人民计划大会，曼谷 2002 年 6 月 22 日至 23 日

人民同盟是我们于 1989 年在水俣发起的 21 世纪人民计划进程的关键概念。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能都同意。但在我看来，我们在每次重大集会使用这个概念 时都未对它进行过充分讨论。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水俣，我们指出全球权力中心已经形成，并通过其 全球计划以“发展”的名义给大多数人民、环境和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以 前我们说要面对和战胜的这个政权在几年之后开始被广泛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全 球化政权。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世贸组织成立了，冷战结束了，作为美国主要的 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手的苏联解体了，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不久， 美国开始确立它对全球社会的“全方位控制”。这都是 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的事 情。 2001 年的 9·11 事件结束了这个过程，并使美国壮起胆来冒险把整个世界都 囊括进以反恐为新团结口号的、可称之为美帝国的联盟。这个反恐同盟是在以惊 人的傲慢对我们或是恐怖分子的威胁中形成的。现在这个同盟已开始欢迎那些觉 得加入这个同盟会以各种方式帮助实现它们各自邪恶的自我利益的大多数民族 国家。在此，我甚至还无法对 9·11 之后的局势进行深入描述，但有一点很清楚， 那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不是由美国总统的疯狂和一时的想法引起的短暂的历 史阶段，而是一个更新了的历史领域。它验证了奥威尔的名言——战争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 在这个领域内，21 世纪人民计划所主张的人民同盟理念还有实际价值吗？ 它还是我们的希望之源吗？我认为如果我们从同盟构建工作中恰当地吸取教训 并把这些教训用于人民正在努力进行的同盟构建工作，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 进行全球治理的全球人民 我们应该回忆一下在水俣对人民同盟的定位：它不仅是人民运动的联合，

更不用说是非政府组织，而且是构成最高权力主体并行使全球民主权的世界人 民。在水俣，我们对全球治理进行了描述并试图把它称为跨国参与式民主。1992 年在泰国的雅加达尼恩宣言（Rajchadamnoen Pledge）中我们说道：“希望同盟 也就是全球人民力量，要对抗和战胜这个使世界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权力。” 但是，变革的关键就是没有这样的“人民”作为实际现存的最高权力主体。 就像我们在水俣所指出的，人民“根据性别、种族、宗教、地理位置、阶级、文化和 国界被分成了在全球等级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各种各样的团体”。同时，人民 的身份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部分重叠的，还是相互作用的。就其本身 而言，“这些团体被迫在强加于他们的环境下共同生活在一起。”我们说过“国 家所支持的全球资本正把这些团体组成一个国际化和等级性的分工体系”，也 说过“这个秩序被美化成相互依赖的世界。”本质上是相互依赖的全球化。“但 这是强加于人民并渗透着敌意和分裂的相互依赖。这个控制体系通过组织内部的 分裂以及让人民团体相互敌对来维持自己的存在。我们应该清楚“国家沙文主义， 图谋不轨的地方自治主义、文化排外主义、性别歧视以及各种不同的激进的种族 偏见有力地帮助了统治精英建立了其本身本来无法凝聚的庞大组织。” 我们所设想的人民同盟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强加的这种人民之间关系 的逆转。虽然人民不得不立足于这个分裂的领域开始行动，但是我们说过我们需 要通过斗争找到一条超越这个领域的道路：“破坏整个引起分裂的结构并用表 达人民自己声音的、由人民构成的自发的同盟来取代它。”这肯定是个过程，一 个形成能够行使全球主权的全球人民的长期过程，是被我们称为＂不能接受现 状＂（Janakashaba）要寻找另一个世界。 因此，我对人民同盟也就是希望同盟的理解是与人民运动同盟或非政府组 织国际同盟有所区别的。作为人民同盟形成过程的手段，后者很重要，实际上也 更基本，但它们本身并不意味着希望同盟。 正如很多人可能同意的，我的总体看法是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历史时 代：一方面全球化已严重破坏了国家主权；而与此同时，国家仍旧是拥有强制 人民的权力的最根深蒂固的人类社会组织。因此，我们需要（ 1）开始一些进程， 使全球人民成为全球民主治理的最高权力主体，（ 2）立即参与国家政治以使国 家体系能够对人民更负责。1992 年在泰国举行的 21 世纪人民计划大会把这种双 重性描述为从家庭或社区层次到国家层次再到国际层次的民主。很显然，随着具 有毁灭性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开始，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全 球民主治理，而且只有当全球人民共同行使主权时，这种全球民主治理才有可 能。 在这个方面，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理想“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在很大程度上就能体现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梦想。国际歌（法语版）就是这样结 尾的：“啊，到明天英特纳雄奈尔（ Internationale）就一定要实现!”在这里， 国际就被设想为形成一个本身无阶级（无统治）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共产党的

国际组织。但实际上出现的却是被编了号的国际（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在 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所有的政党国际都声称代表工人和劳苦大众。随后，在发生 革命的地方，革命成功的政党就变成了国家，国际则不幸变成了国家政治和外 交的工具。 1945 年以后，新建立的民族国家，其中一些是通过民族社会革命建立的， 成为激烈变革国际秩序以消除殖民统治的的希望之源。1955 年召开的万隆会议 作为这一任务的先驱者激励着我们大家。虽然古巴，此后是越南，在一段时期里 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世界结构，但是这个满载希望的国家联盟在 20 世纪 60 年 代后期瓦解了。另一个国家联盟七十七国集团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并用它所 建议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NIEO）在经济和制度领域对抗北方国家的统治。但这 个国家联盟没能打破北方国家和跨国集团的统治并于 80 年代早期瓦解。自此以 后，民族国家很快就被并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政权，并背离本国人民、作为新自 由主义全球化政权的国家代理实施以反人民、反环境为中心的全球化任务。这为 9·11 之后反恐同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这一同盟里，大多数国家沦落为美帝国 计划的国家代理。 政党国家“国际”以及南方国家“国际”的历史性失败在逻辑上把我们推向 了“人民的国际”。这是一个人民与人民的联盟。其权力既没授权给政党，也没 授权给国家。政党和国家会继续存在，但是应使它们有助于人民自己的跨国联盟 的形成过程。 公民社会和人民同盟 顺便提一下，我们接着是要讨论“全球公民身份”，还是它必然产生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流行的“国际公民社会”？可能我们要讨论的是与这两套话 语都有关系的全球民主治理问题。不过，我不喜欢过去在社会运动领域以非批评 的方式一直使用的而且现在也还在使用的概念。全球公民身份是一个抽象概念， 以世界由基本同质化的单个公民组成这一假定为基础。在这个世界里，人民所处 的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历史背景都不被考虑，而且这意味着实际存在的人 民被分为一人一票的单元。这也可能是对拥有各自尊严、精神、文化以及根基的人 类共同体的丰富的多样性的侮辱。事实上，全球公民身份的世界主义理念似乎是 一种傲慢的普遍化，因此也是把西方公民社会模式强加于使人类社会丰富多彩 的不同社会模式之上。 从更直接的意义上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得到极大发展的公民社 会模式似乎是在主要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主导影响下形成的国际非 政府组织文化的反映。无疑，“公民社会”的新用法来自于波兰工会运动的理论

构想。而且就其本身而言，它与波兰工人对莫斯科权力中心所强加的中央集权政 权的反抗有关而且根源于此。它确实有鼓舞人心的影响。但此后，在没有任何严 肃界定的情况下，这个概念像野火一样在社会运动活动家、非政府组织、联合国 机构、甚至世界银行之间扩散令我极其不安。公民社会存在吗？或者它是个我们 都必须仿效的标准模式？或者它是我们应该拥护的一套自愿组织起来的制度？ 或者它甚至与社会运动是一个意思？大家表面上所接受的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 三部曲（在这个三部曲里，“我们”应该与公民社会一体）困惑了我，让我不 知所措。公民社会存在于市场以外吗？ 1992 年，在泰国 21 世纪人民计划集会之后，我有机会参加由普世教会协会 （WCC）组织的在几内亚举行的关于国际公民社会的讨论会。在当时提交的论文 里，我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点可能与我们现在的讨论有关的看法，所以我 引用如下： 这个意义上的“国际公民社会”似乎与我所说的希望同盟在意思上很相近。 虽然我们理解，强调公民社会时是在反对国家，但是我对把希望同盟称为国际 公民社会是有保留意见的。首先，公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 它是通过国界划分的并充满了民族主义的内容。这就是你们把它叫做“国家间公 民社会”的原因。难道我们不应该设想超越国界的更广阔的社会关系，而不只是 把已经由国家构成的公民社会联系起来吗？其次，作为根据欧洲经验提出的概 念，公民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欧洲色彩。恐怕我们消除这一欧洲色彩的努 力会变成毫无意义的空想。例如，伊斯兰教穆斯林是公民社会吗？公民社会是个 历史产物——是西方所创造的现代性的产物。难道我们不正面临着现代性所带来 的所有后果吗？再次，公民社会认为某一特定地域上的所有居民都是其合格成 员吗？18 到 19 世纪的工人阶层不就被公民社会排除在外吗？难道在今天的公民 社会里就有他们的位置了吗？“非法”移民劳工是公民社会的成员吗？最后但 也同样重要的一点，难道没有必要变革公民社会本身吗？因为就是这种公民社 会产生了劳工剥削，产生了富人对穷人、父权对妇女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形式的控 制。公民社会路径没有给我们提出一个关于如何变革公民社会的方针。 不要误解。我不是像一些政客和原教旨主义者一样在宣传“亚洲价值观”， 反对西方价值观。相反，我们是在讨论并努力实现人权、民主、性别公正等主要来 自西方的概念。事实上全球化政权正在用这些概念使他们的帝国统治合法化，就 像当时布什吹嘘他通过轰炸使阿富汗妇女获得了自由那样。概括地说，华盛顿共 识把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私有化、自由竞争等都打包在一起，就好像 它们是个自然的结合体一样，然后极力怂恿人们接受这个包裹，否则他们就要 受到惩罚。我们所做的就是打开这个包裹，从中拯救出启蒙运动留下来的最好的 原素并把它们和我们传统中最好的部分一起放进我们自己的包裹。这些元素在我 们这些多产的包裹里反应、相互作用并产生一些新东西。这些新东西既不是“西 方的”，也不是“亚洲的”，而仍是我们自己的。 相互的转化性的互动 这使我们把互动理解成人民同盟构建中的相互转化过程。实际上就像弗朗西 斯（Francis）和穆希乌丁（Mohiuddin）的调查报告所显示的，1989 年以来的 21 世纪人民计划进程已经产生了很多此类互动。在特定的背景下，相关人民团 体之间的相互接触会对他们的思维、甚至相互关系都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不会产

生无国境（ transbordering ），但是却改变文化及其相互关系，使之走出偏执， 走向跨国界。这个历程始于水俣宣言的起草。当时来自北美土著人运动的领导者 们强烈反对把“民主”当作正面用语来使用。开始的讨论很严肃，也很刺激。毕 竟，我们一致同意我们在宣言中使用的表述：“其中一个从人民那里窃取和破 坏的词就是‘民主’。最初，民主意味着自治、自主、人民授权…对于土著人以及 其他少数民族，民主已成为‘多数统治’。这种意识形态把他们界定为在立法上 可能被忽略的‘少数’…我们需要恢复民主的最初含义以服务于人民斗争…” 因此，经过重新推敲过的民主就得到了修正，而且再也不会变回那种庸俗的自 由主义民主。或者我们回忆一下在泰国举行的 13 个土著民族会议的经历。在这个 会议上，部落首领受到来自他们所在部落的妇女的压力。这些妇女质问部落首领 为什么在他们的部落要求与泰国国民平等权利时，女性却还没有在部落内部得 到平等对待。首领们接受了妇女的要求。在其中一些部落里，非政府组织正通过 女性赋权项目和当地妇女合作。但是如果把这些事情当作现代（西方）价值对旧 传统的另一个胜利，那就是个严重的错误。更确切地说，我们所见证的是通过性 别平等理念的整合来改造传统、而非否定传统的过程。这个变化不能、也不应该根 据传统被“西方价值观”所同化的程度来衡量。实际上，西方价值观也被同样的 一体化过程所改变。更重要的是，这不仅是思维和观念的变革，而且就像我们的 经历所显示的，这也能使、而且确实使实际相关团体之间的关系朝更平等、更合 理和更尊重个人的方向变化。我不再详细介绍在过去的 21 世纪人民计划进程中 出现的很多这种例子，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弗朗西斯和穆希乌丁报告中的不同例 子，你就会相信构建同盟不是一个浪漫的梦想，而是由相互作用所推动的正在 进行的过程。 但最基本的是互动出现的背景。正如之前所说的，我们（人民团体）被迫生 活在一起，并通常处于对抗状态。就像无数宗教冲突引起的悲剧一样，这种情况 下的互动意味着仇恨发展到了相互屠杀这个顶点。只有出现人民团体能够开始从 另一个角度正视对方这样恰当的背景，积极的和相互影响的互动才会出现。 不可避免的是，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背景：其中一个使人民团体相互对抗， 另一个则通向联盟。在第一个背景中，别人通常只被认为是一个抽象存在，并他 们的团体会被贴上某个标签。在第二个背景中，我们渴望把别人看作带有面孔的 具体的人类。 21 世纪人民计划在设定第二个背景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也是它所 起作用的地方。事情就从此起步。 在最近几年我们举行的有基层民众参加的会议和研讨会上，与会者用来表 达这个事情对他们的意义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友谊”，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陈词滥调，实际上却不是。因为这是在那些以前一直是一个抽 象概念，而且其话语完全陌生的人当中找到朋友，新鲜、愉悦、充满希望。 共享一个同盟背景只是开始，此后的同盟构建工作才开始面临真正的挑战。 最关键的挑战还在于实际存在的分裂人民的结构性的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 削关系。相互对抗和冲突经常是由误导者利用团体之间实际利益的冲突煽动的。 除非联盟构建工作有助于至少缓解并最终消灭这种关系，否则“友谊”到 最后就会变成虚伪，甚至变成怀疑的发端。换句话说，别人又会把我们称为“阶

级斗争”——这个“阶级”不是仅指阶级的经济地位，而是就阶级根据结构力 量、从属地位和关系被重新定义而言。 现在各处人民都在进行为改变结构关系进行的应对国家权力关系，严重的 地方、国家和全球问题的斗争，试图建立一个更好的国际制度，反对和抵制被全 球权力精英表达得最露骨的战略。 实际上，不同层次的人们都在做出努力，从像泰国贫穷人民大会（ Thai Assembly of the Poor ）这样的基层动员，到像朝鲜和东帝汶为国家方法进行的 斗争，再到进行游说的政府间机构。1996 年在加德满都的时候，我们就建议与 同盟构建工作同步制定人民宪章。我们深入分析了这些斗争、运动以及战役在逐 步并有长远规划地有效减少和消除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以及统治与被 统治关系这条道路上进行互动的过程。这确实是我们大家仍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 尤其是当权力中心的全球统治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变得甚至更加嚣张， 在伦理上和意识形态上从人民之间正在加剧的不平等和冲突中获得合法性和受 益时。这就是希望同盟面临的挑战。

加德满都：人民的中心性（ centrality ） 受南亚人民丰富的斗争经历和智慧所鼓舞和充实，1996 年举行的 21 世纪人民 计划加德满都集会使我所说的人民同盟的特征更加清晰。首先，在萨迦玛塔宣言 里通过承认“人民的中心性”，我们的观念发生了一种哥白尼式的转变。 “当 主导的经济和政治体系试图把我们关心的事物当成次要的时，我们就集体重申 了我们的斗争和设想的中心性”，我们说道。“这个中心性植根于我们的日常生 活、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驾驭我们走出在这个控制体系所引起的混乱趋势的 过程中。这个中心性是我们的实践和回应的多样性。在这个多样性里，除了这个 控制体系，还存在着富有想象力的替代体系。”我们还歌颂了人民为建立另一个 世界进行的所有努力。 萨迦玛塔宣言的语调标志着我们永远不再把人民仅看作寻求援助的全球政权 的受害者。在那种情况下，对我们进行界定的就是统治政权，我们也任其界定。 在加德满都宣言里，我们拒绝被界定并宣布我们这个整体就是中心，我们通过 这个中心的标准来界定自己是直接统治力量。事实上，帝国进行统治，我们也因 此受害，但我们也清楚地说过，他们没有合法性，也没有统治的能力。这不是空 头大话，因为从这个宣言对一个又一个的人民成就的歌颂中，各种各样的人民 斗争已经显示出而且也再次发展出一种另的价值观、一种另的精神以及管理自己 和社会的方式。土著人的精神鼓舞了水俣集会，而由南亚女性主义发展起来的价 值观也启发了整个加德满都事件，同时阐明了将渗透到我们所追求的那个社会 的另类价值观。我认为虽然加德满都集会内部存在差别和冲突，但它进一步发展 了在水俣诞生的 21 世纪人民计划的精神，并使人民同盟作为全球人民的主权主 体有了更清晰的轮廓。 抵抗和构建——人民同盟和社会各部分的重新结合 我们在加德满都所清晰表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把抵抗运动和构建一

个另类社会结合起来。人民的中心性这一概念崇尚在此时此地创造一个另类社会、 经济和文化体系，同时反对全球化政权的主导性影响。那些发展有机农业，在印 度国家范围内构建另类资源发展计划、发展非传统教育的活动家以及其他努力介 绍另类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的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和之前的研讨会。实际上， 南亚在这方面的经验极其丰富。1996 年的 21 世纪人民计划就受益于它。 从这个角度，人民同盟的另一个关键方面就进入了我们的考虑范围，即人 民团体在社会经济上的重新结合。下面我就概括性地解释一下。 在开始讨论另类社会时，我们必须超越政治同盟并考虑一下这样的社会在经 济上和社会上是如何维持的。这涉及到在维持社会中起不同作用的不同部门的人 民的联合。换句话说，即这些部门里人民之间的同盟。简单地说，20 世纪从俄国 到柬埔寨以国家为导向的革命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的）反应了 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联盟的失败。在俄国，城市（以工人为代表）征服了 农村（以富农（ Kulak ）为代表），而在另一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 Kumer Rouge）以贫穷农民的名义完全消灭了城市。以国家为中心的联盟是对付共同敌 人的政治联盟。当政治目标实现时，这个同盟通常会破裂。但在直接目标实现之 后，他们就要转向另一种必须代表整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结合的联盟——工农联 盟（经典术语）。然后经济就成了主导，因为社会必须维持。简而言之，农民给 城市工人提供食粮；工人必须给农民提供农业所需工业品。如果这个关系不起作 用，其中任何一方都可能压倒另一方。然后，政治同盟就会结束，独裁也会同时 开始。在俄国，以城市为中心的布尔什维克剥夺农民，粉碎了他们的抵抗，并建 立了斯大林主义政权。 因为我们生活在新自由主义政权统治下，所以现在的形势更加复杂。它不仅 包括工人和农民，还有被分成不同部分有不同背景的人民。他们居住在不同地方 但又在由跨国公司和全球政权本身形成和主导的等级分工的、相互交叉的网络里 跨越海洋和国界联系起来。这种形式的人民团体的联合在使富人更富的同时延续 了不平等、对妇女和儿童的剥削及对其所有权的剥夺、对农业的压制以及对环境 的破坏。我们应该打破的就是这种形式的人民团体的联合。打破的方式就是通过 抵抗以及把它重新组织、整合成以可持续的方式、根据多样化的原则进行生产、贸 易和消费的新的人民团体。那么，什么样的政治统治能使这种重新结合的人民同 盟成为可能呢？ 这当然是我们所面临的最艰难的挑战。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认识到 13 年前 我们提出并在此后得到逐步发展的人民同盟概念通过动态的人民的经验得到整 体扩展是很重要的。 21 世纪人民计划——过程回顾 这个设想很宏伟，但什么是 21 世纪人民计划？作为一项运动，它现在发展 到了什么程度？这是我事先想到的问题。在 21 世纪人民计划的伙伴当中，可能 存在，也确实存在不同观点。

有一件事情我似乎认识得很清楚，那就是在我看来，21 世纪人民计划不是 那种被设想为未来世界模式意义上的希望同盟。我们只能帮助形成这种同盟。有 无数行动、运动和倡议能通过抵抗现存的全球政权，构建另类的经济以及其他空 间，设想一个和平、合理、公正、和生态上可持续的世界社会来加快产生一个另类 世界的进程。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努力。 在水俣，我们通过水俣宣言（the Minamata Declaration）开始了我们的努力。 通过接下来的两个重要会议，我们把水俣宣言发展成了在曼古的雅加达尼恩宣 言（ the Rajchadamnoen Pledge ），然后又发展成尼泊尔的萨加玛塔宣言（珠穆 朗瑪峰宣言）（the Sagarmatha Declaration）。这个发展毫无疑问代表了连续性和 就其本身而言的 21 世纪人民计划的特性。我们为能够和很多在 21 世纪人民计划 项目下进行互动的人共同做了这些事情而感到骄傲。这些互动是富有成果的，在 通常情况下还是可持续的，它们有助于联盟构建工作。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说，21 世纪人民计划在切实地进行，正如我们所表明的那样，也正如在 21 世纪人民计 划促进因素的影响下所发生的那样。 但它能意味着什么？很显然，我们并不想创造一整套贴着 21 世纪人民计划标 签的运动联盟，比如 21 世纪人民计划劳工运动或 21 世纪人民计划妇女运动。我 们也不想为非政府组织创造另一个大保护伞。那么，我们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自 从水俣集会以来就一直困扰着我们。水俣会议的参加者们，特别是那些来自外国 的参加者，被弥漫于这个项目的热烈气氛所鼓舞，他们建议把 21 世纪人民计划 继续下去，当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我们所拥有的是作为会议共同召集者的区域性非政府组织的松散联盟，但实 际的工作都是由部门性的和当地的日本团体进行的，并由最初的倡议者 PARC 对整个项目负全部责任。在讨论继续进行 21 世纪人民计划时，生态学者友君 （ Ui Jun）认为由于有会议参加者的名单和地址，通过它可以追踪他们从而找 到足够多的参加者，因为人民会自发地开始必要的跨国行动，但最后大家一致 的约定是会议的共同召集者在香港再次聚会，讨论如何继续这个项目以及苏芮 钗（Achan Surichai）在与泰国团体协商后建议在泰国举行第二次集会这个事情 是否可行。 这只是开始。21 世纪人民计划实际上是以会议的形式推动的（包括次区域层

次的，像 1993 年八月的南亚 21 世纪人民计划以及 1992 年水俣的中美洲 21 世纪 人民计划），并由具体的国家和/或地区团体筹备和召集的。因此，是泰国非政 府组织联盟，亚洲发展文化论坛和亚洲交流 (ARENA)这些对泰国集会和亚洲发 展文化论坛，斯里兰卡和尼泊尔组织共同负责的组织共同对 1996 年南亚的 21 世纪人民计划项目负责。因此，集会总是在志愿性团体（当然和其他团体有不同 程度的联合）的倡议下实施的。由他们首先发动，并由他们负责。 这听起来还不错，但实际情况却相当严峻。我们面临着可能是这种工作方式 本身所固有的严重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是：（1）倡议团体要承担的重任，（2） 决策程序缺少透明度，（ 3）在“非政府组织政治”背景下的内部冲突，并由于 第二个问题而恶化。 我们试图通过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最小的机制、理事会、协调团体、委员会及其 统治下的秘书处来解决组织问题。但这种相当惯例性的安排并没起作用。我们的 经验显示，在 21 世纪人民计划意义上的人民同盟的构建需要在组织形式上有所 创新。但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简略谈一下 21 世纪人民计划运作的环境。 20 世纪 90 年代——非政府组织联盟 为了反映和回顾 20 世纪 90 年代最广泛意义上的人民同盟的构建情况，请允 许我暂且不谈我们最近的经历。在这个背景下，我把这十年的特征描述为国际非 政府组织作为在国际政治上正式得到承认的新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在新自由主 义全球化和其灾难性的影响等问题上。 这也是在来自上面的全球化动力将要不惜任何代价向前推动的时候（比如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意识到破坏全球政权合法性的就是这个新自由主义动力， 同时，也是由来自以人民为导向的运动团体的压力强迫推动。联合国以 1992 年 的里约热内卢峰会（Rio Summit）为开端召集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这 些会议特别是峰会声明成为非政府组织进行干预的舞台。几乎所有的非政府组织 （包括基层团体）都仓促地参加和这些联合国会议相对应或者相一致的事件。这 建立了非政府组织作为国际政治主体的合法性。 这种情形非常微妙。我们需要对这个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短暂的亲密关系进 行非常仔细的分析，避免过分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在全球非政府组织联盟 是人民同盟最显著的存在模式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情形是积极的，因为来自 底层的要求和压力能够通过这种模式反映到上层，以寻求官方支持和承认。由主 要来自西方的游说专家领导的游说是非政府组织的主要活动方式，但联合国的 场合也使非政府组织基层活动家有很好的相聚机会。

但是事情的另一面是夸耀地谈论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的作用的各种全球化政 权机构，世界银行也在其中，开始把非政府组织作为他们资助的“伙伴”并完 全把他们与自己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和方案相结合。同时，主要的非政府组织也在 上层得到了能够自由、安全地表达其意愿和理念如参与、可持续发展、人类安全、 生物多样性等的特权空间。这个空间可能是个圈套或另一个人民抵抗的舞台。并 非所有的非政府组织都意识到如果他们自满于新获得的地位，这个空间就会很 快让他们上圈套。 这样，在以前曾是社会运动的舞台上就出现了全新的非政府组织的话语例如 非政府组织—政府—商业之间的伙伴关系、参与、主流化、参与全球化进程以及制 定世贸组织的社会条款等，它们进入了指导我们实践的思想体系。甚至在很多情 况下，公民社会的这种合法化概念也作为人民运动的替代物被纳入了这个思想 体系。 我认为陶醉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之所以说它已经过去是因为在 20 世纪 90 年 代形势更加恶化，在 9.11 之后尤其糟糕；也是因为在那些貌似合理的口号经过 检验的地方，实践证明这些口号没能改变真正的权力关系。非政府组织的游说和 联盟活动所得是确立重要权利的合法性，这是我们宝贵的财产。但是这个全球化 政权也认识到了如何建立一个霸权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通过它对这些 权力的口头上的承认把非政府组织纳进他们宏大的新自由主义计划中。总的来说， 20 世纪 90 年代所推行的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计划以及被逆向改变的整个权利 关系，暴露出国际非政府组织联盟作为全球权力政治主体的局限性。 但是我要说 20 世纪 90 年代人民联盟的存在方式不是消极地消失的，因为它 是由于恢复大众行动的作用的全球人民运动的出现而消失的。当然，这个全球人 民运动的出现是以破坏世贸组织部长会议和有可能为人民联盟的构建开辟一个 新阶段的西雅图示威为标志的。西雅图向我们展示了通常不同的团体、劳工和生 态学家等主体之间的有趣互动。随后出现的是在此后全球化政权的重大事件中出 现的大众行动。我所谈论的不仅是指活动方式如游说或街头示威。西雅图最终并 不经意地把这两个联系了起来。问题的关键是认真地衡量我们和希望同盟又走近 了多少，离它的距离还有多远。而且现在我们可以说在西雅图之后我们引入了一 种新的人民同盟存在方式，使同盟的层次更接近于基层民众。 我们回忆一下，就公众可见性而言，21 世纪人民计划主要是通过它自己的 主要集会来运行的。正如我们所知，这些会议在不同人民团体和个人之间产生了 无数的联系。很多 21 世纪人民计划进程的合作者们参与了联合国召集的会议和 类似会议上，并在这些会议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 21 世纪人民计划敢于召集 自己的会议。我们制定并遵循了我们自己制定的日程表，而不是跟在联合国准备 好的日程表后面。当我们根据非政府组织层次的倡议开始集会时，每个集会都深 深植根于举办国以及举办地区的社区和人民运动。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所生活

的 20 世纪 90 年代是很微妙的十年，与这个十年的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政治进 行互动而不是被它吞没。 现在，在后西雅图形势下，出现了人民运动和团体的强有力的动员并开始了 全球集会。曾两次在阿雷格里（Porto Alegre）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无疑是从后西 雅图人民同盟的存在模式中发展出来的最重要的集会。根据以上我所提到的 21 世纪人民计划集会的所有特征，世界社会论坛看起来好像与 21 世纪人民计划最 接近。2003 年第三次世界社会论坛将在阿雷格里举行（此前在亚洲印度将举行 一个这种会议），而且我听说 2004 年会议地点有可能改到亚洲。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讨论 21 世纪人民计划的过去并决定它的将来。从构建人 民同盟的观点出发，我个人提议只要人民集会很重要，我们就要与秉承 21 世纪 人民计划精神的世界社会论坛集会展开合作。换句话说，我们不再以 21 世纪人 民计划的名义召集大型集会，并停止 21 世纪人民计划的大型集会阶段。我认为 停止这样的集会是积极的，因为从水俣会议开始我们想要的就是帮助建立人民 同盟，并不是创造我们自己专有的运动或权力基础。在同盟构建工作中开辟一个 新阶段是极其受欢迎的事情。 正如之前所说的，21 世纪人民计划最引人注目的表达方式就是大型集会。 后加德满都时代的组织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满足了组织大型集会的需要。如 果我们以后不组织我们自己的大型集会，那么运行机制以及组织性质应该会完 全不同。 但是除了集会以外，21 世纪人民计划是什么？如果什么东西都没剩下，那么 是该立刻并全部结束 21 世纪人民计划的时候了。真是这样的吗？之前我说过， “在水俣，我们以水俣宣言开始。通过此后的两个主要集会，我们把水俣宣言发 展成雅加达尼恩宣言，以后又发展成萨加玛塔宣言。这种变化无疑代表了持续性 以及就其本身而言的 21 世纪人民计划的特性。”如果这样的话，还有一些东西 是我们共同制定出来的，我们很多人对此也都有同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伙 伴。 在同盟构建中，我们一直讨论和实践人民团体之间的互动。这是一种以确定的、 建设性的方式超越界限的行为。我们有一些经验，但还远远不够。可能存在很多 由于接触和互动导致相互屠杀和仇恨的情况。在某种道德背景下发生互动并促进 同盟的构建是至关重要的。要出现这种情形，还需要推动者。在各种共同体和社

会运动中存在这样的推动者。在忙着实现运动的直接任务的同时，他们也关心其 他人，在 21 世纪人民计划的视角下寻找超越既定界限的联合方式。事实上，是 他们的热情让过去的 21 世纪人民计划集会成为可能。他们都来自不同部门，在 不同背景下工作，一些是知识分子，还有一些是基层工人。但是由于我们过度忙 于准备大型集会，他们的经历、思维以及理解没有得到交流、理论化和互相影响。 如果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交流理念和经历的网络，那么 21 世纪人民计划将在 人民同盟构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这个网络中也将产生新的行动倡议。然后， 我们就会进入 21 世纪人民计划的第二个阶段。